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尖子生面前，一个985高校青年教师的卑微 | 人间

2021年我们大学在河南的投档分数线确定出来时，我正在侍弄窗台上的两盆非洲紫罗兰。由于出差太久，没及时浇水，它们有些蔫儿，两三个花骨朵耷拉着头，看起来不可能再绽放了。

手机里的群聊却是史无前例的情绪饱满，一会儿没有看，已经多出了200多条信息。看得出，同事们都很激动——这次在河南片区的招生，我们学校的投档线破了历史纪录，和追赶目标K大的差距又缩短了，仅差1分。

兴奋和愉悦是自然的，但大家的主流情绪是遗憾。众人畅所欲言，说着说着，就有了火药味儿。

“太寸了，就差这1分，怎么着不能追回来这1分！”

“好歹L大和F大都没有逆袭，院长天天念叨的，要有危机意识。”

“没准是你们对接的那个罗校长不给力，我去年就负责你们那个高中，他可滑头得很！”

“怎么会是我们拖的后腿？我们还录取了一个687分的呢！”

我没有参与聊天，说实话，连看着聊天的内容我都觉得疲惫。前一阵在郑州过的那两个礼拜，让我仿佛又经历了一遍高三生活，每天都十分紧张。而回来后没几天，郑州就遭遇了特大暴雨灾害，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现在还能记起，6月中旬我们出发前院长给大家开的“壮行会”，全院30多位青年教师在小会议室里，听院长慷慨陈词了将近1个小时。此前大家已经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几次招生培训，对这种“打鸡血”的做法很难再有共鸣。但院长根本没有在意我们眼神里的麻木，他讲得唾液飞溅，讲到最后，嗓音还平添了几分悲壮：

“记住，不要把自己定位成‘招生代理’，你们是‘高考领航人’！”

参加工作之前，我从没想到居然有“高考领航人”这么一个群体的存在。

16年前，我参加完号称“人生第一个转折点”的高考，从此就和高中生活分道扬镳了。印象里，当年高中的校门口确实出现过搞招生宣传的——在填报志愿的那几天，有些高校在老家高中校门口的路两旁扯起了红色的横幅，前面一张小桌子，上面摆放了些花花绿绿的宣传页。不过，横幅上的学校名字看起来都不算诱人，有些就是职业院校，坐在桌子旁边的男人要么干瘦，要么黑胖，都是一脸无所谓的态度，随意打量着校门口附近的学生，偶尔将宣传单往路人眼前塞过去，也不说话，和那些招收暑期工的中介没什么两样。

如今我就职的大学，在每年的几个高校排行榜上始终稳定在第一阵营。“985”，“211”，“双一流”，这些称号我们统统都占据了，在首都的这些高校里，也完全不属于“默默无闻”的类型——我真是想不通，为什么每年都要搞这么声势浩大的“招生”呢？难道考生不应该对这里趋之若鹜吗？我自己当年高考结果不算理想，但印象中那些考高分的同学，一个个目标都很明确，他们怎么可能服从于我们这些人的“领航”？

后来和一位年长的同事聊天，我才了解到，派老师去高考生中间宣传，并不是我们一所学校的“特色”，连国内Top2的高校，也会有专门的人员盯着各省每所高中里的尖子生，和他们的班主任保持密切联系。我们学校每年都会动员青年教师去全国各地的中学招生，这几年，我们院负责的都是河南省，也在当地积累了不少人脉资源。

“你以为高考就是考生往志愿表上填几个代码就完事了吗？这后面都是运作，运作！”同事在跟我讲了几所名校以前为争夺优秀高中毕业生互相翻脸的段子之后，意味深长地做了这么个总结。他当年本科毕业于一所地方二本院校，对“名校”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因此讲起“运作”来滔滔不绝，似乎很得意于借着“招生”，替十几年前的自己看透了这个世界。

按照学校的安排，我们每人负责一所高中，分给我的，是郑州的一所省属示范高中。我先在网上搜索了这所学校的信息。在一篇新闻稿所附的图片里，我看到参考资料摞成小山的课桌，和书山后面一张张焦虑的脸。

在我们这批“青椒”出发之前的5月下旬，学校的另一拨招生人员已经去了这所中学组织宣讲会。据说，这种招生宣讲会搞起来蛮有难度——当时高三的学生正在最后冲刺阶段，校长和班主任都不会轻易让他们分出宝贵的时间来听，不是每所大学都有机会能在高中组织宣讲。我们学校之所以能搞，还是依仗一位领导和郑州某区教育部门领导的私人交情。

其实，宣讲的流程也很简单：先是播放几分钟的宣传片，然后由负责招生的同事上台，简要介绍学校的基本情况和优势，回答学生提问。整套流程，只有最后一个环节比较特别：播放毕业于这所高中、目前在我们大学读书的学生们录制的视频——在这批宣讲的老师出发前，学校会挑选一批优秀的在校学生录好视频，然后剪切成“众星恭贺新春”的样式，用意很直接：对于那些对大学和专业还没什么具体概念的高中生来说，“师兄师姐”的一两句评价，比招生老师们说上一下午效果都要好。听说，有时候台下学生看了视频一激动，宣讲会一结束就会和招生老师联系，保证非我们学校不选。

当然，这样的激动未必能维持太久。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这批“高考领航人”来持续发力了。

6月25号，河南省高考成绩揭晓的当天，我和几个同事乘坐高铁到了郑州东站。在出站口，我和他们道别，换了公交车，坐了将近1小时，才到达学校为我订的宾馆。同事告诉我，搬张小桌子坐在校门口招生已经是历史照片里的事了，现在流行的是“招生专员”住在宾馆接电话，或者和考生家长约在宾馆附近见面。

这家宾馆和我负责的中学只隔了一条马路。我放好行李，从窗户往外看，首先看到了校园里的红色跑道，跑道中间的人工草坪比周边的绿树更鲜艳一些。教学楼、实验楼像同一个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兄弟姐妹，彼此相像，只是个头不同。高三毕业生们不在了，其他年级的学生们还在上课，校园里只看得到几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在走动。我不禁想起自己当年读高中时每天放学后抓着饭缸跑向食堂的样子——不是因为太饿，是为了争分夺秒，早点到达食堂少排队。

小睡了一会儿，我就起来开始投入工作了。确切地说，在我还在高铁上时，就有一位家长联系我了。他大概对我们学校非常感兴趣，特意从孩子的班主任那里打听到我的手机号码，殷勤地问要不要开车去车站接我。

我下楼来到大厅，几乎没有费力气就认出了那个戴着口罩的父亲。和周围优哉游哉聊天的人相比，他的状态要紧张得多。见我出现在电梯口，还有些腼腆地和我握了握手，隔着口罩，用郑重其事的目光望着我，仿佛是在接受重要的面试。

这位家长家来自漯河，做物流生意，他说，从过完年就把生意交给了老婆，自己在郑州租了房子待着，主要负责给儿子做饭，监督他晚上的作息。我领他进了房间，要给他倒杯水，他摆手说不喝，坐下来就开始讲他儿子的这次考试：“平常都考670分呢，这回不知道咋了，考得不中（行）。我喊他一起过来，他说啥也不愿意。”

说着，他神情越发焦灼起来，又瘦又黑的胳膊肘死死地抵在椅子扶手上，像要把那红色的扶手给扒下来。

我从桌子上的一摞宣传页上揭下来一张递给他，问他对我们学校了解多少。他滔滔不绝，一连说了很多名头，以及几个优势学科最近里面的投档分。我赞叹他了解得非常全面，他却不以为然地说，那本投档报志愿的大厚书快被他翻烂了，每天没事就翻来覆去地看。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想咨询我们学校“英才班”的招生。这是我们近几年新开设的招生项目，相当于优中选优，基本上调用了学校所有的优质资源，但录取分数也最高。听了这个父亲的描述，我感觉他儿子报考这个“英才班”有些冒险。

“要不看一看其他的专业？我们学校的XX学院也不错，这几年就业和考研在学校都拔尖……”我心想着要为考生负责，努力想把他儿子拉到更稳妥的选项上去，但他很执拗，对我的建议似乎很抵触。

当我跟他说孩子报考“英才班”可能会“滑档”时，他的反应明显是不信任的，死盯着我问：“去年这个分数就可以呀？”

“但是今年河南的‘一本’线会比去年高，还要考虑分差的问题……”

他沉默了，看起来脸上有些不高兴，仿佛在菜市场遇到了一个无良商贩，故意把新鲜的菜藏起来，只兜售发蔫变黄的剩菜给他一样。终于，他毫不客气地说：“要不是看你们学校有这个英才班，我才不会选你们！我们本来的目标就只有复旦、交大和中科大，你们这跟人家差十里地了！”

这句话让我脸上的笑容一时无处安放，只能搓着手打圆场：“也不是学校有名就哪里都好吧……”

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鄙视链里，读高中时那种“排行榜文化”又回来了。

第二天，整个上午我没有接到一个咨询电话。想起培训时招生办公室老师讲到“往年这所学校的录取人数在12个人左右”，我心里有些慌——昨天那个父亲经过我一番力劝，显然已经否定了我们学校，今年我不会颗粒无收吧？

我试着和微信通讯录里的几位高三班主任联系。他们有人把我拉到了自己的班级群里，同时叮嘱我“不要在群里刷屏，以免影响毕业生心情”。我小心翼翼，进群以后只发了一篇介绍学校的公众号文章，另外附了几句话，让感兴趣的学生加我微信，找我咨询。但群里一片死寂，也没有人加我好友。

我盯着高高的一摞宣传单发呆，一会儿看一下手机，百无聊赖。在宾馆房间里坐不下去了，就下楼转了几圈，在那所中学门口徘徊了许久，一无所获。疫情防控政策那么严格，门卫不可能放我进去，再说里面也没有高三毕业生，进去了又能有什么用？

在校门一侧，我看到两个女生正站在树底下，似乎在等人，手里各自提了一个文具袋。我断定她们是今年的毕业生，便走到她们身边套近乎：“同学，你们是今年参加的高考吗？”

她们俩望着我，“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我赶忙介绍：“我是XX大学的招生人员……”

两个女孩没等我说完，便交换了下眼神，然后同时扭过身子，朝着一个方向走去了。我欲哭无泪，显然，这是把我当作骗子了。

我打车去找和我一起来的那位同事。他负责在另一所重点中学招生，接到我的电话时，正和一位家长在宾馆里交谈。我敲门进去，看到一对父子坐在他的对面。男孩个子高高的，蓬松的头发和圆框眼镜把整张脸遮住了一半。他两手拘谨地放在腿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听自己父亲问问题。

我悄悄问了他一句：“同学，考了多少分？”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664。”

这对父子基本上把想要了解的都问完了。就在同事鼓励这个孩子“做出明智的选择，来我们学校发挥专长”的时候，男孩突然低声问：“你们学校是不是不能出国？”

我和同事都愣了。同事说：“怎么出不了国？我们和100多所学校都有交换留学生项目，优秀的学生在就读期间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留学。”

男孩眼中闪过狐疑，说：“是吗？我听说，你们学校的很多工科专业因为涉及到军事机密，不会派留学生交流。”

他的这句话让我们哭笑不得，我问他这是听谁说的。他迟疑了下，说他和同学昨天去了L大学的招生咨询处，是那边的老师讲的。

送走这对父子，同事关上门，立刻破口大骂，说L大学“无耻”、“不择手段”，我也忍不住跟着他一起骂。骂着骂着，我又想起那个年长的同事曾给我讲过的两所顶级名校“互撕”的趣事——为了能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两所学校每年从各省的考试院拿到“状元榜”，就开始围追堵截各省市的“高考状元”。有一年，M大学先发制人，把高考状元骗去北京来旅游，吃好喝好，甚至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N大学的招生老师在状元家中静坐枯等，熬到填报志愿时，最终扑了个空；N大学这边给状元们承诺奖金等好处，M大学那边紧接着打电话过去拆台，告诉状元们那些承诺全都是假的，并向对方发出邀约；还有，M大学招生组会专门安排本校的大学生给N大学招生组打电话咨询，一连两三个小时都占着线，使真正的高分考生打不进去电话咨询……

这些荒唐可笑的手段，并不是段子，而是发生在每个高校招生老师身边的事实。只是我们没想到，这次对我们“下黑手”的不是老牌竞争对手K大，而是L大。

同事幽幽地问我：“你说，咱们要不要做点什么，回击一下？”

我迷惑地望着他：“怎么做？冒充考生家长给他们打电话吗？”

说完，我俩都笑了。我们学校毕竟还不像M大学和N大学那么“知名”，收到的黑料也少些；而且，听说M学校的招生组如果能招到县级以上的“高考状元”，会获得数十万元的奖金；相比之下，我们学校给出的奖励就少多了，只有一个荣誉证书和年终微薄的“绩效”。

同事笑完了，说：“算了吧，咱们学校那么抠门，每天补助才200块，犯不着。”

从同事那里回来已经是晚上，我洗完了澡坐在床上，听到手机有动静，抓过来一看，有两条添加好友的申请，都是来自“群聊天”。估计这些孩子白天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玩了，晚上才开始上心填报志愿的事情。在和他们沟通的时候，我感受到这些年轻人单纯浪漫的一面：除了学校的软硬件设施，他们还很在意几所大型体育场距离学校近不近，理由竟是“方便以后看演唱会”。

听了我热情的讲解，两位同学都有些动心，在我就要准备睡觉的时候，其中一个直接将志愿表的草表发给了我。我赶紧拿出纸笔，将这位同学的姓名和基本情况誊抄下来。

不出意外的话，我的招生任务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随后的咨询工作似乎顺利了很多，我平均每天能够接到十几个电话，有时候也会下楼和考生家长面谈。大部分打电话咨询的都是有备而来，有时候也会碰到“愣头青”——有两次电话打过来，问我考了540多分，能不能报考我们学校。我跟他们解释，我们往年的投档分数都要比这分数高出100分以上。对方很认真地反问我：“你们不是个‘二本’吗？”

还有一次，一个家长带着女儿过来。女孩今年考了631分，目标很单纯，就是想读一线城市的大学。我委婉地表示，我们学校的投档分数较高，并以自己对同城高校的了解，向他们推荐了两所更有可能录取她的学校。这位家长听着，不住地点头，咨询完以后连夸我回答得很专业，然后话锋一转，力邀我去他家里吃午饭。

“谢谢您了！我们有规定，不能去考生家里吃饭。”

“吃个饭又咋啦？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走吧，咱家啥都有，我让你阿姨给你做河南烩面！”这位叔叔一激动，直接讲起了河南话来。见我笑眯眯地不回答，又说，“这以后要是琳琳能去你们学校读书多好，还能有个照应……”

听他这样讲，我更不敢过去了，连忙多说了几句感激加道歉的话，送他们父女出了宾馆。

在和这些前来咨询的同学交流过程中，我也留心记下了每个学生的分数。我们那个临时组建的招生群里总会有人炫耀：“今天跟我咨询的这个学生考了690分！”我虽然从不发言，但被他们撩拨得也渐渐生出了攀比心，暗自揣度着，也要招到一个高分考生长长脸。

等着等着，机会来了。一天上午，一个前来咨询的男生告诉我，他的分数是686，考虑到原来心仪的T大很多好专业分数都高，想来问一问我们的“英才班”。我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内心已经激动万分，和他介绍“英才班”专业的时候，声音都颤抖了。

“好，我回家好好考虑下。”这个男生看我要讲完了，便很有礼貌地向我道谢，然后转身准备走。

我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将他按在了椅子上——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从哪里来的蛮劲儿，事后想想，我的行为大概和几年前M大学招生老师为将一个高分高三毕业生在墙角“壁咚”的心理动机如出一辙。

“你先别着急，同学，我还没给你讲完，我们的‘英才班’针对高分学生，还有奖励政策呢！”面对他有些惊慌的脸，我用十分温柔的语气说道。

就这样，我又使出浑身解数，把高分奖励政策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讲的时候，我紧盯着他的眼睛（以前曾读过一些市场营销的书，据说这是一位优秀推销员的基本素质），除了那些一板一眼的条例，我还增添了许多感性的内容——譬如我们学校的国际化程度多么高，进来之后可以和国际知名高校的教授建立联系；譬如我们的游泳池设施多么齐全，不仅票价非常便宜，连救生员都是从国家队退役的运动员，保障极为有力；譬如“英才班”的宿舍在新建的宿舍楼上，有专门的自习室，想要学习完全不用跑图书馆占位置。我甚至绘声绘色地向他强调了我们学校和几所艺术院校距离特别近，出门就能看到美女……

这个男孩大概被我的讲述感染到了，睁大了眼睛一动也不动，任由我口若悬河，在他面前“表演”，只偶尔抿起嘴笑一下。当我提到不要因为我们偏理工科便担心找女朋友的问题时，他的脸红了，羞涩地笑着说：“不不，学习也很重要。”

我从他的表情推测，经过这半个多小时的洗脑，他肯定是动心了。可没想到，当我问他“怎么样同学，你的想法如何”的时候，他还是像先前那样，礼貌又克制地回答：“谢谢您老师，我回去再考虑下。”

这个反应我始料未及。送走他之后，我感到了几分沮丧——莫非他现在手里有好几张牌，正举棋不定？我把他来咨询的前前后后又回想了一遍，猛然记起，这位男孩的文具袋里花花绿绿的，似乎装了其他学校的宣传单——会是哪所学校呢？他两次提到香港那边的学校更开放包容，难道是有申请S大学的想法？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绪让我烦闷不堪，以至于再接电话也有些走神。

下午我又和这位同学联系了下。在微信里，我问他是不是想好了，隔了半天，他给我发了个哭笑不得的表情，说：“老师，我还在考虑。”

我想都没想，直接把电话打了过去。他接到我的电话有些意外，我开门见山，直接问他：“是不是还有在考虑中的其他学校？”

那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那同学的声音：“是的老师，我还想看看C大和U大。”

听完这句话，我突然感到一股热血冲到脑门，甚至有些“义愤填膺”的感觉。我果断地对他说：“同学，我尊重你的选择。可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实事求是地讲，这两所大学和我们比，都差得远哪！”

接着，我又给他分析起这两所学校的劣势来。我的语速很快，好像那些话就在嘴边，专等着我把它们说出来。可想而知，我的措辞有多激烈，说起这两所学校的学风和就业率如何糟糕，我简直是振振有词。最后，我看那男孩仍旧一副举棋不定的样子，便直接问他爸妈什么时候下班回家，约好了晚上再打给他。

这场招生最艰难的一关，还是在学生的父母这里突破的。我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又把利害得失给男孩的爸爸念叨了一番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复：“好的老师，我们不考虑别的，就选你们了！”

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几乎要喜极而泣了，接连说了好几个“谢谢”。

为什么我要表示感谢呢？当我在那张记录报考意向的表格上打对勾的时候，禁不住把这事情又回顾了一番。我感受到了自己在整个劝说的过程里不由自主流露出的卑微。并且，这位考生想要考虑的C大和U大是否真像我说的那么不堪？我讲的是不是都是实情？这和当初L大学招生老师黑我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躺在床上意识到整个事情的龌龊之处，又一把拉起被子，告诉自己不要深究，明天还要新的工作要忙。

那几天，招生群里每天都很热闹，总有人吐槽自己的神奇经历。

有位同事说，有一个家长来找他，他们家一对双胞胎儿子都参加了高考，小儿子考了690多分，大儿子差了些，630多，家长问，如果小儿子报考我们学校，能不能捎带把大儿子也录取上。

大家都在底下笑作一团。马上就有老师说，这样的先例并不是没有过，M大学不是经常搞这样的宣传视频？什么双胞胎成校友，一个热情一个俊美；三胞胎在同一个院系念书，傻傻分不清楚。如果分数差得不多，学校的招生部门是有机会都录取的，发到网上会提高不少关注度。

于是就有人在群里聊到其他大学的招生人员。有个同事说，住在他对面的竟然是我们的竞争对手K大的招生人员——这几年，我们学校的发展不错，但K大学的势头也非常猛，不管在哪一个大学排行榜上，都处于我们学校的前面。

两人知道了彼此的身份，很和气地做了朋友，偶尔还会串串门。但有意无意间，我这个同事总会感觉到两个人潜意识里都存在着“一决高下”的念头。有一回，对方从外面回来，带了两盒水果，敲门给我同事送了一盒。同事道谢，对方笑呵呵地拍了拍同事的肩膀：“客气啥，大哥要照顾小弟嘛！”

群里对此议论纷纷，大有要打一架的阵势。

“盘他！”

“就是，不要让他得逞，这一回就把他们打趴下！看谁是大哥。”

其实每年高考结束、填报志愿前后几天，大部分学校都会派老师来招生。这个同事讲完，我也很好奇——自己住的这个宾馆里，会不会也有K大学的招生人员？

宾馆提供早餐，每天早上去吃饭时，我都忍不住四处打量下，看是否有和我同样身份的人。终于有一天早上，我等到了一个“对手”——不过，如果用他的话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构成“对手”。

那天早上，我端了餐盘刚坐下来，就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朝我走来，说周围没地方了，问可不可以坐在我对面。我笑着对他说：“快坐吧！我一个人。”

他说了声“谢谢”，摆放好餐盘后，又主动问我从哪里来。聊了两句，我发现，他和我一样都是来招生的，只不过他的学校是一所科技职业学院，是河南本地的专科。

听到我的单位名字，他惊讶地张大了嘴，连声表示羡慕，并说当年考研也曾经想过我们学校，考虑到录取分数高，后来临时改了学校。接着，他大谈起我们学校的光荣历史，俨然一位“迷弟”。

我有些不好意思，问他：“你们也有招生的任务是吗？”

他立刻便苦着脸笑了起来：“你们那才叫任务，对于我们来说，招生就是‘速效救心丸’啊！假期招不够8个学生，我下学期都白干了。”

听他跟我大倒了一番苦水，我才第一次了解到，原来“招生”是高职高专院校多年最大的伤痛。长期形成的评价标准，使得高考考生一边倒涌向本科院校，许多专科学校办学困难，难以维持基本的运营，所以就把招生的任务压在任课老师头上。

这位老师姓李，是2016年硕士毕业来到这所专科院校的。当时他们学校招收了1300名学生，但实际来报名的只有700人。没有学生，很多课根本也没办法开。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学校要求所有教职工一到暑假都要负责招生工作，完不成每学年8个新生名额，就会被学校扣工资，一个名额扣除1100元。除此之外，绩效工资、评职称、年度评优，也都要看招生指标完成得怎么样。李老师说，他这几年像微商一样，每年春夏两季都会频繁在微信朋友圈发招生信息，亲戚邻居家里有高考生的，更是他关注的重点。不过，即使每年这么奔忙，他还是会因为完不成任务而被扣些钱。

我同情地看着他，问：“那你来这所学校，都怎么联系那些学生？”抛出这个问题后，我有点不好意思——他们肯定和我们不一样，不会被允许进入班级群招生的。

“只能是走关系，请班主任吃饭，拿到没有过本科线的考生名单。”他苦笑说，“我们和你们真的没法比，你们是坐等学生打电话，我们是打电话求人家，还经常听冷言冷语。”

他的话让我无言以对。的确，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们都比我们要艰难得多，几乎是处在“鄙视链”的最底层。我不禁感慨道：“看来没有一个年轻教师能躲过‘高考领航人’的命运！”

李老师听我这么说，“噗嗤”一声笑了：“什么‘高考领航人’？你们叫‘高考领航人’吗？给你看看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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