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精神科就诊已经将近两年了。

发现自己断断续续出现“抑郁状态”大概是好几年前，有一阵晚上失眠，白天也都躺在床上，对很多事情失去了兴趣，连日常吃饭都很难保证。那时候虽然对于这个病症有了一点了解，但身边人总会宽慰我“没有那么严重，不至于”。这种消极状态确实不会持续太久，我内心也认同了他们的说法，没有找医生。

后来独自在外工作，一次体检偶然发现一些心肺上的毛病，之后不得不频繁去医院。在北京看病是一件体力活，每一次都意味着路上往返两三个小时，加上排队和预约检查，一天就过去了。

我经常在候诊室里写文档，在往返医院的地铁上开会。路上信号不好，很多次我都只能中途刷出站，站在地铁口打完电话会议。有一次因为各种因素叠加，我拎着打包的午饭和病历晕倒在了地铁口，被送上了救护车。

《以家人之名》剧照

那次突发事件后身体没有大碍，但情绪状况好像越来越糟糕，像滑入了一个洞口然后急速向下坠落。我本来还算热爱生活，但那之后很多天，我躺在堆满衣服和杂物的小沙发上，旁边是吃了一半就没胃口的外卖。手机里有很多信息要回，而我紧闭着窗帘，长时间地坐在地板上发呆，看着一盆植物的叶片脉络出神，满脑子都是“如果所有人都和我无关就好了。”

我努力和那种念头作斗争，更多时候还是被它占了上风。残忍的是，为数不多使我感到快乐的兴趣爱好部分也被侵蚀。那时正值电影节，我提前抢了好几场票，还特意选了离自己不远的影院。第一场放映的影片很好，气氛很好，散场后大家走在胡同的阳光和风也很好。但这些好像都不足以将我从泥潭里拖拽出来。

等到下一场放映，光是出门这件事我就做了一两小时的心理建设，公交车开到一半，我莫名地心慌喘不上气，立马逃跑一样地选择了下车。我直接坐在人行道的花坛边，哭着给朋友打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做不到。”

那个傍晚我在路边坐了很久，石板很凉，很多人在我面前脚步匆匆。好像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那种无力和慌乱让我不知所措。后来我慢慢走了几公里回家，试图弄懂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来有点可笑》剧照

后来好几次，我躺在床上看着各种deadline一点点临近，紧迫感压制住我，可身体灌了铅一般无法动弹。这种状态自然也影响到了工作，在某次短暂失联后，领导真诚地跟我说：“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这种事也很常见，没什么的。”我鼓起勇气挂了号，几天后出现在了北医六院的走廊里。

那是一家很权威的精神卫生医院，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第一次关注医院公众号预约，下面显示有“19个朋友也关注了此号”，我着实诧异了一下，至今不知道他们都是谁。

在医院做了很多检查，从各种量表到脑部热成像、眼动等等。拿到病历时我有点晃神，诊断上写着中度抑郁、轻度焦虑，然后在双相（躁郁症）后面打了一个问号。好像终于得知了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却又无法接受。倒是医生安慰我：“你这情况比别人好多了，没多大事。”后来我才发现，她对很多人都这样说，这种语气轻松的鼓励对病人来说像湍急河流里的一条绳索。

取完药我不知道该去哪，坐在医院台阶前愣神。以前还能假装快乐，而开始吃药就代表着我必须正视这个身份。那天很热，阳光刺眼，我想了半天，不知道该和谁说这件事。最后我和一位患过双相的朋友打了电话，几年前我知道他情况很不好，还时常关心他。我刚一开口，眼泪就往口罩里流，怎么都止不住。

《小欢喜》剧照

那位朋友耐心宽慰我许久，有一句话他反复强调：“不要让人知道你得了这个病，别人很难理解的。”我开始不置可否，觉得生病很正常，没什么好藏着掖着。毕竟这些年关于这类病症的报道和科普已有很多，大家对这个词早就不陌生。我自己第一次认真了解它是在七八年前，那时看到一篇介绍相关知识的图文，图上有个小人落在井底，周围全是黑暗，而井口很遥远。我记得末尾有一段小字，大意是说“你不是想太多，你只是病了。”那篇文章阅读量很高，当时我的朋友圈也有很多人转发，大家纷纷表示原来如此，希望周围人能重视这件事。再后来几年，关于这类疾病的讨论越来越多，好像大家已经足够了解它，接纳它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但那种宽容和理解往往只是对着一些虚空的患病比例数字，当这类疾病真落在现实生活里，落在身边具体的某个人身上，做到不带偏见的共情并不容易。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朋友当初那句话的含义。那时候工作还在继续，我尝试和走得近的同事说自己有时候难以处理即时情绪，她立刻指出，这是一种不专业的表现，大谈“不带情绪是职场人的基本素养”。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对那时的我，这个论断无异于一把刺刀，精准戳中了我最无能为力的部分。

《极限17:滑魂》剧照

还有一次和关系不错的朋友一起聊天，我本想讲讲自己患病的事，正巧有人先开启了这类话题。他张口就聊起身边患类似疾病的人，笑着说那人如何行为异常，给别人添了麻烦，好像这些是很有趣的谈资。我假装笑着附和，心里却越来越沉重。我并不是想责怪身边的朋友们，他们只是无心聊天，没想到会刺痛我。

我的保护措施就是将自己更封闭些，减少交流对我造成的二次伤害。医生虽然建议生病后要多和周围人建立联系，避免一个人陷落，但实际上我很难找到能够放心沟通的人，社交反而大幅收窄。这类话题后来成为了我的一个社交雷区，我会小心试探身边人对此事的态度，一旦发现有负面的判断立刻打住，以后全部规避。我还将朋友悄悄分类，将几个共情能力高、没有审视他人的习惯的那部分划归为“安全”区，以防在出现严重问题时我无人可求助。

而在舆论大环境里，抑郁症这个词的含义微妙变化，也会导致讲述变得更小心翼翼。如今大家普遍认同了这是一类需要就医的疾病，而不仅仅是“心情不好”，但随着相关概念的普及，这个词又慢慢发展出了一种轻佻的戏谑倾向。一个用来替代“抑郁症”的词语“玉玉症”诞生，这个词语自带调侃意味，用来自嘲或者讽刺人们认为自称患有抑郁症的人们，也许并不能简单粗暴地判断这种讲述都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

《女心理师》剧照

但在我看来，这个词的确被过度使用了。在很多事件下面，经常会有人玩梗“老玉玉症了，下一个”。这种无差别攻击，让很多真正患有抑郁症的人有了比从前更多的病耻感，仿佛和这个词沾边，就主动将自己暴露在了被嘲讽的环境里。先入为主的偏见到处都是，严肃讨论病情的环境又以另一种形式被消解了。

这两年，自述有抑郁症而被或疯狂或轻微网暴的例子实在太多。很多人觉得，这些自诩为患者的人“做作又矫情”，是故意沉溺于这种自我消耗的状态，用来博取同情。但实际上，患者比谁都想要好起来。

就我自己而言，患病的感受仿佛是一场自杀式袭击，过去二十多年里别人不友善的眼神、几句责备、被误解的经历等等，那些早以为遗忘的东西被病魔从各个角落里搜刮而来，汇集成攻击我的武器。“它”像一个在我脑海里疯狂扩张的病毒，放大每一个负面感受，用各种方式辱骂我，反复证明我的失败和无用。

有时候，它甚至会虚构别人对我的恶意，用一些并未发生的伤害离间我和其他人的关系，把能帮助我的人推远。我难以分清我和“它”的区别，常常以为事实真的是这样。学会识别“它”，并有意识与它对抗要花费我巨大的精力。

这种大部分都发生在脑海里的艰难斗争，很难直接展示在躯体上，也就导致了患者好像“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一些人的认知想象里，抑郁症患者应该是几天不洗澡，邋遢憔悴，越狼狈越能自证。可是没几个人希望以生活最差的状态示人，让自己在勇敢面对外界时保持体面，是一种对抗疾病很重要的心理支撑，也需要在背地里花费比平时多得多的力气。如果因为不符合那些人期待的形象，衣着整齐也被算作“装病”的证据，未免太冤枉。

六院的候诊室总要排很久，在等着叫号的过程里，我得以长时间地观察周围的人。以我不算长的求医经验来看，今年来医院的人明显变多，一天400个普通门诊号提前几天就被抢光。异地来的患者特征明显，带着大包小包，有些还拖着行李箱。有位大叔皮肤黝黑，衣角有破洞，带着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印记。他带着家人，因为不会使用取病历的机器而求助导诊，说自己长途跋涉从老家来，刚下火车。

在沉默排队的人群里，有夹着公文包脊背微驼的中年人，有拎着超市购物袋，围着花围巾的大妈，有一身名牌，蹬着高跟鞋的精致女孩，还有全程撇着嘴的花臂大哥。这里就是最真实的群体，精神类疾病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年龄阶段，有小孩被父母紧牵着直奔走廊尽头的儿童门诊，也有老人坐在轮椅上，被家人推着走。很难从这些人的脸上找到一种用来标签疾病的通用神态，如果把这个场景换成是超市排队结账好像也并不违和。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在这里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患者。

《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路过住院评估中心，窗口前一个男孩在填表，母亲站在旁边拎着装有药物的布袋子，和护士讲话。他看上去和其他年轻男孩无异，平静地和母亲讲要填写的资料，纠正母亲的一些不标准的读音。他们从一千多公里外的一个南方县城来，我不知道他有怎么样的经历和故事，只知道他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面对。

还有两个年轻人让我印象深刻。有次去咨询台，前面排了一个西装革履的男生，背着双肩包，一直在回手机消息，发语音处理工作，队伍朝前挪了也没发觉。我瞥见他拿着一张等盖章的诊断证明，上面写着“抑郁状态，全休三周”。

我心里暗暗叹气，那张纸轻飘飘的，真能替他抵挡那些不断弹出的消息吗？还有一次，是在问诊室，外面忽然传来女孩的哭声，是那种很少在公共场合里出现的，扯长了声音的哭腔。医生让实习生去看看，打开门是一个女孩蹲在地上，挎着包，满脸泪水。她有些抱歉打扰到别人，虚弱地说：“没事，我就是等得有点久了，我没事。”可能是年龄相仿，我特别能理解他俩的感受。

诊室外有大片摇晃的竹叶，覆盖了整片玻璃。医生常对我说的话是：“放轻松，别人没有那么在意你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 是她让我知道，那些我在潜意识里觉得别人的恶意，其实大部分并不存在，即便存在也不需要在意。有一天我问她也会有压力吗，她说也有很多救不过来的患者，会难过，但是每天都有新的患者在等着她。她说：“有压力很正常，只是很多时候，人都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太重了。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五月，医院门口有一片开得特别好的月季花，每一朵都有巴掌大。好多人一进来就先被它们吸引，围着拍一圈照片才进门诊大楼。有一对情侣走过，女孩开心地拖起花闻了闻，男孩找到更大的一朵，招呼她去看。在那一瞬间，大家可能都忘记了生病这件事。我站在一旁，想起自己第一天来医院的情形，觉得很感慨。每天都有人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也有人是最后一次来。

回过头想，虽然我很早就知道这类疾病的特点，也能隐约和自己的状态对应，但真的选择走进医院也花了好几年。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承认患病就相当于承认自己一部分的“失败”。我不愿打破原有的生活节奏，所以一直掩耳盗铃地假装自己并不严重。我抗拒被当做患者，害怕自己明确地拥有一个这样的身份和标签，才让一些事情越拖越糟。

在我从前的认知体系里，生活一直是由目标和努力构成的，所以我习惯做很多规划，让自己每一步都有所掌控，希望成为一个社会普遍评价里“优秀”的人。有句话叫做“强者很难想象弱者”，我一直在既定轨道里走得比较顺利，导致我过分地夸大了能力的作用，很难真的理解其他人为什么做不到。当我自己成为那个“弱者”的时候，我不再具有竞争力，无法随时响应，无法高效工作。生病这件事显然打破了我的所有计划，我不得不停下来，眼看着别人越跑越远。

《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我花了一些时间才走出沮丧，接受了这个必须面对的设定。就像一个习惯在田径场比赛的人不慎骨折，如果固执继续上场只会伤得更重。我需要和自己身上软弱的那部分共处，不再把它当做缺点，承认它只是人性里最正常不过的一部分。坦然坐在原地养伤的时候，我可以看看赛场边的草啊花啊，看看场边的人啊，不再觉得这是一种时间浪费。同时，我也获得了一个观察原有生活的新角度，有机会去审视那个终点是不是必须要去的地方，我是不是必须成为一个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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