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20年前讲话对今天香港的启示
20年前的2002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香港进行为期三天的考察访问，期间朱镕基出席特区政府举行的欢迎晚宴，并在晚宴上发表讲话。虽然该讲话距今已经20年，但仍不时被人们翻出，一方面是其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诵读《狮子山下》歌词并在之后直言“我爱香港”，另一方面源于其以直面问题的方式，给予刚刚经历过金融危机的香港以信心。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刚刚过去的周年日，国家主席时隔五年再次来到香港，通过一系列活动以及重要讲话给予经历过轮番冲击的香港以信心，并就港人和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一国两制”可持续性问题给出新的政治承诺，“‘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
在“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中期时刻，在中央做出“一国两制”长期不变的政治承诺之际，重温20年前朱镕基在港的讲话，对今天的香港仍有启示意义。
比如在谈到有无治港良策问题时，朱镕基讲了一个故事——“我记得1998年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戈尔（其实他最近到过香港），他见我，他说：‘听说你很崇拜Mr. Greenspan（格林斯潘，时任美联储主席——编者注）。’我听了，我不太高兴。我说，‘我很尊敬Greenspan先生，我愿意向他学习，但是他在美国干得很好，到中国来不一定干得比我好。’”紧接着，朱镕基坦言，“我因为在中国搞经济半个世纪多了，50多年了！我对于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我都还是听得出来的”
听得出来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才能更好的研判民心、民意。回看2019年的修例风波，特区政府对整体民心民意的研判出了很大问题，以至于一发不可收，走向失控。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即坦言，总结香港过去25年，最根本和最难的是对于民意、民心的研判。“过去，特区政府没有专门研究民意变化的职能，不做意识形态工作，尽管每一次政策出台要咨询民众，咨询工作表面上做的很到位，但实际上一单是一单，变成了形式主义。”
对新任特首及施政团队来说，应以修例风波为镜鉴，意识到把握社会脉搏跳动的重要性，并通过与民众持续互动，切实增强自身把脉民心、民意的能力。
再如在谈到香港面临的困难时，朱镕基坦言，“香港当前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始终认为，这个困难主要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几十年以来，香港的同胞用他们艰苦的创业精神，创造了香港的繁荣和辉煌，但是在繁荣的景象中间，也积累了泡沫，在成功的喜悦中间，也埋下了隐忧，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那么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造成这种困难，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
朱镕基同时强调，“克服香港当前困难的力量和办法，就存在于香港的体制之中，因为香港具有十分开放的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效率比较高的政府公务员，特别是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跟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联系，是世界、亚洲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香港的优势并没有丧失她的竞争力，她的实力依然存在，她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但“我也不认为香港的困难，现在已经到底了……现在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有最困难的时候到来，还要进行第二次创业。”
20年后的今天，在经历了SARS、占中运动、旺角骚乱、修例风波以及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香港的困难是否到底了，谁也无法给出精确预判。但至少，朱镕基所言“在繁荣的景象中间积累了泡沫、在成功的喜悦中间埋下了隐忧”，以及“克服香港当前困难的力量和办法，就存在于香港的体制之中”，值得深思。因为回看回归至今25年，香港之所以一步步走向泛政治化的泥潭，港独势力崛起，险些将整个城市推向失控的边缘，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回归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的发展与繁荣掩盖了深层次矛盾，在回归之际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比如国民教育的问题，一再被搁置，积累到一定程度，终以修例风波的形式，将多年积累的问题与矛盾来了一次总爆发。
当前，在港区国安法和选制改革的加持下，香港虽然不乱了，但不等于实现了“治”。对特区政府而言，在进行“第二次创业”的过程中，需要将香港放在更长时间脉络和更大范围来思考，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特优势，这是香港过去之所以能快速崛起的最大底气所在，也应该成为“第二次创业”过程中坚持的方向。诚如朱镕基所言，“克服香港当前困难的力量和办法，就存在于香港的体制之中”。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对《香港01》表示，在新的时期，（中央与香港之间的）对峙张力没那么大了，如果没有必要的张力，香港就会逐渐丧失竞争力，“要避免恶性的对峙，也要保持正常的对峙。”《香港01》总编辑于品海在《“一国两制”同样需要改革》一文中亦坦言，“这一次，香港应该针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去除资本主导、两极分化，物质主义，用全新和朴素的视角看待香港这一制，更要借鉴内地的现代化路径，反思‘一国两制’的进步意义，让‘港人治港’更上一个台阶。否则，香港恐怕将会优势尽失，甚至堕落为纯粹的附属型经济，降格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曾在中联办任职、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部部长的强世功日前在一篇总结香港25周年的文章中，同样倡议在25周年的关键节点，应该对香港的未来有进一步思考，而且这种思考不应故步自封。“香港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窗口’地位不断下降，而香港又面临自身经济问题，需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在这种背景下，不仅要适时调整香港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地位，从过去的‘走进来’战略调整为‘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的资本、技术、管理、讯息乃至文化理念走出去，更重要的是将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从经济定位转向政治定位和文化定位。”“不能用内地治理社会主义的方法来治理香港的资本主义，而要用香港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来解决香港问题。”
以上，便是朱镕基20年前在港讲话对于今日香港的启示意义。虽然人们在谈到这一讲话时，往往会聚焦于朱镕基那句“民族罪人”——“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但实质上，朱镕基这句话只是点破了一个基本事实，因为“一国两制”这一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央是最大责任方，对香港承担着最大的宪制责任。换言之，中央从一开始，就是最希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就是最担心“一国两制”搞不好的。意识到这一点，那些批评北京就想让香港变成“一国一制”的无稽之谈，大概可以自觉无趣地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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