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的疑问：怎么越振兴越落后了？

但凡对东北的现状有所思考的人，都不能不回头看它的历史。有东北人回忆起多年前，第一次离别故土南下，她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见外面一车车的木材、煤炭，情不自禁地一阵心痛：这片黑土地不缺资源，也不缺人才，“共和国长子”也不是白叫的，怎么就混成了这样？

东北确实辉煌过，常有人提到“1945年东北工业总产值曾占到全国85%”，计划经济时代也是名副其实的领头羊：“一五计划”期间150个苏联援建项目，56个落在东北，占了三分之一强。虽然多年来东北二人转、小品输出的都是东北的农村文化，但事实是：直到1990年代，东北的城市化水平都是遥遥领先于全国的。

无论东北人多么想要重现往日辉煌，但无情的现实是：曾经让东北兴起的那个特定地缘政治环境或历史条件，早已不复存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个纯内循环，但现在打破之后，东北的资源并不存在稀缺性，市场体系、价格计算都已不一样了。东北确实是公认的“老工业基地”，但在现在确定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版图中，东北只剩下沈阳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集群、长春市汽车集群，也就是说，即便在工业上，东北也已被边缘化。

然而，过往的历史记忆往往左右着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很多东北人在说起“东北振兴”时，不管信不信，潜意识里以为的“振兴”都像是“回到过去的好时光”（类似特朗普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很少人细想过，这是要回到什么时候的东北——是建国初期那种国家计划经济？还是近代时期对外开放的那种？更好的未来就是回到过去吗？即便想这样，那又怎么回得去？

很多人确信，“东北曾经辉煌过，所以也一定会再度辉煌”，那样的好事，没有道理不能再来一次，如果有什么问题，那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有一位已经南下的东北人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这一美梦：“我也相信东北一定会振兴，但有些人可能对时间尺度没有概念——30年后也许可能，而且不是完成，是开始。对于大部分人的人生来说，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多大意义，只不过是一种难以证实的信念。”

一位本地学者在回顾近代以来的“东北问题”后，诚恳地对我说，他相信只要在新的历史机遇下重新定位，东北一定能复兴，理由呢？“它的资源还在。”这是一种工业时代的思维，相信财富来自于资源的开采——不论是什么样的资源。当场就有一位本地年轻人对此表示怀疑：“我做个极端的对比：非洲也有丰富的资源，但它依然很穷。”

如果说东北过往的繁荣有赖于特定的外部条件，那重新创造这样的条件不就得了？此时，有些人想重现的是近代那个开放的东北：那时的东北是东北亚跨国网络的枢纽，是全国铁路网的中枢脉动，现在却变成了末梢，原本那个国际化的东北经历了漫长的地方化乃至边缘化。然而，这样的外部机遇太难了，一位东北官员私下说：“邻居也很重要啊。现在外贸不行了，我们毗邻的俄罗斯在打仗，朝鲜、蒙古经济都很弱，朝鲜发射导弹跟放二踢脚似的，怎么把产业放这里？”

更多人想重现的外部条件，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布局。许多东北人抱有一种执念：只要国家重新重视东北，振兴是分分钟的事，一位当地朋友就说：“东北人总觉得，我们有过好日子，现在穷，都是国家不给钱、不给政策，这种话还特别能引起东北人共鸣，但‘东北振兴’战略也给钱给政策了，为什么东北还是没好起来？”

这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很重要的一点恐怕是：“东北振兴”原本就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大量国家注资把本来已经僵尸化的老国企又救活了过来，而当时好不容易冒出来的一点民间经济活力反倒被扑灭了。亲历了这些年变迁的一位企业高管辛辣地说道：“都振兴20多年了，振兴意味着啥，给点钱？资源都枯竭了，唯一的资源就是人。”

十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李强就曾提出“全面改革的浙江思路”，他说，浙江没什么矿产、森林、黑土地，“浙江经济的成功是把浙江人自身变成了资源”：“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浙江最值得珍惜的资源。新的资源观，最不能丢开的是人这种资源……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激活了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天还是这片天，地还是这片地，很重要的就是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有机会有更大的作为。”

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或许可以借助一时的形势、资源、政策，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人。从这一意义上说，“东北振兴”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应当振兴的不是东北这个地方，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你究竟爱的是这片土地，还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只是谈“振兴东北”，普通人也根本无感。一个老家长春的个体户尖刻地说：“上面发个烧饼，到老百姓手里能落下粒芝麻就不错了。你投的这些钱，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了，那些GDP上去了，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是“以地为本”，而是“以人为本”，那就应当看到，“振兴东北”其实是手段，而非目的。应该做的不是振兴这个地方，而是让人感到希望，活得体面和尊严。这就好比“乡村振兴”，村民的幸福才是目的，当然你可以“通过振兴乡村来使村民幸福”，但如果农民进城才能得到这些，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留下？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留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希望和机会在哪里？

东北不缺人才。作为一度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教育资源配置很好的一个大区，东北的人才足以自给。谁都知道，东北在这方面的问题不是“没有人”，而是“留不住人”。

这次去东北，我的一个深切感受是：东北人受困于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系统，缺乏主体性——也就是，他们做的事，自己无权决定，常常也不是为了自身利益，甚至也谈不上是为了地方利益，而是为了国家。诸如一汽、大庆油田、哈工大，它们只是碰巧坐落在东北，但从根本上都服务于国家战略。诸多大型国企连本省都没有管辖权，不是当地能自己说了算的。1980年代初大兴安岭火灾，连烧剩下来的木材也全都火车押运走，当地无权处置。

在哈尔滨，一位当地的经济官员向我强调，市场化并不是一切：“东北振兴，经济意义远远小于国家战略意义”，黑土地上的三江连通工程更多的是着眼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就此而言，“黑龙江的战略地位远大于它的经济意义，所以仅仅从经济意义上来衡量黑龙江，对它不公平——超市里的东西你可以挑选不同品牌，但大国重器，你少不了啊！”

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止东北，但在东北尤为严重。在南方，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赚钱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东北，人们似乎觉得为国家才名正言顺的，必须“服从大局”。如果一个人不是对其自身负责，而总是对上面、对集体负责，那结果就可能导致无人负责。正因为人们长久以来都不是在“为自己做事”，因而很多东北老人都抱有一种非常不市场经济的思维——“我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为什么不给我这样那样的待遇？”

即便是人们怀念那些“过去的好时光”时，也给我这样一种感觉：那与其说是东北人自身的努力所致，倒不如说是“赶上了好时机”。在一百多年的东北近代史上，各方势力争夺这块黑土地，东北的命运都不能自己做主，人们似乎长久以来也缺乏这种意愿。东北人很愿意批判社会，但也不太去反思这事应该怎么样，不去想改进的方法，顶多说一句“唉，现在的社会不就这样嘛”。

也正是这种主体性的缺乏，让许多人认定，东北振兴只能自上而下推动：人们不相信单靠自己微弱的力量能改变什么，而期望着“政策”能带来神奇的转机，似乎只需要家长给东西，而无须自己为此积极主动地去推动，但恰恰是这种“等、靠、要”的心态阻止了本地发展，因为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力，总是取决于无数市场主体自发的行为，毕竟任何组织的发展都是小个体或局部的试错、优化选择，才带来整体的发展。

市场化改革多少年来想要打破的“铁饭碗”，在东北仍然是香饽饽，普遍的社会心态是：赚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稳定的工作——前些年哈尔滨招聘457个环卫工，一度都引来1万余人报名。当然，公平地说，这远不止是东北的问题，不乏有人断言“整个北方的年轻人目标都是考编制，想的都不是去搞钱，而是去分钱”。如果说南方有什么不一样，那只是因为商贸相对发达，发展出了产权，而在东北乃至整个北方，要想保护你得到的财产，就得进入体制，获得权力——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年来全国都在“东北化”。

一位已南迁多年的东北人和我说：“其实我们老师那时不鼓励我们考出去，因为你还是要回来考公务员的——这还是学校里好老师说出来的话。东北的选择很单一，如果你没有人际和实力，就很难有上升空间。所有人都羡慕稳定、清闲又有权的官位，所以东北产生特殊的社会氛围，以进入体制后低劳动强度的无所事事、无法无天为荣。所有人被嵌入这个体系，固守着刻板的制度，还要面对那些做梦不想干活的员工，这就是一个系统化堕落的闭环。深度体制化的结果，就是东北现在这样，不管多大年纪，都是嗷嗷待哺的巨婴。”

东北要真正复兴，就必须打破这种体制思维，恢复人的主体性，真正释放人的潜力，但问题是怎么做呢？我遇到不止一个人坚称，东北需要“思想上的换血”，“要等到死守着旧思想的老一辈都死光了，才能发展起来”。也正因此，一位对东北的现实极为悲观的朋友，又同时抱有相当的乐观，因为她相信：“现在最破败的地方，也将是可以最快得到重生的地方。”

虽然这些年来媒体上总说“东北衰退”，但一位东北官员强调：“其实和我小时候那种灰突突的相比，生活质量是在优化。你要批评一个地方，你要先了解它，越了解就爱得越深，不能因为现在有点问题就否定它的进步，只是要多给它一点时间。”在疫情放开之后，黑龙江第一时间也提出了“变冬闲为冬忙”，做好前期服务，以便一旦开工就能做起来，而这就需要“怎样既能激发社会活力，又能发挥国企央企的作用”，说到底，“东北振兴，主要还是看老百姓腰包鼓不鼓、脸上笑不笑。”

如果说那种试图再现计划经济时代繁荣的思路是“往回走”，那么这相当于是“慢慢走”，但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有点等不及了。一位很有想法的年轻公务员跟我吐槽：“东北也开始接受海洋文化思想了，但掌权的仍是大陆思维的。东北体制内中年人的普遍想法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感觉有希望但又看不到希望。对于像我们这样前端执行的人来说，想要推动一点改变太难了。”

东北还有希望吗？有。疫情过后，东北财政缺钱了，这是危机也是契机，但怎么改？唯一可取的道路，是从行政驱动改为财税自支的绩效驱动，财政支出要和收入平衡——如果东北没多少转移支付，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这首先就打破固化的体制思维，让老的一批更新淘汰；其次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在不换人的情况下，推行新的做法；但最重要的，还是放手让人们去做事。

东北的希望在哪里？在我看来，既不来自上面给政策，也不来自外面的客商过山海关来投资给钱，归根到底还是要释放东北人内生的力量，“自己从土里刨食”。

哈尔滨的文化人老孙是闯关东的第四代了，一直在推动一些本地文旅资源的创意，在他看来，改变说到底事在人为：“东北当下的衰落，可能也只是历史的尘埃，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把它做得更好。我们现在是比南方落后，但这不是说一定要照搬它，可取的谋生之道不是生搬硬套、不是投机取巧，而是看我们争取什么样的机会，找到不一样的形态，看看我们能改变什么、影响什么。”

另一位已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哈尔滨人，极力主张现在的步子还太小了：“政府的改善，是跟自己以前比，那不可否认是有进步，因为它以前很差，但你要横向比。现在是城市竞争的时代，跟南方比，你怎么才能吸引到年轻人才？比如哈尔滨落户政策，有变化吗？有。有用吗？没有。早几年也罢了，现在各地都放开落户了，哈尔滨市的户口，比深圳更有价值吗？”他说到这里断言：“不弄点深圳特区那样革命性的政策，没辙。”

然而，这又有点像是“要政策”，似乎在那个时机到来之前，做什么都没用。有东北朋友说，他一度也相信有形之手的神奇魔力，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兴起不过是伟人在那里“画了一个圈”，“但经历了这些年，我开始意识到，如果人不行，那就算当年在东北画十个圈都不管用。”

这些年来，他在各地也算见识了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只有你自己从土里刨食的时候，你才是独立的。我父母都有下岗经历，让我见识了体制的不稳定，所以在我眼里，体制从来不是稳定，而是牢笼，一旦离开，连生存都会成问题。我之所以能抓住机会，也是因为我是体制外的，没得到任何好处。我就像是东北的南方人。”

所谓“南方人”，在这里的意思是适应市场，并且人与人之间能通过契约合作共赢。在东北，往往自己捞一票就走了，极少能看到像华南宗族社会那样亲族一起团结打拼的，因而南方还能先富带动后富，东北是先富先跑，行事和决策都是“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如今遍及全国的张亮麻辣烫是2008年创立于哈尔滨的，据说他从亲戚杨国福那里得到了配方（这些故事版本众多），起家的那些人都来自阿城的同一个村子，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在农村而非城区，因为只有在农村社会还存在像南方那样的自发联合，毕竟你要成功，除了配方，还得有团队合作，组建不了团队就不行。这种社会资本在南方很普遍，但在东北就成了罕见的例外。

东北经济的活力，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无数人成为能自主的市场主体。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秘诀，说到底就是打破体制内思维，把普通人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求取更好的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解放思想”那么重要，因为这与计划经济的逻辑刚好是反着来的：在国企这样的大型组织内部，一颗渺小的螺丝钉往往是无权也无责的。深谙这种组织文化的一位东北朋友一语道破：“你只能干领导要你干的事，干好干坏一个样，没有激励机制，也没什么自由行动的空间，都是一环控制一环，老人控制年轻人，自主权很小，所以没劲。”在看破这些之后，他一年前“跳船下海”了，因为“我宁可当一条野狗，也不要当一条被抛弃的老狗”。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并不能仅仅寄望于个人敢闯敢干，毕竟当外部不确定性增多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抱大腿。市场本身就潜藏着风险，因而任何市场主体的行为都是一场探索，本质上都是“看见不可见的未来，踏足没有路的领域”，这不仅需要“关系”这样的社会资源，更关键的是要有市场信息，个人的勇气、自信和合作机制，还需要公共机构为他们提供公平、法治化的市场环境。

在更年轻的一代东北人那儿，这正在逐渐成为新共识。一位30来岁的黑龙江朋友说：“我爷爷去世前曾经说过，他和我爸爸这两代人都没有机会了，不是因为环境，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变成了环境的一部分。但从这个逻辑推论下去，新的一代也有很大可能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机会是否能够成为现实，取决于个体如何与环境互动，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只要更多人这样想、这样做，那就有改变的可能。”

是这样，当东北人能为自己负责、肯为自己未来努力的时候，就有未来。但问题并不到此为止，有位东北的民营企业家感叹：“我相信东北一定有未来，但我不一定看得见了。”另一位则更犀利：“我也觉得有未来，只不过不在东北。”——同样是个人努力，如果在别处更容易获得成功，那为什么一定要在东北？这就需要东北下决心营造一个能让人充分发挥自身才能的制度环境。

留给东北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