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终究也会在几年内结束。届时，由于疫情流行而扩大的经济差距已经固化，我们究竟是要面临未来几代人都无法摆脱的格差社会，还是要构建只要工作就能实现稳定生活、衣食无忧的社会，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社会意识
文 | 山田昌弘
编辑 | 臧博
根据年号进行时代的划分，对日本来说有意义吗？日本从平成变为令和没多久，就暴发了疫情。此后疫情持续发展并不断扩大影响范围。疫情后的日本社会会变成什么样，也将成为日本“令和时代”的特征。
在战后昭和时期，日本民众都对富裕的家庭生活抱有期待，并为此奋斗努力。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这也是人们梦想成真的时代。从社会差距视角来说，在追求实现富裕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维持着中流意识并积极生活着。平成元年，日本泡沫经济发展至鼎盛期，之后没几年就遭遇了泡沫经济崩溃。平成时代同时伴随着少子化、未婚化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日本进入了一个并非人人可以结婚过上丰富的家庭生活，而是即使想结婚也无法结婚的时代。之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的出现，日本经济开始停滞不前，社会各领域的差距不断扩大。我将这样的社会命名为“格差社会”。在“格差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平成时代宣告结束，人们迎来了令和时代，但进入令和时代不久就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下述事实因疫情而不断变得清晰。一直以来隐藏在社会各个角落中，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差距，已经十分清晰了。我曾经提到过，我们可能无法再回到疫情之前的社会。正如前文所示，平成时代不少执着于建立战后型家庭（即“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努力创造物质幸福的生活）的人不能如愿，导致未婚化、少子化不断发展，结果不能如愿建立家庭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教育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开始要求学生掌握新的能力，但由于公共教育改革迟缓，父母只能靠私人的财力和学识提高子女的学习能力，由此在学生之间造成了巨大的教育差距。就业方面，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差距不断扩大，同时，可以适应新数字经济的工作与不能适应新数字经济的劳动力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在地域社会中，不仅是大城市与地方的差距在扩大，即便是同处一个城市或城镇，富裕阶层居住的区域和贫困阶层居住的区域也已经明显分开。而且，人们和地域社会的牵绊、对地域社会的期待和地域社会的意义也在同步消失。随着社交媒体普及，人们之间自我认知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
新冠肺炎疫情悄然间进一步扩大了平成时代已然存在的“工作格差”。首先，在新数字经济中工作的人和在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工作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前者可以远程办公，即使受到疫情影响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据说在美国，产生了被称为“远程阶级”的人。他们受疫情影响减少了很多通勤时间，工作也变得轻松，但收入丝毫未减。而后者由于从事的是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不容易提高生产率，加之疫情造成客户需求急剧减少，收入也随之锐降，生活苦不堪言。因新冠疫情而变得家喻户晓的词语包括“一线工作者”，具体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从事现场工作的人（多指操作现场），具体如医疗和护理人员、超市和药店销售员、运输业和公共交通业工作的人、垃圾收集员和邮递员，以及政府机关职员等。这些职业具有“特定时间只能在特定场所工作”的特点，直接面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风险。此外，“远程工作者”也在疫情后迅速走红，具体指无须去特定场所就能工作的人，这些行业的人即使不上班也能在家里工作。疫情使这两种职业的不同进一步凸显出来，两种工作者未来可能也会继续采用不同的工作方式。这两部分人群的“工作格差”会进一步扩大。由于疫情的影响，“中游跌落”现象不断在日本加剧，人们的生活从“中游”跌落到“下游”的原因是收入下降和失业。如果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话，收入和生活差距也会不断扩大。目前处在中流的人也存在不能继续维持现有生活的风险。随着远程工作普及，人们会慢慢意识到工作中存在“新的格差”，那就是“可以远程的工作”和“无法远程的工作”之间的差距。其次，拥有资产的人和没有资产的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这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提出的观点。在物价不上涨的情况下，持有金融资产的人和没有金融资产人的差距会加剧。例如，即使疫情影响工作，但持有股票的人如果收益不错可以继续增大资产价值，而仅靠劳动维持生计的家庭则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并且，在普遍开展远程工作的情况下，住宅环境的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工作差距。2020年6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了一则有趣的新闻。美国一家智库的政策研究所表示:“在过去的3个月里，美国富裕阶层的资产增加了5650亿美元”。在美国，同样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迅速扩散，很多人受到了经济上的冲击，然而这则报道显示，一小部分富裕阶层的资产反而大幅增加。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富裕阶层的整体资产总额增长了19%，达到3.5万亿美元，而该国每6名劳动年龄的国民中就有超过1名因新冠肺炎疫情失去工作，并申请失业补贴。在“居家不外出”的情况下，人们纷纷使用网上购物平台。时任美国最大互联网购物公司亚马逊CEO的杰夫·贝佐斯，其资产在2020年3月—6月增加了362亿美元。富裕阶层资产增加的另一个原因与股市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却使股市有了较大增长。在美国，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了大规模的金融缓和政策，市场上很多资本流入了股市，投资股票的人赚了很多钱。日本在2021年2月的时候，出现了超过30年前泡沫经济股价的状况。虽然我不是经济专家，但我认为是很多无法用于消费活动的钱流入股票市场，才会引发股票市场一片利好。金融资本主义已在全世界普及，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背离，两者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深的鸿沟。尽管人们早已发现这一问题，但疫情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差距。经济学上有一个词称作“涓滴效应”，富裕阶层公司里的员工可以坐享红利收益，不断地增加和积累自己的财富。随着远程工作普及，富裕者和贫穷者之间的差别由于“行业的不同”而进一步凸显。拥有编程等IT技能的人可以不受工作场所约束，继续增加资产，但如果是一直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即使想转行进入编程等IT行业，也非常困难，因为这些行业需要员工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疫情后美国将这样的人员称为“远程工作阶级”也不难理解，而且这样的称呼在日本社会中也适用。这次受疫情严重打击的是旅游业和餐饮业。这些产业由大量的“非正式员工”组成，具有巨大的脆弱性。另外，与“抗新冠能力强”的制造业和金融业不同，很多中小企业也将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司经营者更加苦不堪言，不得不减少非正式员工的工作或者解雇部分员工。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主要受影响的是从事制造业工作的男性派遣员工，而现在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从事餐饮业和旅游业的人。而且，一些国家公布的调查也表明，这次疫情下女性失业比男性更显著。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本身就存在的差距，在疫情下被进一步扩大并受到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前，东京、大阪、京都等大城市随处可见很多外国游客，但从2020年4月左右开始，访日游客急剧减少。由于入境需求消失，酒店、航空业等也处于非常严峻的状况。由于大部分人为了防止感染而避免与他人接触，餐饮店、休闲产业、主题公园等也承受了很大损失。还有因为与人见面的机会减少，化妆品和服装等以“被别人看到的意识”为前提的商品群的销售额也在急剧下降。当然，有陷入困境的行业，也有保持业绩，甚至销售额还在不断增加的公司。从宾馆来看，依赖入境需求的场馆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状况，但面向日本富裕阶层的符合减少接触需求的温泉旅馆等，生意却十分火爆，有的需要提前好几个月预约。因为不能去海外旅行，很多有钱的中老年人选择在国内享受休闲时光。相比而言，受疫情影响，经济弱势群体受到了较大打击。政府也曾在2020年向全体国民发放了一次补助金，但只是杯水车薪，构建面向失业者的持续救助机制才是当务之急。
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终究也会在几年内结束。届时，由于疫情流行而扩大的经济差距已经固化，我们究竟是要面临未来几代人都无法摆脱的格差社会，还是要构建只要工作就能实现稳定生活、衣食无忧的社会，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社会意识。当然，如上差距的扩大是从疫情前的平成时代就已经开始的，疫情只不过是一个放大镜，将这种看不见的差距进一步凸显。如果说平成时代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人们不想承认”的时代，那么令和时代就是“承认贫富差距存在，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大家如果一起创造就能迎来新生活”的时代。之所以强调“大家一起”，是因为想要缩小上述差距，仅靠个体的“自助努力”远远不够。未来在家庭领域，人们要舍弃对“战后型家庭”的执着，要认可各种形式的家庭并予以支持，同时要对因为爱情结合的伴侣给予一定条件的鼓励和援助。在教育领域，公共教育要针对新时代所需的能力（数字能力、交流能力、英语能力）进行改革。在就业领域，要致力于缩小不同就业形态、不同领域之间各种各样的差距。同时，我们要积极构建能够让各种各样的人居住并建立联系的地域社会。此外，也要推进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满足不同人需要的认可方式。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话，我想令和时代会成为充满希望的时代。因为无论什么时代，历史都是由我们亲手创造的，这一点绝对不会改变。
（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三章及结语，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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