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片没落，我们需要哀叹吗？

功夫片，大概是近年来最不景气、“消亡迹象最明显”的电影类型。

各大档期、年度榜单、话题口碑之作里，其身影一概难觅。偶尔出两部小惊喜，仔细看去，也多半只挂着功夫招牌，重心却在喜剧、爱情、玄幻、修仙、偶像cp……总之，从其它卖点上得利。

至于网络和电视剧那边，流量还有一点，但也往往花架子有余、核心要素崩得厉害，点开评论区，触目皆是“动作场面不忍直视”、“全靠替身、闪回加慢放”、“五毛钱特效”、“打戏效果仅粉丝可见”的冷嘲热讽。

拍不好武打，因为没人打

其实，“动作片的没落”，是世界性难题。

想想看，你有多少年没在好莱坞大片里，看到《洛奇》《铁血战士》《第一滴血》《亡命天涯》这类东西了？

前些年内地倒引进过名为《敢死队》的三部曲，里边云集了来自上一个时代的硬汉猛人：施瓦辛格、史泰龙、布鲁斯威利斯、米基洛克，平均一身腱子肉、个个胸比城墙厚。

靠着情怀打底，中年以上观众群体里，对它的接受度不低。但在美国主流院线眼中，它仅有的意义，往好了说叫致敬，往难听了说：炒冷饭。

没错，这群真刀真枪肉搏、动辄跳火车跳飞机、脑袋悬在裤腰带上拍电影的老男人，等于搞了一次追念往昔荣光的告别赛——不是复出，而是宣布谢幕。

君不见，银幕上的飞天遁地早已进阶到《复仇者联盟》的段位，一切都用神仙打架的级别展开，再身手矫健的凡夫俗子，面对灭霸、万磁王、伏地魔，也注定提前歇菜。

2019年《阿丽塔：战斗天使》在中国五天票房破五亿，可片中女主，全由电脑合成。当然，她表情自然、动作流畅，除了眼睛过大，看不出和现实人类的区别。但正是这份形神兼肖，愈发让舆论惊呼：从今往后，我们是否还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打星？

更进一步的：我们是否还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打戏”？

因此，要解释功夫片的衰颓，我首先想起的，总是两句著名台词：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片江湖”，以及，“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中国武术名扬天下，按说，全球范围要找一座功夫片的不竭富矿，也该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可惜情况在咱这儿也差不太多。

于荣光曾在采访中回忆：八九十年代的功夫片，里面演员全是练家子，很少用替身、也羞于用替身，大伙儿都亲自上场。

你瞧，又是“回忆”、又是“八九十年代”，一水儿的过去时。眼下之意，现在如何，不用多说。

演员断档背后，无疑是市场喜好的偏移，还有内娱造星工业的逻辑更替。

科技与特效的发达，足以把一只肥硕的熊猫都变成绝世高手，这让银幕上一切身手不凡的奇迹，蜕下昔日高不可攀的门槛光环，显得予取予求、不必珍惜。

眼看着谁都可以会功夫，于是不再那么渴求于欣赏功夫。这就是去神圣化，这就是意义的垮塌。

新一代明星们，就像大家挂在嘴边的“小鲜肉”昵称一样，无论出于爱惜羽毛的自怜、还是出于赚快钱变现的欲念，都很难再愿意投入漫长的青春和日常，去进行肢体、拳脚、刀枪剑戟的训练，更勿论冒着受伤风险在拍摄现场跳桥钻火圈，万一不留神再破个相毁个容——谁都知道，那才是他们真正吃饭的家伙。

理想很可贵，江湖则未必

上面说的，都是显性触因：银幕上，会打的人没了。

下面说的，则是隐性内因：银幕下，看打的人少了。

为啥少了，也许，有良性和恶性两个角度，它们分别导出一个悲观的和一个乐观的判断。

从恶性角度说，功夫也好，武侠也罢，都是“成人童话”，萌发于一腔赤子之心式的热血、一种质朴的锄强扶弱、一份替天行道的信仰。

你爱看这些，建立在你相信这些，至少，你尊重这些。那如果有一天，整个社会，都开始怀疑这些了呢？

侠义道之本，习武者之魂，和欲念、贪婪、虚妄、犬儒、拜金之间，永远是敌我矛盾。

如今的世界，内卷成风、庸俗市侩，理想主义退行为群嘲的对象，结果，只能让童话成了鬼话。

一诺千金、义薄云天、扶危济困，在务实功利的当代准则里，够兑现几厘KPI？在自贬自嘲为社畜与打工人的众生眼里，仁者无敌的自我加冕，又剩多少实现可能？

但从良性角度说，事情又好像没那么不堪。

几乎所有和功夫有关的故事，都发生在“前现代”，发生在“人民当家作主”之前。

那是不是说明，只有政府和管理缺位、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众生才会呼唤一个体制外的强力者，前来惩恶扬善？

若这样想，则“我们不再需要功夫片”，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安全感？

典型例子是香港——华语功夫片当初最辉煌的生产地。

以前就提过，香港电影，最大特点即为“明明是国际大都市，却处处涌动着一股江湖草莽气”。因为漫长而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里，它几乎始终置身于顶端秩序的缺失当中：有庞杂的社会肌理，却少了来自国家层面的建构与打理。

江湖作为功夫片的血统基壤，固然具有粗粝的鲜活、跃动的生机、英雄不问出处的自由，可江湖的另一面，往往就是鱼龙混杂、丛林法则、无契约无保障、胜者为王的暴力当先。

因“庙堂”的缺席而独自活跃的江湖，其背面，注定是一片巨大的、泥沙俱下的道德灰色区。

这个灰色区，对普通民众来说，还真不见得是好事。对电影来说，它倒是能提供不少传奇，但这属于“江山不幸诗家幸”。

而九七回归之后，尤其是这些年来，香港正在经历的，是一个“再秩序化”的过程。

秩序有了，江湖就褪色了，功夫片，还有愿赌服输、歃血为盟、冤有头债有主这些古老的度量衡，好像也就没那么必需了。

所以，功夫片的淡出，也许，恰恰意味着现代制度与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意味着社会趋于成熟和理性，意味着少年人不再狭义地曲解“血气方刚”、成年人不再天真地幻想“侠以武犯禁”。

人类经历那么多年的跋涉，才走到用法律和道理说话的时代，又何必急着，在刀光剑影的白日梦中，回到靠拳头说话的阶段？

往日的辉煌，其实很多变

可是，找再多让自己释怀的理由，总难免有一点惆怅。毕竟，既往的成绩，相当彪炳。

但这个彪炳，并非固态静止、顺理成章的，更不是因为老祖宗武艺卓绝就直接“躺赢”了的。

它经历过艰难和曲折的探索，多次找到新的生长点与增值空间。

功夫电影的繁荣可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单一个《火烧红莲寺》系列，就三年拍出过十八部，用今天的说法，妥妥的大IP。

不过，一红，就有无数跟风，一跟风，就有固步自封。拍着拍着，没了武侠、只剩神怪，后来，连民国政府的审查机构，都判定其为“形状怪异、惊世骇俗”。

这种低级趣味的荒诞不经，充斥蔓延到六十年代，眼见着低谷越陷越深。

然后，香港邵氏影业出了两位导演，即大名鼎鼎的张彻和胡金铨，他俩的创作，第一次在刀光剑影里，注入了书卷气和文学意脉（你会发现，这个方向和后来的金庸特别一致），《大醉侠》《独臂刀》等神作，至今还在圈子里被津津乐道。

从此，一直作为消遣娱乐、不务正业、打打杀杀代名词的“武功”，才登上前所未有的格局和境界，作为一种文化学概念、一条精神谱系和一份世界观，被重新定义与看待。

七十年代属于李小龙，《精武门》《猛龙过江》和《龙争虎斗》，无一例外加入了某种“中华民族用比武和技击上的胜利，证明自己不是东亚病夫”的家国天下情怀，更何况，它们常常以大洋彼岸为拍摄环境、以海外华人为主角英雄，等于是“在外国人的地盘用功夫打败了外国人”，有了双重的快感。

到八十年代的内地，张鑫炎导演、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上映，斩获1.61亿元的“票房神话”（要知道那年头票价往往一毛钱一张）。少林寺作为中国武术的地标符号，让电影与历史文化的交融显得顺理成章。而李连杰既是少林俗家弟子、又是全国武术冠军的身份叠加，更推动着“真功夫”，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看点、大爆点。

后来的《黄飞鸿》系列、《方世玉》系列，都延续了这份气质。直到李连杰远走美国发展，他身边的一众绿叶，如于海、计春华等等，或是追随他脚步学武入行的一波年轻人，如吴京、赵文卓等等，依然撑起了下一个时代。

和“实感派”相对，徐克的《新龙门客栈》《蜀山剑侠》则走向了梦幻化、写意化的极致，把千古侠客梦里最浪漫的那点墨迹，渲染成舞蹈一样的华典诗篇。

这条路径的集大成者，则是李安的《卧虎藏龙》 ，儒道文化的境界营造、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让整个西方瞠目结舌、如痴如醉，一举捧回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

与此同时，成龙的动作片却另辟蹊径：幽默风趣、激烈但不暴力、搞笑而不低俗、看起来总是在奔逃的一方但偏偏占尽便宜（洪金宝也是这个路数），从而软化了功夫题材常见的血腥恐怖因子，又一次完成了对本土观众和海外观众的双重取悦。

大约十年前，香港影人大批北上，推出了一批新派功夫片，其中佼佼者，无过于甄子丹的《叶问》系列，它有着极其工整的类型叙述结构、极其有效的情绪唤起机制，每一部都在“从屈辱叠加到屈辱洗雪”的中国功夫自我正名路径里，屡试不爽的运行。

重述过这几十年盛衰，似乎能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功夫并非一个笼统词汇，它蕴藏的多重文化样态，展现了海纳百川的胸怀，时空演化的表象背后，藏有飘忽的精神共通。

第二，是江山代有人才出的局面，保证了功夫片的生命力延展，却也从各个维度穷尽了功夫在影像语言中的呈现可能。

第三，变化始终是功夫片的关键词，且每一次变化，都与精神气质层面的提振息息相关：或是人文底蕴的持续注入，或是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的持续注入。

文化和价值观，是功夫片每次自救和自振的最关键要义。

那么，今天的疲软，会不会只是等待着又一次变化？我们是不是正在犯认知错误，把变化当成了消失？如果新的变化将要发生，又会如何与文化和价值观，建立联系？

化整为零后，润物细无声

第一个变化，还就发生在“文化”的内部形态上：中国语境里，总会对功夫片使用一个同位语词汇——武侠片。

其实，武侠、武术、武林，这些概念，都不太一样。

武侠是虚幻的、想象性的，武术是具象的、技术性的；武侠是一片影子，武术是一套拳法；武侠要吟诵，武术要习练；武侠是浪漫主义，武术是现实主义。

姑且认为，上面所述的李小龙、李连杰、成龙的真功夫，就是武术片，而《大醉侠》《龙门客栈》到《卧虎藏龙》那种“氛围感拉满”的，叫武侠片。

那么武林呢？武林是历史的、社群性的，武林首先是一群人，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人际规则、有自己的人情世故、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稻粱谋。

现在，真功夫没人会了，氛围感又不落地了。也许，该“武林片”登场了。

王家卫十年磨一剑的《一代宗师》，就已经把视角从“登萍渡水、走谷沾棉”，转入到人的生活与情感处境，电影既没有刻意去写一种英雄救美、夺宝寻仇的神话（武侠），也没有刻意去凸显踏雪无痕、飞檐走壁的高能（武术），而是在尝试讲述一个确切存在过的武林世界。

在那个里面，叶问也好、霍元甲也好、宫二先生也好，都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他们不再是令狐冲、杨过、张无忌，他们所组成的那个以练武、传武、演武为存在前提的社群，有自己的规则、伦理、信奉的法则和遭遇的困境。

电影在试图讲清楚这些东西，讲清楚这个武林社群曾经黄金岁月里的荣光与凋敝前的挣扎，仿佛对江湖所展开的一次大型田野调查。

另一个代表人物则是徐皓峰，他的电影作品，《倭寇的踪迹》《师父》《箭士柳白猿》，常常不讲武术而讲武行、不讲武侠而武道，根植于民间武林、根植于以河北为根基的华北武术体系，不断探究和还原“武林”的运作逻辑，师徒之间是怎么一回事、门派之间是怎么一种竞争和依存关系、一个招式在源流和演变中是怎样有章可稽……勾勒出了一个意境苍凉的扎实的时空，大大加重了功夫话语的真实感和现实主义特征。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些作品不再是功夫片、不再是“以前熟悉的”功夫片，但此即为求变、即为新的生长点。

从魔幻到历史，从神怪到人心，这与当初张彻胡金铨做的事情不是非常相似？

第二个变化，自然属于价值观范畴。

每个类型本就有兴盛期和衰变期，就拿美国特有的西部片来说，黄金时代里也是占据好莱坞半壁江山的份额，近年日薄西山，除了科恩兄弟、昆汀等少数导演，几乎没啥人拍了，但是，它可以改头换面、化身为某些隐性元素，继续给其它电影提供营养：

比如，西部片的精神在于，“现代文明到达了一个蛮荒之地、自以为是地觉得可以征服和改造它、却遭到了属于蛮荒本身的骄傲的抵抗”，那好，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阿凡达》是否也可以看成是西部片——“传承了西部片精神的科幻片”？

功夫片或许也可如此。

作为一种类型衰落了，但作为一种要素，依然春风化雨般渗透在一系列新作品里，持续地、不为人知地发挥作用。

有时候，这作用并非技术性的、有目的的，而更像一种创作者的下意识，一种原型和母题的反复降临。就像建国之后若干年里，大量红色经典，乍一看肯定没半分功夫片的影子，但谁又能说《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这样的作品，它们的结构方式和人物气质，没一点武林侠士、草莽传奇的影子？

同理，近年里叫好又叫座的、屡创票房奇迹的主旋律商业大制作，如《战狼》系列、《红海行动》等，主角无不以“一身的好武艺”为特征被人记住，以一敌百、身入虎穴、力挽狂澜、斩邪留正、嫉恶如仇等品质和行为，又何尝不处处闪现着功夫片时代最有神采的人物塑造经验？

不只是人设使用，更有不少以往独属于功夫片的场景设计、拍摄技巧、调度诀窍、剪辑节奏、表演方式，被用于看似与功夫片无关的此类作品当中。

张艺谋的新作《狙击手》里，战争被浓缩在两位枪神之间，以一场近乎“决战紫禁之巅”和“华山论剑”的比武形态展开，且这种比拼，早已跃出了纯粹的技艺高低，而贯通于精神气蕴、人格高度的碰撞当中，这已经等于是在整体上化用了武侠电影的最高叙述形态。更不用说对子弹破空而过时“以极致慢速表现极致快速”的处理细节，破屏而出的都是各种功夫片里的暗器处理。

由于这些功夫人格的拥有者，无一不是革命英雄和革命军人，由于这些功夫技能的施用场域，无一不是反抗侵略、保家卫国，于是，功夫片再次回归了它的本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等于说，在狭义的功夫世界因各种原因显得不那么必需之后，功夫片主动化整为零，进入更宏大更匹配时代主旨的音域，以类型的看似消失，换来了类型的另类永存，顺带手，还探讨了之前自身一直在试图解决的问题：功夫的最高意义，究竟在哪里。

保护和唤醒民众、民族力量的自证、内在的仁与悲悯、为天下苍生的奉献、对和平的守护，这些，才是中国功夫电影一直在努力奔向、也应该奔向的地方。

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哀叹“功夫片”的没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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