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8日，中国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因病离世，享年53岁。万玛才旦于1969年12月出生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是著名电影导演，编剧，作家。出版《诱惑》《乌金的牙齿》《故事只讲了一半》等多部藏、汉文小说集，主要电影作品包括《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曾在中国电影金鸡奖、威尼斯电影节等电影节展中斩获重要奖项。万玛才旦自觉肩挑着知识分子的职责，守护着日渐衰落的藏族文化，电影和文学都是他的武器，发声呐喊。今天，分享《收获》杂志编辑吴越所写的纪念万玛才旦的回忆性散文《有如松木：我所认识的小说家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先生是杰出的电影导演，是从中国青海藏地走向世界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始终在文学之中的创作者。我是一个普通的编辑。我想记录的，仅仅是作为小说家的万玛才旦与我所供职的《收获》文学杂志自2017年以来发生关联的一些片断，以此微薄笔墨来完整他的品格和才华——为我心中的纪念放上一朵花。
2017年12月，万玛才旦在《花城》2017年第1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气球》名列2017收获文学榜短篇小说榜第6名。翌年早春，上榜作品结集出版，杂志社需要得到作者的亲笔授权。2018年3月30日，我加了万玛才旦的微信。等待通过的那几分钟里，我搜索了他的基本信息，看到了他的几张照片。申请通过了，我压下那几分始料未及的紧张，三言两语对接好了授权所需要的信息。接着，并未多寒暄，直接问道：“您在《收获》有联系的编辑吗？”他立即回答：“《收获》没有认识的编辑啊。”我也立即说：“我们认识啦。如信任，新作可给我拜读。”他说：“好的，在《收获》上还没有发过东西，以前经常看《收获》，很喜欢。”这个“以前”，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龙仁青在《这一半的故事也足够让人久久回味——纪念万玛才旦》中写的一段文字，可与万玛才旦的话相互映证：
“……算起来，我们已经认识40多年了。少年时代，我们在青海省海南州民族师范学校读书。这所学校坐落在共和县恰卜恰镇。那时候，我和万玛都是文学爱好者，每逢周末，就去县文化馆看书。文化馆有个阅览室，订阅有《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杂志，我们经常翻阅这些杂志，从这些杂志上熟知了许多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我俩是这儿的常客，所有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们。那时，做一个作家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第一轮初识的聊天结束后，大约过了两个半月，已经是夏天，万玛才旦投给了我第一个短篇小说，名叫《特邀演员》。小说1.25万字，我写到这里，又重读了一遍。简单来说，小说写的是一位藏族老人与一个摄制组的相遇，通过名叫扎西的中间人，在彼此不能充分了解对方意图的情形下，怀着诚意，解决了对方的问题和自己的问题。当然，内在空间并不简单。妙就妙在，小说既展示了不同生活之间的复杂，又以特别机缘下更高的一种生命的价值来统摄和提纯了它们。七月间，我将小说送二审并提交了意见，又带回了一些经过慎重讨论后的修改建议。万玛才旦答复，空下来再充实，“这个小说是有了那样一个灵感，三天写完的。”又补充说，《收获》对他来说是一个神圣的刊物，能发表作品是一种文学荣耀；为了稿费就不写小说了，写小说就是为了“一种纯粹的表达”，“我们的追求是一致的”。他说得很对。
我想，在工作的流动中，他可能只有巴掌大的一点安定留给小说创作。但或也因此，他提供的小说语言平实而先锋，叙述明白利落，从来没有一点刻意，尤其是他小说中的对话，是我所喜爱的。那些对话，是存在于所谓“明白如话”之下更坚实的“本话”，来自生活，有时甚至比生活更瘦削，更紧实，有嚼劲，有回味。这一年的谈话基本如此。有两件事可以稍记，我问：“外行人一般搞不清楚监制是什么意思。拿着鞭子在片场抽导演？”他回答：“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笑脸）。”怕我不明白，又补充说：“有点像责任编辑。监制主要对作品的艺术质量负责。”我于是立刻明白了，也笑了。另一件事，我问：“想简化一下称呼，不知道该叫万玛老师还是才旦老师？”他立刻说：叫我万玛就可以。我没犹豫，立刻回：万玛！他安定地回答：这样好。在那之后，我当然还是叫“万玛才旦老师”，有时会叫“导演”，有时是“您“，还常常没头没尾的就说上了话。但我在心里会叫“万玛”，仿佛是因为被给予了这样一种允许。接下来的叙述，我就用“万玛”吧，因为他说“这样好”。
“这几天写了一篇小说。”2019年一开年，就收到了万玛发来的短篇小说《金耳朵》。《金耳朵》是一个横亘了二十多年的恩怨故事。“我”目睹了哥哥小学毕业前与同桌的一场恶战，代价是同桌的一只耳朵。为此，哥哥踏上流浪之路，二十多年后当他回来时，耳朵的事还是没过去，只得再作一次了断……小说将至末尾声时，万玛不动声色地写到了同桌和哥哥之间的一场谈话。同桌的哥哥说：“你知道你那时咬下来的我那只耳朵最后去哪儿了吗？”哥哥的同桌说：“我和爸爸赶到县医院时医生说你们太晚了，已经接不上了。……我爸爸问：‘那这个东西就没什么用了吗？’医生说：‘没什么用了，过两天就腐烂了。’这时，我爸爸看见那只一直跟着他的狼狗在旁边看着它，就随手把他手里那只血肉模糊的我的耳朵扔到了狼狗前面的地上。狼狗一口就把我的耳朵给吞下去了，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声响。”父亲随手把儿子的耳朵扔给了狼狗吞吃，因为“这个东西没什么用了”。这声“奇怪的声响”是比自己的耳朵被咬掉更折磨的痛苦。可这还没够，万玛还在往下写。
我哥哥把自己血肉模糊的耳朵扔到了狼狗前面的地上，狼狗一口把那只耳朵给吞下去了。之后，那只狼狗还跑到哥哥身边闻个不停。哥哥把自己带血的那只手伸过去给它舔。哥哥的手被舔得干干净净的，像是用清水洗过了一样。万玛的小说中很少出现冷僻的字眼，多的是普通的动词、普通的形容词，甚至——我猜测是出于某种歌谣叙事传统的影响，常常会出现重复的句式（这在其后的《水果硬糖》中更加明显）。但这种重复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真理性地重复。在《金耳朵》中，人们就像是在观看着事情又循环了一遍，把东西扔在狼狗前面的地上，狼狗就会以重复的动作去吞吃；但倘若上一次父亲的举动中掺合着粗鲁、严酷，那么这一次哥哥的举动则流露着柔软、悲悯，“像是被清水洗过了一样”。你很难不被习常之下的残酷所震撼。
可是对于万玛，我们还期待着超过《金耳朵》、接近《气球》水准的小说。收到答复，万玛依旧平和地说：谢谢各位编辑，下次有小说再发来。我悄悄地想：已经拒绝两次了，还会有第三次吗？2019年8月17日，周末，上海书展期间。午间，忽然，万玛的消息来了，很随意的语气，就好像昨天还在聊天，连称呼也没有，“这次参加书展，住在城市酒店，没想到离你们杂志社这么近。”我一霎惊喜，可是也大大咧咧地省略了称呼，抬手就回：“是的，走路就到了……”万玛说，已经去逛了作家书店，还到我们的作协院子里逛了一圈，环境很不错。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平时我们的保安大叔盘查得挺厉害。我请示了程永新主编，约他周一到办公室坐坐，万玛说他明天就去广州了，“下次我带上自己的作品去拜访。”这至少表明，万玛没有像别的作者那样一次两次投稿不用后便“就此别过”了。他的态度一直那么诚恳，明确，温和。按理说，写到此时，我应该对照万玛才旦的创作年表，仔细地指出，2017年～2019年，是他的名字开始为更多人熟知的阶段，《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电影作品屡获奖项，同时他还担任多部影片的监制和艺术指导——在这些工作的间隙，他不绝于缕地写着小说、关心着文学。可我压制了这个念头，期刊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在炮声隆隆中，有一条零星通讯、十分宁静的电话线，无论作者还有哪些其他的、甚或更主要的身份，我们在这条电话线里却只说文学的话、作品的话。电话线之外的声音，既听不清，也说不好。
整整一年，万玛再没有小说投过来。与这位作者的联系似乎隐入云天。主动联系万玛，是我在2020年8月14日凌晨，硬着头皮、孤注一掷作出的决定。当时的情形是，青海青年作家索南才让的中篇小说《荒原上》已确定将在《收获》2020年第5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头题推出。“收获”微信公号按惯例为每篇作品配一篇短评。请谁来给《荒原上》写评论呢？索南有些抱歉地告诉我，他几乎不认识评论家，我知道不能指望他立刻结交上哪位重磅评论家来助威了。那么，我认识的评论家、作家里，又有谁懂得西部草原族群的灵魂？我翻来覆去地想，没有结果。直到8月13日夜晚，我翻阅朋友陈轩给我寄来的杂志，在其中一组电影人专辑中，我读到兰波对万玛才旦的访谈，其中他那样赤诚地流露着对家乡青海的情愫，立刻使我敏感地直觉到，他会愿意提携青海的年轻作家。并且，万玛才旦也是文学中人，本身就是一位优异的小说家，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在此之前，我与万玛才旦的那些交流，远远够不上提出这样的要求。况且，他那么忙碌。我决定赌一把，大不了就是被拒绝。我一口气发了三条消息，有问候，有请求，有《荒原上》的梗概，而后忐忑不安地等待万玛老师的回音。第二天早十点不到，回复来了——“这个小说看着不错，您就发给我吧。这个作者叫什么名字？青海的作家基本都知道，如果是蒙古族的话是不是索南才让？我不认识他，但看过他的小说，最早在《青海湖》上关注过他的小说。一个牧民能写小说，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们又聊了一会，我能感觉到万玛由衷的高兴、兴奋，“索南才让的小说能在《收获》发真是不错，说明他的小说创作又上了一个台阶，谢谢你们对这位少数民族作家的提携。”三天后，万玛回复：“小说看完了，不错。而这时，我几乎是得寸进尺、图穷匕现地约请他为《荒原上》正式地写个短评。万玛迟疑地说：“可是我几乎没有写过什么评论文章，这类文章不是我长项啊。”我继续打字：“……就像您说的，出来一个青海的少数民族年轻作家不容易，能帮就帮一把，子弹发射出膛时再推一下吧，兴许您寥寥数语，就能开一片天地，一般的评论家，未必能把握准确……写几句读后感就行？”万玛像是下了决心，问：“需要多少字？”我立刻明白他同意了，告之600字到800字就行。他说，好的，我试试吧。我刚松一口气，未料万玛接着发来大段的文字，和我讨论起小说中极其细微、微妙、敏觉的细部，涉及人物行为模式、故事时间跨度和一些关键情节的处理，我再度紧张起来，一边仔细地辨析、答复，试图说服，一边等待着宣判，过了一会儿，他才想起来似地补充：“总之，是一篇好小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聊了整整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这也是我和万玛说话最密集、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双方都十分专注。时至今日，我能够明白万玛在这篇作品中最在意警惕的是作者在塑造人物和组织情节时，有没有刻意去改造现实以迎合外部世界的观看方式。这正反映了万玛本人一直以来的艺术宗旨。《荒原上》通过了这位严格的同乡内行人的考察。一周后，万玛发来短评《写小说的牧民索南才让》。这是《荒原上》第一篇评论，“这篇小说写的是高原上几个人在某个特殊时期的一段奇特经历。他把这几个人写得丰满而生动，写出了这几个人物孤独的处境、内心的彷徨和犹豫，也写出了人性的善与恶，甚至还写出了残酷生活中的那点诗意。这些都是让人感动的，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小说里面写到的很多东西能让你感同身受。……”从此，万玛才旦、索南才让和我，三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切的关联语境。我见过万玛，也见过索南，可是这两个人却始终没能见上面……这篇文章里恐怕容纳不下，也可能，将来得由索南另写一篇。简单地说，仿佛从此，万玛自然地接过了他对于索南的某种责任，第一时间购买了《荒原上》电影版权，从生活、工作、前途各方面一直看护着他，提点着他。如何证明这种关联语境不是我的假想呢？我想到的是两个画面。一个画面：2022年8月25日中午，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刚刚宣布没多久，万玛的消息发来：“祝贺您编辑的索南才让的《荒原上》获奖！这篇小说有今天的成绩您功不可没！”我被万玛的隆重的措辞、少见的称谓（称我为“您”）和那少见流露出的极度喜悦而震憾了。我想，在这一刻，他为什么要称我为“您”呢？在这一刻，他对我使用的感谢和尊敬的礼节不是对于我，而是对于《收获》，而他也不再仅仅是他自己，他代表同为青海写作者的身份。我的泪水就是在这时涌出的，我一边打字一边任由泪滴掉落在手臂上，我说：“万玛老师是第一位支持、肯定《荒原上》的文学名家，是最棒的开始。后面发生的一切都始于它还无籍籍名时，您那个真诚为它擦亮光芒的举动。一个特别美好的故事，谢谢您！也期待它的电影之路顺利！”万玛回复我：我相信它会成为一部好电影。一个画面：我不想回忆这个画面。但它就是那样真切地发生在阳光下。2023年5月8日中午，我们在开一个小会，细化着即将于5月16日举办的《收获》创刊65周年庆典，正进行到万玛的朗诵环节配乐这一部分时，领导拿起手机，脸色骤变，“这怎么可能？万玛才旦去世了？！”我也拿起手机，大声说：“这怎么可能，假消息！我早上刚和他联系过。”我早早地、再三地和万玛确认过了行程，“一定要来啊！”他还爽快地答应了要在舞台上朗读他发表在《收获》2021年第3期的短篇小说《水果硬糖》片断。怎么可能有变？我点开万玛的头像，看到的是早上十点多我发去的航班信息，可是，没有回复……正在传开的消息说他在西藏突然去世——我买的机票就是从拉萨出发的，前一天，他明明白白把拉萨与上海往返与行程信息都告诉我。我做过十年记者，我职业地明白这个消息的细节正在逐步变得真实——它空穴来风的可能性在降低。我立刻站起来，没有提前打招呼地打电话给了索南才让……我必须要第一时间告诉他，他能最大程度地分担从此生活在不再有万玛才旦的世界中的荒谬感。写到这里，已经无法按时间顺序依次来叙说。但也不能就此崩析。还是回到2020年，回到那个我们都不知道三年后就要失去万玛才旦的时间点，在我们这根电话线上还有两件事：当年11月13日，万玛才旦邀请《收获》编辑部出席《气球》观影和映后交流，我第一次远远地看到了万玛的真人，但没有上前打招呼。《气球》路演展映现场，2020年11月13日下午，上海朵云轩艺术中心影城，左三为万玛才旦另一则就是他对自己小说的交代：“今年基本上就在青海老家，写了个剧本，也没写小说，这两年小说写得越来越少了，很遗憾啊。有几个想写的故事，也是被各种事情烦扰，没能写出来，若写出来了一定发给你看。”
2021年1月，我好像听何平讲起，万玛才旦在写一个新的小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发消息过去，要求看一看。万玛笑嘻嘻地回复说：“没有啊，真的没有，这段我们在青海海北这边拍戏。”但随即说，有个小说构思，过段时间会写。我表示期待。十几天后，这篇名叫《水果硬糖》的新小说就发到了我手机上。这一次，万玛投稿的态度比之前显得气度更雍容，他应该是已经自我判断过了。果然，我一读之下，立刻就知道这是一篇难能一遇的“神品”。五天后，我就发去了主编的评审意见，决定留用《水果硬糖》，具体刊用期数确定后第一时间告知。《水果硬糖》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框架，一位尝遍尘世磨难的藏族母亲生养了两个儿子，二儿子比大儿子小得多，是丈夫死后，她与一位麦客生的；两个孩子从未一起生活过，无论是性格、人生道路还是对世界的解释都殊异，但在母亲离世之际，日常性对人的教化达成了圆融，生命和生活的百般滋味在舌下散开。这篇小说极其细腻地从追忆中浮现出母亲从年轻到年老与几个人的相遇，这些相遇都带着特殊的机缘，可心性纯直善良的母亲都以简单化解了复杂，平凡的母亲是传奇的缔造者与终结者。其实，这些语言都无法描述出《水果硬糖》的浑然天成，必须自己去读。小说留用在当年第三期，5月18日一早，万玛在下午就要进可可西里无人区、无信号区之前，赶出了一篇创作谈，附上了穿藏装的照片（怕我之后要照片但又联系不上他）。从创作谈里，我间接映证了最初接到这篇稿件时，万玛似乎略带得意的微笑，那不是我的幻觉，那是得到“神授”的满意。“《水果硬糖》讲一种水果糖的滋味，讲人生的各种况味，讲无常人生中某一些珍贵的东西，有一点难度，有一点挑战。开始的时候，是有点模糊的，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连名字也没想好，试了两三个开头，都不太满意。后来，突然间就顺了，几乎停不下来。写到中间，因为一件事情，我不得不中断这篇小说的写作。中间停了大概有四五个月。当我重新这篇小说的写作时，就完全没有感觉了，没办法继续往下写。但我又很想继续这篇小说的写作，就强迫让自己再次进入写作的状态。幸好过了两三天之后，我又进入到当初写这篇小说时的那种状态了，就像一口气一样，一下子顺了，接上了。当我写到快结尾的部分时，小说的名字也一下子跳出来了，而且清楚地知道就是它了。小说创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过程有一点神秘，就像藏族民间那些格萨尔王说唱艺人的说唱。我看过很多格萨尔王说唱艺人的现场表演，我觉得在那个时刻他们已经不是他们自己了。他们大多都不识字，但他们能比较容易地进入那样一种状态，一旦进入了那样一种状态，就什么都有了。一些研究者把这样一种难以解释的现象称之为‘神授’，我觉得小说创作也是跟这个比较接近的事情。”（短篇《水果硬糖》创作谈：给灵感找到一个好的安身之所）我对自己也满意。我终于等到了万玛才旦的最好的小说之一（至少在我读到的他的小说里，我认为这篇是最好的）。之前其他的当然也都各有各的好，但看到这一篇，就会明白有时候拒绝和接纳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我们坚守着一个对于好作家的要求，他也就终将超越他自己。很多人对我表达过对《水果硬糖》的喜爱，有普通读者，也有很好的作家、评论家和编辑。《水果硬糖》登上2021年收获文学榜短篇小说榜第五名，是万玛才旦继《气球》之后再次上榜。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申报时，《收获》编辑部开会，又将《水果硬糖》送选短篇小说奖。这表明《收获》对《水果硬糖》由衷的喜爱。这一年的6月18日，万玛终于来到《收获》编辑部。主编请他吃饭。有一顿饭的时间坐下好好聊聊，他穿一件灰色T恤，低调，谦逊，滴酒不沾，话不多，但说一分是一分。我没忘记请他给30本《收获》2021年第3期签名。他给读者签的是扉页，最后又专给我签了一本，却是在目录页，在《水果硬糖》那一行，写下小小的四个秀气的汉字：万玛才旦。然后签上了藏文名。他说：感谢我的责任编辑，留个纪念。万玛才旦在《收获》杂志上签名。2021年6月18日这一年的七八月，万玛还兴致勃勃地应走走之邀，参与了收获APP举办的无界匿名写作大赛，他称之为“擂台赛”，还和我讨论分析了其中好几篇。十一月，他告之在青海果洛，三江源，“刚刚拍完一部电影”，“下午到县城，刚到有信号的地方”，我问是什么片，他说片名叫《雪豹，或最后的诗篇》，我说看过关于雪豹的纪录片，他纠正我说，这是个剧情片，剧本是他自己写的。我立刻说，这部电影拍完了，该写小说了吧。他发了个笑脸说，好的。
2022年开春之后的上海应该失落了无数件快递。其中就有万玛给我寄的《故事只讲了一半》。这本书现在是否掩埋在环上海物流中的某处地下，或者还在参与着流动？5月6日，万玛给我发来第四篇投稿，《一个人灰飞烟灭》。这个小说很感染我。“我”是派出所办事员，坐在楼房里的办公桌后面的那种人，有一天来了几个土气的、话也说不太利索的牧民，带来了一个意外身亡的同胞，火化需要死亡证明，而那个人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因此必须来办证明。当“我”发现这位死者是曾和自己同学过一年的小学同学多杰太时，“我”冷峻疏离的态度悄然发生一丝变化。“我”调查死者死因（借钱不成，醉酒超速驾驶摩托车撞上卡车），还原出一个努力挣扎命运加在他身上的障碍、但最终失败了的人。火化得以进行，柴油烧600元，松木烧1000元，“我”突然提出我来出用松木烧的钱。“四周没有风，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很寒冷。我把那根松木拿到鼻子下面闻了闻，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松木的清香，很特别。”这篇小说在始终萦烧着这样一股淡淡的松木的清香，它告慰了死者奔波苦楚的灵魂，也安慰了尘世中依旧在打滚的生者。最后的画面充满意味：站成一排的三个人，两个牧民、一个公务员，衣着打扮完全不同，应该说，分属两个不同的圈层，此时还原成为纯粹的人，怀着善意和敬畏为死者送行，在寒风中摇摇晃晃。这次讨论修改的过程从5月7日持续到5月12日，几乎每天都会讨论一点，我也在领导、同事之间搜集着意见，细致地感受着、细微地改动着。万玛改了两稿，标题一度变为《三个人的咳嗽声》，加了一些东西让人物的经历更立体。他不想加太多，因为要保持的是“冷冷的感觉，处在中性的比较冷漠的状态”，是为了只突出一点温暖，“有一点温暖的东西应该就够了，这个温暖的东西就是松木”。这和我的感觉一样，我直率地表示这个小说题目是否能改成《松木》，我还说，下一本你出的小说集，就可以叫《松木》，多香的一本书啊。万玛想了想，，下一稿过来的时候，题目改成《松木的清香》。他没有解释为什么。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才忽然明白过来，烧完后，清香还在。其人有如松木，人走后，松木的清香是在记忆中留下的气息。永远。万玛应该是挺喜欢这样细细地修改一个小说，这也是他难得能安定打磨文学作品的一段时间吧，而且能够看得见成品在提升，因之喜悦。但写作过程并不愉快，万玛是这样说的：“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压抑的故事，整个创作过程都是这样。每次去过这些场合（指火化），都很压抑，坐不住。”这成了万玛留下的最后一篇小说。后来发在《十月》2023年第1期。关于小说的事，似乎都说完了。我也沾染上了万玛的语气，简单平静。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可说的。2022年12月14日，当时万玛已经迁居杭州、任教于中国美院，我和好友陈飞雪、马睿到浙江博物馆看碑帖展，她们都很喜欢万玛，一位想给他出电影剧本集，一位可以做《松木的清香》的翻译，而我想要约他的下一篇小说。我替我们三个去问，能不能见一面。竟然就很顺利地见了。万玛留出充足的时间，不仅请我们吃了饭，还一起喝了咖啡。在冬日暖阳下，在一个现在想来极为难得而被我们直觉地抓住了的时间窗口期，在中国美院的浓荫旁，我们兴致很好、毫无顾忌地聊了好几个小时文学、翻译、作家和小说。到最后，我们三个年纪也不小的女生，也都像小女生一样，向万玛和盘托出一个我们反复讨论、验证过的审美意见：您穿随意的便装比穿正式的西服、藏服要更帅。万玛一笑，没有说什么。我相信我们仿佛已经再次见过了。5月29日那个黄昏，在青海海南州贵德，一个可以看见好几棵高大杨树的院落，我安静地听龙仁青、郭建强和索南才让说起他们所认识的万玛才旦。龙仁青说，万玛才旦在他的电影中给人物安排的名字都是有玄机的，有时候取的就是身边人的名字；懂藏语或者和他有过共同生活经历的人经常会心一笑，“他那是在电影里和我们这些老熟人说话呢。”龙仁青说。我心里一动，看见了那个在摄像机背后微抿着嘴微笑的万玛的样子。歌喉很好听、每次唱歌都要闭上双眼的龙仁青说，他会唱万玛的电影中唯一一首藏语的主题曲。他就开始唱了。是《静静的嘛呢石》中一首名叫《故乡》的男声独唱。当龙仁青闭上眼歌声响起时，一群回旋着的归鸟哗啦一声穿向杨树林，半空中的绿色、金色、雾霭蓝和褐黄色为之荡开了涟漪。所以，万玛，我们现在是又重逢了吗？在你的故乡重逢了吗？在你的电影的主题曲《故乡》中重逢了吗？在与你所同在的空气、鸟声、风声和树叶翻飞中重逢了吗？那真的很好。我喝下了杯中的青稞酒。一个人不会灰飞烟灭的，万玛老师。最后，想引的一段话，是2021年，收获APP在举办匿名文学赛时，要求作者写的“不让人一眼看出来”的一个简历。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忘记你的那些身份。认真玩一下。我就是那个叫XXX的人，我写作。我喜欢天马行空，我把它称之为瞎写，但又不是胡编乱造。我的故事没有马原那么耸人听闻。除了写作等一两件事情之外，我没有太多爱好。我觉得爱好多了分散精力。很多人精力很充沛，有时候我也羡慕他们。我的精力没有很多人那么充沛，但我也觉得挺好的。精力充沛了你会做很多事情。一个人这一生其实做不了太多事情。能把一两件事情做好就已经很好了。世界很无常、很虚无，能留下点有意思的东西就很好。但什么又是有意思的东西呢？既然这个世界这么无常、这么虚无，留下点所谓有意思的东西又有什么意思呢？我喜欢《金刚经》里的这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又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想我可能更喜欢后面这个名字。我平常喜欢在精力充沛或者精力不充沛的时候读一下《金刚经》。这就是我，一个简单的人。
万玛才旦（1969-2023）
吴越 著
活字文化 策划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6 |
| 本书是《收获》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吴越关于文学写作领域近十年来的深度访谈、座谈以及非虚构叙事的结集。全书分为五辑，前四部分收录了对当代中国青年作家、文坛泰斗、外国文学大师、非虚构作者的一对一访谈和评论，最后一部分则是作者自己的非虚构写作尝试。 作为训练有素的传统新闻媒体人，吴越亦是勤于思考和表述的非虚构写作者。在本书中，作者一方面自觉延续了传统媒体新闻训练的严谨与切实 ，另一方面从个人兴趣出发，尝试最能打动作者和读者的独特讲述。其中描述的人物无论名人或普通人，都有一个隐约的共同点：他们都在时代的进程与个人的成长中着力转变固有身份，在流动、行走中拥抱变化，摆脱标签，蜕变求新。记录下这些故事、这些人，也是试图为时代留下个体角度的声音与线条。 作家班宇说，“书中收录的这些篇章穷尽了近年来非虚构作品的全部形式——人物特写、事件报道、活动速记、对谈问答、小说评论、印象记等，灵活丰富，不妨将其看作是一次非虚构写作样本的集中展示。” |
《必须写下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