家里最不受重视的女孩，27岁，偷偷买房

“倘若一个女人决意要写小说，她必须要有钱，而且还要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这是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最出名的一句话，这也是杨敏从小以来的梦想。

杨敏是家里排行第二的女孩，从小到大，父母的资源就一直向着弟弟倾斜。弟弟在高中时，父母就为他买好了婚房，但工作多年的杨敏却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关于买房，妈妈更是直言不讳：“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

杨敏不是没想过从家庭里独立出去。985大学毕业后，她野心勃勃去到了上海、成都，进过互联网大厂内卷，也去过尝试过边工作边考研，但这些努力都没能帮助她在城市里扎根。最终，她选择回老家的国企工作。

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杨敏回家后的第一个计划。27岁那年，她瞒着父母贷款、交首付，看着房产证上的名字，杨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底气。

但没想到，这却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因为一套房子，母亲差一点就要和她决裂了。

女孩子不用买房

我从成都回来后，就一直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不为别的，就想拥有一段自己独处的时光。

三年，我存了6万，加上2016年开始买的理财保险，每年都会强制存2万，我口袋里已经有了20万，付了一个小房子的首付。

然而在三个月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母亲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我的房产证。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质问，她先发制人，“你一点都不尊重我！你买房子不带我看，不问我的意见，背着我就买了！你还把我当你妈吗？”

接下来，像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指控一样，她细数了一遍自己从小到大对我有多好，来衬托我的无情无义和不尊重人。

听到这些话，我一面感到震惊，一面感到委屈。在买房之前，我不止一次和妈妈尝试过沟通，可除了无休止的争吵，永远没有其他结果。

第一次和母亲提起买房，是在我刚回老家的第一年。我看好房子后被她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她嫌我选的位置不好，选择的理由太幼稚，再加上当时我也没有存够钱，只好乖乖接受了批评。

后来我又看过好几次房，每次母亲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现在房价太高”“疫情期间市场不景气”“等二十大开完看看政策”......

在2021年时，我估摸着再有一年应该就能存够了，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她，“妈，我可能再有一年就能存够首付，最近要开始看房了。”

她一反常态地说了句：“好啊，那你去看呗。”我脑中闪过一丝喜悦，却不敢问她原因，生怕多问几句她又会改变想法。

很快，我看中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子，上班只需要五分钟步程。本以为这次母亲不会任何理由拒绝我了，没想到她听完后，把手里正在干的活一扔，转头告诉我：“不是不能买，而是没有必要买，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

这一次，母亲终于亮出了底牌，我也明白了，原来她之前说的同意只是敷衍。

“我明确告诉你吧，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买房，要么你一辈子都不结婚，要么你离婚了一个人带孩子，到时候我直接给你买一套房子！否则休想！”

不用想就知道，这根本是她给我画的大饼。母亲非常希望我早点结婚，而且在她的观念里，这两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结论很明显，我妈这辈子是不可能同意我买房了。于是在这次争吵后，我就决定了要自己买房，而且我不能告诉他们，我要偷偷地买。

在2022年11月，我去到售楼部，用我攒的20万交了房子首付。房子只有40平米，刚够一个人住，但拿到房本的那一刻，我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

回到家后，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房产证随机夹在了衣服里，藏在了衣柜的最深处。没想到三个月后，母亲就在帮我打扫房间时发现了它。

家里最不受重视的女孩

我家有三个孩子，姐姐比我大六岁，弟弟比我小一岁半，我是女生，又是老二，从小在家里最不受重视。我出生时，妈妈大出血，又碰上生育政策查得严，所以一生下来就被抱回乡下了。

直到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父母终于把我接到了城里的寄宿学校。倒不是专门给我换学校，而是当时弟弟该上小学了，父母想送弟弟去这个学校，但又觉得他年龄太小，想有人照顾他，所以干脆把我一块送过去了。

寄宿学校一个月送我们回家一趟，但我最不期待的就是每个月的回家日。回到家意味着面对三个根本不熟的家人，我每次都因为叫不出口“爸”“妈”，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憋回去，那种尴尬的气氛让我对所谓的“家”完全没有归属感。

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并不藏着掖着。上三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那时我刚回父母家，一天晚上吃完饭我把自己的碗拿去厨房洗了——这是在乡下姥姥姥爷家培养起的习惯。没想到我爸很生气地一拍桌子，说我应该拿全家人的碗去洗。

相比之下，弟弟只是比我小一岁半，他吃完饭甚至都不会把碗送到厨房里，也从来没有人让他帮着收拾任何东西。我当时很害怕，只好乖乖地把碗拿去刷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本能地用顺从当作自己的保护色。

相处的时间越久，越频繁地感受到类似的不公平。爸爸妈妈有时开车带着我和姐姐、弟弟出去玩，我们三个孩子坐在后排，我最先上车，坐在了靠窗户的位置，姐姐和弟弟为了争抢另一个靠窗的位置就会开始吵架。

他俩一吵，爸爸就会呵斥“你俩别吵了”，然后从后视镜中抛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你去坐中间。”虽然我不想坐中间，但我也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挪过去。

小学毕业后，我去小姨所在的初中念书，当时小姨是我班主任，我和她的小女儿住在她家。常年寄居在别人家里，我自然地对周围环境有种不安全感，渐渐地，我变得性格孤僻、胆小、畏畏缩缩。

小姨应该是发现了我的性格缺陷，在上初二的一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时，她把我叫到了客厅的沙发上聊天。她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丫丫，你不要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受重视……人生的幸运与不幸不是父母对你爱得多少来决定的，而是自己决定的......”

现在看来，这都是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当时的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我感动得一个劲地流泪。

在我心里，小姨一直是个包容、独立的女性。她的婚姻并不算幸福，姨父是个自我且家庭观念弱的男人，很少为家庭付出。在这种丧偶式家庭中，小姨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但从来都没有一点怨言，对待我也和对她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住进小姨家之前，我一直不愿意去直面父母重男轻女的这件事，或许是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变得宽容，不再计较父母对我的爱比别的孩子少，也不再胆小怯懦，我渐渐开始有了一点自我意识的觉醒，意识到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来逃离家庭。

逃离家庭计划

从小到大，我的成绩都算比较好的，也是家里三个孩子里唯一考上985大学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父母最骄傲的一点，所以读书的时候总是神经很紧张，生怕自己万一考不好会怎样。

上大学后，每天坚持去早读，但是渐渐地，我发现身边的人好像都很松弛。比如室友早上没有课就不会早起，她们会用一整个周末的时间休息、看剧。

我反问过自己，这种差异是因为什么，后来发现，虽然逃出了高考的压力，但家庭的压力却伴随着我走到了大学。

同学的家长在打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时，他们会很大方地承认自己在看剧，而每次母亲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时，我都只敢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不然母亲一定会觉得我不上进。这种压力就像沿着一条无形的轨道行走，时间长了，竟然也很难脱离了。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新一轮逃离家庭计划，这一次，我满怀着必胜的决心。

21岁，我怀着一腔孤勇去大城市闯荡，到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在徐汇区的一个老旧逼仄的弄堂里，和别人合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都付了房租。安顿下来之后，我却被公司告知，自己实际需要报道的地方在浦东，于是上下班挤地铁变成了我的日常。

以前我很喜欢坐地铁，喜欢看形形色色的人在地铁中不同的样子，但在见识了上海的早高峰后我才明白，原来我喜欢的只是宽松有位置、没有汗臭味的地铁。我每天早上八点出门，晚上九点回家，舟车劳顿，日复一日，即使累得小腿打颤，也要为了节省开支，回家后大晚上做好明天要带到公司的饭。

大学时想象自己以后在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穿着商务装健步如飞，是一件很帅的事情，但真正开始工作后，商务精英被打回社畜原型，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当小镇做题家的那些年，我疯狂刷题渴望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但我还不甘心就这样回老家，于是我赶着9月份校招还没结束，从上海辞职去了成都，应聘别的工作。我在报社做了半年时间编辑后，看到身边大家都在考研，也抱着从众心理想试试，又辞职找了一个私人博物馆的工作，在职备考。

博物馆的薪资3000元一个月，但工作很清闲，每天八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工作包括遛狗、听雨、打麻将、摆龙门阵，偶尔去盘点藏品。突然间，我发现我很享受这样清贫但是安逸的工作。

我还记得2018年冷风飕飕的冬至前一天，馆长任性闭馆，带着所有人去喝了一锅热乎乎的羊肉汤，那时候我好像明白了——原来我想要的不是大城市里的高薪，不是无休止的加班，不是老板口中的大饼，而是这样一种闲散又无聊的时光，不用竭尽全力，也能活得开心。那晚围坐在热腾腾的食物蒸汽里面傻笑时，我恍惚间感觉自己身在老家楼下的羊肉汤店。

后来我考研失败了，又尝试过很多离奇的工作，比如在编程公司做品牌策划、在连锁健身品牌做新媒体运营等等，这些工作到最后都没有做下去。

那时，我已经25岁了，到了长辈口中应该稳定下来的年龄。父母经常打电话催我赶紧回家，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我一次次失败的逃离计划，好像也加快了我的觉醒——与这些压力相比，以前我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家庭，是唯一能给予我庇荫的避风港。

19年底，我通过考试成为了家乡一家国企的文员，转年疫情来了，我也算踩着点脱离了市场上的摇摆，进入了相对稳定的轨道。

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回到老家后，和父母住在家里，他们既是我的父母，又是房屋的主人，我寄人篱下，经常会受到他们的管教。

每次提出自己想买房的事情，父母就会灵魂拷问我：“你在家不是也有自己的房间吗？你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不会打扰你。”除了时不时的被管教，生活习惯不一致也让我有一种很不自由的感觉。我在房间可以关门，但爸妈也可以随意进入；如果晚上11点灯还亮着，妈妈会过来看我怎么还不睡觉；甚至现在27岁了，还不敢当着他们的面喝可乐，只能偷偷在楼下喝完再上楼。

父母不同意我买房，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十几年前，我弟弟上高中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子，而且就直接告诉我这个房子是给他结婚买的。那时我也在上高中，还不太懂这些世俗的东西，觉得房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后靠自己也能买。

我一直认为自己追求一种“向下走的自由”，最明显的就是我不再去争论家庭对我的不公平了，而是自己说服自己，然后放弃改变父母的想法，接受这样一对有局限性的父母。

如果我努力抗争，争取到至少和弟弟差不多的一套房，好像更符合当今的女性主义。但在我的观念里，父母的钱永远是他们自己的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如果给我弟弟让他们更加安心的话，那就给他。我也经常想，虽然他们从小给弟弟物质上的支持更多，但是在教育上也没有亏待我，他们并不是不爱我，只是爱得没有那么多，我能劝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

理智上，我恨家庭不公平地对待了我这么多年；情感上，我又放不下父母养育我的恩情，而且我很依赖家庭的温暖，所以最后选择了一种最为平静的解决方式，就是和解。

我妈在意房子的商品价值，她觉得我买房时行情不好，日后房价会跌，但我在意的只有属于我的独处时光，这段时光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意味着每天下班后，我知道我要走进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会很轻松地骑着自行车，顺道买点吃的，计划一下晚上看什么电影，到家后可能会泡个脚，拿出早上冰镇好的饮料，打开电视，就那样看着。

周六早上起床时，内心也会很安静，因为自己要自由地计划这个周末了，但是在家的话，时间会不由自主地被房子的主导者支配，比如爸妈会让我去干洗店拿个衣服，或者去接送一下我的外甥，我的计划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打碎。

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到：“物质对于创作力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是物质本身在起作用，而是物质能给予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不管怎么说，先要让自己物质层面的身体独立出去，才能谈精神上的自由。

我的房子快要装修好时，妈妈主动提出要给我一笔钱装修房子，但我没要，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底气会变少。我希望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得到的，那样会让我实现真正的独立。

因为资金有限，我的房子都是最基本的装修，只添置了咖啡机和一些花花草草，其他的正在一点点朝着我想要的样子改变。之后我的房子里会有一张大书桌，我会慢慢开始创作我的小说，即使我知道自己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但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点理想主义。

在这个简单的，只有40平米的房子里，我在一点点构想未来的轨迹，如何变得更加自由、独立，然后把父母留在我身上的影子，慢慢全部抽离。

就像伍尔夫鼓励女性的那样，“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行，去无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钓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