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脱离贫困意味着抛弃你的家庭和你自己，你该怎么做？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二十九卷，为免费内容。

一部感人至深的深度报道，讲述了纽约市无家可归危机中一个女孩的成长经历，成功地融合了文学叙事与政策分析，描绘出失败的制度下的坚韧。——普利策奖授奖词

《看不见的孩子》是《纽约时报》调查记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里亚·埃利奥特历时八年追踪记录，参考和援引 14325 份各类文件写就的非虚构作品，讲述了一个名叫达萨尼的少女八年曲折的成长经历。在这部具有宏大历史感的作品中，埃利奥特将达萨尼的童年故事与她家族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追溯他们从奴隶制到向北迁徙的经历，以及这个家族在纽约的困境与挣扎。达萨尼成长的年代是纽约无家可归危机爆发，贫富差距加剧的年代。在没有稳定生存环境的情况下，她必须引导自己的弟弟妹妹面对一个充满饥饿、暴力、种族主义、毒品泛滥的世界。

一声尖叫震动了整个奥本收容所，把达萨尼从睡梦中惊醒。

“我的宝宝没呼吸了！”一个妈妈在走廊里喊。此时是 2013 年 8 月 27 日清晨。那个女人的婴儿几个月前被诊断患有呼吸窘迫综合征。孩子病得很重，一个社工甚至要求无家可归者服务部门将这家人转到专门照顾有医疗需要的人的收容所去。

没有把他们转走。奥本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只是给那个婴儿找了张破烂的婴儿床，外带一条床单，并给这家人分配了一个室温可达 102 华氏度的房间。

达萨尼听着那个母亲号啕大哭。几小时后，她的宝宝被宣布死亡。很快，州调查员对收容所展开了细致的调查。他们发现奥本的防火系统基本上不能运作。奥本没有按法律要求提供托儿服务，也没有开办收容所的合格证书。收容所的卫生间里长满了黑色的霉菌。

调查员发布了一份令人震惊的内部报告：有慢性呼吸病或严重疾病的小孩子不应该住在这里，所有两岁以下的幼儿都不应该住在这里。换言之，达萨尼一家——有 1 岁大的婴儿（莉莉）、两个有哮喘病的孩子（帕帕和阿维亚娜）和一个法律上算盲人的孩子（娜娜）——根本就不该来奥本收容所住。

2013 年 10 月，奥本收容所的住户开始外迁。

香奈儿被召到奥本收容所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她，另一个收容所有了一个空缺，是一套带厨房的公寓。工作人员不肯告诉香奈儿具体地址，连在哪个区都不说。数十家住户正乘坐无家可归者服务局提供的面包车离开奥本。他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打包时间。

香奈儿一直盼着这个时刻到来，可是现在真的来了，她却措手不及。无上还在戒毒所。香奈儿手里的食品券已经所剩无几，只余 9 美元现金。她拿什么给 8 个孩子提供一日三餐？煎锅、盘子、炊具、厕纸，这些她都没有。香奈儿回到 449 室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孩子们。

他们得赶快去心理治疗，因为香奈儿需要现金。外面下着毛毛雨。孩子们晕晕乎乎地走着。达萨尼能想到的只是她不得不离开她喜爱的学校。

他们回到奥本收容所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几个小时后就要告别他们长久以来的家，前往一个他们不知道的地址了，这种感觉很奇怪。他们把能装下的所有东西装进 20 个透明塑料袋。2013 年 10 月 17 日晚 9 点 26 分，香奈儿和孩子们登上最后一辆面包车，离开了住了 3 年多的奥本收容所。乌龟还留在房间里。

一个小时后，车子停在新家门前。市里这么多收容所，达萨尼一家偏偏来到了哈勒姆西 145 街——和 Bartendaz 的大本营一街之隔。

“我就在公园旁边，”达萨尼在电话上告诉巨人，把每个字咬得清清楚楚，“我在这儿！我在哈勒姆！”

香奈儿抓过电话，急切地想听到巨人的反应。

“你瞧？”巨人对香奈儿说，“主把你送到了我身旁。”

这是一套真正的公寓，有着干净的淡黄色墙壁和硬木地板。有两个卧室、一个带浴缸的浴室和一个与起居室相连的厨房。

孩子们在公寓里到处跑着。达萨尼想，又能吃到新鲜的自家做的饭了。香奈儿打开冰箱门，看看炉子和水槽，然后转向起居室，双手合拢做祈祷状。

“我为这些感谢上帝，”香奈儿说，眼睛亮晶晶的，“谢谢主。”

第二天，无上离开戒毒所回家了。他们没钱了，于是香奈儿带着娜娜、阿维亚娜和莉莉宝宝去了梅西百货商店。在店里，香奈儿想偷一叠 Polo 牌男用内裤和汗衫，准备拿到街上去卖。

“不要！”阿维亚娜悄声对母亲说，“放回去，我们会被抓住的。”

一个保安过来，把香奈儿和孩子们带到了商店的私牢。阿维亚娜害怕极了，莉莉在小小的囚室里歪歪倒倒地走着，嘴里说着：“出去，出去。”

保安只准许香奈儿打一个电话。

无上接了电话，很快带着达萨尼和其他几个孩子往梅西百货商店赶去。他们到了以后，梅西百货商店才会把莉莉、娜娜和阿维亚娜从私牢里放出来——但不会放她们的母亲。

警察拘押了香奈儿，把她从梅西百货商店转到市拘留所。第二天香奈儿获释回家后，无上告诉她不能再偷东西了。实在不行可以乞讨。

“乞讨也比偷窃强。”无上说。

达萨尼感觉这不太像“乞讨”，不像她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伸着手乞讨的农民。无上站在当地的路玛超市附近，孩子们在他身边站成一排，这样好像更有尊严一点。

顾客进入超市时，无上请他们多买一点食物“好让我能给我的孩子们饭吃”。达萨尼跑着跟随一个女人进了超市，那个女人给他们买了 Froot Loops 和 Corn Flakes 这两种早餐麦片。就这样又过了一会儿，直到一个特别慷慨的男人告诉他们“需要什么就拿”。他们拿了满满一推车。

当时达萨尼觉得这样很正常。她不怀疑父母的判断。“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后来说，“所有那些问题——这么做是错的吗？我应该乞讨吗？别的孩子也这么做吗？——那些问题我从来没想过。”

然而，妈妈在梅西百货商店被捕这件事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令达萨尼心中不安。她知道香奈儿有在店里偷东西的习惯，但这次事件“让我睁开了眼”，达萨尼后来告诉我。“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回到他们的新公寓后，全家人的情绪开始好转。无上在炉子旁忙碌，做爆米花虾球和蜜汁火鸡熏肉。他加入了设在哈勒姆的一个新的美沙酮戒毒项目。香奈儿在烤玉米面包。乌龟在浴缸里，香奈儿专程回奥本把它带了回来。

这也许能是个新开始。

霍姆斯小姐有些担心。

理论上，联邦法律规定，无家可归的儿童即使搬家，也有权留在同一所学校。不过在实践中，这一点无法保证。达萨尼和她的妹妹们已经好几天没来麦金尼上学了。从哈勒姆到麦金尼坐地铁至少要一个小时，而且这几个女孩还不到能自己坐地铁的年龄。香奈儿要求校车来接她们，但只有身带残疾的娜娜得到了准许。

香奈儿把小一点的孩子们转到了哈勒姆的学校。她觉得达萨尼和两个妹妹最好也来哈勒姆上学。

“不要，妈妈。”达萨尼说。

在麦金尼，达萨尼的两个妹妹正在学习乐器。如果她们学得好，阿维亚娜吹的长号和娜娜吹的单簧管就能归她们自己。虽然娜娜几乎到了眼盲的地步，但她仍然在练习学校行进乐队的步法。娜娜表演着步法，假装握着单簧管高高举起，踏着步。

最后，11 月 4 日早晨，香奈儿让步了。她带着几个女儿坐上了前往布鲁克林的 2 号地铁。她们沿着北波特兰大道走，经过了奥本收容所和公房区，那里的人曾经叫达萨尼“收容所鼻涕虫”。

看到了吗？达萨尼心想。我离开了，可你们还在公房区。

几分钟后，她们走进了麦金尼暖和的走廊。达萨尼冲到霍姆斯小姐的办公室，一把抱住她。

“嗨，霍姆斯小姐。”香奈儿柔声说。

校长震惊了。她没想到这几个姐妹没有校车也能来上学。她提醒香奈儿必须每天下午来接她们，直到能给她们提供校车接送。

在霍姆斯小姐面前，香奈儿总觉得自己没长大。她又变成了那个表现不好的学生——别人也这样看。霍姆斯小姐想不出麦金尼有哪个学生家长比香奈儿更不成熟、更莽撞。

尽管如此，霍姆斯小姐还是决定帮香奈儿一把：香奈儿可以在女儿们上课时在学校当义工。这样，香奈儿从送孩子到学校到接她们回家这段时间就不至于百无聊赖，也有了容身的地方。

“我们总是需要很多帮助。”校长微笑着说，还说香奈儿可以带着莉莉宝宝一起来。

香奈儿的脸兴奋得发光。

霍姆斯小姐接着说：“但你不能吵闹。”

一天过得很快。不久，放学的铃声响起。达萨尼、阿维亚娜和娜娜三姐妹回到校长办公室等妈妈。

别的孩子也这么做吗？——那些问题我从来没想过。

“你们来这里就是回家了，”霍姆斯小姐对这几个姐妹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尽力让你们回来。有些事情是你们必须做的，比如家庭作业。”

没一会儿香奈儿也来了，在一旁帮腔。她告诉几个女儿不能再表现不好。“我们不允许，懂吗？”她说，“因为我很快就要在这里当义工了。”

女孩们不作声。

几条街开外，投票站工作人员正在为次日的市长选举做准备。在这次选举中，白思豪以压倒性多数当选，民主党 20 年后首次重掌纽约市大权。他发誓要对富人征税，帮助穷人脱贫，解决公共教育问题。这些都令霍姆斯小姐高兴。

她微笑着对达萨尼姐妹挥手告别。下一刻，达萨尼又跑回来拥抱她。

“再见，达萨尼，”霍姆斯小姐对她的背影叫道，“记得做作业！”

“知道了！”达萨尼回头喊道。

达萨尼在走廊里蹦蹦跳跳地跑向妈妈和妹妹。前门打开，一股冷风吹了进来。她们一起走入寒冷之中。

* * *

4 周后的 2013 年 12 月 9 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由我撰写、露丝·弗雷姆森（Ruth Fremson）摄影的关于达萨尼的 5 部分系列报道的第一部分。

头条标题是暗影中的女孩：达萨尼无家可归的生活。连续 5 天，达萨尼的故事一直刊登在头版。

这个系列报道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当选市长白思豪在一次记者会上痛批纽约市对无家可归者的待遇，许诺“立即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能让这个城市里像达萨尼这样的孩子失望”。相比之下，布隆伯格市长没怎么公开露面，但他私下里因为《纽约时报》玷污了他的政治遗产而怒不可遏。12 月 17 日，布隆伯格在记者会上终于讲到了达萨尼。

“这个孩子很不幸，”布隆伯格说，“我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上帝就是这样运作的。有时，我们有些人幸运，有些人没那么幸运。”

同日，他的两位副市长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对我的系列报道的反驳，声称在布隆伯格担任市长的 12 年里，纽约市的贫困率保持未变（事实上，贫困率先是下跌，2008 年后又上升了），还说 90 万纽约人不再领取福利补助，却不提同期有 100 万人加入了领食品券的行列。

这些政治争斗离达萨尼很远。她在街上看着人们读她的故事，特别兴奋。任何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达萨尼很享受成为注意力的中心。每天早上，她都跑到最近的星巴克去读报。她可以在无上的手机上读到这部系列报道，但她手中捧着报纸才觉得是真的。

有些陌生人认出了达萨尼和她母亲，香奈儿的雀斑是极易辨认的特征。在地铁上，一个男人走过来给了香奈儿一张 100 美元的钞票。读者表示要捐款。为避免利益冲突，《纽约时报》把所有关于捐款的问题都转给了法律援助协会的一位律师。法律援助协会为达萨尼家的孩子们建立了一个信托基金。达萨尼的学校也接到了大量捐助电话，提出要捐赠苹果平板电脑、紧身舞衣、手提电脑。贝特·米德勒（Bette Midler）的基金会和其他捐助者还表示愿意出资为麦金尼翻修剧场。

即使达萨尼感到压力很大，她也并未表现出来。即使同学们叫她“年度无家可归儿童”，她也只一笑置之。然而她不喜欢这个绰号。别人每次这么叫她，都是在提醒她，她过去秘不示人的生活现在被详细披露了出来，而且恰恰是在她害怕被视作“收容所鼻涕虫”的学校。

“把它当好话听。”霍姆斯校长说。她好像母熊保护熊崽般护着达萨尼。学校受到了教育局官员的斥责，因为《纽约时报》在麦金尼调查了一年，那些官员却一直被蒙在鼓里。无家可归者服务局也是一样。直到达萨尼一家离开奥本收容所，他们才知道我在报道这家人的生活。

在电视上，新当选的公益维护人利蒂希娅·詹姆斯（Letitia James）宣布，她在这篇系列报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将“贫困的面目”放到了“《纽约时报》头版”上。”我从未与詹姆斯交谈过，达萨尼此前也没有。系列报道刊出后，詹姆斯才给她打电话发出邀请：达萨尼愿不愿意参加市长就职典礼？

系列报道刊出后仅仅 19 天，达萨尼再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而且是电视直播。她将与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和安德鲁·M.科莫（Andrew M.Cuomo）州长等名人同台。一想到这个，达萨尼的心就发紧。她上了台仍然怯场。她只需要在公益维护人宣誓就职的时候捧着《圣经》，但万一她没拿稳，《圣经》掉到地上了怎么办？她努力不去想它。

2014 年 1 月 1 日那个滴水成冰的早晨，达萨尼穿着詹姆斯送给她的新的白色大衣和银色平跟鞋蹦蹦跳跳地跑上市政厅的台阶。香奈儿带头走到他们的座位上，就在当选市长白思豪后面一排。直到此时，达萨尼的完整身份依然是个秘密。《纽约时报》的报道从未提到她的姓。但詹姆斯自有打算。第一个迹象是达萨尼的椅子，上面有个让媒体看得清清楚楚的名牌，上面大书：达萨尼·科茨。

仪式开始了。达萨尼坐在椅子上，下面是一片人脸和摄影机的海洋。

别看那些人，达萨尼告诉自己。

为了保持镇静，达萨尼嚼着一块箭牌“冬清”（Wrigley’s Winterfresh）口香糖。她每嚼一下，就数一次。数数让她心定。然而，达萨尼每次看向台上的 70 位来宾，都能看到名人，包括坐在第一排的布隆伯格。

喇叭齐鸣，人群向新市长欢呼。很快，达萨尼被叫到主席台边和纽约市第一位非裔市长丁勤时站在一起。丁勤时说：“嗨，达萨尼。”詹姆斯拍拍她的马尾辫。一位牧师介绍了他们，说他想“赞扬这位年轻女士达萨尼·科茨做出的巨大贡献。她引起了纽约公民的注意，赢得了他们的尊敬。现在捧着《圣经》的就是她”。

达萨尼把口香糖嚼得啪啪响。一架媒体直升机在上空盘旋。达萨尼用戴着粉红色手套的双手稳稳地捧着《圣经》。她数着自己咀嚼口香糖的次数。别看那些人。

在宣誓就职成为公益维护人后，詹姆斯请达萨尼一家起立。香奈儿高高地昂着头，身旁站着阿维亚娜、娜娜和哈利克。他们都在嚼口香糖。

“这是达萨尼·科茨，”詹姆斯说，紧抓着达萨尼的手，“你们都在《纽约时报》上读过她的故事。她是我的新 BFF。”

达萨尼睁大了眼睛。

“我们的政府答应纽约人要推行改革。如果政府言而无信，你们可以放心，达萨尼和我会站出来的。”詹姆斯说着把达萨尼的右臂高高举起。她和达萨尼碰了一下拳，然后挽着她的胳膊在夏卡·康（Chaka Khan）I’m Every Woman 的歌声中退场。

此时，达萨尼的全名传遍了互联网。她在后台游荡的时候，所有人都想见她。不久后宣布竞选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与达萨尼握了手，并说：“我如果进了白宫，会单独给你一个办公室！”

突然，布隆伯格出现了，温和地向达萨尼伸出了手。达萨尼终于见到了她在瑰西园遍寻不见的这个人。布隆伯格露出亲切的微笑，对她说：“很高兴见到你，达萨尼。”

对房间里的每一个政客来说，达萨尼都代表着某种胜利或失败。达萨尼得到了《纽约时报》的认可，也获得了新政府的祝福。怀疑者认为她只是颗棋子，会被用来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达萨尼不这么看。几年过后，她仍然对发生在这一天的事看得比较简单：“我是对人们的激励。”

达萨尼激发起来的决心维持了一段时间。

白思豪市长宣布，市政府将把 400 多名儿童移出奥本收容所和另一个破烂的市立收容所——凯瑟琳街收容所，永久禁止这两处设施接收儿童。这两座楼房要重新翻修，改为成人收容所。随着纽约市无家可归者人数接近创纪录的 6 万，白思豪还将重新启动与布隆伯格叫停的项目类似的房租补贴项目。紧急收容所不能在严寒之中拒不接收无家可归的家庭。如果一个家庭被收容所“除名”，孩子们不会再被迫缺课，跟家长一起去布朗克斯的接收办事处。

对房间里的每一个政客来说，达萨尼都代表着某种胜利或失败。

达萨尼的生活恢复到了常态。她家仍然住在哈勒姆收容所，他们的钱又不够了。

香奈儿因为不能动用孩子们的信托基金而颇有怨言，但捐助者曾对法律援助协会表示过关切，他们不想让现金落入吸毒成瘾者手中。就算香奈儿的开支处于监督之下，她拿到的钱仍然会被算作收入。有了收入，她家就会失去食品券和其他公共援助。基金的钱是应该存着用于大学学费这种大笔开支，还是应该花在诸如购买家具或衣服这些眼前所需上？这些问题要由信托基金的受托人决定。

1 月 19 日，孩子们只能吃华夫松饼抹花生酱当晚餐。脏衣服也越堆越多。《纽约时报》的读者们要求了解达萨尼的最新情况，他们想象她一定得救了——好像贫困问题通过一个女孩就能解决似的。

——

4 个月后，帕帕跟着妈妈走下楼前的台阶。

时值 2014 年春天，达萨尼 6 岁的弟弟刚刚被 P. S. 200 停学。帕帕不久前才转到哈勒姆的这所学校。校长在给家长的信中抱怨帕帕的“行为极具侵略性”。

帕帕若要回去上学，香奈儿必须先与校长见面。然而，香奈儿今天有更急的事要办。福利办事处拒绝了香奈儿最新提出的现金援助申请，理由是她错过了一次“与就业有关的约见”，虽然从来没人告诉过她有这样的要求。因此，香奈儿带着帕帕和莉莉去了福利办事处。

帕帕在帽子里藏着他的宝贝，包括一张 A 牌——“这是所有牌里最大的”——和两张从达萨尼的日记本里撕下来的纸。谁都不知道他到哪里都随身带着这些宝贝。

“家里东西太多，”帕帕告诉我，“什么东西都会丢。我把我秘密的东西放在帽子里。”

在 R 线地铁上，帕帕摘下帽子，仔细地展开达萨尼的日记。他不肯说自己为什么从她日记里拿走这两页，但他不是兄弟姐妹中唯一偷看达萨尼日记的人。在被帕帕偷走的日记中，达萨尼抱怨说哈达企图“打探”，想看她写了什么。达萨尼担忧自己以后与 Bartendaz 团队及其领头人巨人该如何相处。

“我希望巨人不会因为星期四的事生气，因为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我就没去。”达萨尼用蜡笔写道。这篇日记的日期是 1 月 3 日，3 个多月之前。

一个包着头巾的高个子男人站在附近自言自语。

“我一生气，就要砸东西。”那人大声说。

香奈儿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个人。他是最底层的人，香奈儿永远也不会让自己落到他那种地步，她宁肯挨饿也不肯去施食处。她决不会在地铁上放开嗓门说：“女士们先生们，抱歉打扰你们。”这个人连这也干不了。他完全沉浸在吸毒后的快感中，顾不得乞讨。在香奈儿看来，他就是个“无业懒汉”。

地铁开进了 36 街地铁站，走几步路就到了皇后区被称为“福利”的 8 层砖制楼房。香奈儿、帕帕和莉莉排上队，那队半天也没动一下。帕帕来过这里许多次了，对接下来要做的事了如指掌：他家会拿到一张票，去另一层楼。每次排队排到了，都有个陌生人告诉他妈妈接下来去哪里，或者告诉她什么地方做错了。

新市长信誓旦旦要推动巨变。白思豪为普及学前班之前的托儿服务扫清了道路，正在制订计划，准备建造更多的平价住房，增加低技能工作的工资，并遏制住不断扩大的无家可归人潮。市长甚至把原来的政敌史蒂文·班克斯（Steven Banks）招入麾下。班克斯是法律援助协会的首席律师，也是纽约市无家可归政策的最著名的批评者。（班克斯在 2001 年曾与白思豪竞争纽约市议员的位子。）班克斯同意就在这个月——2014 年 4 月——执掌纽约市人力资源管理局，就是帕帕和香奈儿排队的这个办事处的上级机关。班克斯最终还担起了管理市收容所系统的责任。他发誓要“使我们的政府为需要帮助的纽约人服务，而不是针对他们”。

与此同时，福利办事处排的长龙以极慢的速度一点点往前挪。

“哎，嘿，姑娘！”香奈儿招呼着一个她认识的单身母亲。

每次到一个市机构都能意外遇到熟人。香奈儿有时为此觉得郁闷。同一批人一辈子在同几座大楼里打转。不过，至少她们有彼此作为安慰。

香奈儿和这位朋友马上开始互通消息。香奈儿的重大消息是无上上周离开了，因为他俩大打了一架。无上砸了电视，还拿出了刀子。他们吵架是因为钱。如果香奈儿不去做非法买卖，他们就要挨饿。香奈儿开始质疑“百分之五国”对无上的影响。

“他读的那些书把他变成了种族主义者，”香奈儿后来说，“他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他老是担心白人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香奈儿又在对不在场的男人说话。

警察收到了两份报警。一份是香奈儿报的（说自己是受害者），一份是无上报的（说自己是受害者）。

娜娜跟着哈利克和无上离开之前哭着说：“我不想走，妈妈。”

在福利大楼，帕帕呆呆地望着窗外。他的哥哥和父亲不知在市里的什么地方。他真希望他们能带他走。现在家里一屋子女的，他是唯一的男性。

达萨尼每天黎明就起床，坐上一辆在市里兜来转去的黄色校车去麦金尼上学。

“你必须为了受教育而战斗，”霍姆斯校长多次对她说，“别的孩子不用。”

钩织能让达萨尼静下心来。她带着娜娜留下的一团线和一个钩针，校车监督员教了她怎么钩织围脖和手镯。达萨尼的另一个避难所是哈勒姆一家拥挤的公共图书馆，她在那里快速读完了《怪诞少女日记》（Dork Diaries）系列。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孩子们老是问娜娜和哈利克去哪儿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俩在哪儿，直到 4 月 28 日他们来到哈勒姆收容所。

孩子们高兴得尖声大叫，又蹦又跳。莉莉扑进娜娜怀里。无上让娜娜和哈利克带来了一罐没开封的果汁表达示好之意。他们三人现在住在布朗克斯一家叫“创世记”（Genesis）的收容所。

香奈儿没有被果汁打动。她想要一个能养家的男人。既然没有这么一个人，香奈儿就只能靠自己——至少巨人是这样说的。这位健身导师又出现了，他认为无上离开是个机会。巨人现在每天早上都给香奈儿打电话。

“起床了！”巨人说，“起床了！去挣钱！”

香奈儿听了这话不禁泛起了微笑。她离开血帮快 10 年了，但她仍然怀念帮里成员之间那种亲密关系。巨人也是兄弟。和姐妹比起来，香奈儿更喜欢兄弟，因为男人“直截了当”，没有那么多的装腔作势、大惊小怪。

像巨人这样的黑人男子是香奈儿的首选，但即使是白人男子（警察除外）偶尔也会受她青睐。这样的人通常是被分配来代表香奈儿的律师，是那种放弃高薪职业，献身于公益事业的律师，虽然香奈儿觉得所有律师都想高人一等。不过，只要是站在她这一边她就喜欢，46 岁的乔舒亚·戈德法因（Joshua Goldfein）也不例外。

戈德法因面色苍白，头发卷曲，身材瘦小。他是美国最早为穷人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协会的一名公职律师。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然后上了纽约大学法学院，25 岁刚毕业就被法律援助协会录用。戈德法因在为无家可归者争取权利方面大名鼎鼎，参与了向市政府提起的 10 项群体诉讼。他把全部业余时间花在死刑犯德里克·德布鲁斯（Derrick DeBruce）的案子上。这个亚拉巴马州的黑人囚犯在 1991 年发生在塔拉迪加（Talladega）一家汽车零部件商店的枪击致死案中被定罪，但戈德法因说判错了。整整 17 年，戈德法因和其他律师一道为撤销德布鲁斯的死刑判决而努力。距此时 6 周后的 2014 年 7 月，他们将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亚特兰大的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判决将德布鲁斯的案子发回重审。

或者告诉她什么地方做错了。

2013 年夏，我就奥本收容所的情况采访了戈德法因之后，香奈儿成为他的委托人。《纽约时报》的系列报道登出之前，法律援助协会已经发话要就奥本收容所的恶劣条件状告纽约市，并且如果奥本收容所要以达萨尼一家让我们进入他们的房间为由驱逐他们的话，还会准备代理达萨尼一家的案子。如今，戈德法因成了香奈儿在所有问题上的顾问，无论是住房、公共福利，还是刑事问题。每当香奈儿因斗殴或偷窃被捕，她第一个打电话找的人就是戈德法因。最近的一次发生在 2 月 5 日，香奈儿在收容所用拳头打了负责她案子的社工的脸。据警方说，殴打“造成疼痛和浮肿”。香奈儿被指控犯了三级袭击罪。

如果香奈儿在街上与戈德法因擦身而过，会认为戈德法因是新近搬来布鲁克林的那群白人中的一个。戈德法因住在公园坡，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他戴着罗伯特·马克（Robert Marc）牌眼镜，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耳机里放的既有独立摇滚，又有爵士乐和说唱乐（他曾在业余时间担任报纸《村声》的音乐评论家）。虽然香奈儿当着戈德法因的面说他是她“另一个母亲生的兄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直都处得很好。

是戈德法因为孩子们的信托基金打下了基础。他找到了负责建立信托基金的律师，还就基金的钱该如何花提出建议。戈德法因和香奈儿为此经常发生争执：香奈儿想拿到钱，但信托基金不允许。只有孩子们才是受益人。另外，戈德法因提醒香奈儿，捐款永远不可能满足她家的所有需求，也不能用来支付公共援助已经包括的任何东西。

眼下，香奈儿推着一辆小车卖糖果，同时在打听若想获得高中同等学力该学哪些课程。她听说可以向一个天主教组织邮购高中文凭，只需要付 100 美元，参加一次考试，“写一篇关于耶稣的论文”。

巨人的归来令达萨尼心情振奋，她决心回到巨人的团队中去。可是达萨尼没能去参加练习，原因与她旷课的原因一样。“照顾孩子，给妈妈干活。”霍姆斯小姐在 6 月 18 日不满地咕哝着。

校长在看达萨尼的成绩单。达萨尼的数学和科学恐怕要不及格，她最强的课目也仅仅勉强过关。最令人不解的是她的体育课分数。达萨尼是麦金尼体育最好的学生之一，但她体育课的平均分才 65 分。她本来应该在这门课上轻松拿高分的。

“看看这个！”霍姆斯小姐对辅导老师说，“她怎么会从 100 分掉到了 65 分？”

校长像侦探一样展开了调查。她查阅了达萨尼的出勤记录。单是这一年，达萨尼就有 52 天没来上课——几乎是学期的三分之一。阿维亚娜缺课 41 天，两门课不及格。霍姆斯小姐知道无家可归的学生旷课率很高。在住在市立收容所的所有孩子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经常缺课。不过，校长怀疑是香奈儿不让孩子上学的。今天，一位老师听到两姐妹中的一个抱怨自己老得带孩子。

可以说霍姆斯小姐最厌恶母亲只是一部“生孩子机器”，管生不管养，将带孩子的重任落在最大的女孩肩上。

“她脾气很大，”霍姆斯小姐谈到达萨尼时说，“但她的愤怒并非针对这里的任何人。她是因为自己被无端强加了这个负担而愤怒。她不是保姆。每次我听她说‘我得去接谁谁谁’，我总是说，不，他们不是你生的。懂吗？”

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校长说。“我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你想生两个孩子？那你就管两个。你想生 10 个？你就得管 10 个，知道吗？学校只能做这么多。”

麦金尼的工作人员每年都要给虐待儿童热线打几次电话，报告虐待儿童的情况。打这种电话事先经过仔细斟酌。霍姆斯小姐看完了两个女孩的成绩单，把成绩单交给辅导员。“让她们说实话，你要如实报告。”霍姆斯小姐指示说。辅导员严肃地点点头，丝毫不觉得意外。

几分钟后，达萨尼和阿维亚娜走进办公室。

“嗨，霍姆斯小姐。”她们欢快地叫道，在桌旁落座。

校长问了个简单的问题：她们为什么不来上学？

阿维亚娜看看达萨尼。

“你说。”阿维亚娜说。

“为什么要我说？你说，因为她喜欢你。”

“好吧，”阿维亚娜说，“我们没来上学，因为睡过头了。”

“你是说你自己。”达萨尼说。

“我们都是！”

两姐妹吵了起来。“我们睡过头了，”阿维亚娜坚持说，“还跟着妈妈出去了。”

“你们去哪儿了？”霍姆斯小姐问。

两个女孩交换了一下眼神。

“去看医生。”达萨尼低声说。

“对，她去看医生，”阿维亚娜说，“我们还跟她去了哪儿？我们去了两个地方。”

阿维亚娜越说声越小。

“别编了，”霍姆斯小姐说着转向达萨尼，“你为什么不来上学？”

达萨尼戒备起来。阿维亚娜开始笑，达萨尼跟着笑得更大声。她俩一阵一阵地笑，好似在看一场别人听不见的相声单口秀。根据校长的经验，夸张的大笑是“眼泪的伪装，掩盖着受到的忽视”。

“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霍姆斯小姐说，“你们要为旷课付出沉重的代价。”

情况很严重。霍姆斯小姐说，她们经常缺勤，学习不及格，这意味着她们可能会留级。两个女孩沉默了下来。有时，一个孩子必须愤怒极了才会说实话。

霍姆斯小姐接着说，她们不来上学不是她们的错。但她们一旦来上学，就要“百分之百”投入。

“之后，她们回家也要努力。”霍姆斯小姐继续说，辅导员在一旁观察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达萨尼？你要努力完成在校作业，也要努力完成家庭作业。这一点也不好笑。”

达萨尼像是被狠狠打了一记耳光。

“我现在再问一遍，你们俩为什么没来上学？”

真相一点点流露出来：达萨尼和阿维亚娜在帮她们的母亲跑腿做事，还去学校接弟弟妹妹，甚至带他们去做夏令营要求的体检。

“这种事你们做了多少次？”霍姆斯小姐问，“一周一次？一周两次？有时甚至更多？”

达萨尼点点头。

“哦，更多，”霍姆斯小姐说，“谁帮你们做作业？”片刻的沉默。

“没人。”阿维亚娜耳语似的悄声说。

她们离开后，霍姆斯小姐看向辅导员。

“材料够了吗？”

辅导员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起电话拨了虐待儿童热线的号码。

——

达萨尼跑上哈勒姆收容所的台阶，紧跟在小孩子们后面。

突然，他们停住了脚步。家门口站着一个 ACS 的工作人员。这是达萨尼的学校打热线电话的 3 天后。

“你们的妈妈呢？”那人问道。

“不知道，”达萨尼说，“是她让我们去公园的。”那位社工拨了香奈儿的电话。

“你不能让 4 个孩子自己回家，”那人说，“每隔一个星期，我都会接到学校的电话，说阿维亚娜和达萨尼没来上学。”

那人把电话交给达萨尼。

“赶快到公园去。”香奈儿说。

孩子们跑走了。

霍姆斯校长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一度对儿童保护系统寄予很大希望。那时的她还年轻，满怀理想。现在她明白了。她向儿童服务管理局举报父母忽视孩子，因为那是法律规定，不是因为她觉得孩子们在寄养家庭里会过得更好。通常恰恰相反。留在自己家里对孩子更好，哪怕时时处于 ACS 的监视之下。

霍姆斯说，要帮助一个孩子真正充分发展，只监督父母是不够的。要给他们物质帮助，帮他们应对居无定所、没有工作、食物不足、学校的种族隔离以及穷人遇到的其他常见问题。但父母很少得到这样的帮助。像达萨尼这样的孩子要么在 ACS 的监视下住在家里，要么落入错综复杂的寄养系统。

可是，有没有第三个选择呢？

霍姆斯校长坐在办公桌前，思考着这个问题。突然，她的脑海中跳出了一个名字。

“赫尔希。”

要帮助一个孩子真正充分发展，只监督父母是不够的。

大多数人听到赫尔希，就想到好时牌巧克力，或是以这个牌子的巧克力命名，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镇的主题公园。巧克力、主题公园、小镇——三者的缘起都是糖果大亨米尔顿·赫尔希（Milton Hershey）。赫尔希于 1945 年去世，留下了第四个同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机构。好时牌巧克力包装纸上印的小字透露了关于这个机构的线索，说出售的每块巧克力都“通过米尔顿·赫尔希学校来帮助贫穷儿童”。

霍姆斯小姐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到过赫尔希主题公园。那时她对赫尔希学校一无所知。当时她在布鲁克林的 P.S. 307 当老师。她的学生大多来自穷人家庭，从未离开过纽约市。因此，霍姆斯小姐会带他们出去旅行，让他们见识新的地形地貌和陌生的环境。例如，她想让学生们知道走在大学校园里是什么感觉。

“让他们开阔眼界。孩子们若是从来没有见过盒子外的东西，怎么能跳出盒子想问题呢？”霍姆斯小姐说，“那几乎像是带他们走出了纽约市几个区的高墙。我不是说他们因此就能上大学。我是说他们看到了大学是什么样子。”

在赫尔希主题公园，学生们坐了过山车，还参观了巧克力工厂，嘴唇上沾着好时心形巧克力的糖浆。一天，霍姆斯小姐站在公园里，忽然看到远方有一座宏伟的建筑坐落在大片的草坪上。“我很好奇，”她说，“我想知道那座建筑是什么。”霍姆斯小姐带着学生们来到那块地方的边缘。学生们站在那里看着修剪整齐的草坪，谁也不敢碰一下。

霍姆斯小姐回到纽约后做了查询。她了解到赫尔希学校是为穷孩子办的寄宿学校。孩子们从 4 岁起可以免费寄宿上学，一切都免费——医疗、食物、衣服，甚至是钢琴课。如果成绩足够好，毕业时还能得到 8 万美元的大学奖学金。

“赫尔希是独一无二的。”6 月的一个下午，霍姆斯小姐这样对我说。关于达萨尼的系列报道已经刊出 6 个月了，我作为记者仍在跟踪达萨尼的生活。我从未听说过赫尔希学校。我问霍姆斯小姐是否认识上过那所学校的人。她说她曾试图把学生送进去，但都没有被录取。她上次推荐的学生最终离开纽约市去了南方的一家寄宿学校。

校长说，达萨尼也许机会更大一些，因为她体育好，又聪明，而且已经得到了公众的注意。她妹妹阿维亚娜被录取就比较困难。阿维亚娜没能通过不久前举行的六年级全州统考。

但霍姆斯小姐决定让这两姐妹都申请。她们两个决不能分开。她俩要么一起去，要么都不去。

6 月 23 日，校长把达萨尼和阿维亚娜叫到了办公室。

“我们发现了一个学校，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这样的机会……我觉得纽约市给不了你们。”霍姆斯小姐这样对她们说。

霍姆斯小姐为自己的话感到难过，但她在麦金尼工作了 17 年，知道公立学校系统条件不好。可以说今年是最难的一年。麦金尼的顶楼被特许学校成功学院占了。成功学院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伊娃·莫斯科维茨（Eva Moskowitz）正在和新市长针尖对麦芒。

3 月，莫斯科维茨的 22 所特许学校——包括麦金尼顶层的那一家——全部停课，用大巴车把 1.1 万名学生外加老师和家长送到州府去抗议白思豪的政策。白思豪的竞争对手科莫州长支持莫斯科维茨。几周后，科莫宣布就州预算达成交易，给了白思豪 3 亿美元用于普及学前班之前的托儿服务，但要求纽约市为特许学校找地方，或者承担特许学校的房租。

这是莫斯科维茨的一大胜利。6 年后，她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全部进入了四年制大学，包括耶鲁、哥伦比亚、达特茅斯、杜克、塔夫茨和康奈尔这些名校。

现已 63 岁的霍姆斯小姐怀着沉重的心情注视着在奥尔巴尼（Albany）展开的较量。她确信最终还是钱的问题。莫斯科维茨有对冲基金的投资者作为靠山。

这是霍姆斯小姐做校长的最后一年。为公立学校系统服务了 34 年的她准备退休了。现在她正努力把自己留下的摊子处理好。

霍姆斯小姐看着达萨尼和她妹妹。

“那个地方很美，”霍姆斯小姐说，“我知道你们听说过赫尔希公园。还有好时牌巧克力。好吃。”

两个女孩点点头。

霍姆斯小姐解释说，她们的第一步是填写申请表。她会把必要的记录准备好。霍姆斯小姐已经得到了她们母亲的准许，也找了赫斯特小姐写推荐信。

“你们想问什么问题吗？”霍姆斯小姐问。

“房间……是小木屋吗？”阿维亚娜问。在她的想象中，宾夕法尼亚乡村地区是大森林。

“我可没说你们是去野营的。”霍姆斯小姐说。

达萨尼没那么幼稚。她研究过表姐希娜上过的寄宿学校的宣传册。达萨尼想象赫尔希可能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大楼和宽广的草坪。

突然，达萨尼抽搐了一下。她的下颌骨疼。校长走过来仔细检查达萨尼的口腔，看到一颗断了的牙齿。达萨尼的下槽牙也有一颗龋齿。达萨尼好几年没看过牙医了。在赫尔希学校，这些都会不一样的。

“我需要你们两个好好想想，”霍姆斯小姐说，“祈祷吧。成功的机会不大。”

达萨尼把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交叉，又把另一只手的手指交叉。她把两只手举起来。

一个交叉为她自己，一个交叉为阿维亚娜。

达萨尼是家里女孩中第一个到达青春期的。她现在 13 岁了，男孩子开始注意她。达萨尼对男孩的态度在喜欢他们和想揍他们之间摇摆不定。她恢复了在巨人指导下的训练，地点就在隔壁街上。

香奈儿的食品券在 6 月底用光了，她要达萨尼找巨人要 10 美元。自从无上拿走了达萨尼挣的钱后，巨人一分钱也没给过达萨尼。达萨尼决定减掉一半，只要 5 美元，这样就不会显得“狮子大开口”。可她无论如何得张嘴要钱。

有的人做这种事比较在行，达萨尼却是无论多饿都坚守自尊。如果说香奈儿和无上小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可一点也看不出了。不开口要就没饭吃。训练大约过半的时候，达萨尼鼓起勇气对巨人说她需要 5 美元。

“明天吧。”巨人说。

达萨尼眨眨眼。明天之前她一家人就需要吃东西。“他好像没听见我的话。”达萨尼说。

无上不在家，达萨尼开始和母亲顶嘴，在附近的游泳池待到很晚才回家。香奈儿抱怨说：“她长大了。”一个名叫杰伊·杰伊（Jay Jay）的男孩引起了达萨尼的注意。他也 13 岁，也住在收容所里。孩子们坐在收容所门外的台阶上消磨下午的时光。保安一出现，他们就像鸽子一样四散开去，之后又回到原地。

7 月中旬，所有 8 个兄弟姐妹又聚到了一起，走在哈勒姆灰色的天空下。香奈儿在考虑是否让无上回家。

我想你，宝贝，无上对香奈儿柔声说。我想和你在一起。

这些话香奈儿以前也听无上说过。他们经过一家当铺，他们家的 Xbox 电子游戏机就在里面。那台游戏机与手表、金链子和电视机摆在一起，都是被拿来换现金的。这些闪闪发亮的东西代表着绝望。

孩子们走上 145 街的路桥，驶过的汽车喷出废气，轮胎卷起砂砾。他们的人字拖啪嗒啪嗒地敲着地面。大家对回家的路了如指掌，不必抬头看。没有人注意矗立在雾蒙蒙的远方的帝国大厦。

过了桥后，他们走向哈勒姆收容所。在杂货店那里，帕帕看到了父亲。

无上左边额头缝了针，小臂包着纱布，脚踝也崴了——这都是和另一个无家可归者打架的结果。

“爸爸拄着拐杖！”帕帕说。

无上身上还散发着消炎水的味道，和他刚离开的医院里的味道一样。

“我太老了，打不动架了。”无上说。

香奈儿走向收容所，孩子们——现在又加上无上——跟在后面。从他们俩在哈勒姆邂逅至今，已经将近 11 年了。香奈儿总是同意让无上回来。

巨人在找无上。

达萨尼不小心把真话告诉了他：她继父在西 145 街收容所的楼上。

香奈儿皱起眉头。

“所以我老跟你说，在这种地方，你不知道一个人存着什么心，你要问：‘你问这个干什么？’如果他想要钱，你就说：‘他不在。’”

现在她正努力把自己留下的摊子处理好。

巨人不想要钱。他想与无上对质。“你知道你丈夫在脸书上发了什么吗？”巨人从车里对香奈儿大喊。据香奈儿说，巨人与无上彼此不合，是因为有一次巨人要香奈儿来参加活动时带着水。香奈儿如果不带水，他会“在她头上拉屎”。（巨人否认有过这回事。）

作为报复，无上 7 月 14 日在脸书上发帖说，“布鲁克林之神”要用“大枪”在公园里把巨人打死。你不知道你招惹的是谁，软骨头，无上的帖子说。黑人要来找你了。

短信满天飞，从巨人的手机到香奈儿的手机，也从香奈儿的手机到无上的手机。谁都看得出来要出事。这两个男人起冲突是早晚的事。在无上家里只有“我是王！”，这是几年前无上在奥本收容所墙上写下的。

达萨尼别无选择，只能站在继父这边。她正式离开了巨人和他的 Bartendaz 团队。达萨尼在发给这位健身导师的最后一条短信中写道：“人们说到 Bartendaz 的时候，想到的是我，不是你。”

不过，达萨尼不太信得过无上。无上仍在讨好达萨尼的妈妈，却还没搬回家来。达萨尼猜想无上的“脑子”会不会“有点毛病”。

不久前，无上在贝尔维尤医院的美沙酮戒毒项目中接受了评估。医生的结论是，他情绪失调，有“公共场所恐惧症”，因而容易恐慌。医生在评估中写道，无上的惊恐情绪可以长达 10 分钟，“主要在地铁这类拥挤场所发作”，还补充说，无上的恐惧症在公共场合更加严重。

无上拒绝寻求心理治疗。2014 年 7 月 17 日，无上和巨人发生冲突的 3 天后，一个黑人在斯塔滕岛被杀，这加深了无上的焦虑。那个黑人濒死的视频在网上疯传。无上点开视频，看到一名白人警官勒着那个黑人的脖子。那人拼命喘着气说：“我没法呼吸了。”

无上呆呆地看着受害者那模糊的面容，深深地震惊了。

“那是我的朋友 E。”

过去几年，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卖过免税香烟给无上。这种烟叫“散烟”，因为是从烟盒里抽出来的零散烟卷。讽刺的是，这种地下贸易是布隆伯格市长的反吸烟运动促成的。那场运动把一盒香烟的最低价格提到了 10.5 美元。在无上这样的人中，没几个能花得起那么多钱买烟，于是他们开始论根买从弗吉尼亚州走私过来的烟。

这为有 5 个孩子和两个继子女的加纳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在斯塔滕岛北岸一条喧闹的地带，无上会花上 1 美元从加纳那里买两根散烟——最好是 Newport 或 Kool 牌的。加纳对老主顾格外照顾。

“有时我没钱，他仍会给我一支。”

无上一遍又一遍地放着那段视频，看着警官的白手掐在加纳棕色的脖子上。

杰伊·杰伊和达萨尼有了初吻。之后不久，杰伊·杰伊把达萨尼诱到了他家的公寓。他把达萨尼带到卧室，要她坐在床垫上。然后他让她躺下，脱掉衬衫。

女孩子就是这么怀孕的，达萨尼告诉自己。

达萨尼起身要离开，杰伊·杰伊揪住她的头发。

“你敢再这么着我就打掉你的牙。”达萨尼说完就跑掉了。

阿维亚娜对这个故事的叙述不那么像电影情节。

“他甩了达萨尼，找了另一个女孩。她放不开。”阿维亚娜说，指的是达萨尼不肯乱来。

不久，香奈儿和收容所的另一个住客大吵了一架，要求转走。13 天后，2014 年 8 月 11 日，香奈儿带着她亲生的 6 个孩子搬去了布朗克斯穷人区亨茨角（Hunts Point）的一家收容所。娜娜和哈利克仍和无上住在一起。

达萨尼的新家围着金属栅栏，栅栏顶上装着铁丝网，房子前面的街道单调破败。这条街有个恰当的名字，叫费尔街（Faile Street）。达萨尼猜想自己是否已经因为不及格而被麦金尼开除了。她和阿维亚娜还没看到成绩单，也没接到校长的消息。霍姆斯小姐总说，失败不是选项。达萨尼猜想校长也许生病了。暑假前校长说过一句语意不祥的话：“我不会永远在这里。所以你需要做对的事，做你必须做的事。”

2014 年 9 月 4 日是开学第一天，两姐妹早早起床去上学。她们大了，达萨尼 13 岁，阿维亚娜 12 岁，可以自己乘车了。她们穿着新的 polo 衫和卡其布裤子，背着收容所捐赠的书包。达萨尼的三环活页夹按课程分好，课程标签写得整整齐齐：“数学”“社会研究”“科学”。

姐妹俩冲过一条高速公路，坐上地铁，然后换一路地铁，再走一英里，到达麦金尼。一路上花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她们飞跑进学校。校长办公室的门大敞着。

她走了。

“早上好，你们好吗？”迈克尔·沃克说，他就是霍姆斯小姐夜里在学校弹钢琴时引吭高歌的那一位。霍姆斯小姐悉心培养沃克接替自已坐上校长的位子。霍姆斯小姐退休后搬去了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海岸（Palm Coast），但她仍然每天给沃克打电话指点他。霍姆斯小姐也缠着赫尔希学校的招生办公室不放，恳求他们把达萨尼和阿维亚娜一并录取。霍姆斯小姐知道，此事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赫尔希学校的录取率只有 10％。

在麦金尼，两姐妹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顺利升入下一个年级。她们眼巴巴地看着沃克。新校长让她们到食堂去，那里的几十个学生正在等待自己的命运被宣判。达萨尼的宿敌斯塔尔也在里面。

“我不懂。”斯塔尔的声音有些发抖。

在一个名单上，她通过了。在另一个名单上，她不及格。

斯塔尔知道留级是什么滋味。她四年级时已经留过一次级。如果她再留级，就比同班的同学们大两岁了。阿维亚娜和斯塔尔一起去看第一个名单。“也许你没通过，但至少咱们同一级了。”阿维亚娜说，紧张地笑了一声。

“咱们才不会呢。”斯塔尔说。

“咱们”这个词立即拉近了几个女孩的距离。达萨尼也坚决不想留级。“我这辈子从没落后过。”她说。3 个女孩一起去了辅导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叫她们等着。她们围在斯塔尔的手机旁，听着里面播放的富裕帮（Rich Gang）的歌，斯塔尔用假指甲打着拍子。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工作人员前来宣布消息。

达萨尼上了八年级。

达萨尼和阿维亚娜惊讶地捂住嘴，像双胞胎一样。

下一个是斯塔尔。

“你去 701。”工作人员说。

斯塔尔的脸垮了下来。谁都知道 701 是七年级的教室，这说明她留级了。

轮到阿维亚娜了，那人找到了她的名字：她也留级了。

每一个结果都像是无期徒刑判决。阿维亚娜一言不发。斯塔尔一动不动，如在梦中。她拿起达萨尼的辫子，温柔地将它们拢成一个马尾辫。斯塔尔的一个假指甲掉了。

阿维亚娜捡起那个绿色的假指甲，向自己的新教室走去。她站在门外，前额贴在墙上。她的嘴唇在颤抖，眼睛里满是泪水。她看着假指甲，想扣在自己的手指甲上。教室的门开了。

是赫斯特小姐。

老师把阿维亚娜带到她的座位，递给她一盒纸巾，然后对全班同学说：“有时你只能换频道。这是哪里？”

“学校！”学生们回答。

赫斯特小姐试图让这个词的意思深入大家心中。

学校。不是家。

赫斯特小姐现在已经没有家了。

两个月前，她在 Bed-Stuy 的房东要重新装修那栋楼，把她赶了出来。一周后的 2014 年 9 月 11 日，那栋楼卖了 120 万美元（几乎比前一年的价格翻了一番）。赫斯特小姐把自己的东西打包，将大部分存入仓库。之后，她带着几个行李箱和 15 岁的女儿去了布朗克斯无家可归者接收站，加入了如今住在市立收容所，人数超过 6.4 万的纽约人的行列。

赫斯特小姐知道，如果她把这些事告诉学生们，他们会非常伤心。她一直是他们的榜样，是成功离开公房区，进入专业阶层的人。但赫斯特小姐也知道，她在今天的收容所系统中并非特例。许多有工作的纽约人都遭到房东驱逐，无家可归。纽约市缺少平价住房是众多家庭进入收容所系统的首要原因。

这天一大早，赫斯特小姐穿着一套正式西装走出她在曼哈顿住的那家收容所，看上去和往常一样沉着自信。

“我觉得我现在成了自己生活中的访客。”她悄声告诉我。

阿维亚娜在课桌后坐定，怔怔地看着老师。她不知道老师和她一样无家可归。

每个人“家里都有事”，赫斯特小姐对学生们说。但你们到了学校，就必须集中精神，“注意听讲”。

“这里有这么多东西给你们，但你们的心可能不在这儿，”赫斯特小姐说，“我需要你们真的在这儿。”

她不知道老师和她一样无家可归。

一个月后，香奈儿告诉孩子们：“我们要搬到斯塔滕岛去了。”

她拿到了一张 8 条券，这是令人垂涎的联邦住房补贴，是用来帮助付房租的。这样一张券如同进入纽约市任何地方的门票。香奈儿只需选择一个地方租房子就可以了。

多少年来，香奈儿的住地一直由别人选择，不是拥挤的办公室里的官僚，就是收容所系统的管理人员。她如同棋盘上的一个卒子，被看不见的手挪来挪去。因为这种无法预料的随意性，香奈儿很容易拒绝为自己后来的失败承担责任。这成了她的一贯模式，总是把自己的麻烦归咎于他人。

但现在，棋盘上的那只手没有了，香奈儿需要自己决定下一步行动。她想做出明智的选择。

每当香奈儿闭上眼睛想象家的样子时，她只想得到一个地方：斯塔滕岛。6 年前，她就是在那里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家。当时乔安妮刚去世，留下的遗产最终被香奈儿全部花光了。这次香奈儿不想再出错。

香奈儿很快在斯塔滕岛北岸找到一处出租房，离 6 年前她家住的地方不远。这个公寓比较小，房租也比较贵，每月 2044 美元。不过房租大部分可以用 8 条券来付。

10 月 16 日下着雨，孩子们站在人行道上。

“我搬过好多次家了。”达萨尼说。她今天心情很坏。她昨夜为了照顾患感冒的莉莉一夜没睡，而且自昨天以来，孩子们还水米未进。

“我要先选我的房间。”阿维亚娜说。

对几个小姐妹来说，能够选择是值得兴奋的事，因为她们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例如，上哪个学校就不由她们选择。

“你们不能去麦金尼上学了。”香奈儿说。

达萨尼不理会。她既然能从布朗克斯去麦金尼，就有办法从斯塔滕岛去。达萨尼已经在心中想好了路线：先乘渡轮，然后乘地铁。

无家可归者服务局的面包车拉着他们驶过韦拉札诺海峡大桥时，达萨尼睡熟了。

——

达萨尼醒了，听到了清脆的鸟鸣声。太阳出来了，街上绿树成荫。

达萨尼的新家在斯塔滕岛北岸斯特普尔顿（Stapleton）的月桂大道上，是一座方方正正的白色两家庭住宅。他们走上混凝土台阶来到前门，门上的邮箱旁用胶合板盖着一个洞。打开门是一条光线暗淡的走廊，能听到愤怒的狗吠声。爬楼梯上到二楼后，香奈儿怎么也找不到钥匙。她不知道把钥匙放在哪儿了。孩子们挤成一堆，兴奋得几乎要炸了。

香奈儿不找了，用身子猛撞上锁的门，然后又一次全力撞向屋门。第三次，门被撞开了。孩子们冲进去往四处散开。有起居室、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和 4 个卧室。

每个人都在尖叫。“这是我的房间！”“这个房子真大！”“滚出我的房间！”莉莉歪歪倒倒地到处走，嘴里发出 eboo 的声音。达萨尼占了一间朝街的卧室，帕帕把每个犄角旮旯探了个遍。阿维亚娜伸手去拿她能找到的唯一一张 CD 唱片，那是诱惑合唱团最轰动的歌曲集。她把一台老旧的音响插入起居室的插座。

阿维亚娜按下播放键，躺在凉快的木质地板上，听着 Just My Imagination（Running Away with Me） 的歌声在公寓中回荡。她望着天花板，无声地随着唱。

香奈儿扫视着匆忙打包的那些衣服。她一下子似乎有些反应不过来。

就在此时，音响放出了Papa Was a Rollin’ Stone 这首歌。阿维亚娜放大了音量。她知道这首歌会令她母亲落泪。这首歌孩子们听了无数遍，对每个部分都了如指掌——第一声贝斯弦响，然后是踩镲的敲击，小提琴和圆号潮水般的乐声托起丹尼斯·爱德华兹（Dennis Edwards）圆润的声音。

阿维亚娜和达萨尼正在跟着唱，她们的妈妈走了过来，挽住她们的胳膊。香奈儿对这首歌怎么也听不够。每次听到这首歌，她都想到自己的父亲桑尼小子。

我从来没机会见到他

听到的都是他的坏话

妈妈，我要你告诉我实话

大家都唱了起来——包括帕帕，他大声唱出了他自己的名字。

爸爸是块滚动的石头

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

他死后，给我们留下的只有孤独

今天，这里没有父亲。无上还没回来，娜娜和哈利克也没回来。家里唯一的男性是在公寓里跑来跑去的 7 岁的帕帕。帕帕很想打开前门到草坪上去。他之前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收容所里，金属探测门和保安横亘在他与世界之间。现在，他可以随便走到外面去了。

孩子们跑下楼前的台阶时，太阳还挂在空中。他们的新家所在的街区有舒适的住房，也有破败的地块。一个油漆剥落的门廊上钉着一个牌子，上面大书：不要陷入丧失赎回权的深渊。这条街的心脏是月桂大道和戈登大道交叉处的一家杂货店，那里有一幅图案繁复的壁画，上面写着安息吧，FRANKIE FINGERS。这个街区将近一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达萨尼带着孩子们往北走，边走边记着街名。帕帕时而追赶一只蝴蝶，时而在土里找虫子。他从一座房子跑到下一座房子，按下每座房子的门铃。“我有监控！”一位年纪有些大的女人从窗口向他们大喝。孩子们经过一条车水马龙的高速公路，进了一家杂货店。帕帕偷了一个苹果。别的孩子可能会偷糖果，但帕帕觉得苹果是高级食品。9 岁的玛雅喜欢西瓜。达萨尼喜欢葡萄，但她放不下身段去偷。

“他最后会落到快克毒窟里去的。”达萨尼谈到帕帕时说。

天晚了，帕帕开始闹腾。他打骂姐姐们，向路过的汽车扔石头。怎么也管不住他，直到他们来到上纽约湾，那里有个钓鱼的人站在嶙峋的岩石附近。

孩子们穿着衣服跳进水里，一边打水花一边大叫。这比任何市立游泳池都好。温暖的水是咸的。帕帕一次又一次扎进水里。

“自由！”达萨尼喊道，看着帕帕向曼哈顿的天际线游去。

11 月 17 日，海鸥在渡轮上方盘旋。达萨尼没有雨衣，用一个垃圾袋盖着头和肩膀。刚醒来的她还有些睁不开眼。她去麦金尼上学需要坐公交车，然后坐渡轮，还要坐地铁。

达萨尼搬到斯塔滕岛已经一个月了。她妈妈坚持要她转到当地的学校，于是达萨尼、阿维亚娜以及娜娜一起转到了她们住的那条街上的 I. S. 49 上学。10 天前达萨尼被停学了，因为她和一个嘲笑娜娜戴的厚眼镜片的女孩打了一架。现在达萨尼想回麦金尼去。

达萨尼看着雾气弥漫的灰色水面。她知道去这么远的学校上学不是长久之计。但她必须试一试。只有麦金尼让她有家的感觉。

无上搬进了月桂大道的公寓，占据了后面的卧室，在那里花很多个小时研究警察野蛮执法的问题。他密切追踪“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多年来，他一直在等待这个集结号，其间他读了《暗杀弗雷德·汉普顿：联邦调查局和芝加哥警方是如何谋杀一个黑豹党成员的》(The Assassination of Fred Hampton: How the FBI and the Chicago Police Murdered a Black Panther）这类的书。

感恩节前几天，大陪审团拒绝起诉在密苏里州弗格森（Ferguson）射杀了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的白人警官。接下来的那周，斯塔滕岛发生了同样的事。被指控造成埃里克·加纳死亡的警官没有受到起诉，甚至保住了文职工作。数百人走上街头，游行到布鲁克林的巴克莱中心（Barclays Center），导致布鲁克林篮网队在那里的比赛被迫中止，当时观看球赛的有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当时的凯特·米德尔顿（Kate Middleton）。

无上对加纳致哀的方式比较安静。在湾街临时搭建的纪念点摇曳的烛光前，他肃立默哀。就在这里，在美容用品店前面，加纳曾经卖散烟给无上。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加纳也是在这里拒捕，被一个白人警官勒住脖子不支跪地。墙上用胶条贴着各种口号，包括：抗争、抗争、抗争，为了再活一天！

往南 5 条街，在“西部牛肉”（Western Beef）超市，香奈儿遇到了加纳的继父本杰明·卡尔（Benjamin Carr）。香奈儿在电视上看到过他。大陪审团做出决定后，他在电视上要求人们不要打砸抢。他好心地开车送香奈儿回家。车在月桂大道上的房子前停下后，香奈儿给了他几美元作为报酬。他微笑着，但眼中满含悲伤。香奈儿把买的食品拿了进去。

但她必须试一试。只有麦金尼让她有家的感觉。

“食物很多，足够全家人食用。”新分配来负责他们家的儿童服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在 12 月 16 日的笔记中写道。无上和香奈儿以为他们终于逃脱了这个机构的监视，但 ACS 的触角无所不在。今天，这位社工想检查一下孩子们。她要求看一看阿维亚娜的腿和后背，但 12 岁的阿维亚娜开始在房间里跳着舞到处跑，还说：“我父母没打我，所以我没有伤痕。”

工作人员记下哪张床属于哪个孩子，并记下他们共用 3 个卧室。其实他们并不真的这样睡。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安排。

“把我的杯子拿来！”莉莉对达萨尼叫道，表示该睡觉了。达萨尼把杯子倒满（最好是牛奶，没有的话就倒果汁），同时几个妹妹把床垫拉到起居室，拼成一个大床。

“哪怕我们住在豪宅里，她们也要睡同一个房间。”香奈儿笑道。孩子们打着鼾，四肢缠在一起，一个孩子的脚蹬在另一个孩子的脸上。莉莉只有抓着达萨尼的右耳垂才能睡着。谁都别想骗宝宝。耳朵必须是达萨尼的。

一天，我坐在起居室里，莉莉看着我说：“我每次见到你，你都在我家里！”哥哥姐姐们大笑起来。这个刚会走路的孩子说得有道理。我总是在她家里，看电视，吃无上做的鸡翅，和乌龟玩儿。我刚刚在他们家的地板上裹着毯子过了一夜。

“我就是这样工作的。”我说，尽量让她觉得我不是在说疯话。

自从作为报纸记者进入达萨尼的生活以来，我慢慢地变成了“德里”，成了和他们一家人“泡在一起”的人。我用笔记下笔记，那笔还能录音。达萨尼知道我在写一本书，需要和她的家人在一起待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不再是传统的记者，而更像是“沉浸者”（immersionist）。对于这个新闻学专有名词的含义，大部分人都莫名其妙。莉莉却一语中的：我在她家里。

这并不意味着我总是受欢迎。每次我不肯给香奈儿现金，都要对她解释我的职业准则，把她听得腻烦不已。（后来几年里我有时会屈服，给她带来食物或提供其他帮助，特别是过圣诞节的时候。毕竟我做不到不近人情。）

但我也是记者。如果我问的问题太多，香奈儿会说我“好管闲事”。如果我不说话，我的脸又会暴露出问题，因为面部表情太多。

香奈儿告诉我，“在街上需要面无表情”，我却屡教不改。

香奈儿最喜欢笑话我“白人女孩”的声音，却又利用我的声音来帮她。她会让我替她给爱迪逊电力公司或任何找她麻烦的市立部门官僚打电话——条件是我不能把电话的内容写进报道里。香奈儿在旁边看着我要求电话另一头的人告诉我他上级的名字，我每次都免不了会停顿一下，然后解释说：“不，我不是负责赛克斯女士的社工。”听到这里，香奈儿已是乐不可支。

香奈儿逼着我记住说唱歌手声名狼藉先生（The Notorious B.I.G.）的歌曲 Gimme the Loot 里声音高亢的强盗的歌词。有时，我们开着我的车在斯特普尔顿兜风，大声播放 Biggie 的音乐。当我们迷路的时候，我会打开 GPS，里面导航的声音是最典型的白人的声音。香奈儿会即兴当起 GPS 播音，把导航提示改编为“嘿，骚货，我说了在罗斯福路上往右拐”或者“妈的，你又错过了，现在我们得重新安排他妈的路线”。香奈儿想发明一个叫“贫民窟 GPS”的应用，这样司机在车里就不用总是听呆板机械的白人的声音。

香奈儿满脑子的赚钱主意，我赶着一一记录下来。我观察香奈儿，她也观察我。她注意到了我的很多怪癖。她告诉我不要再揪指甲根部的皮，还说我有“担忧症”。香奈儿不止一次看到我满面哀戚。她经常给我出主意，教我怎么保住婚姻。我的婚姻破裂后，她又教我怎么做一个坚强的单身妈妈。她密切关注着我经受的磨难，注意到有些事没有种族和阶级之分。我哥哥与严重的酗酒问题斗争了几十年，曾多次被捕或被送进医院。

“你必须得自己想要保持清醒，”香奈儿告诉我，“那些疯子会来找你、劝你，如果你自己没有意愿，你就清醒不了。你必须受够了生病和疲惫才行。”

达萨尼离开麦金尼时没有说再见。

11 月的那个雨天，她去麦金尼想重新入学，但她走那一趟毫无意义。麦金尼的工作人员已经知道，达萨尼在斯塔滕岛因为和欺负娜娜的女孩打架而被判了两个月的“学监停学”（superintendent’s suspension）。因此 达萨尼必须去一个“停学处”（suspension site）报到。

纽约市有 37 所这样的学校。这个系统被人称为“学校-监狱管道”。本学年被送来走过一遭的学生大约有 8000 人，其中多数是黑人。达萨尼去的停学处是斯塔滕岛的洛雷托山（Mount Loretto）学校。这所学校是第一次镀金时代期间创立的，当时一位天主教神父为流浪儿的事业奔走，在此开办了美国最大的孤儿院之一。

每天早上，达萨尼坐在洛雷托山学校的课桌后和其他学生一起看电脑。她说：“就是一群孩子看电影。”她不再对学校抱有希望。达萨尼和阿维亚娜都不再提赫尔希。她们觉得她俩谁也进不去。

2015 年 1 月 6 日，达萨尼终于被准许离开洛雷托山学校，回到了斯特普尔顿的学校。两天后，她妈妈的电话响了。

“有，我有两分钟的时间。”香奈儿告诉打电话的人。

香奈儿听着，点着头，哭了起来。她挂上电话，招手让达萨尼跟她走进卧室。

“你 25 号去赫尔希上学。”香奈儿说。

“耶！”达萨尼尖叫着，又蹦又跳，“好耶！”

香奈儿擦擦脸。

“我想让你过得更好，”香奈儿说，“这让人又难过又高兴，对吗？感觉难过，可又感觉高兴，对吧？”

达萨尼忍着不哭。

“你的宝宝会出头的。”达萨尼告诉母亲。

阿维亚娜坐在另一个房间里。她已经知道自己没被录取。香奈儿解释说，招生办想让阿维亚娜再考一轮。有的兄弟姐妹得申请好几次才能进去。还有的永远进不去。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达萨尼和阿维亚娜形影不离。她俩都小心翼翼，都知道对方的想法。不久，赫尔希学校的欢迎资料寄到了，封面照片里一个小女孩在学习用牙线，还有一个穿西装的男孩在吹小号。

在学校的宣传册上，达萨尼看到一张照片旁边标着“高尔夫俱乐部”的字样，照片上一个黑人男孩站在小山包上。他穿着白裤子，把高尔夫球杆扛在肩上，眺望着远方。他的前方是一连串文字：礼貌、运动员精神、信心。

达萨尼掩藏住自己的兴奋。阿维亚娜佯作高兴。

孩子们一起去地铁跳舞挣钱，莉莉随着手提录音机播放的震耳欲聋的歌曲 Never Too Much 颠着膝盖。通勤的人们把 25 美分的硬币和钞票扔到一个购物袋里。孩子们一共挣了 62 美元。达萨尼走后，弟弟妹妹们不会再跳舞了。他们无法想象没有达萨尼的生活。

达萨尼的离去如同一面沉默的钟悬在他们头上。

还剩 3 个夜晚。

达萨尼和阿维亚娜在收拾厨房，谁也不说话。香奈儿站在料理台边。音响里放着碧昂斯的歌 Listen。

阿维亚娜的脸皱了起来。香奈儿赶紧来到她身边，达萨尼跟在后面。她们互相拥抱着站在那里，泪水浸湿的面颊贴在一起。她们彼此搂着，慢慢摇晃着身体。香奈儿开了个玩笑，大家很快都笑了起来。

这是她们赶走悲伤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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