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抑郁了

7月5日晚，歌手李玟因抑郁症轻生离世，引发了公众对心理问题，尤其是抑郁症的关注。

很多人没有想到，像李玟这样在大众面前展现出开朗一面的人，也会有抑郁症。

心理问题的存在范围之广，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比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心理问题已经蔓延到更小的年龄层，比如青少年抑郁症近年来已经比较常见了。

在三四十年前，医学界认为抑郁症不会发生在青少年身上；但如今，抑郁症的出现愈发呈现年轻化、严重化的倾向。

2017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发展报告》中显示，我国17岁以下的青少年中就有近3000万受到情绪与行为的困扰，出现了抑郁症状，严重时甚至危害这些青少年的生命。

时隔3年左右，《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了国内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高达24.6%，其中有7.4%为重度抑郁；这部分群体中，大多数也还是初中生。

仅仅从专门治疗精神心理疾病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中的数据就能发现，初高中生患上抑郁症的人数更多，也更年轻。

2010年底，该院儿童病房病人的抑郁症比例23%左右，平均年龄14.3岁，但到2019年底，这两位数值已经分别增降到了66.7%、13.6岁。

我国群众对抑郁症的了解并不全面，也不一定正确。要改善青少年抑郁症加重的现象，正确的思想应先于行动得到传播。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抑郁情绪并不等同于抑郁症。认清抑郁情绪与抑郁症的区别，才能更早地发现青少年的抑郁问题，将其化解。

许多人都会有过抑郁情绪，如考试没考好而带来情绪低落，周边事物变化带来的暂时性打击等。

而抑郁症是一种精神障碍，有严格的诊断标准。只有当满足几个诊断条件后才会被诊断为抑郁症。

“抑”会表现为患者大脑反应速度、肢体活动能力及社交、学习等欲望的下降;“郁”则表情为情绪上的低落。

总体来说，抑郁症的前兆包括烦躁、易怒、无端怨恨等情绪，早期的抑郁症状大多还包括情绪持续低落、对社交生活失去兴趣、身体出现失眠、食欲减退、体重下降、疲惫等情况，还会伴随着诸如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创造性下降等认知功能的损害。

一般这些症状若是持续了两周以上，并对其正常的学习与生活、社会功能造成了严重影响，就有可能是抑郁症，应及时前往专业机构进行诊断。

另外，与成年人的抑郁症相比，青少年的负面情绪以及后果容易被忽视，或者易与叛逆期、抑郁情绪等问题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这就导致了国内许多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去往医院就诊时，就已经是中重度抑郁了。

所以，在目前国内抑郁症年轻化、严重化的现象下，还应当额外注意青少年抑郁症的隐蔽性。

在国内抑郁检出率高达24.6%的青少年群体中，中学生占据的比例最大。

无论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都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抑郁。虽然目前抑郁症的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普遍认为，该种精神障碍是基因遗传、心理、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且从各个省份对中学生的分层整群抽样等方式调查的结果来看，性别、学习、升学、不良习惯、校园人际关系处理、家庭环境等都与抑郁相关联。

在性别上，中学阶段的女性抑郁症检出率高于男性，有可能的原因在于女性心理更为细腻。

中学阶段的女生，自我意识觉醒更早，但整体的调节能力仍不足。她们可能会更关注外貌、异性、外部评价等方面，在某方面落后时由于调节能力的不足更容易陷入焦虑等不良情绪。

随着不良情绪的堆积与加剧，她们面临的抑郁风险也更大。

学习与升学这部分，则有可能造成中学生普遍的焦虑。随着现代社会在中学生身上加诸的学习压力的增大，中学生会因考试成绩、升学问题感到焦虑。同样，在青春期、叛逆期阶段，各种不良情绪的堆积与难以纾解，也容易演变成抑郁情绪，长时间发展后也可能出现抑郁症状。

另外，多个省份的研究发现，中学生的多个不良习惯也与抑郁症有着紧密挂钩，如网络成瘾、喝酒吸烟、睡眠不足的群体伴随着更高的抑郁检出率。

而在人际关系这一方面，与校园伙伴的交流、父母的相处的顺利进展与否，均与抑郁症有关联。

在校园伙伴的交流方面，校园霸凌、欺辱等问题最容易与抑郁症有所牵扯。湖南省在对中学生的分层抽样中发现，遭受同胞（如兄弟姐妹）欺凌、同伴（如同学、朋友等）欺凌的学生，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的问题。

在中学阶段，同胞、同伴可以说是个体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故而同胞与同伴间的不良关系会极大地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加剧抑郁风险。

同样，在中学阶段，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会对他们的情绪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家庭因素中，父母对孩子过于苛责，经常谩骂体罚甚至家暴，都容易造成孩子压抑、焦虑、恐惧的情绪。在许多青少年的抑郁病例中，几乎所有抑郁的孩子都处于与家长相处不融洽的氛围中，而温暖有爱、理解支持的家庭却很少出现患有抑郁症的孩子。

另外，家长对孩子关爱需求、心理需求的忽视，也会导致孤独感、消极情绪的产生。

在个别中学生抑郁的案例中，抑郁症患者甚至会因为抑郁确诊而开心，这种开心的情绪却是因为患病“终于引起父母的关心”带来的。这种“病态”的想法，很难说不是由于父母缺少对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子女的关注造成的。

从青少年的抑郁症产生、演变过程来看，在其抑郁情绪出现后，当家庭、学校双方都不能提供有效帮助时，积压的抑郁情绪就很有可能演变为抑郁症。而在父母、学校的关注不足下，青少年轻度抑郁又容易加剧演变为中重度抑郁。

当抑郁症“袭来”，小到个人的身体、心理健康甚至生命都会受到威胁，大到整个社会也会遭受冲击。

患上抑郁症的青少年，在心理上会一直处于抑郁状态，对世界充满无力感、疲惫感。处于抑郁状态的患者也会与外界产生隔阂，疏远了人际关系，社会身份认同感大大削弱，加剧了患者的封闭感与病情。

在生理上，抑郁症患者的反应迟钝、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衰退等表现都会导致个体生活质量的下降，有些青少年患者还会出现头痛、头晕、腹痛及恶心等症状。

世界各国的不少研究也表示，抑郁症的发病伴随着一系列的身体健康问题，如身患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感染性疾病、代谢内分泌疾病等。

不过，轻度、中重度抑郁症患者面临的状况会有所不同。

通常，早期的抑郁症患者一般表现为生理、心理上的不适与变化，治疗越早，治疗效果也会越好。

但现实生活中，面对青少年的早期抑郁，一些家长们容易忽视问题或观望一段时间后再有所行动，甚至认为青少年的早期抑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期的过去而缓解。

直到青少年抑郁病情已严重影响了正常学习、生活甚至有自残、自杀的倾向时，家长才会开始重视，将青少年带往专业的医院机构进行诊断与治疗。

但这时的患者大多都处在中重度抑郁状态，已感觉到活着的绝望及人生的无意义，具有难以改变的、强烈的自残与自杀的念头。

世界卫生组织曾评估过，近三分之二的抑郁症患者有自杀的念头与行为，有15%的患者最终死于自杀，每年约100万人，高达普通人群的20倍。

总的来看，青少年抑郁症自复原率并不高，其中还以较轻微的早期抑郁症患者居多。而中重度的抑郁症患者往往难以治愈，治愈时间长，这就会导致家庭照护与经济负担的增强，甚至影响到家庭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随着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的增加，抑郁症也从个人疾病发展成了社会性问题。

患病的青少年在发病后，一般难以继续维持正常的学习与社会生活，严重者还会断绝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这导致了他们难以继续学业，影响了国家人力资本的输送。

而治疗的过程，不仅会加剧家庭负担，也需要医疗服务等资源的投入，增加了社会成本。

另外，对于那些因抑郁症而自杀的青少年的家属而言，在患者离世后，这些家属成为了“自杀者遗族”。“自杀者遗族”由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位自杀防治中心创办者、心理学家提出，指的是遭遇亲属自杀的群体。由于长期处于抑郁环境氛围，为患者操心，投入的感情更多，他们罹患抑郁的风险也会更高。

早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基于卫生部提供的1995-1999年死亡资料的研究结果就显示，一个人的自杀至少会影响周围6个人的精神与心理问题。

所以，抑郁症患者的死亡，带走的不仅是一条生命，也可能影响了一群人的正常生活。随着“自杀者遗族”的扩大，抑郁氛围会进一步充斥在社会中，影响社会的稳定。

2021年底，人民日报关于抑郁症一文中提到，我国目前在抑郁症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具有因病耻感、不好意思看病而导致的低就诊率及“很多抑郁症患者的识别率不到20%”的低诊断率。

低就诊率、诊断率的出现，大多由于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与理解存在很大的缺口。难以识别抑郁症，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都不利于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现与治疗。

且目前我国的一些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缺乏专业的机构资源，许多医务人员也不能正确识别、诊断及治疗抑郁症，难以防范抑郁风险，容易加剧抑郁程度。

其次，社会上仍存在对精神障碍的污名化与歧视，抑郁障碍患者乃至其家属会羞耻于前往专业机构就诊与接受治疗。

这些问题都应及时解决。

对家长乃至社会，首先要改变的是其对抑郁症的认知与采取的行为。

要明白抑郁症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通过药物治疗、放松训练、健康指导及安全、生活、饮食、用药、心理等多方面的护理，抑郁症也可治愈，并减少对抑郁症的歧视。

而在孩子患病后，一些家长尤其是70后、80后，可能缺少精神心理教育而容易采取逃避、默然、冷处理的方式，既没能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也害怕孩子承受外界异样的眼光而选择将孩子隔离起来；这些行为也应改变。

如人民日报中提到，家长应做的是“少一点质疑，多一点支持和陪伴；不要把消极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不要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要让孩子多参加集体活动”，如此消减青少年的抑郁情绪。

除了改变认知观念，行动也要及时跟上步伐，这方面，目前国内的多个学校、政府也已有所行动。

如广州2020年就开始部署了“情绪体检”试点，通过在部分小学、中学进行筛查，及时发现抑郁风险。

再如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自1996年就为在校学生建立了心理档案，以此为指导来展开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及时舒解学生的不良情绪。

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也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试点宣传抑郁症的防治、筛查与干预事项，加大对青少年的干预力度。这是首次将抑郁症作为精神卫生的特色工作。

除上述家庭、学校、政府的力量外，一些社会组织也开辟了其他干预路径。

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一团队通过研发一套AI系统，识别出了具有自杀企图的评论，进而利用团队的微博官方账号给检测出有自杀意图的账号发送关怀信息，并提供一系列的帮助渠道。通过互联网去干预伴随互联网长大的90后、00后甚至10后，会更为便捷、高效。

关于青少年的抑郁症防治，也要深刻认识到，我国整体还在初期阶段，家长、社会、政府各方能够在预防、关怀等多方面起到作用，但专业的事最后还得归还专业的人去做，心理、生理双重防治，才有可能治标治本，减弱青少年抑郁症的高发与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