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明星考编”更需要警惕的，是这件事

内娱变天太快了。

犹记得今年春节，易烊千玺主演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和《奇迹·笨小孩》还给这位年轻人刷了不止一波好口碑，看到不少人感慨四字弟弟算是流量中较踏实的选手，能当同龄演员中的领头羊。

往前倒腾四年，他以专业课+文化课双料第一的成绩入学中央戏剧学院的事，我也还有点印象。

但这次，路人缘还不错的易烊千玺，却因为考编问题几乎成了全民公敌（再一查，和他一同考上编制引发争议的胡先煦、罗一舟，刚好是那一届中戏录取男生中的第二、第三名，所以他们仨也分在一个宿舍）。

顶流摊上事了，一连几天，众人讨伐，声势浩大。

然后，随着舆论发酵，一家媒体也摊上事了。

在中国新闻周刊这篇评论文章中，杨时旸把普通人针对明星考编提出的合理质疑，表述为「煞有介事」。

矛头直指「小镇做题家」，将这场争议归结为做题家们对娱乐圈的不平、不服、不满，字里行间流露出嘲讽的味道。

哪怕一两年前，“明星考编”还是一件会被夸出花儿的事。

好像有一个事业单位能替粉丝把把关，粉到优质偶像的概率就能更高，心就更安。

尤其像易烊千玺这种沉稳谦虚、不出岔子、不玩花的明星形象，原本也是很符合大家心中的编制内人设的。包括的他的室友胡先煦，一个低调认真的小演员；室友罗一舟，一搜还得了北京市的三好学生、中戏的优秀毕业生。

我是真心觉得，如果他们早两年毕业早两年考编，可能还真不会引得全网心态炸裂。

只可惜恰恰是现在，恰恰是今年，恰恰是普通人都在扎堆考公考编，公务员报录比达到史上最高68:1的2022年。

多少人失败了，然后二战、三战，刚出校门就认识到社会残酷。

所以在大家对这件事的愤怒中，有个最顺理成章的理由：

“我每天背题到深夜，明星考编居然可以不用笔试，也太容易了。”

小镇做题家们看到这样的事，不说多羡慕嫉妒恨，起码一开始是有质疑的。

而在我们没有惹到任何人的情况下，你一家媒体，想为体制内明星辩解就要把我们拉出来溜，在一句句明嘲暗讽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中，让我们成为矛盾的炮灰……很难不愤怒不委屈。

你说明星考编制无可厚非，我没有意见，你说公民应该人人平等，我也没有意见，但你把网友质疑的原因归结到小镇做题家这一群人本身，那我可坐不住了。

小镇做题家，我自嘲，可以，你嘲我，不行。

其实“小镇做题家”本身就源于自嘲，这个词最早出自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讨论组，出身小镇的学生，通过努力刷题考上高校，毕业后却发现处处受挫，自己只会做题，于是他们带着无奈，用认领“小镇做题家”头衔的行为来消解负面情绪，重新与自我和解。

究其根源，小镇做题家的产生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因素。

从家庭因素来看，“小镇”这个词就概括了我们的出身来自小地方，三四线城市，或是更偏远的乡镇，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我们不得不选择“做题”来为自己的人生铺路。

在“小镇”中，做题家们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读书是最好的出路”，接受着“你不好好读书就会怎样怎样”的劝导，于是“读书改变命运”成为我们从小就埋在心里的种子，高考成为我们走出小镇的康庄大道，大学出来以后考编考公更是梦寐以求的金饭碗。

不要问为什么眼光这么局限，不要觉得是不是还有其它更好的选择，因为在家庭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物质条件基础下，这已经是小镇做题家最稳妥的出路了。

张桂梅老师坚守几十年苦苦经营起女子中学，因为只有努力读书才是她们所能选择的最低成本、最高收益的道路。

为什么要成为做题“家”？

因为用读书来开辟出路的人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小镇学子想从高考中冲杀出来，只会做几道题远远不够，必须成“家”。同时成为做题“家”随之而来的还有自豪感和成就感，从而更加坚定做题的价值，这是内因。

外界种种声音也在助长“做题家”的产生和集群化。“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是如今最大众化的安全感，低风险失业率和高保障让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趋之若鹜。可考编制，现在也是要刷题的啊！

为什么小镇做题家不接受他嘲？

因为这一群体的产生包含了太多的无可奈何和心酸。

写到这儿，刚好抖音app给我弹了个董宇辉老师的推送。

某种意义，他和我们小镇做题家也是一类人，只不过在发挥的功力上比我们强得多。

董宇辉出生于陕西潼关的农村，家境贫困的他一度交不起学费，姐姐辍学补贴家用，而他踩着姐姐的肩膀，努力成为了“小镇做题家”。

谁能想到一名新东方老师的英语曾经是弱项，为了提高英语成绩，他不惜使用各种笨办法，把能够找到的资料书籍里的英语单词反反复复背诵，直到滚瓜烂熟，最终逆袭成年级第一，如愿进入外国语大学。 

他从没忘记来自“小镇”，反而大方谈论。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此时此刻，我的父母和我八十多岁的奶奶还在田间地头上辛苦劳作，而我却在北京中关村新东方大楼里吹着空调，此时接受你们的采访。”

董宇辉不是天赋型选手，靠苦读才拼出一条血路。新闻周刊那篇文章中嘲笑的小镇做题家群体中，也有无数个像董宇辉一样的人，没有天赋却不甘平凡，克服千难万险才到达理想的那座高山。

我认识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学姐，年近三十的她，右手中指上仍有一块凸起的茧，可能一辈子也难消褪下去。那是握笔做了无数的题之后磨出来的印记。

如果可以改变，谁愿意当小镇做题家呢？

如果有人脉和优渥家境的加持，小镇做题家们或许也可以选择不参加高考就出国游学，或许也可以大胆追求自己的爱好读个艺术学校。客观条件的难以改变和外部环境的催化才造就越来越多的小镇做题家，新闻周刊作为一家权威媒体，怎么能嘲？怎么敢嘲？

文章中提到明星考编制的合理性，杨时旸将其归于行业机会的平等——“科学家和演员是平等的”。

在公平合理的情况下，演员明星作为中国公民，当然平等享受报考编制岗位的权利，这无可厚非。

但平等不等同于相等。人们心中各有杆秤，对于演员和科学家分量的衡量取决于主观判断。

其实两个不同的行业可比性不大，科学家侧重于社会科学价值，明星更多是商业价值。如果非要进入文章中所设定的把二元对比圈套，失去一个明星的影响和失去一名科学家的影响，孰轻孰重？我想大家心中自有判断。

从经济价值来看，杨时旸将颜值比作稀缺资源，可长得好看的人那么多，倘若只是空花瓶能走多远？审美取向的变化让颜值的评价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眼球经济后面藏着的也是更大的泛娱乐化的泡沫。

另一方面，杨时旸所说的“进入行业机会平等”本就有待商榷，各行各业中能力优秀者当然更容易取得机会，但没有一定的“门票”怕是也难以达到进入行业的门槛，理论的入行机会平等，和实际生活，还是有一定差距。

中国合伙人中，孟晓骏在课堂上对老师所说的种族歧视据理力争，对美国梦所编织的“在梦想面前人人机会平等”心驰神往。但当他自己去到美国时，发现同样是喂小白鼠的机会，别人会选择生物学专业的人而不是选择他。是的，人格平等并不代表机会相等，任何一个岗位，择优录取都是天经地义。

遑论，“机会”对于某些人来说，本来就是奢侈品。

就像著名天文学家叶叔同说的那样，“如果你想要获得平等，你必须为之奋斗”。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小镇做题家，也不是每个小镇做题家都有同样多选择与被选择的权利。

诚然，单位和明星也是互惠互利、双向需要的关系。

在流量时代，或许单位也需要明星的商业价值为自己带来更大收益，在选人时有各种考量。如果这其中真的存在什么不合规的地方，那应该诉求复盘整个录取流程，不然一个明星录不了，之后还会有其他明星、演艺人员顶上来。

要么就干脆摊牌告诉大家，这是特岗，没有资源的普通人就别费劲考了，录取标准不止简章上写的那些，名气是他们的隐藏加分项。

所以如果要探讨公平性，应该去质疑明星考编的每个环节是否公正、透明、合理，让官方给出说法，而不是炮轰质疑者；

如果要让公众理解明星与体制的关系，则应该去举证流量此时对体制、对普通人的价值，以及整个系统的运转逻辑，而不是炮轰质疑者。

不管从哪个环节来看，中国新闻周刊都有失新闻媒体的责任担当。

后来中国新闻周刊在舆论压力下删除了文章，但“小镇做题家”的词条还是多次出现在热搜上，点进去便是一片愤愤不平。

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中国新闻周刊所要达到的，但起码它点炮成功了，成功地挑起几大群体之间的对战。

就像砸向池塘的一块石头，砸的人轻飘飘，但对池塘里的青蛙却是重击，怪石头怪扔石头的人怪池塘怪其他“青蛙”，激起蛙声一片，不是一键删除就能解决的问题。

那是不是说媒体就不该发声呢？

当然不是，新闻媒介有新闻自由，个人也有言论的自由，但一个有声量的人，始终不应该忘记自己肩负的引导舆论的使命。

那篇文章从一开始就站在大众的对立面，如“煞有介事”“对于演艺明星和整个行业的冷嘲热讽、横眉冷对就是个问题”，明显带有作者主观的情绪表达，对网友的反问更像是一场口诛笔伐。

而既然是评论，就要有评也有论。如果只是一味地表明观点却没有详实的论据，那又有什么理由说服受众？又怎能起到正面引导作用？

事实上，我发现原来某些媒体早就有拿“小镇做题家”侵蚀大家的想法。

从2020年至今，先有中国青年报用丁真“点火”，后中国新闻周刊借易烊千玺胡先煦罗一舟拉仇恨，他们发了一篇又一篇饱含争议的文章、微博，我毫不怀疑，就算最后这些靶子明星消失了，这些媒体还会拿其他社会事件来发表同样的观点，还会一步步侵蚀大众的想法。

存的到底是什么心思呢？

多了我也不敢说，但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关注、监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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