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档黑马，满足了我对大唐盛世的幻想

《长安三万里》，一部饱涨着才情的电影。

用“才情”二字形容它，再合适不过，偏颇任何一个字都不准确。

它的浪漫，是属于少年而非皇宫夜宴的浪漫，它的丰富，属于五湖四海有志有才之士而非国富物盛。而这一切，又都受到朝堂政治的牵动与沉浮。

关于盛唐，从戏剧小说到制作精良的商业片，我们饱览太多锦绣繁华的长安，华清池里的金浆玉液，对外交流的开放景况，等等。

但《长安三万里》将大唐画卷延伸到了祖国万里河山：西长安，南扬州，高适的商丘梁田，孟浩然的襄阳……它给长安城祛了魅，甚至差些给盛世王朝祛了魅。

一切的起点，得从两个远居朝堂之外的穷小子讲起：

江夏（今武昌一带）距黄鹤楼不远处的一块废田里，初次相遇的李白和高适正比试“相扑”。两个青年光着上身，目光如炬，神采奕奕，以虚御实。

一无所有，却满腔凌云壮志。

世人皆知李白狂、仙，他的大鹏之志、洒脱恣意，他的朝堂失意、暮年恍惚，一生跌宕起伏，本身就像一首书写不完的长诗，波澜壮阔，五彩缤纷。

但关于高适，虽然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是战士，相较于李白，高适的性格色彩没那么鲜明浓郁。

《长安三万里》以李高二人友情为主线，串联起从盛唐到安史之乱、王朝内忧外患、一众才子侠士命运如浮萍等的颠沛境遇。

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荟萃的时代，诗歌文化盛极一时，文人墨客独领风骚；但那又是一个过于浮华的时代，锦绣长安之外，历史上的盛唐，远比现代人想象的要复杂。

只有与之最情意相通，投以全心热忱的人，能帮助我们还原它。

《长安三万里》对历史进行了不少改编和虚构填补。比如李白高适之交并非始于年少，比如一些诗句面世时间的更改，比如二人到晚年精神交流是否依旧频密。

一个时代如洪流般恢弘庞杂，谁主沉浮？是万世名扬，以文铭史的诗人吗？还是手握长弓利剑，忠心报国的战将？

抱着这样的思考去看电影，而非执着于改编细节，反而能看到另一层历史。

仅用“才情”二字形容此片，又甚嫌不够。

小时候看唐诗作者的生平介绍，偶尔有些恍惚：一些诗人身上，往往包揽多种名衔，比如节度使、郎中、给事中。名传千古的诗句与其他领域的成就，在他们身上同时存在。

比如高适，电影做了艺术夸张：一个连读书说话都不利索的粗人，一个以刀剑为业的武夫，是如何成为后世著名诗人的？

要知道，诗之于唐，如明珠之于大海，龙渊之于神话，是整个时代的镜子，也是一个王朝自盛及衰的脉络和血液。

但在盛唐时，诗，其实也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上至王官贵族，下到“贩夫走卒”，人人都可以张口成诗。从名酒楼到边塞驿站，处处都有“诗板”，供四方来客提笔留墨。

这是一种时代氛围和文化肌底。唐时的诗，简直就是黄河水长江流，是四处弥漫的酒香，人人皆可畅饮，也皆可自由表达。

因为泛滥，平庸者居多，必然也给真正的有志之士带去困扰——写诗，真的能出人头地吗？

《长安三万里》中，长安城内的豪邸夜宴里，牙都没长齐的小杜甫藏在宫阙暗处，愁容满面地叹气：“我什么都不会，倒是对写诗感兴趣。可是，人人都会写诗啊！”

彼时代几乎所有诗人都疏密不一地在电影里露了脸：“高冷”清俊的王维王摩诘，年龄小其他人一大截的杜甫，已颇具盛名的崔颢、孟浩然，还有与李太白同欢的王昌龄、贺知章。

这些人自年少时就传出了各不相同的名气，他们从各地聚往长安城，以诗会友，歌酒为伴，放浪又豪爽。

不过，虽然遍地诗人，但在当时社会，诗背后的人，却并不能像诗一样自由。

崔颢的《黄鹤楼》被恭奉在黄鹤楼最显眼的位置，除了诗的确是好诗之外，崔世家的显赫地位，也是俗世的重要考量因素。

而李白呢，虽然诗名扬万里，但他是商人之子，唐朝重农抑商，商人是低等贱民、李白没有资格参加科举，只能通过举荐方式，来实现进入朝堂为国效力的梦想。

但当他去拜谒权贵，却又因身份低微被拒之门外。李白悲愤不已，挥剑发泄，但旋即又仰天长啸，快活自去。

这就是李白，随性随情，恣意狷狂。某些方面，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自由气魄。没有李白的大唐，大不到哪里去。

作诗需要才华，更需要激情，需要一份启自内心深处，同时又能对外部世界放松和畅然的气魄。盛唐人人作诗，同样是一份自由浪漫的写照。

在“成仙”之前，李白是一位入世的诗狂。诗是他的灵魂，他的化身，他一面喝酒，一面作诗，似乎那酒方才进肚，脑袋里就已经飞快酝酿出了一二佳句，简直源源不尽，生生不息。

这时候的李白，仍然是渴望大鹏展翅的。

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坚信自己的才华魅力可以广交天下贤士。用高适的话来说，“他不信天底下有任何门不为他所开”。

这份落拓坦荡的自信和乐观主义，是早期李白身上最显著的特质。

这时候的长安，也是世人眼中的人生巅峰之地、功成名就的龙门，留下来有多难，离开过的人才知道。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但也耐不住每个有志之士都纷纷赶来此地，想通过自己的才或名，谋求一官半职，实现人生抱负。

其中，就包括渤海来的高适。

高适祖上也曾是名将，但到了他这一代，早已家道中落。高适从小过惯了穷日子，甚至还曾靠乞讨谋生。但他又的确心怀一腔大丈夫之热血，物质上的自卑和精神上的自信同时存在于体内，形成一股矛盾感。

在前去长安路途中初见李白的时候，高适甚至有些口吃。

那时候的李白，虽然也孑然一身，但同样意气风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两位满腔凌云之志的少年不打不相识。李白喜欢高适身上那股坦荡直率的游侠之气，高适则被李白身上恣意放浪的自由之风所感染。许多友情，开端都如此互补。

高适评价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潇洒不羁的人，可他又是我见过的最天真幼稚的一个人。”

这时的两人，对大唐，对长安，其实都还怀揣着一层不太实际的滤镜，对上层社会，也充满着过于美好的想象。

在主导社会的逻辑里，诗歌不值钱，那么什么最珍贵呢？

满腹才华可聚天下友，双脚可丈量山河遍野，但即便“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便是像高适这样迟钝的粗人，也会情不自禁感慨：“知己又能有几人？”

李白和高适，其实从始至终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前者，一个逍遥自在半生的江湖浪子，不为世俗烦忧所困，人生不过尽兴尽情，甚至挥金如土，不问明天。

而与李白的“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同，高适更像今天说的“老干部”：他恪守规则，老实且踏实，坚信一步一个脚印可以带领自己实现理想。父亲死后，他只身前去长安，自觉身负重任，立誓大丈夫征战沙场，即报效国家，为家族搏取荣光。

整部电影都是围绕两人多次相逢离别及其中的友情展开的，动人之细节繁不胜数，其中唯有两处，将二人情谊的发展变化勾勒得尤为精确、精妙。

其中一个，就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李白教给高适的新鲜玩意儿——“相扑”。

这是唐朝文化开放的缩影。唐朝与诸国交往密切，且文艺体育开放丰富，从日本传来的相扑（角抵），就极受贵族和平民喜爱。

位居时尚前沿李白怎会不懂？他不仅会玩，还要热情地教给第一次见面的朋友，顺带将相扑对抗的核心要义一同教给高适：“以虚御实，借力使力，声东击西”

而这，在数十年后，帮助已是边塞节度使暮年高适，想出了对付吐蕃胡人的独家御敌兵法。

两人跨越大半生的友谊，在国难垂危时刻，完成了一次无声无形的隔空呼应。

什么箭法、刀法、拳腿，那都是战场上的实用玩意儿，但李白最初只图一乐，不带任何功利性质的相扑，反而映照着二人的初心，以及初识的年少。

另一处有关二人友情的细节，发生在李高分别后三年。

李白跌入人生第一次低谷，父亲去世，兄弟瓜分了家产，他成为落魄游子，准备入赘安陆望族许家当赘婿，孩子将来跟许家姓。

对于此事，高适坚决不支持。他相信，李白在将来定大有所为，他应当向自己的列祖列宗有个交代。

但李白没有采纳高适意见，而是执意要去找他的另一位朋友——当时更有威望的孟浩然寻求建议。他带着高适历经波折，终于拿到了孟浩然表示支持的回复。

对于李白的认命，高适是担忧且失望的。他们再次回到黄鹤楼饮酒，李白上楼题诗，高适望着孟浩然用来表示肯定答复的“当”旗帜，自己也默默给李白留下了一份身为朋友的建议。

当李白再次回到酒桌前，高适已不告而别，桌面上留下了一张用旗帜叠好的“否”字。

友情的微妙质感霎时被弹起了涟漪。孟浩然是你李白的朋友，我高适也是你的朋友，竟然皆真心实意视为朋友，就应该双方意见都听取。

这仿佛小孩子般的“小脾气”，倒是让两个古人的情谊显得更真实动人。

整个故事，都是由老年高适的忆述展开的。军营中，微烛旁，一个暮年将军回首自己这位相识半生的老朋友，就像一首从少年写到晚年的长诗，含着一些悲悯与叹息，欲说还休，似人自醉，最后是对空长叹，仰天长啸，挥袖而去。

高适虽然自视粗人，笨拙，按部就班，但本质上，他和李白其实是同一种人。都雄心万丈，不拘小节，“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

真正的友情，能将对方灵魂深处的东西勾出来，与爱情一样，是灵魂与灵魂的贴合，无关相聚离别。

只不过，在表征上，李白和高适的确代表了两种人生态度，在封建朝代，也必然通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李白之所处盛唐，各文艺作品青睐的杨贵妃与华清池，《长安三万里》反而只用了暮年李白口中的一句回忆草草略过，并未流连。

他恨，好不容易入朝后，他也努力学习过官场那一套，写下无数讨权贵欢心的诗句（当然，都比较平庸）。但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确做不来这套，与主流上层格格不入，几乎是必然地，他很快遇上朝廷人事变动，被小人算计排挤，最终灰溜溜离开了长安。

扯着嗓子赞叹“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李白，不是真正的李白，挥笔纵酒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才是真正的他。

其实仅“贵妃捧砚”和“力士脱靴”这两件小事，我们就足能想到，以李白那般豪放不羁的性格，他定然会在朝中得罪不少人。

偌大盛朝，广阔天地，哪里容得下他李白？

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狂徒，已然染上了抹不去的沉重和疲态。曾经的浪漫与奔放消失无影，只剩悲愤与感慨。

“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高不可攀”。

不仅是他李白，当初一起纵情诗酒的，王昌龄，王维，岑参，李邕，哪个落得了好下场？

他最好的朋友高适，虽然在两鬓花白时终成大器，完成了从穷苦少年到将军的进阶，又多次平叛，圆了儿时保家卫国的梦。

但高适依然忍受过长达数十年的孤寂与落败。没有背景家世，也不怎么写诗会天下友，数次西上长安，又数次受挫回乡，年复一年的等待和忍耐中，是一些年少的志与情意在支撑他， “十年守章句，万里空寥落。”

少年高适单纯，单纯到差点掉入自己为自己编织的美好谎言里。他天真地以为，凭借自己祖上的名望，以及曾在沙场上立功的高家刀法，在长安，谋个一官半职不成问题。

谁料，到了长安才发现，他们高家早已退居边缘，京城人皆不知，不被待见。

过去的功名，那也只能是过去的，凡当朝者不问，一个人再有才华，再有拳拳报国之心与力，也只能做无名之辈，无人问津。

最冷天子心，最热不过少年情。

百姓行万里，朝堂仅一日，一个人的命运沉浮，悲欢离合，都受王朝的更迭动荡牵引。

后来高适去扬州找李白，被望族裴家女儿一语点醒梦中人。

女扮男装的裴“公子”即便才华武艺样样精通，甚至能击败高适，却同样因为当朝宰相李林甫忌惮士大夫官，不得重用，只能在老家烟花艳柳处“开party”，将杀敌报国的长枪利剑用来助兴表演，沉醉声色犬马。

就因不讨当朝者喜欢，整个家族尚且如此，更何况，裴十二还是女子。

用封建王朝的一些弊病去审视唐朝似乎是残忍的，但《长安三万里》以一种浪漫的手法，做到了这一点。

纵有那么多才情四溢的文人墨客又如何，有高适那样单纯忠诚的报国之心又如何？随着唐玄宗从最初的励精图治变得昏庸腐败，王权内部争夺，小人篡权，家国破败，当初齐聚长安城的各诗友，从王维到杜甫，从王昌龄到李龟年，流放的流放，憾死的憾死，没有一人，得到了盛朝当应允给才子的善终待遇。

电影很巧妙，也更温柔，更动情地，把这份历史的烦愁，溶进了以友情开端、以友情做结的主题里。

高李二人，对历史的贡献不同，对生命的诠释不同，彼此人生缠绕、碰撞的切面，更是充满着层次丰富的感染力。

对于二人关系的结局，也历来众说纷纭，从中年到晚年，高李二人的命运和际遇逐渐分化得越来越远。李白少年成名，晚年却行差踏错，以叛罪收场。在半生郁郁不得志的恍惚中，他选错了人，站错了队。

而晚年得志的高适，每一步都谨小慎微，面对好友的求救，他也无能为力。

值得一提的是，戏剧和传说里的李白，似乎很多数时间都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对于他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主导心境和态度，大多只能通过诗句来推测和想象。而谁又能知道，他哪一首诗不是酒后半醉实略带朦胧而说出的。

因此，世人看见的李白，总是游走着一副似真非真的态度，用看似漫不经心，摇摇晃晃的语气，串联起一个在自己身上淌过的泱泱盛世。

这份迷醉让李白显得更可爱，相较之下，高适扮演清醒的那一方，他随时随地深思熟虑，为一个传奇人物，也为一段传奇时代，留下了理性和反思的空隙。

一个天真幼稚，一个百折不挠，皆是才情，不仅属于大唐，不仅属于单一的民族。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