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刷屏的顶流考编，反转了？

《视觉志》： 年轻人一窝蜂考公，是在“摆烂”吗？

王元超： 从字面意思理解，不去努力了，是“摆”，在一个相对较差的环境里得过且过，是“烂”，好听一点叫躺平。那考公务员能算摆烂吗？

一方面考公务员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高考本科的考录比是 3:1，考研的考录比大概是4:1。考上公务员的难度是远比考上一个本科或者考上研究生要更难。另一方面公务员的工作也绝对不“烂”。从经济收入，社会保障上，公务员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这些都是按最高额度交纳的。从工作性质上，公务员非体力劳动，是课程组织中的办事人员或者管理人员，属于社会的中上职业或者中产阶级，绝对算不上是烂。所以年轻人考编考公，不算是在“摆烂”。

《视觉志》：网上热议明星考编是否动了普通学子的窝窝头，进入体制真的就能一劳永逸吗？

王元超：这个问题要分情况讨论。明星考编算不算是动了普通学子的窝窝头，如果是公平竞争的话，就谈不上动了谁的蛋糕。因为这个职位本身就是对社会上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开放，它并不是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蛋糕。明星考编如果通过笔试面试在严格的考试制度下进行，尤其是明星还自带着聚光灯，他明星身份能够发生的作用将是有限的，他很难通过什么特殊的渠道晋升，就算有特招，也是另占份额。

我们从概率上说，跟普通大众相比，明星考编本身是特定行业中的小概率事件。可能只对恰好和明星报考同一岗位的那几个人来说有影响。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明星考编更多的关注点还是在于方式的公平与结果的合理。

《视觉志》：从拒绝铁饭碗，到大厂热创业热，再到宇宙尽头是编制，这种求职变化反映了当下年轻人在谋生上怎样的心理缺失和诉求？

王元超：对编制的追求，它反映的是社会一种安全感的缺失和对确定性的追求。

当然也反映了对生活质量或者说自我认同价值的追求。是在社会被变迁的背景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首先如果说我们要进行一个职业选择，那这个理性选择的过程到底是如何做出来？其实取决于多个方面，第一，你选择可能带来什么结果？第二，出现这种结果的概率。第三，这个结果可能会带来怎么样的收益？更简单的说，就是潜在的收益和潜在的风险。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对收益的判断是不同的。例如有的人喜欢钱，所以觉得钱更重要。有的人爱江山不爱美人，一个群体中大多数人对收益和风险的考量就是这个群体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一。年轻人的体制追求是反映这个群体在理性选择的时候更加排斥风险，它宁可牺牲一些风险较大的收益，也要追求能够稳定获得的利益。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种安全感的缺失也好，对稳定性的追求也好，我认为都是源于现实社会环境的变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产物。因为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社会学上把它称为风险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人的日常体验是非常简单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逢，老死不相往来，基本上一个村落的生活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从出生到死基本上是一眼就能够望到头的。但是现代社会不一样，它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是一个生活经历异常复杂的社会。尤其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时空抽离与时空延展的社会，万里之外的人和事，能够非常诡异地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命运都跟很多毫不相关的人绑定在一起。那面对这种多样性的选择，我们也会承担多样性的风险。

我国社会在短短几十年中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成长起来，越年轻就越具有现代性，所以越对这种现代性的不确定和风险有深刻的体验。所以年轻人才会更缺乏安全感，更追求稳定，这是在极具社会变迁的一个背景下，一种非常自然的心理现象。

但是最后，考公的选择也不仅仅是对风险的逃避，它还是价值观念上的一种后物质主义的追求。因为人类社会的变迁是内在关联的，经济、政治、文化是关联的。传统社会的核心任务是生存，工业社会或者说前现代社会的核心是快速的经济增长，那我们现代社会者说后现代社会的核心，这是最大化的幸福感。简单来说，现代化会使人越来越在乎精神体验。我们当代的年轻人是生活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没有强烈的饥饿年代的生活记忆，更在乎自身的尊严。这种情况下就导致当你进入企业大厂的时候，其实是作为一种劳动力进入了市场。人就变成了一个可交易的可讨价还价的一个商品。但人怎么可能是商品呢？社会学家很早就提到，劳动力成为商品本身就是对人的异化。所以有些年轻人考公，他逃避的不仅仅是那种随时被辞退的这种风险，而是对“随时被辞退”这种行为本身的价值理念上的厌恶。

我宁可少赚一些钱，我也想活得体面一些。是这么多的综合的影响，导致了现在这么多人越来越想去考公务员，我觉得是这样。

《视觉志》：您怎么理解网上对“小镇做题家”的争论？小镇做题家是考编考公的主力军吗？

王元超：我觉得是的，小镇做题家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如果是按出身来算的话，按家庭资源把人的出身分为上中下三个层级，那我们可以粗略的理解为小镇做题家有可能是学历优秀。家庭出身一般的人。这些人来说，考编考公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因为很多职业在竞争的时候，他考验的不仅是个人的能力资本，还有你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这其实是精英再生产的一种合法化工具。精英阶层不会这么容易的就让中下层的人向上流动，它会设置种种的障碍。比方说一个人想进入最顶尖的金融公司或者律所的话，肯定首先要从无薪或低底薪的实习开始。而这些公司几乎都在特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出身普通的“小镇做题家”，他们的家庭既经济资源可以支持他进行这些实习，也没有足够的社会网络资本帮他进行推荐引荐。所以说这些职业。无形对小镇做题家来说是更艰难且不太公平的。

考编考公，更加公开透明，它受到国家的监督，受到社会的监督。抛开收益一波谈的话，起码这是更公平的选择。社会阶层结构上层少，下层多，社会的主力就是小镇做题家，当小镇做题家倾向于考编考公时，考体制必然成为一波热潮。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不能说最合理但起码更公平的选择。

小视：豆瓣有个小组叫985废物，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下，您认可“读书无用论”和“寒门再难出贵子”吗？

王元超：首先我不认可读书无用论。因为毫无疑问，随着现社会的现代化，绩效原则会越来越处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原则。就是说你能够获得什么是靠你的能力，不是靠你的出身。

这是社会分工带来的。每个职业的技术要求越来越强，人力资本在职业竞争中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你必须要有能力，你没有能力，你就不可能纯粹靠关系来获得一切。虽然教育本身的获得存在不平等。比如什么自主招生辅导班这些东西，但是你不能否认教育在向上流动中的作用。

我们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一句话：你读书可能会有用，也可能没用，但是你不读书一定没有用。

关于寒门难出贵子，如何理解这个“难”取决于参照标准。

在社会学中这个寒门难出贵子的这个问题，我们把它称为社会流动，就是从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一个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的变动。它有绝对流动和相对流动。我们这里讨论的应该是相对流动机会，跟传统社会相比，那毫无疑问现在的向上流动是更容易的，因为在传统社会种代际资源传递是完全不受限制的。比如官员可以世袭，你的出身跟社会地位高度相关。

但是你如果跟 90 年代初 90 年代或者本世纪初相比，跟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相比，我觉得必须承认现在的向上流动是比较困难的，有它背后的社会原因。

因为首先向上流动它需要的是社会阶层结构中有充足的上层位置。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飞速推进的时代，两代人的职业结构是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在那个时代社会出现了大量的管理岗位，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和白领职业，而这些 70 后 80 后的父母几乎都是农民，两代人的职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寒门自然能够出贵子。但是现在不一样，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产业结构转型趋于完整，社会的职业结构不会再出现剧烈变动，社会流动自然规划，两代人的职业结构自然没有了明显的绝对意义上的差异。

再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之初，形成了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已经构建这种社会封闭或者社会排斥的机制，实现他们社会地位的代替传递，这种社会不平等的滞后效应就会显现出来。通俗的说，70 后 80 后的父母都穷，穷就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他们的后代在竞争某个职业地位的时候，家里能够提供的支持没有什么差别。但现在 90 后 00 后的父母之间资源地位差异显著，有的父母给孩子买房买车打关系，让他们没有顾虑地去大城市去奋斗，但是有的父母还需要孩子早点赚钱养家，他可能连学都上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寒门子弟肯定更难出头。

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横向的比较，跟世界各国相比，我们目前的社会流动率相对还是比较高的。有专家做过统计，就是在美国、德国、西班牙、挪威、瑞典等十个发达国家和 10 个转型国家放在一块比较，中国排第四，我们是世界第四公平的国家。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高考制度比其他国家的教育制度更加的公平，对寒门学子更加有利。另一方面，中国还是处在一个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的快速的社会转型之中，我们社会仍然还有很多机会，这是在成熟的社会经济体中不存在的。

所以说我们国家的情况还是相对乐观的。

《视觉志》：小镇做题家的出路在哪？社会应给予小镇做题家怎样的空间和机会？

王元超：镇做题家的内部还是有很大的抑制性，我们不可能笼统地说他们的出路，这就是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现代社会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社会，面临着多样化的选择，越是在现代化程度更高的这种大城市。这种特征越明显，大城市的产业结构更丰富、更先进，能够提供更多的技术性、管理性职业。你在小城市根本找不着。

其次，绩效原则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应用在大城市是更广泛的。也就是说在大城市更看重能力而不是关系。你的工作也确实更需要能力，需要硬实力，所以大城市机会更多更公平。

如果你有志于拼搏的话，那就不要怕去吃苦，建议去大城市。但是对那些不想吃太多苦，也没有说一定要进入社会顶层的人来说，我觉得家乡省会这些新一线城市会是更好的选择。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向从这个特大城市向周边地区不断的这种辐射，新一线城市在逐渐承接特大城市的产业转移，社会的职业结构也越来越丰富，基础设施、教育生活这些都越来越完善了，生活成本也没有那么高，所以相对而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公平的畅通的向上流动的渠道。

比如说教育是向上流动最重要的阶梯。那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教育中的平等，限制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那再一个，要引导新一线城市或者二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让那些优质的就业机会能够在空间上分布更加均匀，完善这些人才引进，从而实现良性循环。

在社会意识上面，在信息时代应该给生活做一些减法，有的时候我们所接触到的信息都是被筛选过的。公众舆论为了迎合恶趣味，喜欢渲染焦虑的情绪。但这个社会上的评价体系从来不是一条线。年轻人应该勇于坚持多元的生活态度。

《视觉志》：普通人在这个时代应当如何活着，或者说，在“生不逢时”的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王元超：每一代人都有他的使命，每一代的人也都会遇到他的挫折。

跟70 后 80 后相比，我们机会确实更少。我们没有迎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但同时我们也没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迷惘和不自信，我们也没有 60 后 50 后对饥饿年代的记忆。

所以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但每一代人都有他的困难。

我们首先要对这个时代有更清醒的认识，给生活做一些检索，物质生产的日渐富足，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消费时代，它用新的形式实现了对人的包围和异化。

不要想着面面俱到或者说短时间内就获得一切，不如先想清楚自己的核心需求是什么，然后做出必要的牺牲，最后坚定地贯彻自己的选择。

《视觉志》：最后有什么人生建议分享给视觉志的读者们吗？比如刚出校园，及正在各行各业里裸泳的年轻人们？

王元超：我觉得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

我们之前谈了那么多理性选择。其实我们要注意到，人永远不可能做出绝对理性的选择。因为我们获得的信息不对称，我们永远无法对现状做出一个清晰的评估，对各种选择的概率结果，做出清晰的绝对正确的判断。这不可能。我们大脑的记忆是有限的，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无时无刻受到情感影响。所以我们任何情况下做出的选择都是有限理性，甚至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后悔，觉得“如果能重来就好”，其实会更好吗？谁也不知道。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多多去听一听其他人的建议，给自己一个更加丰富的判断的信息，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价值追求去做出选择，勇敢去尝试。

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我们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最怕的就是什么都不敢试。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特别成功的，一种是想去做什么事情做成了，另一种是想去做什么事情，发现自己做不到，也坦然地接受，然后勇于新的开始。

生活啊，就是一片肉眼看不见前岸，人力无法预测风雨的汪洋。

那我们都是泡在水里的裸泳者，尽力抓起命运风口掷来的浮木，在拥挤而波涛汹涌的人生海面上沉浮，看似顺风顺水，实则暗暗用力。

祝愿天下学子得偿所愿，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也祝福每一个在生活漩涡里苦苦周旋的你，能因本文，重拾一点对生活的勇气。

岸在哪里，明天漂往何处，无人能回答；

人生无涯。但拼起板我们就有船，有风浪便是前进，

奔涌吧，朝着岸边！潮湿的一路也可以无限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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