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教授专栏 | 骨气和勇气

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

2022年7月开学典礼致辞全文

各位学员，早上好，非常开心能够见到大家。

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非常特殊的开学典礼，因为新冠肆虐两年半之后，我们依旧只能选择在线上和大家开启一次新的学习之旅，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2016年的时候，我曾以《围墙》为题发表演讲，感叹在冷战结束以后，无远弗届的世界开始迈向自我封闭。在2018年我又以《困局》发表演说，预测中美关系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但我绝对没有想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可以将整个世界切断，直到今天，我们中国内地与香港、与世界都无法通关。

2019年有一句话很流行：2019年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这三年走下来，的确如此，一年比一年让人焦虑，主要原因是很多人失去了安全感，我们面对很多不确定性，这样的不安全感跟不确定性，可能没有比春天的上海封城令人有更切身的体验。张爱玲是香港大学的校友，在刚才大学历史的介绍的里也提到了她。如今张爱玲笔下的“润”字，竟然成了一些人的问候语：您“润”了吗？

到底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时刻，我们如何创造新的机会跟新的方向？

其实任何一个转折点，不管大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骨气和勇气去面对这样的变化。这让我想起22年前我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和ICB的故事。22年前，我偶然的机会应邀参加当时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华盛顿直航浦东机场的首航仪式来到上海，跨进君悦酒店，我看到君悦酒店88层的咖啡厅里坐着很多中国人，他们可以用五十几块钱买一瓶可乐，就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中国变了，我说：是时候回来了。

我们这代人吃过很多苦，也被洗过脑，到美国之后，看到西方的现实，跟以往听到、看到或是被教育的都完全不一样，但我们始终长存学成之后的报国之心，所以我当机立断回到了香港。来到香港的时候我有个梦想，参与在香港大学里面建立一所侧重提升专业报道水平的新闻学院，与内地的新闻学院合作，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让中国的声音成为全球都能听到和接受的主流之声，我很遗憾那个计划没有成功。后来，我毅然决然来到了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HKU SPACE），当时大家很不理解为什么选择来到这里。以前我在美国华盛顿跑白宫新闻，跑国会新闻，见到的都是重量级领袖。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只有这个学院能够让我的梦想成真，因为那时候的香港大学，只有这个学院给我一个回内地做教育的机会。

我当时问自己：在重塑中国的进程中，我到底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过很多挫折与阻碍。我曾描述我是带着“镣铐”开创了ICB，最终不仅是戴了“镣铐”，还戴了“手铐”，从争取用中文授课，以及研究生文凭的中文翻译是内地听得懂的用词，每一次都要经过非常艰难的疏通，要疏通内部不同的意见。

但是对我来说，我们这代人真正享受过中国改革的红利，这样的中国心外人难以理解。我们感受过中国的贫穷，以及世界对我们的期待，希望国家变得更好与更强，这样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做ICB和SEA，我认为如果它是有价值的，哪怕是一点点的价值，我就需要去坚持。

一个人需要有判断力，特别是在转折的时候。22年前我做这样一个选择，是基于我自己的判断，判断力需要骨气和勇气，决策力需要骨气和勇气，领导力也需要骨气和勇气，所以我今天的演讲主题就叫《骨气和勇气》。

大家知道，我每次演讲的时候都喜欢回顾近来发生的很多事件。如果今天我们想用一个词来描述当下的环境，我觉得没有一个词比“恐惧”更确切。恐惧迷茫或许是当下非常流行的词汇，我们的不安全感到底来自哪里？如果说三年前武汉封城是悲壮，是我们人类面对无法认知的病毒时，不得不背水一战；但是两年半过后的上海封城又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诠释。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西方政府，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自上而下要求跨国公司撤离中国，这个指令并没有生效，因为企业不愿离开。根据野村证据的数字，过去半年多里，中国有31个城封了，有超过两亿人受到影响。这个影响在我看来，成为压垮后冷战全球化浪潮的最后一根稻草。全球供应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很多跨国公司开始思考是否离开的问题。

所以如何控制病毒传播与保证经济民生，成了一道非常难以平衡的题目，正因为这样，解答的方式不可以粗暴，也不可以简单。

我们的不安全感来自于对当下的无奈。但这个无奈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全球都如此。如果看全球地缘政治的巨变，我们去年会否想到同属于斯拉夫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会发生战争？俄罗斯人无法忍受北约不断东扩，产生了恐惧感，失去了安全感，发动了这场战争。如今西方国家携起手来，要求全球对俄罗斯及中国进行制裁，结果让本来已经饱受疫情影响的全球经济遭遇了重大冲击。

美国的通货膨胀高达8%以上，将不得不改变特朗普对中国的关税政策。再看看欧洲，德国依靠俄罗斯的天然气，冬天要来临的时候，德国人靠什么取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产生恐惧感的北欧两国芬兰和瑞典也要求加入北约。同时出于恐惧，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美国在亚洲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围剿。

我们看到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形成了四国联盟，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又形成了另外一层更加紧密的联盟。今天美国还邀请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去参与北约的会议，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矛头都是对准中国，北约现在把手伸到了亚洲，这让亚洲不得不警惕。

曾几何时，我们朋友很多，但是现在包围圈越来越小。敌意的环境发生了，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必须问如何去改变现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千万不能过度恐惧而做出不理性的反应，甚至走向自我封闭。因为在全世界范围，从历史上看，一个强国的崛起，走向繁荣，走向发达的时候，是不可能仅靠内部循环来完成的，必须借助外部的扩展来实现。

请注意我用的是“扩展”，没有用“扩张”。扩张这个词在18、19世纪殖民政治盛行的时代适用，不适合现在的21世纪。如今，我们确确实实遇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所有在后冷战时期奠定全球经济大融合的基石，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了。美国和中国在对抗，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拜登上台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推出了两项政策，虽然目前看不到会有多成功，但恶性竞争对各国没有任何益处。问题是全球面临可能的衰退，大国之间的对抗，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到底会走向何方？

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滞胀时期，上个世纪的1970年代我们就见过这样的危机。这跟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不同，也跟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这两次危机从深度上都不是197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可以相提并论的，如果今天再次出现经济危机，那就有可能超过1970年代那场经济危机的规模。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引起的，今天我们看看，由于俄乌战争，我本人这一个礼拜就花了两千块钱的油钱了，这是我历史上用油新高，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都因此受到影响。七十年代那场经济危机是因油价引发的，今天除了油价之外，由于疫情的发展，我们过去几年里，特别是美国印了多少美元？热钱在外面四处漂荡，油价又这么高，如果再次发生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其规模绝对不是七十年代那场经济危机可以比的。

俄乌战争甚至影响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国的粮食出口，全球人民有可能再次挨饿，非洲大陆可能再次陷入饥饿的边缘，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两年我们中国人一直在储存粮食，要准备最坏的结果。

所以，现在大家只能自扫门前雪，这跟2008-2009经济危机时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候中美两国联手应对经济危机。看看今天中国的情况，中国去年经历了房地产、互联网、教培领域的大震荡，再经过新冠疫情（奥密克戎），刚刚公布的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只有0.4%，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低增长率。

我非常理解中国的企业家，他们一直在盼望着疫情可以结束，国门可以打开，但是我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讲：疫情不会结束。我们必须要有不同的思维来应对疫情，否则经济就不可能恢复。这次我到内地去，看到了很多中小企业，包括我们校友的企业在挣扎，他们在酷热的夏天经历经济的寒冬，失去信心和希望。

在这样的转折点，我们是否有勇气去面对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呢？我们是否有勇气去改变我们的认知，寻找新的方向和目标？尤其是拿出骨气告诉大家：不要去做无谓的争辩，不管是内部的争辩，还是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争辩。最重要的是将目光放回过去四十年支持中国成为全球强国的核心力量——经济发展的力量。

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全球都陷入恐惧当中，特别是要开口发出不同的声音，更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不久前有一位来自瑞士的教授告诉我，欧洲现在开始有人反问：为什么欧美如此反中反华，实际上我们都离不开来自中国的产品，我们的发展不可能离开跟中国的合作，那为什么要把中国描写成一个恶魔呢？就算我们跟中国人不一样，我们有没有必要仇视中国和仇视中国人呢？在欧美与全球的“恐华综合症”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说出这一番话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是在和多数人、和民意唱反调，这需要有骨气。

我们同样也需要问这个问题。扪心自问，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面，我们的发展能否离开国际合作？特别是与欧美国家的合作？我们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所以必须有勇气大声疾呼：不要陷入民粹，要坚持打开更大的国门，广交更多的朋友。这两天我看到世界互联网大会参会国家的名单，让我惊讶的是，里面没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发展较好的国家，除了韩国。这个世界难道真的陷入“一球两制”的地步了吗？欧美人需要学会跟中国人相处，我们也要学会跟全球更多地融合。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就是在纷乱的世界里，为大家打造新的坐标和新的方向，给每一个人勇气和骨气，走出恐惧和不确定性，甚至走出以往的认知。因为懦弱只会夺走我们的安全感，“润”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个人选择，却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都能找到新的目标。

不幸的是，我也看到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我们不仅处于恐惧和迷茫之中，退化与疯狂也成为新的潮流，全球范围内的退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无中生有的他者仇恨，也成为一种新的疯狂。中国如此、亚洲如此、欧洲如此、美国如此。

什么叫退化？最近有个词叫内卷，内卷这个词来自英文的Involution，和Evolution是反义词。Evolution大家都知道是进化的意思；而Involution是退化，所以我更愿意把Involution翻译成退化而不是内卷。这种退化的迹象俯拾皆是，在过去几年所谓的逆全球化浪潮中再明显不过。

首先是民主在退化，这个问题我已经讲了很多次。马上要离开唐宁街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他的头发就很有特点，这个我不评论，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生活方式。但这个人从派驻欧盟做记者开始就大话连篇，当时他从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发回伦敦的很多报道，引发了英国人的恐惧，改变了很多英国人对欧盟的看法，成为英国最后脱欧的其中一个原因。这样一个大话连篇甚至名声败坏的人，曾因在疫情中召开派对而被罚款，行为严重损害法治，他却将这些腐败与谎言合理化。

约翰逊跟大西洋另一边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一模一样的人，今天，美国的国会正在调查一年前特朗普如何在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进行一场失败的政变。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人蔑视法制、秩序与传统政治，却可以在民主的制度里被送入权力的中枢呢？没有受到足够教育的普通选民投票给他，而且还有很多人众星拱月地替他卖命，这是非常可怕的。

有多少人能够拿出骨气，对这样的人说出No，而非同流合污？有多少人能够拿出勇气与其针锋相对，早日戳穿“皇帝的新衣”？其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在我们的企业里、机构里也有这样的人。如果他们是领导，我们有没有骨气和勇气站出来说：你错了，你不应该这样。

在变化的时代里，方向的错误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错误、一个企业的失败、一个机构的毁灭。

民主的退化也是世界性的，由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公布的2021年全球自由度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in 2021)就提到，全球73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度都下降了，这包括美国和印度。所以很多国家现在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形式上民主，实质上与独裁专制没有什么不一样。

不仅仅民主在衰退，多元的空间也在缩减。我看全球不同的国度，不管是在何种体制里面，似乎都在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对单一思想的认同、对单一价值的推崇。我们是做教育的，但教育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面，也出现这样的变化。

不久前，美国图书馆协会公布：去年秋天他们史无前例地收到了330份报告，报告的内容是质疑图书馆为什么收藏某些图书。最常见的攻击目标与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性取向问题有关，认为相关图书不可以在图书馆上架。

美国妇女好不容易在1970年代争取到的堕胎自由，也被美国最高法院剥夺了。

我三十多年前从踏上美国的那天开始，就不理解美国人对枪支的态度，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美国人对枪支控制没有任何作为。因为枪支的泛滥，不停地发生悲剧。我的太太绝不允许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宁愿送到瑞士、欧洲。我倒认为没有那么可怕，毕竟我自己在美国生活过十年，情况并没有媒体上报道的那么糟糕。但确确实实，我们看到了在美国，无辜的生命，特别是孩子的生命就这样轻易地被夺走，却无法改变现状。

同时，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铁链女的悲惨故事，唐山的女孩光天化日被殴打，这仿佛将我们带回了已经被遗忘的那些年代和时光。

曾几何时，我们倡导用宽容的心态来看不同的意见。如今，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也越来越小。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允许别人提出批评，不许说自己国家的“坏话”，也不允许说别的国家的“坏话”。就在得克萨斯枪支事件发生之后，英国第4新闻频道驻华盛顿记者西沃恩·肯尼迪（Siobhan Kennedy）在记者会上说：英国没有大规模枪击案，英国的孩童也不会因枪击案而害怕上学。美国乔治亚洲共和党籍众议员玛乔里·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却回答：行吧，那就回到你的国家去。（Well, you can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这是现在很多人喜欢挂在嘴边的话，在中国提出不同意见，也会得到“不喜欢这个地方就滚啊！”的回应。所以只要提出问题的人，如今都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不管身处祖国或是他国，都会让你滚回老家，都会被封上干涉他国内政的标签。

这样的标签越来越多，连爱国人士都不能幸免。最近香港的成龙大哥都遭殃了，在香港还能找到比他更爱国的艺人吗？香港著名作家倪匡去世，成龙在他的微博里表示悼念，内地有网民说倪匡是不爱国的，你怎么可以去悼念他，非常不以为然。

当全球的极端民粹主义成为趋势，我们又有多少人有骨气和勇气，在面对这样的极端者时可以理直气壮。

最近香港回归25周年，歌星张学友录制祝福短片时，说了一句“香港加油”，有人就大做文章，把“香港加油”视为黑暴的标准答案。张学友后来回复：难道香港加油不能说吗？上海加油不能说吗？北京加油不能说吗？中国加油不能说吗？为什么无中生有要给人贴上这样的标签呢？

如今的社交媒体里面，这种泛滥的自由给作恶者提供了太多的空间。这就像18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所言：“离开了智慧和美德，自由又是什么？它不过是一切可能的邪恶中最大的邪恶, 因为它成了不受规制和约束的愚蠢、堕落和疯狂。”

这样的事情古今中外在都在发生。我的朋友、《财经》杂志的马国川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了一本名叫《日本新娘》的书。这本书的作者田村直臣是一位日本牧师，在书中向世人揭示了明治时代日本女子的真实命运。因为这本书，日本各界纷纷谴责田村直臣，认为日本女性完全没有婚姻自由属于家丑，将家丑外扬是在羞辱大和民族，最后还将田村直臣赶出了教会。说祖国“坏话”的田村受到了惩罚，但日本的形象也受到了损害。

美国著名的公知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在911之后美国陷入盲目爱国的时候竟然大逆不道说出这样的话：“911的发生，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自己的政策，美国本身就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这样一段“不爱国”的话说出之后，连主流的媒体都对他避之不及，但他只不过说出了世界许多人的看法。

所以说每一个不同的、理性的、客观的，而非邪恶的、恶意的、中伤的意见都值得别人的尊重和重视，其实这是多元社会，也是健康社会最基本的前提。

我们到底有没有骨气去坚守做人的底线，道出事实的真相？从国家的层面到企业和机构的层面，在关键的转折时刻，你到底是选择与真相、良心、正义和善良同行？还是龟缩在一旁与恶者同行，或因为懦弱而选择沉默呢？社会最需要什么样的爱国者，不是虚假的爱国者；企业最需要什么样的员工？不是阿谀奉承之辈。忠言通常逆耳，所以企业领导者固然需要有视野、有魄力，但也需要辨别谁才是企业真正的良才，绝非拍马屁之流。

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最起码是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而不是制造仇恨。教育需要让人与人之间多些理解与宽容；教育应该是促使文明进步与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是阻止文明退化与社会退化的刹车阀；教育需要让人变得更加客观、正直和善良，而非变得更加懦弱、疯狂与邪恶。

但我此时最大的忧虑仍是自闭与偏见当道，刚才我提到当前的社交媒体状况，如今我们的世界已经走入信息无远弗届的时代，但其实，我们往往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区”里面。

如今我们生活在政治、科技、甚至心理驱动下的防火墙。因为政治的防火墙，你无法了解事物的全貌，这可以理解，也不是你的过错。因为科技的发达，大数据算法成为新的过滤器，这些社交媒体不断推送与你共情的信息和新闻，不给你推送与你看法与立场不同的新闻，这可能是可以避免的。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决不能因为自身的心态、立场和视野，不想也不愿意去打开自己的眼界和心扉，筑起心理的防火墙，这是自身可以做出的选择。

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对事情一知半解甚至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就陷入自己的空间世界里，不愿接受另外的不同的信息。

美国实业家和慈善家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说：“无知是世界上大部分贫困和大量犯罪的根源，因此我们需要教育。”因为知识在不断变化，甚至真相也在不断地变化，昨天的真相今天可能因为新的信息出来而产生改变，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无知的，才有可能变得智慧。

我最近也碰到一些事情，有一天我在ICB的几个群里发了两个信息，一个是有关四川地震的信息，另外一个是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教授的一篇文章。起因是四川某报没有刊登四川地震的消息，反而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了巴西水灾。就在这时，其中一个群里就有人质疑我：你问这个问题的动机是什么？你发这个信息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不去管美国被枪支打死的学生和孩子？弄得我一头雾水。

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信息和问题，有人就会有无限的联想，想到你是不是一个中国人，想到你背后到底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

刚才提到刘亚伟教授的文章，我在我们的朋友圈里看到他重发这篇十几年前写的文章，文中的题目是《别不了的司徒雷登》。很多人都不知道司徒雷登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燕京大学的发展历史离不开他。1949年解放军已经抵达南京，他是唯一一个不离开南京的西方大使，甚至苏联大使都跟随民国政府迁到了广州，他还留在南京城里。这个促进中美关系的人在回美国后遭受迫害，但他去世后希望把自己的骨灰安置在中国。

就这么一篇文章，有心之人也会联想很多，那个质疑我的人疯狂到什么地步？他居然去举报那个群有问题，最终当然没有举报成功。为什么有些人会这么疯狂呢？就是习惯了自己周边的事物，认为存在即合理，因此变得麻木不仁，无法接受与他认知不同的事物。幸亏ICB群里只有这么一个群有个别人是这么疯狂！

刚才讲到美国人的枪支问题，很多美国人对枪支的看法和态度在我们看来的确匪夷所思，在中国人和其它很多国家的人眼里，美国人怎么可以容忍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枪支泛滥，一次一次让悲剧发生呢？但美国人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觉得合理。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个非常著名的“洞穴隐喻”：很多囚徒长期住在洞穴里面，没有机会见到阳光，所以某个囚徒初见阳光会觉得无法忍受，不相信这是世界真实的样子，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光线，摆脱困惑，相信这是真实的世界。但有趣的是，当他回到洞穴，将这一场景告诉其他囚徒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所以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有限的视野和知识，就轻易断定他人传递的信息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只生活在一个被限定、被过滤的世界里面，一定要知道在你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奥地利的犹太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这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话：由于我们的偏见、我们的轻心、我们的愚顽，该受责备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无知的根源正是我们自己。

“洞穴隐喻”表达的是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而隐喻中的光和亮，代表的是至上的理念，因为没有了光，没有了善，我们的世界就会非常疯狂。我们不能因为缺乏对事物的全面了解，缺乏对真相的了解，而失去了善念。

在疫情肆虐的时候，无论我们对疫情的控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和判断，确确实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视角，但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一致。那就是对所有在封城中受困的、挨饿的、受到心灵摧残的、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每一位普通人，我们至少要抱有一点最基本的同情心。

我听到一些人高高在上的言论，他们没有遭受任何苦难和折磨，就在那里唱高调，这让我很厌恶。他们只关心所谓的宏大叙事，不在意普通人的遭遇和苦难。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其他人不计代价地牺牲，我们只有要求自己牺牲的权利。

教育是什么？教育是要让每个人去走出自己的狭小天地，走进一个更大的世界，了解真实的世界。教育要培养我们探究真相的能力，突破人为设置的心墙。少一些偏见，多一些理解。这些都离不开骨气和勇气，这要求你否认自己过去的无知和偏见，面对自己的懦弱，正视自己的无力。

德国著名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说过：“勇气就是一种坚韧，正因为它是一种坚韧，才使我们能够拥有自我否定和自我战胜的能力。”

勇气也与德行相关。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说过：“勇气很有理由被当作人类德行之首，因为这种德行保证了所有其余的德行。”

而我觉得除了德行之外，勇气也离不开一个人的乐观。我曾经在一次开学典礼如此描述我自己，被很多校友当成金句：“我显现在外的是一个死硬的乐观主义者，隐藏在内的是个浪漫的悲观主义者。”

面对全球的疫情、战争以及经济危机，我们看到短期的悲观情绪正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蔓延。昨天我看到比尔·盖茨说，他对全球当下的情形是很担心的，因为他看到悲观者的论据很充分。他说，“只有悲观到能够在短期内生存下来，你才能长期保持乐观。”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刻学会生存之道。

我在春天的时候回到内地，说了一句话被很多校友引用。我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是失败他爹。从这一角度来讲，只有我们有勇气去挑战自己的成功，而非重复自己的成功；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失败，并避免重蹈覆辙，如此才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里浴火重生。有骨气去守住做人的底线和尊严，有勇气去正视自己的懦弱与偏见，如此才能再创辉煌，赢得未来。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香港的高等教育界也在发生变化。22年前，我来到香港大学，本来要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创造一所不同的新闻学院，让全球听见中国的声音，这个梦想没有实现。我来到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尽管很多人不理解，也面对不少的挫折，但是这22年走过的时光让我骄傲，因为过去20多年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进程，我觉得自己参与其中。我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我为此感到自豪，我最自豪的是现在已经有18,000多位ICB SEA的校友和学员，没有你们，就没有ICB和SEA的辉煌。

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剧变，不仅仅发生在香港大学这样的公立大学里，也发生在私立大学里面，其中最重要的方向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今年是香港大学成立111周年，校纲“为中国而立”，如今又开始谱写新的篇章。粤港澳大湾区大融合的新发展格局，无疑会给香港的所有大学提供走向新的辉煌的机会，这会是新的里程碑。22年前，本人参与了香港大学的中国发展计划，我也希望未来有幸参与香港大学新的中国发展计划。

期待在香港与大家见面，期待在内地与大家更快地见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