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城市指数2022

对任何城市来说，覆盖全且稳定的高速互联网是成功发展数字技术的先决条件。互联网能提升市政工作效率和质量，进而提高城市宜居性。在新冠疫情期间尤其如此，许多日常活动和交易需要通过数字工具进行。本指数将从三个角度衡量连通性：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质量和负担能力。

在数字基础设施（移动和固定宽带用户数量以及5G成熟度）、互联网质量（上传速度和延迟）和负担能力方面，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和新加坡获得DCI排名前两位，紧随其后的是苏黎世、北京和悉尼。哥本哈根在数字技术的运用方面领先全球，从“哥本哈根连接”（Copenhagen Connecting）项目便可见一斑。该项目是一项智能城市倡议，旨在汇集不同来源的数据（包括手机、公交车上的GPS和垃圾处理系统中的传感器）为技术和服务的整合提供支持，进而帮助城市减少拥堵、污染和排放。

市政服务的效率影响着居民生活和企业运作，而数字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市政服务的效率。DCI评估的关键指标包括面向居民和企业的电子政务门户网站、无缝出行相关的数字技术（例如机场生物识别和一体化公共交通应用程序）以及健康和教育数字平台。

在电子政务服务领域，高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领先。在为居民和企业提供电子政务服务方面，新加坡独占鳌头。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新加坡智慧国及数码政府工作团（SGFinDex）率先使用在线系统建立全国数字身份认证并集中进行管理，从而允许个人访问不同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的金融信息。圣保罗次之，疫情期间该市推出了一项数字身份证计划，让居民在家也能安全地获得公共服务。新德里排名第三，因为除了实施开创性的印度国家数字身份计划“Aadhar”之外，该市还在疫情期间还大力提高了数字参与度。

DCI 排名的第三大指标是文化，也就是基于价值观的表现，包括数字包容性、政府参与度、数字技术成熟度以及公众态度和信任。这些看不见的因素将决定一座城市的数字技术战略是否有效和包容。

Economist Impact的调查显示，新兴市场城市的数字技术水平以及对电子政务站点的满意度明显较高。新德里、迪拜、雅加达、北京、墨西哥城、马尼拉和曼谷分列前七。这一结果说明，数字平台对新兴市场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更大的影响，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往往在线下环境中面临着更多的限制，无论是获得实体银行服务，还是为了其他服务出行。我们还发现，总体而言，新兴市场城市对电子政务的信任度最高；就地区而言，亚洲城市对电子政务的信任度最高。

欧美城市在人工智能成熟度方面领先世界。人工智能作为城市的关键工具应用于各种服务中，包括交通的优化、能源的使用以及城市服务的设计和规划。城市部署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收集各类传感器数据和居民间的数字交互建立了日益庞大的数据库。我们发现，人工智能成熟度与城市和国家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人工智能成熟度较高的城市大多集中在欧洲和美国，其中达拉斯、纽约、华盛顿特区、伦敦、柏林和法兰克福位居世界前列。新加坡和首尔是DCI排名中收入最高的亚洲城市，分列第七和第八。

开放数据有助于推动城市创新。在开放数据访问和使用政策方面，Economist Impact调查显示欧洲和北美城市表现出压倒性的优势。这类政策涵盖了数据的发布和使用，目的是推动问责制度建立、创新，并提高社会影响力。伦敦、多伦多、巴黎、达拉斯、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位列前四（3座美国城市并列第四）。首尔是亚洲表现最好的城市，排名第七。

研究表明，开放数据有利于城市经济和居民福祉。过去十年来，伦敦交通局（TfL）的改革是一个很好的典型案例，值得全球关注。这项改革促进了近一半伦敦居民使用的600多种应用程序和工具的开发，推特、谷歌、苹果、Citymapper和 Mapway等公司都曾参与其中。在利用开放数据实现政策目标方面，纽约也是引领者。纽约的“市长经济机会办公室”利用“美国社区调查”（美国人口普查局进行的一项人口统计调查）发布的纽约市相关开放数据，绘制了一份纽约贫困地图，对全市贫困人口的地理分布以可视化形式呈现。这份地图向决策者提供了脱贫措施的数据参考，进而助其挖掘贫困的各大原因。

在减少交通和城市环境的排放和资源消耗、辨别和监测污染等公共健康风险方面，数字技术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让建筑物根据使用率和天气自动调节能源使用，检测漏水，以及解锁自动驾驶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传感器、物联网、数字支付和分析能力。

北京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排名第五，高于阿姆斯特丹、悉尼和柏林。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表现相当出色。北京曾受空气污染困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北京推出了重点政策来控制排放和污染。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北京也与产业界合作，优化能源基础设施、降低燃煤污染和控制车辆排放等。在 2013年至2017年间，北京的细颗粒物污染下降了35%。在数字领域，该市同IBM部署了一个基于物联网的计划——“绿色地平线”，旨在根据交通、天气、湿度和风向等数据预测污染水平。自2014年推出以来，“绿色地平线”可以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72小时污染预测，为市民提供了预警和规划的时间。北京还扩大了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并实现了其他智慧城市功能，例如管理公用事业和发展共享经济。

为了实现公用事业的智能管理，大多数城市都进行了相关投资。DCI入围城市中，有10座在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公用事业智能管理方面取得了满分。巴塞罗那是表现最好的城市之一，该城目前正在利用物联网促进更智能的电力使用。另外，该市还通过开放合作方式推动可持续发展，并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奥雅纳公司欧洲综合城市和规划网络负责人Léan Doody指出：“巴塞罗那率先提出了为试验项目提供试点空间和基础设施的想法，例如为智能停车试验提供道路停车位、为试验项目提供电力等。”

据预测，到2050年，利用智能技术解决交通拥堵的城市能够把通勤时间缩短15%-20%。欧洲城市在智能交通管理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法兰克福和马德里在利用物联网管理交通方面取得了满分。欧洲也受益于大众汽车和西门子等行业巨头的投资。

在这方面，亚洲的发展才刚刚起步，但亚洲聚集了大量私企，它们在智能交通创新方面具备强大能力和投资实力，尤其是阿里巴巴。该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建立了“城市大脑”平台，通过访问数千台摄像头来监控交通流量，目前该平台已在中国 23 座城市投入使用。该平台的技术已经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例如，在某一项目中将救护车的到达时间提前了7分钟。

新冠疫情促使许多城市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城市数字平台，部分方式或将被永久采用。除了不断提高数字技术的质量和可负担性外，在确定最佳行动方案的过程中，各城市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专家们认为，智慧城市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微妙的新阶段。从前，智慧城市的建设以自上而下的技术统治为特征、各类技术令人眼花缭乱，但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或管理的意外后果并没有明确的认知。如今，这种混乱的早期阶段已经结束，城市的所有技术决策都将被纳入城市管理者与居民和企业的对话之中。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规划、工业和环境部的Simon Hunter表示，更明确关注政策目标是一种最佳实践，他表示：“重点是了解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利用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先指定一项技术，然后寻找可以用这项技术来解决的问题。” 目前，一些城市正通过法律法规来提高居民的参与度。

城市不能停止技术改进的脚步。Simon Hunter还指出：“人们希望政府能够保护个人数据。只有把数据用于明确的目的，并清楚阐明数据用途，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我认为，政府必须赢得并维系这种信任，关键是要多听、少说，包括收集汇总居民的反馈意见，并思考如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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