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屁工作”什么时候能灭绝啊？

《人生切割术》

又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周一。经过周末的心理建设，鼓起勇气起床，洗漱、通勤、上班，继续这一周社畜生活的人生循环。

“狗屁工作”是这几年的一个热词，即使你没有看过大卫·格雷伯的同名原著，但工作中总会存在这样的时刻，让你对这个词感同身受。

或许，工作作为我们立足世界的手段，自身并没有错，但在今天，工作与人生的关系却总出现问题。

看理想的“无限人生书单”系列进入第六季，这一次，人类学学者袁长庚将以“工作与人生”为主题，借助人类学的方法，以陌生的眼光，再次审视关于工作的种种现实议题。

开篇就将以“狗屁工作”作为切入点，深入聊聊工作这个让我们倦怠、无奈却隐隐还有期盼的“狗屁玩意”，不过嘛，聊深入了你可能会发现，总归还是有些好消息的。

作者 | 袁长庚

来源 | 《工作与人生》看理想App

01.

什么是狗屁工作：

从为工作而工作到假装很忙

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2018年出版的《Bullshit Jobs》，最近中译版刚刚上市，名字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干干净净地保留了原书的核心观点，但却少了些挑衅性。

据格雷伯自己交代，这本书起缘于他在2013年写的一篇小文章，题目是《论狗屁工作现象》，刊发在一份新创办的杂志上。约稿编辑的要求是“越能够引战越好，最好是其他杂志都不敢刊登的那种”。

bullshit这个前缀，实际上是一个情感色彩浓烈的限定词，它强调的是对那种名实不符的事物的厌烦。

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受尽委屈的实习生决定一走了之，离开办公室之前他冲到老板办公室，大声嚷道“去你的吧，我受够了你们的狗屁工作，拜拜！”bullshit想要传达的是当事人的一种主观感受，一种自觉被蒙蔽、被欺骗之后的愤怒回应。

事实上，这篇文章刊出之后迅速如病毒一般蔓延开来，有人甚至在一天之后就收到五份来自朋友的电子邮件，里面都附上了这篇文章。甚至在2015年新年过后第一个工作日，伦敦地铁还有人在广告宣传页上摘抄了文章的句子广为散发。

这恰恰说明，“狗屁工作”现象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有民调公司跟进调查，发现在英国，有37%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对这个世界毫无意义。在荷兰，这个数字是40%。

当然，主观感受并不是评价问题的唯一标准，但是让这么多人从事自己认为毫无意义的工作，显然也算是一种不能被小觑的精神暴力。

这个世界上有些工作很脏很累很让人痛苦，比如一些重体力劳动，比如一些卫生条件或工作条件非常恶劣的劳动，还有一些服务业工作因为总要笑脸相迎满足顾客的要求，我们可以说它们是一些shit jobs。

这些工作让人不愉快，收入也谈不上可观，但是如果你跟相关从业者交谈，会发现他们或许满腹牢骚，但很少有人能否认这份工作的意义。

我记得大学时，有一次宿舍里的保洁阿姨因为一些小事跟几个男生吵了起来，阿姨说：“别觉得你们是大学生就了不起了，没有我们打扫卫生，用不了两天你们这栋楼都得臭了！”

阿姨的这番话其实很有代表性，这类从业者往往不会否认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他们往往跟日常生活运转的某一个环节紧密相关，正是在这种紧密的关联当中他们可以确信自己的价值。

由此说来，bullshit jobs的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它好像很体面，很具有专业性，甚至不乏创造力，从属于某一个先进或高级的“领域”。

但在另一方面，在这份工作当中的实践者却找不到坚实的理由来确证自己工作的意义。“我的工作对这个世界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吗？”“我在创造价值吗？”“我每天的工作对他人有益吗？”“这个世界因为我的工作而变得更加美好吗？”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曾有过类似的灵魂拷问。

坦白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是所有工作都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拷问。

说回格雷伯的这本书。在2013年的那篇文章里，格雷伯开头引用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预言，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末，人们一周只需要花费十五个小时工作。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凯恩斯错了。

一个会令凯恩斯感到尴尬的事实是：今天人们工作的平均时长要远远大于上个世纪，而且看不到有任何缩短的趋势。格雷伯认为，我们不能轻易放过这个问题，它显示出的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文明的症候。

这是一个“建立在工作之上的文明，为工作而工作，工作本身就有意义，甚至不求成果丰硕。”我们会投身于那些明明知道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什么丰厚的收入的工作当中。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假设工作是一个“正常人”的前提，哪怕这份工作已经令人心力交瘁倦怠不堪。

《玩乐时间》

格雷伯的这本书分为七个章节，讨论了狗屁工作的定义、分类，人们在狗屁工作状态下所经历的精神暴力，狗屁工作激增的原因以及社会的应对。

全书最开始，格雷伯使用了一个听起来有些荒诞的案例。小寇是一位IT技术人员，他所在的公司承包了一家后勤公司在IT服务方面的业务，而这方面的业务实际上属于这家后勤公司从一家更大的服务公司那里承包的服务，这家更大的公司实际上是德国军方在IT服务方面的承包商。

听上去有些复杂，我们不妨在脑子里形成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最上面是军队，最下面是小寇，中间经过了三层转包。

现在，有一位士兵要搬到隔壁办公室，需要挪动和重新组装电脑。这时候，他要给IT主管部门层层申报。最后，小寇接到了指令，驱车几个小时，填写一堆文件，花费了纳税人几百块钱之后，完成了这台电脑的搬运工作。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或许只需要几个朋友搭把手就能完成。

格雷伯用这个例子说明什么是狗屁工作，简言之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有害，连从业者都不能讲出这份工作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仅仅是狗屁工作的基础要素。

格雷伯在经历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之后，最终帮我们明确了狗屁工作的三个特征：第一，工作者自己也讲不出甚至干脆否认工作的意义；第二，虽然如此，工作者还是要通过装作“很忙”来假装工作有意义；第三，上述状态发生在雇佣关系的基础之上。

这种“假装”很有意思。记得“996”问题讨论最为热烈的时候，我对一些有大厂工作或实习经历的学生们做过一个简单的访谈。

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到底是因为确实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还是一种从众心理泛滥而成的效应？就这次访谈的结果来看，如果较真一点儿说，“996”实际上多少带有一点表演和摸鱼的色彩。换句话说，很多人身在工位，但只是看上去很忙而已。

至于实际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效率，实在是不能细问。所以，狗屁工作实际上有一种相互欺骗或表演的成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格雷伯提醒我们，狗屁工作并不意味着更高的效率或更多的产出。

这也回应了一种常见的误解：好像只有公家单位才会有各种繁文缛节，私人企业一定是高效务实的。其实，狗屁工作不分公共还是私有，它已经成为现代管理和分工体系当中的一种顽疾。

02.

狗屁工作的类型：

助理、白领及任务大师

格雷伯把狗屁工作分为五种。第一类叫做帮闲（flunky），简单说就是为了让某些工作或个人看起来好像更有档次、有派头，这类工作的典型是各种“助理”。

第二类是所谓“打手”（goon），这类工作有一定侵略性，而且常常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欺瞒和哄骗，包括各类销售、策划和公关部门。

第三类是“查缺补漏”（duct taper），这种工作如字面意思所示，是修补各种bug，但问题是，这些bug往往是组织自身产生的，换句话说，就是自己造就了问题然后自己解决，以此来显示某种“专业性”。

第四类是“打勾人”（box ticker），格雷伯在形容这种工作时用语是很刻薄的，因为他们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证明组织能够宣称自己在做一件实际上并没有在做的事情”，例子是那些惯于用PPT来展示自己工作业绩的工种，比如各种行业研究。

第五种是“任务大师”（task master），这些人以各种中层管理人员为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给其他人派发任务，甚至主动创造各种狗屁工作。

《玩乐时间》

坦白说，讲到这里，这可能会引起某些朋友的反感，因为单从上面所列举的工作类型来看，狗屁工作的覆盖面也着实太广了些。

但是格雷伯在这里澄清了一点：很多工作总体上看并不是狗屁工作，但是其中的一些内容越来越呈现出狗屁化的倾向。还有一种可能是，某些工作本身并不是狗屁工作，但它服务于某个领域或某个实体则是不折不扣的狗屁工作。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格雷伯所关心的是人们在狗屁工作当中的感受以及相应的自我阐述。所以在接下来两章当中，他着重分析了狗屁工作从业者的状态，尤其突出这些工作所产生的一种精神暴力。

狗屁工作之所以让人痛苦，究其根本是因为它违背了人建立意义感的普遍诉求。

狗屁工作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假装有意义”，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自我欺骗。如果说意义是一种主观判定，那么人持续性地自我欺骗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工作是日久天长的行为实践，人们浸泡在其中，对于各种感受有着切肤体验。我们或许可以骗别人，但却很难百分之百的说服自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暴力。

狗屁工作的另一个重要要素是雇佣关系，进一步说，是雇主花钱购买了雇员的时间和劳动，这种购买直接导致了狗屁工作问题上一种更为赤裸的权力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时间感的征服和重塑。

前现代时期，例如在农业生产当中，虽然人们也会有需要抓紧劳动不能放松的时刻，但总体上看，是存在一个张弛有度的节律的。这种节律或是源于自然节律，或者干脆就是人自身松紧调度的需要。

格雷伯梳理了资本主义时代劳动模式的变迁，明确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将工作等同于一种道德要求，将满负荷劳动看作是劳动者的常态，恰恰是一种违背工作节律的病态。

这种病态背后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是雇主对雇员劳动时间的全面占有，甚至不惜以创造无意义工作的方式来实现对劳动者的控制。

格雷伯甚至有些重口味地将这种职场格局比拟为SM性游戏。主导者变换花样提出要求，勒令受虐者必须加以满足和回应。

但是实际上主导者自己也知道很多时候是无中生有，自己所施展的无非是一种虚妄的权力，受虐者更是没有SM游戏中常见的叫停关键词，只能不断地任由游戏进行下去。

说到底，狗屁工作只是一种极其局限的办公室政治，它很难向外部空间延展，更不可能通过连接和互动去确认自己的意义，狗屁工作必然意味着对当事人的消耗和伤害。

《人生切割术》

虽然狗屁工作的背后是一整套权力关系，但是狗屁工作给人造成的伤害却很少像一些那些shit jobs那样明确。你在整洁有序，飘着咖啡香味的开放式办公空间，冬天有暖气，夏天吹冷风，不会经受日晒雨淋，更不会汗流浃背。

在外人看来，每天工作无非就是整理一下材料，做一份新的PPT，开几个不短不长的会议，这又有什么呢？

但是，工作者对自身工作无价值、无意义的体认，以及对自己毫无可能改变这种状况的绝望，使狗屁工作变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境况。

不过，正是由于狗屁工作对人的戕害，更近似于一种当事人才能体会的私人体验，所以真正能够对其加以批评的机会并不多见。薪水还不错，待遇和福利也都没问题，每天有免费的咖啡，一年有两周带薪的假期，这还不够好吗？

所以狗屁工作的从业者常常有一种羞于抱怨的心态。一个年轻人，满怀对社会的良善期许而加入某公益或NGO组织，但是在组织内部却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从事各式狗屁工作。

越是这样，他越是难以直面这个带有反讽的现实，而只能不断地麻痹自己，“毕竟从整体上说我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在狗屁工作领域中，这种自我道德绑架成为权力的帮凶。

03.

狗屁工作为何产生？

资本主义催生出的“封建领主制”

狗屁工作现象如此显著，然人很难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对于号称追求效益，崇奉获利的资本主义而言，为什么会造就这样的职位？

一般意义上的解释认为，这是由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服务业的崛起，造就了大量的从业人员。但是格雷伯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说服务业的时候，是笼统地把所有不事生产的人都囊括其中。

但是在这个领域，一位医院的护工和一位咨询公司的从业者实际上处于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因此，他把服务业当中直接提供保障性服务的人称为照护者，而把类似金融、咨询、市场营销这类工作称之为咨询产业。

如果在做出上述区分之后，再去看就业人口结构变化的示意图就不难发现，实际上真正提供照护服务的从业人员，多年以来一直维持在一个平均水平，服务业就业人员的飞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咨询业的急速扩张。

但是，仅仅做出这个区分仍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格雷伯首先列举了两种常见的解释，第一种近乎于辩护，意在强调狗屁工作是全球经济分工极大复杂化的一个体现；第二种则认为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一切都源于政府监管。

对于第一种解释，本书前面所列举的各种从业者经验已经表明，狗屁工作与分工细致、效率提升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对于后面一种解释，实际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所惯用的一种说辞。

格雷伯以咨询行业中的代表金融业为例，来说明为什么这个领域是狗屁工作的高发区。

格雷伯用一些从业者的经验表明这样一个晦暗的事实：与资本流通密切相关的金融业，其获利途径是在流转过程当中收取手续费，如此一来，如果整个流转过程快速终结，那么对金融业而言就是不利的。

相反，如果这个过程被无限拉长，甚至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些转手节点，那么对于行业本身而言才是有益的。换句话说，对于咨询行业来说，整个盈利的源泉是非实体生产性的流通和调配，这样一来，在资本、信息和咨询流通的过程中加入各种设计，使过程不断延展，就意味着开拓利润空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创造那么多的“无用工作”。

格雷伯在书中引用了一个银行高管的自述，这名高管认为，银行业中80%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也不会有太大影响，这就说明，银行不但有可能在产业链中创造狗屁工作，甚至在它们内部也是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在这里，格雷伯引入了他在本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管理中的封建主义。

格雷伯在此处借用古典封建制的状态，来说明一种简单粗暴的分配方式：在封建制下，领主凭武力占有生产者的劳动果实，再依照各种经济政治利益进行再分配。

封建制必然要维持领主集团自身的“牌面”，换句话说就是要豢养各种依附者，比如各种管理人员、跑腿和打手，这些人并不都肩负着具体的职责，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显示当权者的“实力”。

格雷伯更是进一步指出，传统封建制下生产者至少对自己的劳动过程有自主权，但是在新型的管理封建制下，掌权者对劳动者是全方位的控制和占有。

当今世界的大集团、大企业、大财团，已经很少处理跟生产直接相关的事宜，而是把盈利渠道设定为对过程、流通和再分配的掌握，这就使得他们愈加像是传统的封建领主。

《玩乐时间》

在政治光谱上始终自诩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格雷伯更是在小结处提醒我们：一个以占有和再分配为目的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其内部大量劳动力都分布于各个领域的上下疏通。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联合体容易走向自我繁殖而导致的臃肿呆板、尾大不掉。

我们或许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如果按照本书中的划分，很多shit jobs，尤其是那些直接为我们生活正常运转提供保障的照护者，却得不到理想的报酬；但是很多狗屁工作却可以享受高薪。

对于这种价值和收益的倒挂，格雷伯的解释是追问劳动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神学面向。按照这种劳动神学，为他人服务本身是一种收获，所以也就不应该在奢求薪水上的满足。

对于这个解释，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其实格雷伯在本书前面的解释就已经说明这个问题：在后工业时代，与实体生产、实际劳动相关联的工作都被视为等而下之，而那些在流通和分配领域的“创造性”工作，被认为是更具有价值的。

这里面潜藏了一个小伎俩，它把前一类工作看成是技术含量较低，人人可为的工作，而后一种则必须依赖从业者的“素质”，这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经典二分法中常用的把戏。

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敢说自己能轻易成为一个好的护工？好的家政服务员？做好这些工作并不比学会做PPT更加简单。

04.

狗屁工作的真出路？

全民基本收入制度

我们跟着格雷伯的批判之旅，对狗屁工作及其背后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做了充分的检讨。人们难免会问：OK，我知道了，那么该怎么办呢？

格雷伯的答案或许会让人有些吃惊：落实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简单说，就是给一个国家里所有具有公民身份的人每月都有基本收入。

这个制度的简单直接，会让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但是实际上，从执行的角度来说，这件事出奇的简单，如果有什么难处，那就是说服我们自己接受它。

关于国民基本收入，一直是西方国家争论不断的话题。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前几年瑞士就通过公投正式否定了这项提议。反对者的看法很简单：工作是神圣的，是我们获取生存权利所必须要承受的代价。工作本身就不意味着快乐，生而为人，我们就必须忍受工作的负累。

怎样？是不是很熟悉，这就是格雷伯曾经提到过的工作的神学面向。

格雷伯对全民基本收入的赞同主要建立在这样假设的基础上：当人们的生计与工作近乎完全脱节的时候，就是人们开始认真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这个社会之中的时候。

如果我已经有一份可以保证每天吃饭和租房的基本收入，那么我可能会选择成为一名环境质检员、一位手语教师、一位养老院里的护工，但你可能会斩钉截铁地拒绝此刻正在做着的工作。

《德州巴黎》

从狗屁工作聊到全民基本收入，格雷伯的这本书带给大家的挑战和冲击有些太多了，很多地方可能都会让人发出质疑或不解之声。

用这本书开启这个书单系列节目，是希望借由格雷伯充满战斗精神的论述来促进我们对自身处境的反思。

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迫切地希望工作给我们带来人生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无限宽容工作本身的无聊、内耗甚至虚妄？

我们真的像是自嘲的那样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吗？我们有没有认真检视过从走出校园之后就坚信不疑的职业发展方向？我们有没有如格雷伯所提醒的那样，太过于忙于“生产”，忘记了那些无比重要的“照护”工作？

由工作出发，我们照见自己的处境，照见历史和精神的演化，揭开讽刺，直面尴尬，格雷伯让我们多少有些如芒在背，这就够了。

本文为《工作与人生：无限人生书单第六季》节目第1集讲稿，作者袁长庚，原标题为《明知是狗屁工作，为何还要去做｜<毫无意义的工作>》，有删减。点击“阅读原文”可移步节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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