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霍尔木兹王国

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历史中伟大的航海事业壮举，也是古代中国与环印度洋地区诸多古代文明在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明永乐三年起，郑和率领240多艘海船、27400名士兵和水手组成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航行范围南至非洲东海岸，西至红海沿岸。《明书·郑和传》记载：郑和舰队“凡至其国，皆图其山川、城郭，条其风俗、物产，归成帙以进”。有一幅名为《郑和航海图》的远洋航线刊于茅元仪《武备志·航海图》，现存为天启元年刻本。在这幅航海图的最后一页，航线环绕一海岛，并自此开始回航。这座岛屿题名作“忽鲁谟斯”。

《郑和航海图》（局部），载于明代茅元仪所辑《武备志》

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先后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其中第三次航行中首次抵达了位于波斯湾湾口的忽鲁谟斯王国。随后的每次航行舰队都会到达该地。在明代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对忽鲁谟斯王国风土人情的介绍。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是两部较为可靠的资料。这两位都是郑和下西洋舰队中的通事，其著录的年代与郑和下西洋时期相近。《瀛涯胜览》中关于忽鲁谟斯的记载描述了该国与海洋和山脉相邻，各地的船只和商人都会聚集在此进行贸易，因此该国人民富裕。文中还介绍了当地的商品，记载道“米麦不多，皆他处贩来粜卖，其价甚贱”，而后又介绍了当地土产的各类蔬果。但是，《星槎胜览》中记载：“忽鲁谟斯国……其国傍海而居，聚民为市，地无草木，牛羊马驼皆食海鱼之干。”两者对于当地物产的描述可谓大相径庭，实际上这个国家是什么情况，为何会有截然不同的描述？

忽鲁谟斯王国，在西方文献中又被称为“霍尔木兹王国”（Ormuz）。在1346年，霍尔木兹国王图兰·沙（Turan Shah I）建立了新政权，成功地使霍尔木兹王国摆脱了伊儿汗国、法尔斯、设拉子、基什等周边政权的控制，并扩大了王国的势力范围。这段历史主要来源于霍尔木兹国王亲自撰写的《霍尔木兹列王书》。虽然该书的大部分已经散轶，但幸运的是葡萄牙探险家佩德罗·特谢拉在其旅行中将该书的梗概翻译成了葡萄牙文。根据记载，霍尔木兹王国在公元1302年（伊斯兰历700年）遭受来自西北方蒙古—突厥军队的侵袭。位于伊朗克尔曼和米纳布地区的王都遭到摧毁。因此，霍尔木兹王室决定离开大陆，将王都迁往海上，遂称“新霍尔木兹王国”，即《郑和航海图》中所题的“忽鲁谟斯”。

最初，霍尔木兹王室前往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稍作休整，但不久之后，他们派遣人员勘察周边岛屿，才发现了如今的霍尔木兹岛。当地居民称之为哲伦岛（现写作Jarun），因当地一位土著老者而得名。哲伦及其家人以捕鱼为生，将捕获的鱼贩卖给往来于印度和基什岛之间的船只，以此获取日常生活所需。王国的大臣阿亚兹（Ayaz）在岛上进行了详细调查，认为这个地方非常适合防御。虽然当时哲伦岛仍受基什岛政权管辖，但恰逢基什岛内政动荡无暇他顾。阿亚兹便通过宗教长老从中斡旋，以购买的方式取得了哲伦岛的所有权，并将该岛更名为霍尔木兹。

《明史》中对于“忽鲁谟斯”的评价是“西洋大国”，而且“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赐其王锦绮、彩帛、纱罗，妃及大臣皆有赐。”而且，据载忽鲁谟斯使臣在永乐十年、十二年，宣德五年、八年向明朝皇帝进贡马匹等物品。永乐、宣德时期明廷与忽鲁谟斯王国交往十分密切。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外交上的密切往来，使节派遣之频繁反映了国家实力的雄厚。14世纪中期至15世纪末，新霍尔木兹王国的势力不断扩大，代替了基什岛政权，垄断了整个波斯湾湾口的贸易进出口。其领土大致包括了今天波斯湾南北沿岸的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和伊朗南部地区，造就了一个围海而居的海洋文化政权，它在印度洋和西亚大陆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贸易中转角色。

从今天的地理地貌来看，新霍尔木兹王国所辖之地虽均为干旱少雨之地，但是有些地方存在特殊的绿洲资源。距离霍尔木兹岛很近的阿曼海角西侧，以“朱尔法（Julfar）”之名见诸史册，是历史上著名的采珠胜地，并且拥有足以支持绿洲农业的罕见的淡水资源。这里隶属于新霍尔木兹王国，为其提供淡水、粮食、椰枣等生存必需品。这一地区的情况完全符合《瀛涯胜览》中关于忽鲁谟斯“边海倚山”且有粮食贩卖的情况。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本岛四面临海，淡水匮乏，草木不生的状况也与《星槎胜览》中的记述所差不多。可见，马欢与费信的记载很有可能是针对新霍尔木兹王国中不同的辖地。郑和船队多次抵达新霍尔木兹王国，他二人极有可能分别游览了该国不同地方。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前后历经二十余载。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一人类壮举所留下的痕迹却所剩寥寥。郑和舰队曾在马六甲、亚齐、吉达港、古里和忽鲁谟斯岛相继设立过五个官厂，即明廷的船队基地。然而，今天这些大明船队基地的港口遗址都难以找寻，其他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考古材料的辨别就更为艰难。海外最著名的发现是斯里兰卡加勒港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上面以中文、泰米尔语和波斯语三种文字铭刻了郑和及其船队到访的史实，这是郑和下西洋研究中罕见的考古资料。

拉斯海马出土文物与中国瓷窑址考古成果对比（温馨摄）

除此之外，郑和船队到访波斯湾地区的实证当属2019年在故宫博物院与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古物与博物馆部联合在当地发掘所取得的考古成果。在这一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元明时期的中国外销瓷器。

其中，朱尔法遗址出土的中国瓷片标本主要生产于14至17世纪，其中包括了丰富多样的陶瓷种类，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窑青花瓷是最主要的类型，偶尔还可以见到德化窑青白瓷，同时还有景德镇生产的红绿彩瓷和白瓷等。在这些标本中，民窑产品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正德、嘉靖和万历时期的青花瓷最为突出。

但是，令人惊叹的是，此遗址出现了明初御窑产品，包括明早期的龙泉枫洞岩窑官样青瓷以及明永乐、宣德时期的景德镇御窑的青花瓷器残片。在肉眼识别其物理特征的基础上，通过X射线便携能谱仪检测这些标本的化学成分，并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永乐御窑青瓷、青花瓷的成分相比较，其成分特征基本吻合。考虑到明初贡御瓷器从生产到流通和宫廷使用消费完全处于朝廷的严格垄断式管理之下，因此远在波斯湾的朱尔法遗址所出现的御窑瓷器标本，只能与郑和下西洋这唯一的官方活动联系。

可以说，小小的瓷片证实了600年前大明的舰船抵达过遥远的波斯湾。《郑和航海图》上“忽鲁谟斯”四个字便真真切切与朱尔法古港遗址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