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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枝连，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教授，先后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和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图 黄枝连教授伉俪与陈奉林合影
编者按：为了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东方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东西方经济与物种交流对社会历史带来的深刻影响，我们特别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陈奉林教授，围绕“东方文明范式及发展道路的探索”话题，采访了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黄枝连教授。黄教授对自己研有专深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分析深刻，观点敏锐独特，成一家之言。
陈奉林:您近年的文章与思考，始终都是围绕着东方文明范式——东方发展道路来展开发挥的，新意迭出，不断为社会贡献新篇，说您在此方面确立了独树一帜的地位并不为过。近来，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又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图 带有驼背牛的滑石印章，印度河流域，公元前 2500—前 2000 年
黄枝连:首先，我要感谢并赞赏你的学者交流和学术交流的作风。自从2006年10月，你同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和《世界历史》编辑部合作，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后，每年还邀请国内外学者来访，更主动地走出校门，推动并支持不同院校和群体间的相关学术活动。2012年9月中旬，又联合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中国研究中心，以及澳门大学历史学系等科研院所和高校，共同举办第五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会议，到会的是中印及世界各地知名的专家学者，而我个人也有机会参与交流，谈了一些印度的历史发展问题，见证了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印度经济发展、内政外交以及中印关系的一个关键，在于印度能否走出大英帝国的迷梦，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国内问题以及与国外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
图 印度国家博物馆藏印度佛像
2012年12月下旬，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邀请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学术交流，让我有机会开发并开展对这个理论与模式的思考，即用“1.0:前西方主义时代发展范式 (公元1500年以前)”“2.0：西方主义时代发展范式”“3.0:后西方主义时代发展范式”三分论，来探讨世界历史和文明交流。那么，中华帝国——中华文明及其“天朝礼治体系”便是“1.0”时代的产物，我们面临着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紧迫任务。
图 印度国家博物馆藏印度雕像，充满力与美
陈奉林:我最近十几年在做推动东方外交史的教研工作，也开始关注中学的历史教学，努力将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成果与分析方法拓展到中学教学。我也注意到，您一直在以“典范转移——体制创新”来探索和理解国际关系与当今发展协作问题，推出了《东亚发展的典范转移》《发展范式新论》《与历史有约》《给明天一个机会》等新作，可视为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的可贵探索。那么，您可以结合这些著作介绍一下自己最近的研究吗？
图 黄枝连教授受邀做学术讲座
黄枝连：你近年在国内率先组织与推动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正适应了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国家和组织整体崛起的现实需要，我要赞赏和鼓励你这样的未视学术为畏途的勇气。确实，当前中国到了一个需要科学和文化巨人的时代。我期待着你在今后十年八年里，为社会提供一部有价值的“东方外交史”，将宏观的分析视野贯彻到中学的历史教学当中。
图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立于唐建中二年（781），记述了景教的基本教义及在中国近 150 年的传播历史（西安碑林博物馆）
这几年，我致力于写一本《中华文明未来史论》，主要是在阅读和笔记的基础上探索东方，特别是中国历史进程及可能性的发展，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长河中找出其来龙去脉，并说出一些道理来。我阅读了澳门基金会重印的《澳门志略》和《澳门记略》，书中探讨了天主教教会和教士及信徒，有利于帮助我们找到天主教文明进入中国的线索。我也阅读了亚太二十一学会为组织“第15届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国际研讨会”和澳门历史与文物协会推动的“纪念郑观应先生诞辰17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2.7.22—28) 印发的《郑观应集》和收到的论文，看到基督教及其文明进入中国并发生作用的过程，这使我有机会对东正教入华、在华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深入探索。这些年来，我习惯性地阅读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的《佛藏要籍选刊》中的许多佛经。近日读了《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等书，使我看到佛教佛学入华、成为中国政治与社会及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实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今年以来，我更阅读了国内外一些探讨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论著，看到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几乎学习了每一个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这些著作，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但所幸的是，我可以用自己开发的“五理系统——社会情境”论和“跨越时空——跨越学科——跨越文化”论范围而化之，并以“吾道一以贯之”，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使那些前后、内外、上下与中西的资料和观点为我所用， 产生交流、呼应与对接的作用。
图 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在这里，可以看出来许多道理来。但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一个文明和大国的发展范式一旦发生单极化、单一化的现象，便会丧失其动力、动机与生命力。对差异性因素的多元处理，正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所在。陈奉林:您曾经对中华帝国及其用以处理国际关系的“天朝礼治体系”有精湛研究，深入堂奥，直取根本，取得了不亚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成就。以我观之，《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三卷本确系有许多凌越前人之处。欣闻《天朝礼治体系研究》又获重印出版，表明这部著作的生命力及其价值所在。在新版《天朝礼治体系研究》里，您又有哪些进一步的考虑呢？黄枝连:是有新考虑的。在近一两年，我用了很长时间对拙作《天朝礼治体系研究》做了校订工作，充实了一些新材料。我在探讨一个问题 :“1.0: 中华帝国——中华文明”及其对外关系中的所谓“天朝礼治体系”，为什么在19世纪末为“2.0: 西方国家——西方文明”所击垮? 我在对中西文明、中美文化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后，找到了初步的结论，即明清两代统治精英执迷于“儒术治国”，使中国的思想和政治及外交发生以儒学——儒术为主体的单一化，是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主要原因。这个建立于小农经济——家族社会为中心的“1.0文明”，无力抗击“2.0 文明”。后者建立在现代化政治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及基督教文明之上，是有其优势的。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否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明大国，在发展范式上其实发生过多次变化，一旦它单极化和单一化，那么它就会丧失生机和动力。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一代中华发展模式”，到了两汉已呈老化之势；南北朝及隋唐以后，深受佛教佛学影响，另有其“第二代中华发展模式”；明清两代执着于“儒术治国”，使中国未能走向海洋、走向现代，产生“第三代中华发展模式”。所以，16 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诸文明大国便受到西方国家——西方文明的冲击，终于溃不成军。这个极为深刻的教训必须告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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