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独居奶奶不想搬离她的危房

文丨罗晓兰

剪辑丨沙子涵

编辑丨毛翊君

尿桶、垃圾、死去的野猫

李秀英的邻居都搬走了，单元楼里的12户剩下一半，一楼只有她家——一间45平的屋子，没有客厅，日光黯淡，阳台刚够一人转身。拧开水龙头，水槽下的塑料桶响起来。“水管堵了，老返水。”李秀英习以为常。马桶上方垂下绳子，晾着衣裤，餐桌在卧室里。

从窗口看出去，对面的平房顶上垃圾散落，几天前，还有只死去的野猫发出恶臭。这是翟东小区39号楼，去年被鉴定为等级最高的D级危房——被普遍认为承重结构的承载力已无法满足日常需求，随时有倒塌的风险。今年上半年，湖南自建房倒塌事故后，包括石家庄在内的各地开始清查危房，李秀英收到了“限期搬离”的通告。

小区41栋楼，这样的危房有28栋，占了三分之二。它们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工厂宿舍，里面住着灯泡厂、焦化厂等十多家单位的工人。如今，住户和房子一起老去，大多七八十岁了，病逝的、搬走的人占多数，1322间房里不知实际住了多少人。

留下来的老人大多是因为“没钱，没房子”。干了一辈子工人，以前工资低攒不下钱，李秀英记得退休时月薪一百多元，每年涨一点，现在才到3000元。好些人的子女也进了国营工厂，单位效益越来越差，早早下岗，疲于养家糊口，自顾不暇。

小区蚊子多，有些楼前的井盖下就是化粪池，常会堵住。这天，李秀英和4楼的徐大娘又点燃了棉布条，用烟熏蚊子。这是几十年前的老方法，有些呛人。李秀英一再惋惜，隔壁单元的租户搬走时，留下的那条棉质床单没捡回来。

这是个看上去健朗的老太太，身材匀称，短发下的脸不算松垮。她节俭惯了，身上黑底白点的尼龙半袖衣裤还是18年前儿媳给买的。

徐大娘是她在厂里的同事，81岁了，几年前长瘤子动了大手术，走起路来颤巍巍的，但不肯让人扶。爬楼时她佝着背，双手撑住扶手，一步步踩实了再换脚，身体止不住摆动。4层要走5分钟。她在一楼储物间放了个尿盆，怕上楼太慢，憋不住尿。没人时徐大娘把尿倒出来，李秀英会帮着用洗菜水冲掉。

李秀英有时恍惚，怎么一转眼自己就72岁了。聊起过往，年份以十计算，划分的事件常常是孩子结婚那年，孙子出生那年。老人们总在院子里东拉西扯，话题大多是一日三餐、儿孙近况、陈年旧事，有时也八卦邻居的家庭琐事。李秀英说孙子前一晚来看她了，带走了几颗土豆回去学炒菜——这事反复提了两三次。当有第三人加入时，李秀英常要给耳背的徐大娘再重复一遍。

年代最久远、居住条件最差的是3、4号筒子楼。暖气管道裸露，电线乱成一团，搬家、维修的广告贴满墙壁，有的围栏已经塌了，铁门锈迹斑斑。两栋楼基本都搬空了，除了几家没被房东清走的租户，剩下的就是魏大爷老两口和他们的邻居——一个独居老太太。

“我早就想搬出去了。”这对老夫妻住在3号楼二层，楼上常常漏水，他们在地上铺一层塑料布，穿雨衣戴帽子清理。打电话叫修理工，听说是这里，都不愿意来。屋里没卫生间，洗澡只能去街上的澡堂，上厕所要到楼道尽头的公厕。那里的地面积了厚厚的黑垢，有人随地小便，尿骚味扑鼻。

魏大爷最讨厌冬天，厕所水管被冻住，他每天都要烧开水烫。家里暖气差，17度左右，在室内也要穿上棉衣裤。他今年76岁，做了几次心脑血管手术，不常下楼，老两口把电视剧翻来覆去看了个遍，最后还是调到央视纪录片频道看《动物世界》。

「你是老人，不租给你」

在电视上看到湖南自建房倒塌的新闻时，李秀英没有多想。贴在墙上的腾空通告，她也没看过。她和徐大娘讨论地震时什么楼结实，徐大娘肯定地说，还是这栋楼好，“商品楼那么高，肯定会拦腰断了”。

可5月8日，居委会上门登记来了，让住户填表格，选择是要换钱、换屋还是其他方案。一夜过后，D级危房的一楼大门边，都贴上了居委会的盖章通知——“各产权人及居民要立即停止居住租住，停止经营使用，于七日内全部腾空搬离停用”。

老人们记得，那几天小区热闹了一阵，挂满红色的宣传横幅，社区人员加班加点，还给老人子女打电话。因为过渡期补助高于房租，房东也在催租户搬离，搬家公司的货车载走了为数不多的年轻人，铁门陆续贴上了白色封条，小区很快又安静下来。

李秀英的隔壁原是家租户，因为租金不到1000元，一个男人给她母亲租下这里，几年来老人相互关照，疫情初期还帮对方剪头发。男人叫李秀英“姨”，后来来不及搬走的沙发临时放在了她家。李秀英总觉得这家人不容易，但像她一样搬不走的老人还要面临更多问题。

魏大爷的老伴想去外面租房子，刚进店里中介就说，“你是老人，不租给你。”房东害怕老人死在屋里，太晦气。有人让孩子出面租到了房子，房东发现实际住进来的是老人后，找理由让搬走了。

这里在石家庄长安区的核心地段，附近有几家大型商场和医院，在小区门口，菜市场、药店、餐馆等沿街密布。商业楼层层包围，附近的新楼盘有的每平米超过2万元。

周围房价一路飙升，李秀英没有关注，反正自己够住。她娘家在白洋淀附近，年幼时父亲病逝，家里兄弟姐妹多，她不到16岁被熟人介绍进了石家庄的灯泡厂，在流水线上安装了几十年灯泡灯丝。国营工厂体面又稳定，能减轻她的家庭负担。

那时她扎着双马尾，穿工装戴白帽，车间常年30多度，火炉又在身旁，屁股坐得生痱子。她渴了用灯泡壳接凉水喝，中午将铝饭盒放在炉上，蒸熟里面的米饭和白菜粉条，洒些调料，和同事分着吃。讲起这些，她和徐大娘陷入怀念，一再感叹那会儿单位多好，物价也便宜——“一毛钱能买一簸箕西红柿”。

儿子20年前结婚时要买房，全款二三十万元，她和丈夫资助了8万。新房只有两室，儿子想买间更大的，她劝阻：没钱还得借，算了。后来，儿子早早从工厂下岗了，现在干电梯维修，两个孙子在上学，经济条件也不乐观。

拆迁的消息传了十多年，“四五次了都没拆成，也没个说法”，李秀英说。4年前，居委会也上门登记过，说小区要拆了，因为嫌补偿款少，1:1置换的房屋又小，李秀英跟着别人去闹过，没有下文。几年来，也有居民在网上留言，询问拆迁进展，都没得到实质性的回复。

希望不断落空后，大家对此不上心了。大约七八年前，又有房地产开发公司称要拆掉翟东小区旧房，在原址建新项目，一平米卖四五千。在小区的健身广场，有西装革履的人来打广告，有的老人掏了三四十万首付款和押金。

可开发商承诺的“很快交房”没兑现，还被官方认定是个虚假项目，涉嫌诈骗。几年来，常常有外面被骗的人来此转悠，打听小区何时拆迁。7月上旬一天，有老人又被问到“你们为什么不搬？……你就去住你儿女的房子。”老人一听来了气：“你愿不愿意跟你儿女住？！”李秀英儿子也曾让父母去他那里，李秀英没同意，她说喜欢自己住，而且儿子家不够住。

独居与群居

老人们不愿搬去高楼，当工友和邻居几十年，每天聊聊天不会感到孤单，互相也有个照应。一个上午，李秀英搬出马扎，和邻居们摇着各自的蒲扇，腿边放着水壶。话题围绕着衰老、病痛和死亡。

有熟识的老人住养老院，生了病，偷吃安眠药，两次都被发现送去医院洗胃。李秀英说，一个给她丈夫针灸过的医生患了癌症，受不了，给自己打了针不知是什么的药水走了。

“要是我那样，我就找个车撞死。”一个大爷模仿邻居中风后走路的艰难姿势，昂着头说。他是退休干部，梳背头，穿西装裤和皮鞋。不久前，他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家，过了几个小时才被发现，出院后左半边身体使不上来劲。

“你到时候就不想死了。”李秀英笑着说。和邻居在一起时，笑意总是堆在她的眼角纹上，眼睛眯起来，眼袋也随之舒展。

“哎呀，久病床前无孝子，自己解脱就完了。”大爷打断她，起身“咣咣”跺脚，好恢复知觉。

李秀英笑笑，不说话。半个月前，她刚失去了陪伴46年的丈夫。两人是工友介绍认识，他在钢铁厂做工人，李秀英看中他成分好，人老实，能过日子。谈了一年恋爱，两人结了婚。

7年后的1983年，他们终于分到这套单位福利房，不用再租农村平房，和儿子分开住了。45平米不算大，但“够住”。丈夫很能干，结婚时动手打了立柜、桌子等，搬进新房时，又添了新家具，买了黑白电视。

几十年过去，家具颜色逐渐暗沉，立柜过时了，黑白电视已不见踪影。没通暖气前，室内靠煤炉取暖，熏得墙壁发了黑。小铁门逐渐锈蚀，上方的透气孔糊住了灰，经年累月，变成黑色的网。

丈夫年轻时体格好，在单位游泳、打球，退休后骑电动车上公园玩，和老人唱京剧。衰老来得迅速，没过几年，他被查出高血压、糖尿病，又突发脑梗，先后住过三次院。66岁那年再发作时，他记忆力衰退，话说不利索，路也走不了。

她给他洗澡、喂饭，扶着上厕所，推着去医院看病。丈夫爱面子，不再往人堆里扎，她陪着在家看电视，每天揉面，给他做杂粮黑馒头。以前，家里都是丈夫做饭。

光阴在小屋里流逝，孩子长大，离家，三个人变成两个人，现在只剩下李秀英。说到老伴去世，李秀英一下子收了笑，脸绷紧，眼泪瞬间涌出，泪滴窝在眼袋里，掉不下来，她很快用衣角擦去。丈夫送到医院时，医生问是否需要抢救，李秀英拒绝了——折腾一番，老伴只能活几个小时，不要让他受罪了。“伺候了7年，对得起他了。”

危房里好些是独居老人。一个89岁的奶奶住在32号楼，去年犯了心脏病，再也做不了饭，孩子们都有孙子了，他们房子都住不下她，只能轮流过来照看。小推车放在跟前，她将一侧手脚搭在上面，歪着身子听旁人说话。

进入晚年，他们的日常生活大多在小区内。丈夫走后的这半个月，李秀英重新回到楼道里，除了吃饭睡觉，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和邻居聊天。一个人不爱做饭了，7月6日这天，她的早餐是邻居帮忙买的烧饼，午饭是一包泡面卧个鸡蛋。

50多岁的矮壮男人路过，李秀英大声叫住逗他。男人讪讪地笑，不答话，离开后大家说他“魂儿不全”。他有轻微智障，脑瘫儿子去年去世，他离了婚，常被网上的女人骗钱，母亲就在隔壁35号危房，有糖尿病。院子里，有一家五口挤在70平米危房里，还有人没退休金，每天拾荒，抱怨年轻租户搬走了，废品都少了很多。

这样的日子里，李秀英没有梦见过丈夫一次。但丈夫生前用的东西一件都没丢，轮椅还放在冰箱前。有时，她仿佛看到丈夫就坐在跟前，再去看又不在了。很快，这些念头被邻居之间的聊天打断。她向来没有爱好，唯一喜欢的就是坐在楼前和邻居闲聊。

丈夫在世时，有时摔倒了李秀英扶不起来，就喊徐大娘这些邻居帮忙。“谁走到前头谁轻松”，李秀英甚至有些羡慕丈夫。她设想过多遍，觉得最好是睡一觉，人没了。

危房「不危」

这两年，每到汛期，居委会就提醒居民存生活用水、电源和蜡烛，下雨时还用喇叭喊大家转移到附近的小学。几乎没人动身，“俺们住了四十多年，这房子肯定不会有事儿”。

老人们大多不认可鉴定结果，说同一天盖的楼，凭什么隔壁楼不是危房，自己这栋就是？小区主路边，几位老人指出危房楼栋底下露出了钢筋，而自己那栋外表完好，最重要的是盖房时，监工就是本单位的人，“你给自己家盖房子会马马虎虎啊？！”

2020年，社区对小区进行基础设施改造，粉刷墙面，平整路面，安装太阳能路灯等。魏大爷的老伴说起就来气，拉着来访者看平房里新装的电表，食指在空中哆嗦：“都没人住，这不是笑话啊，给国家浪费钱。”替国家可惜的话连说了3遍。

这里其实是儿子的宿舍，老两口6年前才从衡水农村搬来。魏大爷原先也是焦化厂职工，在1958年进了城，但妻子留在老家种地，户口调不过来，他一直没分到房子。住了一辈子集体宿舍，每次秋收时坐火车回家帮妻子干活，如今两人靠他每月3000元的退休金生活。现在小区要腾空危房，政府帮他们申请了公租房，但不知什么时候能入住。

当了大半辈子公家的人，他们对单位感情深厚，习惯听从安排，也乐于奉献自己。当年，李秀英怀孕时怕被人看出来不好意思，用绳子勒紧裤腰，一直干到生孩子前。她的师傅孕吐严重，吐完扭过头一边骂街一边干活。那时每周上六天班，病假不易批，除非发高烧。产假只有56天，上班了将孩子放在厂里的托儿所。

他们不认为那时苦，觉得快乐。文革时工厂号召做贡献，有时一天上12个小时，到了深夜主任让下班，等主任一走，李秀英又偷偷回去继续干活。当了一辈子工人，从徒弟变成了师傅，她说也没想过当领导。

这天在39号楼前，话题不知怎么扯到了生儿还是生女好。李秀英笑笑，说都好。和有多个孩子的邻居们不同，她只有一个儿子。孩子生下来第三年，她主动到医院流了第二胎。工厂规定，两胎之间要间隔一定时长，否则工资降级。很快，计生政策开始实行，夫妻俩彻底放弃了生二孩的想法。

因为高温工种有害健康，她按照厂规，45岁就退了休，开始照顾病重的母亲。母亲去世，孩子接连生了大孙子、小孙子，她又帮忙照看。孙子长大了些，丈夫半瘫痪了。回顾起漫长的一生，她记忆深刻的是在单位这个“大家”里工作、出差、集体旅游，至于小家庭里的幸福，“就过日子嘛”。

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里，老人们说，要么拆迁款按市场价给到位，要么不搬走，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回迁他们不会接受，理由是石家庄烂尾楼多，“新房子盖好，俺们都死了”。

一位老太太愤慨，调查拆迁“有嘛用？”她一把扯过同伴手里的粉红色纸张，“哗”一声抖开，“这才叫实用”。广告单上写着，某店新开业，老人凭退休证，到店可免费领10个鸡蛋。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李秀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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