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不息 影灯长明” 万玛才旦创作回顾研讨会实录

6月21日，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主办的万玛才旦创作回顾研讨会在京举办。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馆长（主任）孙向辉参加研讨并致辞。闫少非、王丹、张卫、霍廷霄、包宏烈、皇甫宜川、王小鲁、谭政、刘智海等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美术学院相关单位代表，黄建新、王红卫、郑大圣、松太加、李睿珺、耿军、杨瑾、李霄峰、乔梁、王强等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和电影创作者代表，杜庆春、徐枫、德格才让、罗攀、金巴、李哲、拉华加、王学博、桑杰尖措、秦岭、超凡、闫羲、鲁丹等万玛才旦生前合作过的电影主创、出品方和青年导演，以及季亚娅、牛梦笛、卫西谛、郝洁、法兰西胶片等电影节展、电影文学评论和影评人代表参加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左衡主持。

主持人 左衡：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艺术家，各位老师，媒体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到来。“浪潮不息 影灯长明：万玛才旦创作研讨会”现在开始。

大家都非常意外的得知了万玛才旦导演离开我们的消息。就在北京电影节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碰面。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突然、非常的意外。我们电影导演协会的执委们、副会长在一起商榷，我们应该怎么来纪念他呢。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导演协会来纪念我们的导演应该用他的作品，用他的电影，也用我们导演的方式来追念他。正是基于以上这个初衷和想法，我们选择了在端午节期间来举办这个纪念活动。

我们和资料馆、研究中心一起，希望办成我们影人自己悼念我们影人的一个活动。在近期对万玛才旦的纪念活动中，我们的展映是最全的十部影片。十部影片在出品方和制作方，还有万玛的团队积极的支持下，才能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把这些影片集中起来。

当时久美成列在拍戏，包括海报的甄选，汉文和藏文的所有的这些细节，都是和他们的团队紧密沟通，一步步落实的。与此同时，与每部片子的出品方和制作方进行沟通，然后落实。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让我们重新回顾了一下万玛导演的创作的历程，非常有意义。尤其是这三年对导演协会而言，失去了很多导演，这样的活动我们也办了好几个，每个导演我们都希望找出有他们特点的方式来追念他们。万玛导演这十多年他的创作作品非常多，所以我们觉得用电影的方法对他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尤其是今天来到这里，看到了这么多的同仁，还有他的挚友，学术界的学者，都能够集聚在此，回顾和聊一聊万玛导演，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感谢李少红导演对此次研讨会举行背景的介绍。接下来请资料馆孙向辉馆长致辞。

各位同仁大家好，万玛才旦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藏族双语作家，也是文学翻译者，是当之无愧的藏族电影旗手。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创作，万玛才旦都显示了惊人的才气，他的文学作品曾获花城文学奖、“章恰尔”文学奖等多个奖项，电影作品也曾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等数十个国际电影节，在国内也屡获殊荣，被誉为创造了藏民族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

这里我特别想回顾一下万玛才旦导演和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关系。

万玛才旦导演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老朋友，资料馆有幸收藏了万玛才旦导演的所有的影片。

我们曾通过举办主题影展和在全国艺联发行影片等形式，多次助推万玛才旦导演作品放映。

2016年岁末，刚成立不久的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在成都、绵阳、遂宁、北京等地进行了“藏地密码：中国藏地影像展”的放映活动，精选了12部藏地题材影片，万玛才旦导演有3部影片位列其中，并进行了映后交流活动。

2019年4月，万玛才旦导演的《撞死了一只羊》在监制王家卫先生的建议下，进入全国艺联专线放映，虽然与《复仇者联盟4》同档期排映，但仍然取得了破千万的票房，也创造了万玛才旦导演影片院线放映的最好成绩。

万玛才旦导演也多次到访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出席由资料馆主办的电影节论坛、研讨会等活动。

2019年4月，在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万玛才旦导演与录音师德格才让来到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在映后的“开启藏地新浪潮”大师班中与观众做了深入交流。

同年10月18日，万玛才旦在“光影年华——台湾经典电影展”系列活动中再次来到资料馆，再次分享了他对艺术电影创作的感悟。

2020年11月19日，万玛才旦导演携其代表作《气球》又一次来到资料馆，为这部备受瞩目的新作举办超前点映及映后交流活动。

万玛才旦导演还支持全国艺联积极探讨艺术电影发展研讨。

从2018年开始，全国艺联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连续举办了五届“艺术电影论坛”，万玛才旦导演作为嘉宾参与了2019年和2022年的两次论坛活动。

万玛才旦突然间离世使得电影界为之痛惜，不仅因为他曾经创作出深深打动人心的藏语电影，更因为他长期以来毫无保留的扶植青年创作者，助推他们走上电影之路。

2017年3月，全国艺联发行的第一部国产影片、张大磊导演的《八月》就是万玛才旦导演监制的。2022年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的刘智海导演的《云霄之上》，以及在全国艺联历年冬暖影展中出现的《清水里的刀子》《旺扎的雨靴》《光之子》《拉姆与嘎贝》等优秀国产艺术电影均由万玛才旦担任制片和监制。

在今天的研讨会和随后举办的“浪潮不息 影灯长明——万玛才旦纪念回顾展”中，各位亲历者将追忆与万玛才旦导演并肩战斗的时光。

而我可能和大家还有所不同，因为我本人小时候在青海生活过，1995到1998年间我又在西藏工作，青藏高原是我的第二故乡，这也让我与来自青海的万玛才旦导演有了特殊情怀，我的办公室里一直摆放着王家卫导演和万玛才旦导演在《撞死了一只羊》首映礼上送给我们的手绘海报，我的家里一直悬挂着万玛才旦导演在《撞死了一只羊》发行结束后送给我的唐卡（哽咽）。这么多年，我们虽偶然一见，但常常不见，但见与不见，都总觉得那个人就在那里（哽咽），以前是心安，现在是心痛，那种难过无法诉说。我只能用我在朋友圈里的话结束我的发言，我说万玛才旦导演您的作品我们会好好珍藏，我们也会让更多的人在大银幕上认识您不朽的灵魂！谢谢大家给了我诉说哀思的机会。

大家好，刚才少红导演已经说了，我们导演协会开始策划这次创作研讨会和纪念影展的缘起，首先要感谢一下资料馆，提供了大力的协助，包括场地、人力、物料制作的大量的协助，保证这个会的召开。另外，今天我们是尽量的想请到和万玛才旦的创作、生活、工作都相关的老师到场，虽然我们叫“创作研讨会”，但是大家都明白它其实是有一个追思会的意义和性质在里面的，只不过我们不想那么沉重，还是想追忆的是这么优秀的导演的艺术创作成就。所以今天到会的各位老师，不管是电影界、创作界、理论界、文学界，包括其他的挚友亲朋，也对大家表示感谢。

接下来我是自己想说的几句话，跟万玛才旦第一次相见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在文学系读书，毕业短片在我们的学校放映之后。我是在导演系办公室第一次在谢飞老师引荐下见到万玛才旦，应该是2004年，就是19年前，那是第一次见他。从那之后其实来往就比较频繁。之后他2006年考上了导演系的第一届MFA，那届班是我和田壮壮、郑洞天老师一起带，所以在导演系的时候算有师生之谊，再后面私人的交往，这么多年一晃就过去了。到5月8号突然听到消息的时候确实会受不了。

我一直没有单纯的把万玛才旦导演当做一个藏族导演，当做一个拍藏语电影的导演来看，虽然中国电影的创作现在如此的好像很蓬勃，很发达，票房很高，我们有时候也会很自豪，但是我觉得万玛才旦这样的导演和电影太少，首先他是一个非常电影的电影导演。他一直在用电影的方式，电影的语言在拍电影。第二他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电影导演，他的电影也一直在讲有关文化的事情。里面渗透出来的不仅仅是藏文化，他有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在其中。真正用电影去讲关于文化的事情的导演，也不多。用文化去“包装”的电影和导演反而更多。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万玛才旦他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性的导演。他的电影的现代性不是那些表面的，堆砌的，不是那些可能更容易被表浅的东西读解的现代性，他的现代性是蕴含在他的电影语言和文化中的。

我一直是从这三个角度去理解和喜欢万玛才旦的电影。所以我觉得这个可惜绝不只是藏族导演的，绝不只是藏语电影的，是华语电影甚至是世界电影的。也不是说在这个时刻去戴高帽子，而是我真心我觉得是在中国这么多导演当中，具有大师气象的走在大师路上的导演非常少，但是万玛才旦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个。

前些日子在北京电影节还见到万玛，打了招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所以得知意外消息时完全不敢相信，我打电话反复询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5月中旬，去浙江参加青年电影展，我和万玛导演的最新单位，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的几位老师聊了一个晚上，谈了很多，渐渐明晰了万玛导演对中国电影的意义。昨天一直在回忆，我什么时候熟识万玛的？觉得应该是在第1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与他的一次长谈，缘由是他的影片《寻找智美更登》获得了评委会大奖。

当时评委会主席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还有一个是著名的美国女演员安迪·麦克道威尔，我也是评委。这二位评委对中国电影了解的不多，记得看完万玛的片子之后，他们俩径直过来问我，问导演的情况，问这部电影情况……他们问以前中国藏族的电影多吗，我说不多，有，但大部分是汉族导演拍的，跟万玛导演的角度和他对生命、心灵、信仰、历史、宗教以及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距离都比较远。评委会主席和几个国外的评委对万玛的电影很着迷，中间休息时一直在议论。他们以前对西藏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知道西藏是一个信仰宗教的地方，曾经有历史政教合一的时期，这个是跟西方某一个时期有点像，但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对现在藏族人，他们的心理是什么，他们的行为、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他们的向往是什么？几位评委是模糊的。看了万玛的电影他们感知到了这些，他们觉得电影里头有人性之美，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让人思考，这是当时我的记忆。

后来回想，其实在这之前，万玛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李哲告诉我的。李哲曾在我导演的电影里担任过录音师。记不太准是2004年还是2005年，李哲跟我说他在帮一名藏族的导演做电影，我说你有什么感觉，他说跟我们的团队在一起的感觉不一样，那种宁静感很特别，有诱惑力，他能感觉到周围所有的东西都依托在心灵的那个奇妙感觉。所以我在想，万玛读大学时是一位小说作者，后来写剧本当导演，推广藏族文化，最后到大学当教授，传播思想，启迪心智。你看他的经历，就是一个文化使者的形象。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人，他是把藏族文化这个使命扛在肩上往前走的人，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天我还问浙江电影学院的老师，说那一天听到消息后，飞往拉萨的人多不多？他们说很多，几百人飞到了拉萨，参加凌晨的告别。有的人是跟万玛熟悉的，有的只是看过万玛的电影，跟万玛本人并不熟悉，但也去了。这是因为万玛电影对他产生了影响，产生了灵魂深处的碰撞，对他有诱惑，有驱使，才产生出这样的结果，这个就是万玛的价值。

我们常常说做电影，你一生的努力能够在电影史里写那么几行字或者一两篇的东西，已是了不起了，万玛精彩地完成了这个篇章，他一定会被记住，今天大家坐在一起纪念他研究他，就是他独特价值的体现。

万玛在生活中是位平静的人，也是个热心的人，今年北京举办首次双年展，万玛牵线促成了我的电影《错位》参展。去年在西宁FIRST，万玛跟我说，说他要竭尽全力培养藏族年轻电影人，把藏语的电影做起来，他说现代艺术跟藏族文化关联的时间比较晚，虽说中国电影100年了，但主要是和汉文化的结合，只有到了电影科技发展普及的今天，藏族文化才全面与现代的电影艺术形式结合。他觉得电影给他插上的翅膀，“我拍电影的时候觉得我有了翅膀，我能飞起来，我不是在平地看，我可以看的更远、想的更多，展示的更丰富。”

我们纪念万玛，他的点点滴滴会留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部一部看他的电影，就能读出更深刻的东西。 

刘智海

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教授、《云霄之上》导演

我和万玛才旦在2002年到2003年左右相识，那个时候我们在同一个校园里，偶尔会在同一个教室蹭课，我们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的时间了。近三年，我跟万玛接触算是比较多的人。他是2009年第一次到杭州也是第一次参加中国美术学院的展映活动，后来他所有的片子都会带到中国美术学院跟师生们做交流，所以跟中国美术学院的相处时间是很长的。他在2021年正式在编入职中国美术学院，成为一名教授、博导、学术委员会委员。我们私下经常会讨论电影，讨论八卦，讨论家常等等，但是偶尔我们也会讨论生死。记得有一次跟他在讨论关于生死的问题，他自己感觉对于死是很坦然的。但是对于人的生命而言，他一直在关心别人的生命，特别是生老病死，他特别的关心别人，我感觉有时候别人的生命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加关注，更加重要。

5月8号早上4点25分，他的助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还在睡觉，我一看感觉有事情。之后的几个小时，我度日如年，我们一直在想着用什么方式去保护他，或者说去营救他，但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5月8号我马上就赶到拉萨，见到了万玛，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悲伤。万玛的告别仪式，全国来了很多人，将近300到500人聚集在大昭寺的广场上。我经历了他整个葬礼仪式过程，我那个时候非常伤心。我后来回到杭州静下心总感觉万玛还在我身边，我看到万玛照片的时候，马上想到他生前拍照的瞬间，微微一笑，我总感觉他哪一天有可能又会回来，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跟他的接触时间太久了，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我们也经常会争吵等等。所有人都认为万玛给人的感觉他是很安静，很沉默，其实有时候他也是很亢奋、很幽默的人，有时候也是很能说的人。他的另一面其实我也很了解，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经常会说他一天无法为别人服务24个小时，但是他真的可以做到一天为别人服务24个小时，什么事情他都是来者不拒的，都是愿意真心诚意的给别人帮忙。就像黄建新导演说的万玛电影一定是在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丹

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产业研究处处⻓

我特别同意刚才刘院长所说的，从5月8号到现在我都一直不觉得万玛老师不在了。他是一个很沉默的人，但是他也是那样一个你有事情找他，他一定会回答你，一定会帮助你的人。像我们影协经常组织活动，万玛老师是有求必应的。甚至我能整理出万玛老师在他离开一个月之间的时间里，除了拍他监制的电影，做他上两部电影的剪辑，还有准备他后面拍摄的电影的同时，他还在帮着至少三个导演，包括美院的学生在改剧本。第二个，他是以一己之力推动了藏语电影新浪潮发端和发展，也可以说他凭一己之力带动了一批藏族导演，藏族创作者，藏族演员的创作，今天坐在这里的青年创作者们，他们从万玛导演的剧组里走出来，甚至从小村庄里走出来，跟着万玛老师学习，一起拍戏，成为电影人，成为电影专业的制作者，成为导演。像德格才让和松太加，老师每一部电影里都有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电影里也有万玛老师的名字，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藏语电影的新浪潮。

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大家都会提到万玛老师的人品，他德艺双馨，他的长相就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有前辈气质的，像师长，像父亲一样的存在，他有他的智慧，他的智慧也写在他的脸上，他有他的善意，有他的包容，他也有他的坚持和坚定，还有他的奉献和付出，他从来不觉得他要有什么样的索取和回报。相信在座的他所有的合作者们和学生都是这样看待的。

我在这里想说的主题其实就是万玛老师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帮助了这么多的青年导演，我们希望把它延续下去。我最大的一个触动就是在做金鸡创投的这几年每年有大量的青年导演，尤其是藏族导演，PPT上都写着万玛才旦老师监制，万玛老师也不收钱。有时我们会怀疑，会想有的人做PPT文章，为了入围就写大师监制，我们就会去问万玛老师，万玛老师回答是我监制的，他真的是在帮助很多人，很多项目。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万玛老师的心愿，我们能够做到的一点事情，希望能够发起一个慈善的以万玛老师命名的基金，来做藏语电影，我们希望我们继续把万玛老师的工作做下去。

张卫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2005年万玛导演让我看他的《静静的嘛呢石》，我看完后说你细致描述的这个小和尚，被录音机里的流行歌曲所打动，他拉着马回到寺院里还饶有兴致地观看录像带里的电视剧，“你是想描写时代对藏地文化的影响？”他若有所思地回答，“我们藏族地区这些年来变化很深刻，我今后有很多故事要讲。”2015年他打电话问我，“《塔洛》你看了吗”？我赶紧看，看到这部电影叙述男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拉萨街头发廊里的美女所迷惑，看到了男主被骗后巨大的心理失落，我说，你的电影里呈现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齐头并进，你在写两种文化交错中的个体，他一边点头一边说，后面还有。于是2019年我看到了《气球》，这部电影更是惊到我了：骑马的民族正在演进为骑摩托车的民族，摩托车与骏马在草原上共同驰骋，现代计划生育技术来到了草原，可生命轮回的文化意识也依然在这里植根，女主觉得自己已经生了四个孩子，养活他们生命太累，于是想打胎，可丈夫从喇嘛那里得知妻子腹中的胎儿是自己父亲生命的轮回，希望妻子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于是，女性生命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纠缠中挣扎，写得太深刻了，万玛导演在描写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几个社会形态在这里呈现的历史演进和时代跨越，此时此刻，我真是觉得万玛真是属于全人类的伟大导演。

霍廷霄

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电影美术指导

我和万玛才旦老师的相识是在2019年，我们在青年华语论坛相处的几日，他的话非常少，《塔洛》这个电影，当时大家都认为看到了藏语电影的内容，很好的一部影片。后来又有几次和万玛导演接触，是在《气球》上映的时候，我说《气球》的色彩为什么会调那样的绿色，我说你有什么想法，因为我对整个影片的色彩比较感兴趣，他后来的这几部作品的色彩美学减法上我看到了一些我没想到的想法。但是也很可惜，我听到了他去世的这个消息。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电影学院的饭堂，我们还打了一个招呼，很惋惜他还这么年轻，正是在创作的非常壮年的时期，结果突然就离开我们。

皇甫宜川

中国电影资料馆融媒体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杂志社长兼主编

我简单谈谈在学术方面跟万玛导演的交集，把更多的发言时间留给与万玛导演共同工作过的人。和万玛导演不算熟悉，但是从学术角度来说，又算是很熟的。我们很早就关注万玛导演的创作。《当代电影》杂志2017年第1期就在“当代导演”栏目上推出了万玛导演的研究专题，刊发了徐枫老师对万玛导演的学术专访。徐枫老师今天也来了。同时还刊发了上戏万传法教授的论文，对万玛作品的语言进行了分析。

2019年第5期，《当代电影》杂志在“新作评议”栏目推出了杜庆春老师与万玛导演的访谈，是有关《撞死了一只羊》这部新片，今天杜老师也来了，王小鲁老师也来了。《当代电影》杂志在2019年第11期推出“西藏区域电影研究”，刊发了王小鲁老师与万玛导演的学术访谈。

徐枫、杜庆春、王小鲁三位老师的学术专访，在今天看来都显得十分珍贵，成为追忆、研究万玛导演的重要史料。我们刊登时因为版面的限制，访谈内容还有一些没有刊登，这些原始谈话材料，都是研究万玛才旦的珍贵资料。

《当代电影》杂志正在筹备第二次做万玛导演的研究专题，目前主要是在等他的两部新片上映。当然也不仅仅是在等他的新片。我们希望能以更多元的角度、更丰富的层面，以及更具当代和历史的眼光来重启对这位艺术家的研究。

目前，对万玛导演的研究还远远不够。26号在中国美院还有一场万玛导演的研讨会，我们会讨论一些有关他的学术研究。今天简单说三点。一是万玛导演的经历、所受的教育，特别是他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形成的艺术观，使得他有别于其他创作者。他的电影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从一开始，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藏地电影”的概念。其次，万玛导演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品质。他在创作初期受惠于电影教育和行业师长、好友的帮助，在具备了一定的成就和能力之后，也不遗余力地去帮助和扶持其他青年导演，他对青年人才的助力和扶持体现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传统。所以说，万玛导演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导演，更是一位优秀的中国电影工作者。第三，在对万玛导演的研究中，我们希望能够关注他作品中的文学性、民间性、纪录性、日常性等艺术特征。这些东西可能是他的作品变得生动和独特的原因，具有感染力或者震撼力的原因。总之，做好万玛导演的学术研究，可能也是纪念他的最好方式之一。谢谢！

包宏烈

万玛才旦先生是中国作协会员，第十次全国作代会代表，199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扎根生活，创作了许多描写藏地生活、与时代风雨同舟、立体丰满的优秀作品，比如小说《诱惑》《气球》《乌金的牙齿》《嘛呢石，静静地敲》等，还有长篇传记文学《大师在西藏》以及《寻找智美更登》《老狗》等众多耳熟能详的电影剧本，他的作品曾经荣获多种国家级文学奖项。

他以一种与生俱来的从容、宁静、优雅的方式描绘了藏区民族生活的自然和生灵，宗教与文化，给读者呈现了客观、冷静、寻常而又神秘的世界。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生动的人物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感人至深、难以磨灭的印象。

作为一名作家，他善于观察生活，在生活中深造。他的笔始终不曾偏离本民族日常生活和芸芸众生，常常通过凡人小事来展示宏大叙事。他用神来之笔讲述爱与真诚，解读人性，歌颂光明，鞭挞罪恶，表达悲悯苍生的情怀，抚慰人们受伤的心灵。同时他的作品保持了对本土文化的尊重与理解，在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中展现藏民族的生存方式和复杂的情感体验，在现代与传统的对峙中进行民族性格的反思，显示了他独辟蹊径的智慧与创造。

万玛才旦先生生前心系家乡的文学事业，并以实际行动热情支持作协的工作，作为青海本土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电影编剧和导演，他不断攀升文学艺术的高峰，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为文学艺术界赢得了荣光。他才华横溢，品格高洁，在作家和艺术家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不幸去世不仅是电影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广大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无不痛心，中国文学界也为失去这样一位德艺双馨、优秀而有才华的作家而感到无限的悲伤。

斯人已去，生者永怀，万玛才旦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他的故事和文字，他感受生活的方式，他为学、为文、崇德、尚艺的高尚品行，深厚学养，艺术风范都给后人留下了一座令人景仰的丰碑，他对文学艺术的执着追求，永不停歇的脚步将激励后人不断攀登新的艺术高峰。

愿万玛才旦先生艺术创作的影灯长明，照亮我们未来的生活。

杜庆春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静静的嘛呢石》监制

我跟万玛是比较生硬的一个接触，因为上课的时候他也不太说话。我记得有一个下午，在我办公室隔壁的教室放短片《静静的嘛呢石》，我看完了以后把他叫出来，我说你愿意把这个变成长片吗，他说我愿意，我说那我们就开始工作吧，带着作品，融资，拍完了送审。拍完了以后，他把《寻找智美更登》这个片子跟我说了，我说这个我完全没有准备好，我做不了这个片子，对这个文化，对这个信仰，好多东西完全不懂，我说我做不了。但是我后来一直关注他的每一部作品。也特别想能够跟他有一个下午好好聊一聊，一直没有机会。刚才杂志说提到好像跟他做过一个对谈，我一点记不住我跟他对谈的什么内容。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以后，我就有点崩溃了，本来觉得这辈子总有机会能好好聊一聊，没机会了。所以前不久松太加跟我聊一个牧区的故事，这次我特别投入，非常认真，非常安静的做功课，跟他交流。我觉得现在有准备回到海南或者海北那片草原，再做一个片子纪念他。

徐枫

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授、《寻找智美更登》总策划

我是在2004年认识的万玛导演，很快地进入到合作的关系。万玛才旦这个译名其实是他从家乡的安多话译来的（按拉萨话，亦即国际上相对通行的“标准藏语”来念是贝玛才旦，Pema Tseden), 万玛是莲花的意思，才旦是稳固的意思，就是一朵稳固的莲花。所有藏族同胞的名字都是跟佛法有关系的，这个名字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

（王）小鲁刚才说万玛是一个修行人，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在他的家乡，大家都知道万玛以前是一个僧人。《寻找智美更登》的藏语名字就是“寻找”这两个字，英文名字也是寻找，汉语加了一个智美更登是非常准确的，智美的意思是纯洁，更登的意思是圣僧，就是一个纯洁的圣僧，所以寻找智美更登就是寻找最纯洁圣僧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他自己对自己最纯洁的修行人的自我找寻。但是这个找寻有一个很独特的语境，就我们今天的语境，我们这个已经摧枯拉朽的现代化之下的世界，我们如何还能够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坚持一种信仰，那样一种纯洁呢。影片最后导演的迷惑不是一个矫揉造作的迷惑，不是装样子的迷惑，而是真实的寻找自我中的设问。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的语境里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智美更登这样的人，是一直在寻找的问题，我认为他从来没有间断过对自我的追问。

我想说的是，在藏区其实万玛才旦是一个有一定的争议性的人物，和我们通常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特别是在宗教的体系里，有一个说法就是反传统，这是我在不同的人那里听到过的一个说法。

我们之间20年来也经过各种各样的相互的争论和探讨，但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说法，我在这点上是完全认同的。他说没有受到过考验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而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可能才是真正能考验这个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所以我觉得他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进入我们的时代，他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获得了越来越深刻的答案，而且是确信的答案。

《永恒的一天》是2009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开放之门”（Open Door)的一个项目，那个项目我是他预设的监制。这个项目因为拍摄权已经给了一个公司，而资金不能到位就长期没有拍。事实上在2006年的时候他写了两版剧本，是改编自法国著名的学者、小说家，也是法国藏传佛教最早推动者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的作品，中文版叫《五智喇嘛弥伴传奇》，她和她的养子云丹嘉措合作的小说。这个小说如果用我们通常的命名可以说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而这个风格更像是万玛文学本身的风格，在这个风格中日常生活和梦想是不能划分开来的，文献和诗也是不能划分开来的。所以我们在万玛的影片中找到的所谓前后期的差异，其实只是一个在时间中自然发生的变化。其实他很早就想拍这种电影，只是他一直要等到可以拍摄的时候才能把这种片子拍出来，所以在《寻找智美更登》之前的影片应该是《五智喇嘛》，后面的那部影片是《永恒的一天》，这两部影片都是一样气质的影片，这两部影片可以说都在我手里，我确实希望某一天，他的同伴们，也许是后辈能让这两部影片成为现实。

德格才让

藏族青年导演、声音指导、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副教授

我跟他认识20年，工作在一起17年，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他是我的学长，我跟大家分享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他的点点滴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印象当中，万玛导演是不敢去面对的，感觉他这个人很有气场，而且特别严肃，特别严厉的形象，那时候在西北民族大学的门口开了一个餐馆，他是老板。那个地方就成了很多老乡聚会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看他就是在那安安静静的坐着，根本不像个老板，就是拿着书看，闷不吭声，低着头，你没法靠近他。我在西北民族大学的时候参加一些乐队选秀赛，因为《故乡》这首歌在学校就传开了，甚至那个时代的学生都提出来把它改成校歌。也就是因为这个他了解到我做音乐或者是乐队，我毕业之后在兰州开了工作室。那个时候他刚好拍完短片版的《静静的嘛呢石》，然后找到我说，想找一个录音，问我要不要去，我当时也是比较年少轻狂，觉得录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后来发现，可能以为是同样的一个流程，但是进入之后发现完全是两套体系，当时他有意图和我说，未来如果你喜欢电影就一起来，搭起班子来做，然后就到了北京，然后就再也没有停下来。

第二部片子《寻找智美更登》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挺艰难的，因为是公路戏加上非职演员加长镜头，在他的鼓励下，算是出师了。

接下来他的所有的片子除了《气球》我没有参与，因为拍《气球》的时候我筹备我的长片，很遗憾没有参与。

我觉得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太多，我觉得他比我的亲人还亲，为什么呢，我出来在北京之后，基本上吃住全部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所以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匪浅，非常感恩。

我在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行，他这个人很疯狂的，非常刻苦，你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这么刻苦他不成功是没有道理的。我们2021年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他想要学英语，那时候他是0基础，本来想的是有基金会协助我们，赞助我们去，我主要是英语马马虎虎，自己可以去做点交流，但是他去学英语。一开始我们想住到一块，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基金方他们就把我们两个分开了，说你们两个放到一块又说藏语了。他在一个美国白人家里，那个美国白人家一句中文也不会，他一句英语也说不了，那一年怎么过来的，完全是肢体语言沟通，要喝水的话要问什么，他们都没法交流，就用肢体语言，我记得他让我下载很多关于英语的资料，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听。等到一年之后，他可以跟电影节的人用英语来交流，这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他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人，这也激励着我。从他的创作来讲，大家好像说他的作品没有太大的变化，每次我们一块创作的时候他一直在找一个变化，不是为了变化而变化，他试着去打破新的视听，他是在尝试。我自己跟他在一起制作的这些片子当中，发现他会给你一个大的空间去发挥，去碰撞。所以我觉得他每部片子都有不同的创作特点，而不是说所有的风格都是相似的。

再分享一件小事，当时《静静的嘛呢石》，那时候我们要跟海外联系刻光盘，当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那时候我们想了一个方法，因为要寄光盘的话，邮局是不让寄，必须有出版的版号才能寄，但是要让审片人看到，我们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买一本书，包装好了，称重了，邮局旁边有一家马兰拉面馆，吃面的时候我就拿刀片拆卸下来，我们做好的碟片，拿很厚的一些纸垫上，两张，狸猫换太子，再投出去。所以说《静静的嘛呢石》的出现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于整个藏语电影人来讲，本身因为他的出现，所以才有现在的我们能有机会去拍，他现在虽然离开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坚持做下去，谢谢大家。

谭政

《电影艺术》主编、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

我们跟万玛导演的交往是从2006年开始的，这一年我们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创立。那天我翻资料发现名单上第一部就是《静静的嘛呢石》。现在青年电影的推广平台比较多了，当年是非常少的，成规模的我们是最早的。华语青年影像论坛还展映了万玛的《寻找智美更登》《老狗》等影片。

我们跟万玛导演的交流还有另外一个平台就是《电影艺术》杂志。当时第一部影片我们就给他做了深度的访谈，最近几部影片也都做了深度访谈，所以我们也很高兴他的创作思想能在我们杂志呈现和流传。我今天谈的角度不是从这出发，而是关于海外学者怎么看万玛才旦的。王红卫老师跟我说这个会的时候，我看是研讨会，我想大家可能更多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所以当时就想到海外学者这个角度。

5月的那天，我们所有人的感觉都是，在文化界、创作界、学术界，铺天盖地悼念一个人，这是第一次，这等规模的自媒体悼念，真的是第一次。

我回到我的话题《全球电影视域下的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的作品在准确地为藏族人民画像、为藏语文化立传，因为他是第一位藏族导演拍摄藏语电影，丰富了中国电影的内容构成，丰富了世界电影的内容构成。

海外是这样评价万玛才旦的：万玛才旦是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中第一位完全用藏语摄制电影的导演；他是中国藏语电影的领军人物；他是藏语电影新浪潮之父；他是一位受到国际媒体高度认可的中国藏人，为西藏和藏人带来新的国际关注浪潮。国际上很多主流媒体都报道了他的离去，美国的《纽约时报》《综艺》《好莱坞报道》，英国的《卫报》《经济学人》，澳大利亚的《都市报》等等；还有海外知名的电影机构和研究机构，比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英国电影学会。

他之所以这样引起大家的关注，当然是因为他的独特性，他的身份、电影和小说让他拥有前辈电影人所没有的独特性。

第一次在国际上掀起中国电影热当然是第五代，第五代以独特风格的影像叙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进行了反思和表述，获得了国际认可。但中国学界和英语学界对他们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民俗的呈现和自我的他者化。第六代的电影是对童年的记忆和对边缘人群的关注。两代电影人都饱含批判性。

万玛才旦的电影也有他的批判性，但万玛才旦以另一方式在国际上掀起了中国电影的关注热潮，他的藏语电影不同于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的电影。他是第一次被东西方学界完全同频共振、共同接受的一位中国的导演。大家认可他的内容几乎一样，东西方学者都认为，他是独一无二的。

我找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关注中国电影的学术平台，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在它的网站搜索，发现针对具体中国导演研究的文章篇幅如下：贾樟柯导演12篇，侯孝贤导演有11篇，张艺谋导演10篇，万玛才旦9篇，王家卫导演8篇……万玛导演位列第四，但是万玛导演是唯一一位有专栏呈现的中国导演，这便是《中国电影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2016年第10卷第2期。这个专栏是以香港浸会大学的万玛才旦国际会议为缘起的文章，参会者的是全球的学者。

这些研究万玛的学者有完全西方的学者，有华裔和留学生，还有中国香港的电影学者。这些学者有他们的研究方法，当然也存在误读的地方，比如分不清藏族和青海，甚至把《气球》认为是关于计划生育的影片……

西方英语学界自然带有他们的意识形态，但除去这些，深入学术层面，那就跟我们中国学界是非常地同频共振。他们从个案研究、宗教、景观、德勒兹的少数电影、跨国电影、人类世等角度，对万玛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这些研究来看，大家都有普遍性的认知，比如“一致认为这位来自安多的新兴电影人开辟了一个关于快速变化的西藏的模糊、紧张、复杂、矛盾和调解的新领域，这是……长期二元对立所无法捕捉的。不仅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范畴将被重新定义，万玛的作品可能会对整个当代中国电影的概念构成挑战”。

具体而言，第一，西方学界认为万玛的作品打破了此前西方对藏地的幻象和误读。藏地不是西方所谓的精神寄托的香格里拉，当然也和此前汉族导演呈现的藏区不同，打破了旧有少数民族电影的叙述模式。

第二，在思考和呈现藏区和藏人社会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需要保持的态度，思考现代性的问题，思考消费主义对藏族传统文化冲击等方面的问题。“他的电影制作的先决条件是建立一个藏语电影——不是提倡西藏和藏人在21世纪的自我封闭，而是在中国现代化的纠缠网络中，在西藏社会问题的全球化中，在西藏在全球公共舞台上日益增长的魅力中，讲述藏人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体验。”

第三，叙事语态的冷静与叙事形态的多义性、开放性。这种叙事语态和形态没有提供现成的解答，藏区和藏语的特殊性让万玛作品更富有了多义性解读的可能，让东西方都能够获取所学，当然作品富有批判性的反思让影片更具作者性特点。

万玛导演成为东西方共同接受的一位导演，他的作品对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讲述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万玛才旦的作品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东西方能够同频共振接受他，这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当然，更宝贵的是他留下的作品，他用电影讲述和记录自己民族的故事、思考自己民族问题的方式。这是核心的东西。重要的是，这些核心的东西被我们接收到了，而且被西方接收到了。

王小鲁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 副研究员

万玛才旦老师5月8日去世，其实在4月30日我们还见过面，在亮马桥有一个他的回顾展，我跟他做了一个《静静的嘛呢石》的映后谈，这是朋友临时安排的一个活动，本来4月底我跟他就有一个活动，我在纽伦堡策了一个展，《气球》是一个开幕片，由于各种原因我们都没去，没想到4月底我们还是见面了，好像4月底无论如何都要见一面。见面后第二天他就去了拉萨。

见到他的时候大家都说他瘦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感觉他很瘦，吃饭时会看到他拿出一颗降糖药来，他可能血糖有点高。他现在很累，项目很多，他甚至后来还有一个安妮宝贝的项目，他今年要拍的一个片子《十七英里》，这个项目我也知道，大家都劝他不要太劳累，我说你过于精进了。他5月8号去世之后，网上悼念的文章铺天盖地，大家都好像受过他的关怀，万玛的一个特点就是请他做任何事情他没有拒绝过，除非他真的有事情。身边很多人请求他的帮助他几乎都不拒绝，不管你是新入行的电影人还是老电影人，我知道有一个策展人要做策展请求他的帮助，他说不管你什么时候做出来我一定会来支持你，所以万玛对人的特点，给我的感觉就是“无分别心”，所以我感觉他很累。因为你来到东部，电影界的社交是比较稠密的，有时候需要周旋，但他不拒绝别人，就会很累。刚才刘智海兄说他24小时在为大家服务，可能因为他是没有分别心的一个人。

有一次，《人物》杂志做过一个采访，让我提炼一下，谈一下他的特点，我说其实我很早写文章也写过，他在说话的时候，就是你要问他问题他会非常的诚恳，你问什么他会回答什么，也不会多说，他用一个词能说明白的不会用两个词。这是不妄言，不打诳语。以前我解读他的电影和小说，经常把他的文本和藏文化之间的关系加以联系。现在我看他这个人的时候，也是把他和藏文化之间加以联系，把万玛作为一个文本，我在潜意识里我觉得他是一个修行者。虽然电影是很世俗的东西，资本、观众等等，都要打交道，但是他其实是在世俗中修行。

映后谈的时候，有观众让我总结万玛的片子，我说万玛早期的片子当然是非常温暖的，像《静静的嘛呢石》，但早期的有些调度也不是特别生动，我跟万玛说话是很直接的，这问题后来都解决了。早期他的作品里有一个电影语言的纠结，所以其实我早期发明过一个概念叫“电影藏语”，不是藏语电影，而是电影藏语，因为万玛他是非常自然的被放到这样一个藏语电影带领者的位置，他双语的能力，他的叙事的能力，当他进入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语言，这个使命就已经到了他的身上，这就是他的天命一样的东西。因为他装备了承担这个使命的所有的手段？所以我当时提到一个“电影藏语”的概念，我记得我那天说你不太生动的时候，结束后万玛跟我解释说早期拍片子的时候，比如说《静静的嘛呢石》，他希望做一些探索，他希望在拍摄的过程中让所有的人都对着镜头说话。这么联系起来我就在想，早期，因为他有文化使命感，而他的面前是一片藏语电影的空地，所以他要创作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是在语言层面上这么去探索，他为什么早期都是用藏人来做他的各个技术部门的人员，我觉得他早期是有非常强的意识的，他在语言探索方面是非常用力的。所以我们今天看他早期的电影其实是有一些生涩的，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不够生动，我觉得应该换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他早期电影有很强的探索性或者是实验性。但是后期的电影，这些肯定得到了解决，我记得去年我们在青岛有个国际诗歌节，让我去邀请万玛，万玛放了《气球》，当时有很多国内的应该是最好的诗人在场，臧棣，欧阳江河，韩东，我记得现场，诗人都被他这个作品震撼了。他们说今天晚上是一个特别值得的晚上，我相信诗人解读文本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后来解决掉了这个问题，汉语里有一个词叫“不落言筌”，其实我觉得在这他是一直有个言筌存在的，但是这个存在在他这儿是正面的，因为他要去探索。所以从“藏族电影”的角度来说，他是要看是否能够真正的发展出属于我这个民族的美学形式。当他到了《气球》的时候，感觉他不再那么纠结的时候，他的表达就特别熟练，这个片子特别丰富，流畅，层次也非常多。我说你的《气球》非常像一篇论文，可以改个名字叫“论藏族青年妇女的现代性困境”。

我记得4月30那天下午他跟我谈了一些当下的问题，还谈到了藏语的问题，我说久美成列现在能不能用藏语来写作，他说其实非常遗憾，可能写一篇完整的文章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说话没有问题。万玛是藏族的文化英雄，语言写作能力很重要。这是肯定的。他经常说他受到阿巴斯的影响，尤其是看《寻找智美更登》的时候，那个开头，我就觉得很像阿巴斯的电影，其实万玛和阿巴斯的故乡都是在亚洲中部的高原上，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了。看到这个非常相似的地形地势里的人他们在行动，你就觉得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其实万玛说到他受阿巴斯的影响的时候，其实他说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何在当下的环境里找到一个小的切口，去切入社会切入历史，并且让他的电影进入流通，我相信这其实是他更强调的东西，这个可能有的时候经常被大家忽略掉了。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文化属性，还提到了一个概念，当时在《当代电影》提的一个概念叫“高原剧场”，这个概念我感觉他是认可的。因为高原上地势很高，我们在仰望它其实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客体来仰望。而且高原上的物像相对的比较简洁，它更可以被作为一种修辞格来存在。

万玛的去世使我想起了一个词叫无常迅速，他去世之后我和几个导演见面，高鸣说前些日子，他想到万玛去世这个事情就会不停的流泪，我说其实我也是这样。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的失落，他发现那么多人悼念他，我以为万玛只对我一个人好，其实万玛对所有人都好。万玛激发了我们非常独特的情感。谢谢。

季亚娅

《十月》杂志执行主编、文学评论家

我想在座的老师都非常了解万玛才旦老师在影视方面的成就，我来介绍文学的万玛才旦。因为影视传播力的关系，万玛才旦老师在翻译、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光芒，可能会被他的电影成就遮蔽掉。大家知道他的《气球》《塔洛》《撞死一只羊》，都是先有小说再改编成电影的。他的《气球》在花城杂志发表后，获得了花城文学奖。他也曾经获得过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短篇小说奖项，林斤澜短篇小说奖。他的《乌金的牙齿》这本小说集，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也参评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个奖项是四年一次。后来因为出版年限的关系没有拿这个奖，但肯定是这四年中非常重要的作品。总体说来，他应该是一个不算高产但是绝对优秀的小说家，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图里有一个西藏板块，他是阿来和扎西达娃之后西藏自我书写最重要的作家。

我注意到今天的主题是创作研讨会，创作这个词太好了，可能万玛才旦的本色就是一个创作家，小说也好，电影也好，其实都是创作者讲述世界的不同方式。我的前同事宁肯，也是西藏题材的著名作家，他说他和万玛才旦的区别在哪里呢？如果谈艺术理念，他说如果有一堆嘛呢石，他注意的是独特的最具差异性的石头；而万玛才旦注意的是普通的石头，是隐藏在一堆石头里最不起眼的那一块。

这可能是万玛才旦的小说和其他汉族作家写西藏最不同的地方。万玛才旦描写的是生活原生态，生活本身长成的样子，最普通的石头可能正指向最广泛的生活。很多汉族作家的西藏其实是一个有点奇观化，神圣化和概念化的西藏，而万玛才旦的藏地故事是世俗的日常的西藏，是藏地普通人的史诗。这是一种纪录片风格的小说。他自己说，最想表达的是西藏人的共通性，而这个共通性其实就是人的本质，也就是西藏人和地球上所有人一样的最细微的情感方式。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在我们《十月》杂志2023年的第一期，叫《松木的清香》，讲的也是一个西藏普通人的一生，掺杂了很多当代生活细节。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万玛才旦讲述的是日常生活和世俗化意义上的西藏。

第二他也呈现一个变化的西藏。张卫老师刚才谈藏区变化，说一个骑马的民族变成了一个骑摩托车的民族。而万玛才旦注意到所有这些此刻和当下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具体细节，他关心的是古老藏区的当代性，而不是亘古不变。我印象中有三个小说，一个是他们如何办理身份证，那是《塔洛》；他们如何去办理出生证明，那是《气球》；如何办理死亡证明，这是《松木的清香》，这是万玛才旦的最后一篇小说，恰好是一个跟离别有关的故事，今天重读2023年第一期的时候我也很感慨。你会看到藏民如何与这些现代国家管理体系的新事物打交道，而这些故事背后是真实的西藏人和他们的现实生活。

我揣测他想做的事，可能就是把西藏这块土地上普通人正在经历着的变化的生活，跟大家交流，指向交流而不是指向奇观。也正因为此，为了传播和交流的便利，他会选择视听语言这种更具有传播力的语言形式。从文字转向电影语言，其内在的逻辑是顺理成章的。

万玛才旦还有一个身份是翻译，他把西藏民间故事叫做“尸语”的体裁，从藏语译成汉语，出了一本书，叫做《西藏:说不完的故事》。这是母语民间文化的深厚根基。其实从文学到电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翻译，去更好、更广泛地传播那个古老而又当代的西藏，它的独特性和它的共通性。

最后我有一个提议，今天的主题是创作研讨会，文学没有边界，创作也没有边界。我们杂志与万玛才旦老师有一个没有完成的约定，在《松木的清香》之后，我们打算做一次文学和电影的交流，但是正好时间跟北京电影节冲突，所以我们本来是改约到5月底6月初，邀请他和阿来、李敬泽等很多作家一起，做一场文学和电影的对话，地点在中国美术学院。虽然这次交流因为万玛才旦老师的离去而缺席，但是我觉得文学和电影的交流不应该缺席，这也是万玛才旦老师带着“松木的清香”的心愿。我最后希望有机会以杂志为平台，做一些关于推进创作、推进文学与电影的交流实实在在的事儿，谢谢大家。

卫西谛

影评人、专栏作家、陌陌影业策划总监

我第一次见到万玛好像是04、05年，和杜庆春老师一起去北京洗印厂看《静静的嘛呢石》，当时好像定剪完做最后的调色。那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全藏语的中国电影。刚才很多老师谈到自己的西部生活的经验，而我作为一个东南沿海生长起来的人，那种观影体验还是很新鲜、震撼的。它让我看到了一个藏区人民的日常、信仰、生活、文化以及一个对我们来说前所未见的精神世界。

在《塔洛》上院线公映之前，他的最早几部电影，我们当时做民间影展和放映时，曾经带着片子和万玛去到一些城市和观众见面，一起做映后和对谈什么的。这是我们交集比较多的时候。之后我们在很多大大小小的电影节上遇见。在我心目当中他好像一直也没有变过。他的人和作品一样，非常纯粹、清澈。当然是越来越从容了。但总是很沉默。不太说话、每说一句话还是很诚恳的。因为我也不太爱起话头，所以我印象当中，有好几次在南京、杭州的影展上，里面在放片子，我和他坐在外面，两个人也不太说话，但是情景又非常的自洽。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去年七月底的西宁。我们大家都以为万玛会拍完一部再拍一部；我们也会看完一部再看一部。

当他走了之后。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电影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把一个世界，真实的也是精神的世界，带给了另一个地方的人。对于我们来说，认识藏区的大门是万玛打开的。他用他的电影语言给我们打开了这扇门。随着他的作品越积累越多，而且随着他引领的更多的藏族电影人，使得这个藏语电影世界越来越立体丰富多元。说老实话，我们在这些影像和故事面前是很懵懂无知的。甚至在万玛拍头两部电影的时候，南下参加影展，经常有人问我，说万玛才旦导演该怎么称呼才对啊，叫他万导还是万玛导，他到底姓什么呀？——所以，那个时代我们对藏地一无所知。所以感谢万玛通过他的电影给我们启蒙。他的电影艺术成就我觉得不用多说，值得我们慢慢去梳理和研究，随着时间它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他离去之后，我再打开他的电影，除了看到他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之外，总是让我意识到谦卑和诚恳的重要性。

郝洁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我今天是代表北京电影节组委会参加这个研讨会。今年的电影节是恢复到4月底，我们是4月22号开幕，4月29号闭幕，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万玛导演。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电影节很多场活动大家都能看到导演的身影，电影节有很多年轻的志愿者、实习生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电影节的，在电影节期间也看到自己慕名或者是喜欢的导演，他们会很兴奋。这些年轻的志愿者见到万玛导演的时候，都会主动的跟导演打招呼，跟导演合影，交谈。万玛导演永远是非常的谦和，从来不拒绝这些年轻人的请求。电影节结束十天之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组委会的所有人员都是不愿意相信也不敢相信，就觉得像做梦一样。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还在一起参加电影节，这个消息对大家来说太突然了。其实万玛导演跟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渊源很深，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他作为艺术指导的《云霄之上》这个片子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天坛奖，斩获了三项大奖。同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创投单元，万玛导演监制久美导演的《一个和四个》获得了当时的三项大奖。2022年的时候，由万玛导演监制的《回西藏》这个影片入围了天坛奖的主竞赛单元，当时线下的放映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影迷的热情非常高涨，导演带着西藏的年轻电影人们跟影迷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线下交流，把他们介绍给影迷。今年我们也是有幸请到了导演作为新人长篇单元的主席，从4月21号到25号几天的时间导演带着四个评委一起看了16部影片，在4月27号我记得他还和少红导演一起颁布了注目未来的最大的奖项，现场的情节历历在目，像过电影一样。导演也经常跟我们说，他是非常喜欢电影节的，因为这个过程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个享受的过程，是一个跟青年电影人充分交流的过程，他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在电影节期间看到一些新电影，看到一些经典的老片电影，对于他来说他觉得很幸福。

回想两个月前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我们都觉得像一场梦一样，导演给电影人的支持，包括给我们的鼓励，我们也希望这个梦永远做下去，他的影像激励着我们做一个好的中国的国际电影节。

作为万玛才旦导演忠实的朋友，我们多么不情愿这么早就为他做回顾展！即便在仓促的回顾中，我们依然惊奇于这位了不起的同仁在他只进行了一半的创作生涯中竟然做了好多好多事情。

他一开始是老师，最后也是老师；他是作家，双语写作；他是导演，用镜头写作，在当今华语电影，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为数不多的、一直在践行“作家电影”的创作者。

在他一路引领的团队中，万玛是带头大哥。因为他的开创和引领，不仅使华语电影，更使得世界电影就此有了“藏语电影”、“藏地电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已经超出了电影本身，这是对全球文化多样性的贡献，他当然是我们的骄傲！

跟汉族人拍的和国际上拍的藏族题材完全不同，万玛拍的藏地电影来自于民族文化真正的内在，不是什么奇观，而且出自当代现实处境，从处女作开始他就注视着、也注释着传统与无可回避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焦虑，貌似节制却充满着意味深长的多义。他拍当今青海藏族的日常，却远不止于此，每一部都是直指生命本质的寓言；反过来说，这也是他的得天独厚，藏传佛教的生命观做了他文学和电影写作最坚实的根底支撑。

我们会有很多维度来认识万玛才旦。随着时间的延续，对他示范意义的认知只会越来越深入。我们今天共聚一堂的研讨和今晚开幕的影展只是开始。

我在学电影之前，是在当地的一场文学研讨会上认识万玛导演，在此之前也当然看过万玛写的藏文小说，遗憾一直没见过本人，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写藏文小说的爱好，所以在会上就认识了彼此，因为共同爱好，后来也会时不时聊一些电影的相关话题。

再后来就是得知他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有一次他就来找过我，说自己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了很多专业知识，建议我也去学院学习。当时很不巧赶上了03年的非典耽搁了一年的时间。来年万玛就领着我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并在摄影系进修了一年，第一次来学院的时候我就问过万玛我该学什么，他说你可以学摄影，以后咱们合作比较方便，毕竟在语言和文化层面相对好一点，我在电影学院学的是摄影，进修了一年。后来缺一个录音师，德格才让他喜欢音乐，我们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团队开始了追逐电影梦想。对我整个人生来说，从没有一部属于自己民族题材的电影，到现在已经形成藏语电影新浪潮的时代，真的是非常感恩，除了感恩还是感恩。现在藏区有很多喜欢电影的年轻人，现在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每年的创投也有很多年轻人参与其中，这所有的功劳就在于万玛导演。

李睿珺

导演

感觉万玛他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他好像已经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旅行。他的所有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的创作，包括他自己一起变成了高原上的雪山。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在这去缅怀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转这座山，他的所有电影，所有的文字，大家在剧院观看的时候、阅读的时候也是在转他这座山。

我第一次看万玛的作品是2004年，他的《静静的嘛呢石》的短片，后来我拍了第一个长片，我们陆续在一些放映活动和影展上认识，直到2010年我背着我的硬盘，那个时候我偶尔会去电影学院做一点后期收尾的工作。有的时候我走了万玛会背着硬盘来做后期，我俩交错在使用一台电脑。有一天我看见他，我说有一家公司，他想签几个年轻导演，每月会发一些生活费，因为那个时候万玛才旦导演身体不太好，久美那时候在学习绘画，因为拍艺术片导演都是生活比较难，我说你愿意吗，万玛说愿意，因此我们2011年3月份都去了一家公司，我们就变成了同事，同事的关系一直到2018年结束。

本来是在5月8号我们一起在8点有一个线上对谈，当然我也是因为万玛，我回到村子里面，本来那个杂志要让我们在北京拍，拍一些照片，但是万玛去了拉萨，所以说都把导演改到各自的故乡。那天他们计划拍完我再去拉萨找万玛，我们晚上的8点有一个对谈，结果我在村子里等到中午，万玛一直没有回复，然后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非常的难过，他还有很多的剧本没有被拍出来，因为我们都喜欢他的电影，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能不能比如说像《永恒的一天》以及他准备了很久没有拍出来的电影剧本，有没有可能发表，让更多的人也有机会看到这些作品，以另外的一种形式看到这些“电影”，而且它一定值得被更多人看到。

那时候北京电影学院还包容开放，我们可以随便去蹭课，只有研究生的课进不去，因为只有两三个人。那个时候我们对西藏对藏文化真的是一片空白，那个时候叫万玛的名字，得叫全四个字，比如说松太加我直接就叫松太加，因为是三个字，但是万玛才旦我们那时候不熟，每次都只能叫万玛才旦，后来熟了叫万玛。再后来我记得有一次他讲过一个笑话，他写自己的名字写连笔了，活动的主办方报他的名字，把他的名字念成了刀玛旦，之后网友把他叫“四字导演”。

我们最熟的时候其实是李睿珺跟他用一个电脑剪《老狗》，我跟他是他在剪《寻找智美更登》，我在剪我的《青年》，是07、08年的时候。我让他看《青年》的粗剪版，他说你这一个电影其实是三个电影，就是讲了三个人物的故事，每个人物都能单独成一个电影，他说你再看看我这个，我说你这个电影里人怎么这么小，特别阿巴斯的电影，他说学校里田壮壮老师、谢飞老师说我们要拍电影要为大银幕考虑，因为那时候电视电影特别盛行，人被拍的近景中景非常多。到后来他每一个电影做完我们都会去看他的电影，新的书出版了也会送给我们。

去年10月份我们在厦门放万玛的电影，我们在厦门特别古老的戏院门前合影，还有去年春天我们一起去杭州，偶尔也会微信聊几句。前几个月还问我咳嗽药的事，聊些近况，特别亲切。这几年会觉得这个人越来越厉害了，一年几乎拍一部电影，我觉得我们太慢了太懒惰了，而且我们还能认识到更年轻的藏族的导演，还有久美，还有藏族的演员，给我们开启了西藏电影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篇章。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有机会看到西藏的电影，全是跟他有关系。每次看到电影或者是读他的书的时候就是又跟他相聚了一次。

导演

我知道万玛才旦是05年，我当时在北师大上学，刚完成了第一部长片。我们院长周坤老师对我和同学们说，赶紧去电影学院看他们的毕业作业，我和同学们都去了。看了《草原》，是用胶片拍摄的。回来之后很激动，说我们也要拍胶片，我们的摄影老师是电影学院的鲍萧然老师，他从柯达公司申请了一些16毫米胶片，让我们练习拍摄。

我认识万玛才旦是09年的洛迦诺电影节，也一起认识了在座的徐枫老师。那时候万玛刚拍完《寻找智美更登》，我们那个时候都是青年导演，参加一个叫“Open Door”的计划，展映自己的影片并且参加创投。万玛的项目叫《永恒的一天》，徐枫老师作监制，后来一直没有拍成。当时去了好多导演，王小帅导演，管虎导演算是前辈，张律导演，李红旗导演我们都是青年导演。那个时候我眼前一亮，感觉万玛特别帅，像是一位王子。

万玛还是一个君子。在我们导演中，大家很容易轻视一个人，这个导演不行，他拍的作品就是狗屎。万玛顶多会说我不喜欢这个作品，他不会轻视一个人。他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平等对待每一个人。

万玛在学校的时候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爱，拍了想拍的作品。还是胶片拍摄的。从学校出来之后也很难找到投资。松太加做摄影师拍摄的《老狗》，当时听说只有50万预算，后期在张献民老师的工作室一台电脑上做剪辑，我在那里碰到过几次万玛。《塔洛》是80万的预算，后来因为入围威尼斯，想请廖庆松老师做剪辑指导提高一下，万玛和制片人吴蕾蕾给我说想让我跟老板说一说，再增加20万预算。我当时也只是天画的签约导演，我硬着头皮一起和万玛吴蕾蕾去跟老板解释为什么要增加预算。

《塔洛》之后，王家卫帮万玛做监制，万玛影片的投资状况就好一些了。

万玛的影片因为是少数民族题材，所以还需要民委，统战部协审，而在《塔洛》特别是《撞死了一只羊》之后万玛获得了更多的国际声誉，也因为他一直在拍摄普通人的故事，骑摩托车的养狗人，牧羊人，失落的酒鬼，怀孕的妇女。我问万玛审查的事情，他说电影局很重视他，会有专人对接他，很快就会过审，我为他感到高兴。

有一次曼谷国际电影节开幕走红毯，我跟万玛说，我不想走红毯了，咱俩直接从后面绕过去，直接去影院看开幕片吧。万玛从包里掏出一台DV，无奈地说：我的制片人要求我多拍一些我的素材。我说，那我假装你的助手给你拍吧。我就假装万玛的助手给他拍了走红毯，签名的过程。第二天白天我俩逛了两个寺庙，晚上电影节的人安排我俩看了一个当地比较开放的表演。出来之后我问他，你想不想拍摄激进一些的电影？万玛说：我想拍，但是我的宗教不允许。那时我心里想：哦，万玛是有信仰的，他不是按照世俗的规则去讲故事的，他是按照自己的信仰去讲故事的。

万玛的影像越来越成熟了，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之前的摄影师罗攀，杜杰，松太加都是比较写实的影像，直到他遇到他的影像上的灵魂伴侣吕松野，忽然给他的影像注入了更多的诗意和梦境。第一次看到《塔洛》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后面一部接一部《撞死了一只羊》《气球》彻底飞扬了。他和演员的合作也遇到了灵魂伴侣金巴。之前万玛也和很多非职业演员合作，我问他拍摄条数最多的一场戏是什么，他说是《寻找智美更登》里导演遇到一个老人年轻的时候把自己妻子施舍给别人了那场戏，拍了五十多条。第一天从早晨拍到天黑没光，第二天又拍了半天才完成。因为选景的时候，遇到这位老人，现实中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信仰把自己的妻子施舍给别人了，临时请这位老人讲自己的经历，再回答几个问题。这位老人是现实里的智美更登。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只要老人能说完这些话，就算过，可无论怎么努力都过不了。更不要谈什么表演了。一个灵魂演员很重要，有时候我会恍惚，如果让金巴演《老狗》《塔洛》，那也是成立的。

我经常为万玛感到高兴，可是这种高兴戛然而止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可能瞎了。后来想想，他团队的摄影师松太加，录音师德格才让，执行导演拉华加和他的儿子久美成列都成长为成熟的导演了，他还不遗余力地帮助很多年轻导演拍出了很多成熟的作品，这种瞎了的感觉减轻了一点。

李霄峰

导演

我帮一些电影节看片，每年送进来的藏族地区题材的电影，我目测80%都是万玛导演做监制，但当时我不认识他，就觉得这位导演为了藏族电影和青年导演，一定付出了很多。后来是2019年，我在纽约，朋友托我带一本David Lynch的画册给他，回来以后，各种事情忙碌，过了一段时间才把画册寄到他在青海的地址，还附了一封表达歉意的信，他收到了。第一次见面是2020年在厦门，他上台给我颁奖，但我们没有交谈。再往后就是2022年，我跟他在电影节一起做评审，相处了几天，才发现他是这么一个有魅力的人，非常有幽默感。我们一起去做核酸，都是第一次被捅鼻子，他走在我后面，冬天很冷，我回头看他的时候他一边揉着鼻子一边笑，很温和的无奈的笑，我印象特别深。他的电影里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气球》，看的时候觉得很严谨，但是里面的东西很自由，写实和写意已经融汇在电影里，我很喜欢。

5月8号那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一个很奇怪的感受，因为我跟他没有那么深的交集，但是非常难过。那天下午我在开剧本会，整个下午完全心不在焉，就在想他去世的事情。后来我觉得，是他的人格魅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今后他的电影能够更广泛地被观众看到。

乔梁

导演

我跟万玛是02或者03年认识的，我跟他的交往是来自于文协的马修雯老师，马修雯老师特别兴奋的告诉我要给我介绍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他今后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导演，就在马修雯老师家见到了安静的，或者说是沉静的万玛。后来最后一次见万玛的时候也是因为马修雯老师，马老师在疫情之后去世了，我跟万玛一起抬棺，再后来就是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了。“才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意思，万玛才旦是有旺盛生命力的莲花，特别像万玛。他沉静以后有巨大的力量，这种平静的力量让他做了太多的事情，不光在文学界，在他自己的片子中他一个人走了一条特别艰难的路，他把藏语电影打开了一个新的道路，现在后继有人，这也是大家特别高兴看到的一件事情，我想他也会特别欣慰。

我觉得万玛的性格在他的片子中是完全呈现出来的，他平静的讲述一个故事，但其实是特别有力量的。还有他的信仰的力量，使他对影片中的人物，他所表现出的态度，那种慈悲的，平视的态度，这个是非常独特的，我从看他的《草原》和《静静的嘛呢石》短片的时候感觉到他的故事是我们拍不了，是从那个土地里，那个文化里，他的民族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是我们拍不了的东西。现在包括久美，万玛的儿子，包括好多好多的藏族新导演已经开始创作了，刚才有人说遍地开花，这个我相信是万玛一个人开创出的这条路，今后越走越宽广，这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王强

导演

我跟万玛导演认识的比较早，应该是2006年我读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的时候，他在读MFA，有的课是合并上的，我们偶尔会坐在一桌。他不怎么说话，我也不怎么爱说话。有一次，我们俩去北影厂吃了个火锅，两个人几乎沉默着吃完了那顿火热的火锅。我只记得那个时候，他有个九岁的儿子。

他上MFA之前就已经拍了电影，我算是他的迷弟吧。红卫老师给我们布置短片作业，几分钟的短片剧本让他帮忙看看。在课堂上，看完之后说了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我不喜欢。他的语气虽然不那么重，但是对于我这个刚刚学习电影的人来说，很受打击，但我觉得还行啊，还是坚持要把它拍出来。

过了些年，看过他的几部电影之后才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那个小剧本。这可能涉及到了“戏剧性”的问题。那个短片故事设定了一个强情节，在短片里用很少的篇幅很难承载那么强的戏剧性，需要很多的铺展化解，现在回头看起来是有些刻意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成熟了，对于电影美学也非常有追求。这是万玛导演间接给我提的醒，潜移默化地给我划了一条线，警醒我写剧本的时候反观自己，是不是太戏剧化而导致刻意了。

看他的第一部短片《草原》，就在戏剧性上做了巧妙的转化。后来他的很多电影都是这么做的，影片当中很少有强的正面冲突。如果我们读他电影的剧本或者小说文本，文字里是充满戏剧性的，但他的电影却不是靠戏剧性来推动的。这一点非常有意思。他也从来不追求宏大叙事，也没有把故事的完整性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而是像契诃夫一样，选取生活当中的一个片段，一个情节，一个故事的局部当作故事本身，让人物间有交锋，有冲突。这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结构方式。所以，万玛的电影看起来在拍藏地生活，与当代生活有一定的距离，而实际上他的方法非常当代。有时候，我们看一个艺术片，题材本身很犀利，也很有深度的，但是看下来却莫名感觉很传统，甚至很陈旧，而万玛的电影，题材都不是特别新颖的题材，方法和质感上却很当代，看起来很新鲜，这可能是很重要的原因。他不仅有视听的方法，还有文学的方法。

在他电影的主题上非常统一，概括起来就是内心困境。《草原》是被误解的困境，《塔洛》是身份的困境，《撞死了一只羊》是是否被宽恕的困境，《气球》是选择的困境，这些困境并不只是藏地的，更是人类心灵的困境，也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经常要面对的，实际上是很古老的母题式的主题。所以，他的题材表面上是局部地区的生活，而他着眼的是“人的本身”，以及人所要面对的，亟需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他探讨的问题是很具现代性的。这些主题突破了地域特色，跟人类联系在一起了。很多电影，提到“人类”这个词都显得特别大，也很虚妄，跟人类也不沾边，但是万玛的电影序列里能看到“人类”的概念，既有深刻的着眼点，又有普世的价值。

他的电影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他对电影的态度不绝对，也不极端，有着可探讨的空间，这也让人看到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并不曲高和寡，也没有因为探讨深刻复杂的问题而盛气凌人，他甚至是进入到了一种谦和的状态。我想这也是很多本不是他的影迷喜欢他的电影的原因之一。

在《塔洛》上映前有一个看片的活动，看完电影之后，万玛在门口送大家离开。我跟他说这应该是他最见他功力的电影，然后我们握了手。他的手超出一般人的柔软。那应该是我握过的男性里边最柔软的手，好多年了，至今印象深刻。不过以后再也握不到了。告慰他吧！

罗攀

摄影指导、《五彩神箭》摄影

为了纪念我的同学，我决定站起来发言。我和万玛才旦认识在2004年2月份，在大学食堂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叫万玛才旦的同学想找你拍摄，我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拍了他的第一个作品《草原》，那是我在大学拍的第一个相对完整的长片。我们合作的第一次当摄影师拍的是《草原》，结束的作品是《五彩神箭》，虽然一直联系着，但是我不得不说我有巨大的遗憾。因为无论是拍《草原》还是和他的《五彩神箭》，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跟万玛才旦没有在他更好的作品中合作，这是我作为一个摄影师与他合作的遗憾，也是作为他老同学的遗憾。

接到这个消息开这个座谈会的时候，我心里既高兴又难过，我高兴作为他的同学他离开后他的作品会有这么多人来纪念他，我作为他的同学为他取得这样的成就而自豪。同时我也觉得很难过，本来不应该有这样的研讨会，如果一定要有那也是五十年后，所以我感觉是很复杂。

万玛才旦在我的眼中跟在他人眼中可能是不一样的，我更感兴趣的是万玛才旦作为普通的人是什么样的。我得到他去世的消息的时候我跟大家是一模一样，是完全不相信的，但是我知道是真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个画面是我的同学万玛才旦在离开的那一瞬间他在想什么，我觉得万玛才旦应该会比较遗憾。我和他认识到现在快20年了，我跟他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有一丝淡淡的遗憾，这个淡淡的遗憾就是曾经在拍摄《五彩神箭》的时候快杀青的路上，我说万玛才旦你感觉到不高兴的样子，他说罗攀，总有一些东西我永远无法表达的。万玛才旦可能在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有某种遗憾。我在想这个遗憾是什么呢。万玛才旦于我而言他是一个同学，也是一个男人，也是一个导演。我去过他家，见过他的儿子，他参加过我的婚礼，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他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知道他很多很多背后的故事。我觉得万玛才旦作为我一生中重要的朋友，作为一个学长，作为一个有丰富生命和丰富情感的人。我对他的离去很难过，我也为没有在他的更好的电影中充当摄影师而感到遗憾。

就像刚才大家说的，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他要拍《永恒的一天》，他说罗攀这可能是我最后一部电影，老早就跟我说，我每次遇到万玛才旦都会说什么时候你要拍《永恒的一天》记得要找我拍。我不想说太多了，更希望听到他的各种亲密合作者们谈话，我就说到这，谢谢。

还不到七七49天，现在我的心情还是特别沉重。作为与万玛导演合作的演员，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基本上他给我剧本，给我小说，我也是他的读者，读完了之后就到现场，到现场就拍，他也没有更多的话，我也是。然后他就跟我说金巴你知道怎么做吧，我说知道。群戏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多带动一下他们，我说好。差不多我们创作的过程就是这样。我认识他九个年头了，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不用说更多只要做更多就可以了，我学到了这一点，谢谢。

李哲

声音指导、《静静的嘛呢石》录音

说一些创作的事，当时我们拍《静静的嘛呢石》的时候是用16毫米拍的，因为预算比较低，拍不了35mm，那时候正是胶片就要过渡到数字的阶段。没几年我们就开始拍数字了，那些年是胶片电影的尾声阶段，当时声音格式用的是杜比SR技术。《静静的嘛呢石》在我多年的电影的拍摄过程里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剧组很多人现在还是特别好的朋友。有了微信后，跟万玛联系比较多了，其实我跟罗攀一样，也特别遗憾只做了一个片子，也跟万玛说继续做合作，万玛说有大制作的时候再找你，然后就现在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谢谢。

拉华加

藏族青年导演

《塔洛》、《气球》执行导演

我自己进入这个行业也是因为万玛老师的电影《静静的嘛呢石》，我那时候在上高中，看到他的这部电影，就有了想学电影念头，后来有幸认识了万玛老师，他建议我去学文学，然后再考北电。在电影这条道路上，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和照顾，比如，帮助我完成处女作《旺扎的雨靴》，包括后面的《千里送鹤》《回西藏》等等。还有，老师的电影《塔洛》《气球》《陌生人》以及他监制的一些影片，让我去担任执行导演，给我创造了很多实践和学习的机会。通过这些影片的参与制作，以及这么多年的跟随，我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师生情谊。

我就是想说，万玛老师一直在帮助年轻人，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他身边很多很多年轻的电影人。我现在非常悲痛，恩师就这样永别了。希望我们这些后辈，这些徒弟，一直能传承他对电影的那种热爱，包括对身边人的关照，还有他的慈悲、智慧以及精神！我也希望自己一直能以创作的方式纪念恩师！谢谢！

王学博

青年导演、《塔洛》制片人

《永恒的一天》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就看过这个剧本，我觉得特别好，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看过《草原》，2009年在南京认识的万玛，那时候看到了《寻找智美更登》。万玛导演看谁都非常的平等，那时候我刚毕业，认识万玛他把我当成一个导演。我后来做《塔洛》的制片人，我一直把他当成师长，能跟他一起工作我也觉得特别高兴，我当时其实没有去片场，因为当时预算特别低，能省一个人的钱就能多拍一拍。之后我一直想做《永恒的一天》，我特别喜欢那个剧本，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去问他，我说你今年会不会拍《永恒的一天》，但是到最后都没拍上，在这个过程里他还帮我监制了《清水里的刀子》，当时我剪了8版他都看了，到最后我说我看麻木了。很多跟电影相关的事情最开始都是跟着他，包括第一次去威尼斯电影节，去三大电影节，那会儿就喜欢文艺片跟着他走南闯北的。刚才听罗攀老师说的时候特别有那种感触，《永恒的一天》我也觉得特别遗憾，后来一直没有机会拍。刚才好多人都提到，我也希望后面不管是以剧本的形式，还是谁能把它拍摄出来，希望能够有机会让人们看到，谢谢大家。

秦岭

天画画天制片人、《塔洛》执行制片人

我听到万玛才旦去世的消息的时候感觉非常的不可接受，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从最初塔洛的年龄的探讨，到完成作品，所有经过历历在目。他是文如其人，平和、从容。但是你能从他的文字中感觉到力量。我非常希望今后的藏语电影人能够守望相助，薪火相传。

万玛导演是我电影路上的领路人，包括从工作和生活中他对我也是持续给予关爱的。我在2016年看到《塔洛》的时候，正好当时在电影学院拍我的电影作品，看到他的片子《塔洛》我记得特别清楚，同学们来问我，说这个片子怎么样，我说高度很高。我跟万玛导演认识后，我说我要拍出我的短片，他说你为啥想拍，我说想把学费挣出来，他问还有更深层次的想法吗，我说我再想想。过了三个月，春节拍完万玛导演问我说你花了多少钱，说花了5000块钱，他说你这样有可能把学费带回来。他当时带着才多在电影学院，请他吃了饭，看这个片子，看完以后他说把其中一条线剪掉吧，说的很仔细。其实当时也没有太多的听到里面，更多的是抱着一个心态，导演来这跟我讲这个东西，很幸运后面按他剪辑的方式，毕业作品去了第十届的FIRST影展在那见到了王家卫主席，好像也是电影学院那年唯一一部去的，王家卫导演那天喝的比较多，我跟他聊，我说能拍好一部电影的秘诀是什么，他告诉我是坚持。我说我短片的老师也说了同样这句话，他说是谁，我说万玛才旦。事后我跟万玛才旦开玩笑说，我说你和王家卫导演的《撞死一只羊》我出了一点小力。从他身上确实学习到了坚持的品质，一步一部，慢慢走，慢慢拍。

第二次是教会我如何克制。拍完《一个人的葬礼》长片之后，我一直过不了，我发生了一次意外，做了一个手术，他一直在微信上关心我，我家人把我的照片发过去，他就特别紧张，他关爱别人比自己还要多。我说如果再拍这么极致这么猛劲大的东西，将来还有前途吗，他想了想说有，我能举个例子吗，他说黄建新导演早期拍那么猛，现在还很活跃。我脾气比较暴躁，剪片子，创作，他都告诫我你要克制一点，克制一点就不会出意外了，就更好了。

在他去世的三周，我打开他的微信，我对着他说导演我知道你在天上使劲了，我要我要踏踏实实的在你的照耀之下拍更多的电影，一直坚定的走下去。因为从小家庭的缘故，我父母是做雕塑和壁画，我从小在各大寺庙里长大，我听到最多的话是生命是一个轮回，我也特别相信。尤其是在导演出事的那天早上，可能有某种神性的东西我就特别心烦意乱，在四点钟开始就突然醒了，怎么也睡不着，头晕，恶心，整个人特别不自在。后来我觉得可能在某一刻感受到了这种东西。其实今天更多想说的是我觉得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在街头上看到飞起来的气球或者街边的一条狗甚至对我们笑的一个小和尚，可能是导演以另外一种形式回来看我们了。吾辈当自强，我们继续加油，谢谢大家。

鲁丹

青年导演、《冬旅人》导演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认识万玛老师的，在最艰难迷茫的时候老师帮助了我。我是新疆人，平时基本上只在过年的时候回家，这三年来，跟老师改剧本包括后面一起定剪，见面的时间比我见到家人还要久。他是一个很慈悲，也很幽默的人。有一年冬天我穿了一件白毛衣，显得很胖，老师看着我说，“你好像一只羊”。在我心里他就像是个牧羊人，春天的羊都很虚弱，老师带领我们走过了最难的一段，希望以后能够不辜负他，能够不辜负电影。

其实还有几位今天到场的老师朋友都没来得及发言，实在有些遗憾。从来没有感觉，一个研讨会结束时，大家还有那么多话没有说完。那么，只好留待另外的场合、另外的空间、另外的平台上，大家能够继续今天的话题，完成自己角度的表达。

我在来的时候，仿佛鬼使神差，从书架上取了一个手串戴了过来。感觉自己有点像《塔洛》，塔洛在念诵《为人民服务》那篇文章时，他并不全然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这手串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做些什么，并不会执着于意义，却也就做了。带着这样的心境，来到这倾听各位关于万玛才旦导演的各种各样的回顾和思考，听他如何帮助别人，如何创作他的影片，如何完成属于他的对文化、甚至文明的表达，听到他对自己电影观念的言说，这样，我们未来就可能去更好地理解他，并延续万玛导演没有讲完的故事。所以今天下午不是一个结束，反而是关于万玛的故事的一个新开始。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今天下午在这里的守望！也感谢这次会议的各位工作人员，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研讨会的准备工作，辛苦了！最后，让我们再次向万玛导演献上我们的敬意和怀念！

同时也感谢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出品人、制片人桑杰尖措，《一个人的葬礼》制片人闫義，《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牛梦笛，影评人、“第一导演”主编、原凤凰网电影主编法兰西胶片等多位嘉宾参与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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