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芒村“统租”风波：当“深漂”被迫搬离城中村

6月中下旬，深圳进入雨季。房间里又潮又闷，徐丽终于下定决心要换张床垫。她现在用的床垫是租房的时候房东配的，房间没有床板，厚垫子直接放在地上，自己加张席就是床，躺在上面人像泡了水。忍过两年，她开始在网上物色合适的隔潮垫。但垫子还没下单，五月底，她就从房东那儿得知：他们的这栋楼被“统租”了，她得在一个月内找房、搬走。

2018年底，徐丽经同乡介绍从贵州老家到深圳工作，之后就一直住在南山区的城中村里。后来因为和合租的同事处得不愉快，她自己另找了一个单间。在附近找房时，带她来深圳的老乡提醒她，得问问房东是不是会把房子“统租”。他所说的“统租”，即统一租赁，指的本地国企统一收储城中村房源进行规划改造，并对周边配套升级再进行出租。

红星视频截图

换房正赶上新冠疫情，徐丽着急入住，并没有认真和房东谈“统租”。在她印象里，虽然偶尔听身边人说起深圳市政府正在进行的城中村改造计划，但那好像是离自己非常遥远的事，“以前一直说要把城中村改成公寓啦，搞内部装修啦，我就想环境好了，我们也都觉得很好的”。

电子厂的出货跟单员徐丽不清楚，就在2019年3月，自己到深圳半年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正式发布了《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总体规划（2019-2025）》。这份文件提出，“由政府主导和统筹管理城中村综合整治，并给予资金支持，鼓励市场主体参与综合整治类更新，对城中村规模化租赁改造。”

接下来几年，在离徐丽住的南山区白芒村20公里外，深圳市政府对龙华区的元芬村进行了改造，将原来的城中村改造成青年公寓后统一租赁。2023年2月，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印发的《深圳市城中村保障房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指引》里，将这一项目列为城中村保障房规模化品质化改造的样本。一个月后，徐丽发现白芒村楼栋外立面的的那些白色瓷砖上，开始挂上“同心协力促统租，共建美好新白芒”“国企统租，收益稳定，省心便捷，安心无忧”的红色横幅。

一时间，“统租”成了白芒村里最热门的词汇。平时不怎么聊天的租客们拉了群，凑在一起讨论“房东有没有把房签出去”，就连楼下的水果摊和馄饨店里，也常有人互相问“你们搬吗？”，徐丽纠结着不敢问房东，心怀侥幸希望他没有签约，但到5月的一天晚上，她回家时见门上贴了一张通知：因白芒村进行综合整治统租项目，现为配合政府工作特此通知各位租客，即日起请于2023年7月3日前将出租房腾空移交，移交前请租客将房内物品移走。

徐丽舍不得这个单间。除了床垫，她对这间房没有什么不满意。她的房间是东北朝向，光照时间短，中午12点后就得开灯，她自我安慰，总比比那些“西晒”的房间凉快。过去同栋的其他租客总抱怨楼下电动车停得乱，房间隔音效果差，住在四层都能听见楼下说话，但徐丽一个人住，觉得这样也挺热闹。毕竟，这个房间每个月租金是800块，只比她刚来深圳三人合租的时候高了150块钱。

为“统租”感到焦虑的不止她一个人。白芒村始建于明末清初，据传是由一支从广东省梅州兴宁市的张姓族人移居兴建而成，至今在村口仍有一座张氏宗祠。村子地处深圳西南部，依山傍水，靠近西丽水库。改革开放后，白芒村在原址重建。20世纪90年代后，南山区逐渐成为深圳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白芒村村集体也配合兴建了不少工业厂房，村民们则开始自建房屋用于出租。白芒村附近3-5公里区域内，聚集着十余家高科技产业园、生物制品公司和创业园区，其中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住在白芒村。一位当地搬家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本刊，作为南山区的“房租洼地”，在“统租”通知之前，往白芒村迁入的租客远远大于迁出者，住在这儿的常住居民“至少上万”，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涵盖各种职业，很多人把它当成落脚深圳的第一站，也有人在这儿一住就是八九年。

一个月之内，让这么多人搬到哪儿去？得到消息后，徐丽趁周末在附近找了一圈房子，价格都不合适，白芒村“统租”消息一出，其他周边房源也开始涨价，有的单间甚至一口气涨了500多元。她鼓起勇气，准备找房东要“搬家补偿”——据说标准是普通租户每平方米40元，徐丽算了算账，“能有一点是一点吧”。

6月，白芒村从来没有这么热闹又萧条。白天每天都有人搬家，小面包车卡在楼与楼之间的窄缝里，人们把挂在窗口晾衣绳上的衣服塞进皮箱，顺着楼梯上把几年攒下的家当拖下来，挤进车里匆匆离去。街边的便利店、小吃摊上的客人却越来越少，夜晚在街上散步的人也少了，一家馄饨店的老板对本刊说，虽然他暂时没有收到房东的退租通知，还可以正常做生意，但6月以来店里的收入比去年同期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一。

白玉也是这个六月搬离白芒村的人之一。今年是她来到深圳的第9年。这些年，她在白芒村结婚生子，又在离家不远处的工业区里开了个手机维修店。9年时间里，他们只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是孩子出生后，把原来在村里的单间换成了一室一厅，再一次就是今年彻底离开白芒村。不搬家不知道，小小的不到40平的房间，竟然能装下这么多东西，她和丈夫带着孩子搬了两天才把房间收拾完毕，放在门口鞋架旁边的小冰箱已经用了五六年，丈夫说不要带了，她思前想后还是让人搬到了车里。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她舍不得。

因为“不敢再找城中村”，他们最后在福田区最西端找了一间“小区房”，大小差不多的房子租金涨了将近1000块。接通电话的那天晚上，白玉正带着3岁的孩子在楼下玩，谈起这次仓促的搬家，她仍然有些情绪激动，“我们就怕抱着孩子被赶出来，又怕新租的房子再被统租，人家要涨价也没办法，只好认了。”

《生活家》剧照

孩子的问题最能触动租户的神经。位于白芒村中心地带的白芒村小学是片区的对口小学，有孩子的租户们大都把子女送到这里入学。搬家通知下达后，这部分租户情绪反应最大，5月30日，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就白芒村统租造成小孩上学不便的问题进行投诉。“因房东已签约统租项目，会要求我们租户全部搬离（目前现场指挥部公开的信息显示多数房东已签约），因小孩在白芒小学上二年级，可目前白芒周围都没有空房，面临就近上学没房住的问题。”一位住在深圳龙岗区城中村的租户向本刊介绍，有时候住在城中村，孩子上学反而更方便，为了避免占用学位，小区房的房东并不愿意帮助租户办理登记合同，但在城中村，只要在通过房东向社区和派出所报备，孩子就能就近入学。这也是很多人在子女就读期间不愿搬家的原因。

焦虑烦闷中，租户们把矛头指向房东。徐丽最终向房东要到500元搬家补偿，她也听说，村南侧的房东有的给了租户一个月的房租赔偿。紧接着，租户们的小群里就开始讨论，房东之所以这么急着清人，说不定是为了第三方公司给的高额补偿款，改造后也能获得翻倍的租金。

根据网上公开的租房信息，本刊联系了多位白芒村自建房的房东。他们大都不愿接受正式采访，但都否认了网上流传的高额补偿款和租金翻倍的说法。6月，第一财经记者以白芒村业主的身份咨询了白芒村综合整治项目指挥部，工作人员表示，统租的租金标准方面，根据房屋统租片区的不同，给业主的租金按照66元/平方米/月，或68元/平方米/月两类进行计算。若以一套面积15平方米的住房计算，签约后，房东每月能收到的租金则为990元/月，或者1020元/月，与白芒村当前的租金价格接近。在接通本刊记者的电话后，一位房东坦言，网上那些说他们借机发财的说法是“言过其实”了，“反正我还没有签（约）”。

6月3日，“统租”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事处发出了一份“致居民朋友的一封信”，澄清了几个争议问题，比如“不要求限期搬离”，“符合入学条件在南山区内就读的学生，无论搬离与否均予以保障学位”等。6月5日，白芒村综合整治项目现场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受对外采访时称已暂缓签约。6月6日下午，徐丽看到，挂在对面楼上的红色横幅也被撤掉了。当天晚上，她就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了一条动态，“好消息，不用搬家了！”还配上街道办了那封粉色的“致居民朋友的一封信”。

图@深圳特区报

7月7日，当本刊和白玉聊起这个“好消息”，她却有些不以为然。虽然辛苦，但她很庆幸自己还是搬了家。这个湖南姑娘经常在深圳、广州各处跑手机配件，见的人多了，对“大势”也有了一套判断，她告诉我，现在白芒村已经成了政府着重发展的“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的一部分，“像南山区这样高精尖的地方，再放一堆自建房城中村，合适吗？”

2010年，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在作品提出了“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的概念，它指的是移民进入都会区域前的一个“过渡性空间”，在中国，承担这一功能的往往就是像白芒村这样的城中村。桑德斯认为，落脚城市是由乡村移民在城市中构建的飞地，它位于城市空间的边缘，却是社会变迁的核心地带，它“不断把受过教育的第二代送往较为富庶的社区，并且一再收容新来乍到的村民，而形成‘抵达、向上流动、离开这样不停重复的循环’”，而“成功的落脚城市都是创造新兴中产阶级、消除农村贫穷现象以及终结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因素”。

在深圳这个移民城市里，城中村的地位非比寻常。2017年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的城中村普查显示，深圳城中村用地达到321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占全市的31%；建筑产量35亿平方米，占全市建筑总量的43%。截至2022年，深圳市常住人口为1766万人，也就是说，深圳的常住人口中，有约76%的人都居住在城中村。

但在承认城中村价值的同时，深圳的城中村也确实面临人口密度大、管理困难、违章搭建严重、消防隐患突出等问题。和白玉一样，真真也是一位长期住在城中村的母亲，她告诉本刊，近三年前，她所居住的坂田街道的城中村才完成了天然气管道改造，在这之前，她还得在不到40平米的房间里使用液化气罐。对于城中村的居住体验，她印象最深的是永远坑坑洼洼的街道，骑着电动车一路颠簸着过去，下雨时溅起满身水。

因此，如何进行城中村更新，是拆除重建还是做综合整治，一直是摆在深圳市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2018年《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总体规划（2019-2025）》发布后，经济观察报等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深圳笋岗村居民不满综合整治的新闻，指出政府、房企、村民、租客间需要理顺的多方矛盾。这之后，深圳的城中村整治逐渐规范，像元芬村和玉田村这样的品质化改造样本也获得了不少好评。

与此同时，因此城中村改造也被视为深圳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一种方式。十四五期间，深圳计划建设筹集60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按照计划，这次白芒村的改造项目完成后，除了对外出租的部分，还有一些房源会纳入深圳市保租房范围。根据“深圳发布”，2023年，深圳全市计划通过城中村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筹集保障性住房5.2万套（间），约占全市城中村租赁住房总量的1%。在这条新闻中，深圳市住房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还强调，“改造后的租金以不涨为原则，单套租金原则上与改造前基本持平。”

但也必须承认，城中村改造并不总能按部就班地达到规划者的目标。深圳设计促进中心高级研究员傅娜，和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布雷热曾经就岗厦村的搬迁对于租户的影响进行过调查。他们发现，搬迁后大部分租户的居住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但是居住在靠近工作地点的机会更少了，搬迁也削弱了他们原来建立的社会关系网。面对改造，城中村居民真真的担忧则要更直白：“你说改善居住环境，可人家住不起这样的居住环境，你改善给谁？最后大家只能往更偏的地方移。”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剧照

更何况，城市中的个体并不总能像桑德斯所期待的那样一直“向上流动”。2023年，真真和丈夫带着6岁的孩子搬回了城中村。她2009年就从江西来深圳工作，如今在一家公司做财会，因为疫情期间公司效益不好，两口子还带着孩子，不愿再把30-40%的收入投入在房租上，就又在离原来小区不远的城中村租了房子。新居是间40平米的两室一厅，和他们在小区的房间差不多大，但房租比过去少了将近一半。

10多年时间，从“城中村”搬到“小区房”，如今再回到“城中村”，回想起来，落差最大的时候反而是刚搬进小区的日子，真真发现，因为自己居住的片区里，小区也都被城中村包围，其实出门后外面的环境没比过去好多少，这也是她对如今不少城中村改造项目颇有微辞的原因，在她看来，那些标准化的改造只是“刷了刷墙”“加了点家具”，无关痛痒，而城中村乃至社区的整体环境和教育医疗配套，才是真正需要花力气的部分。

“统租”风波后，白玉的手机维修店生意比过去难做了。她的店开在园区里，过去主打快速上门维修，比其他店铺收费更高，现在“也许是大家都舍不得花钱”，找她上门的年轻人变少了。除了期待新的科技园区吸引新的企业进驻，社区里流传的“白芒村即将通地铁”的小道消息也让她感到兴奋，除了为生意考虑，那也意味着现在住在南山区的她不用大清早再换乘公交到店开门。

《奇迹笨小孩》剧照

7月初，徐丽新买的床垫到了。她每隔几天还是能看见楼下的搬家面包车，但她和楼下的馄饨店老板一样，决定坚持到不得不搬的最后一刻。6月，她曾接到“统租办”的电话，对方问她有什么诉求，她回答“我的诉求就是不搬”。

不过，这些异乡人都表示，她们还是喜欢深圳。真真告诉我，这几年很多朋友都带着孩子回老家了，她和丈夫犹豫许久还是决定留下，在她眼里，深圳的发展离不开对不同人群的包容和接纳，“深圳是靠‘人’，深圳离不开‘人’”，也正是因为有感情，她希望深圳不要“把大家都挤走”，“一开始不是都说吗，我们来了就是深圳人啊”。

（文中徐丽、白玉、真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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