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离，如何改变了世界？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一卷，为免费内容。

从公元前 15000 年前古代先民进入美洲大陆，到公元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场不为人知的伟大实验。在此期间，新旧大陆的人类先祖生活在彼此隔绝的时空里，面对着各异的地理、气候、动植物群落，各自发展出截然不同的人性、思想和社会。《大分离》是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探究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新锐作品，本书探究了诸多影响人类社会的大历史变量，综合出一套关于人类生活、习俗和思想的演进架构。无论是大陆构造和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还是气候模式和致幻剂的异常分布，都给人类的社会形态、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语言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构成了我们当今社会的思想底色。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埃利都与阿斯佩罗：相距 7500 英里的首批城市》一章分享给读者。

在第 7 章，我们跟随雅克· 沙文的描述，了解了中东地区纳图夫文化和基亚姆文化中大母神和公牛崇拜的发展历程，其时间大体在公元前 10000 至前 9500 年，恰好在驯化出现之前。沙文明确指出，这种发展是为了回应当地出现的新情况——大母神是一个古老、传统的崇拜对象，而公牛既是男性法则和纯粹力量的代表，也是在温暖环境下先民们所接触到的新型动物代表。我们还将看到，这些偶像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

在新大陆，我们掌握的有关宗教活动的最早证据要稍晚些（前 7000 — 前 5000 年）。但是在这里，环境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偶像存在的时间几乎一样长。不过，思维过程是截然不同的。

新大陆宗教活动的早期证据出现在智利的新克罗人中间。这些人似乎很早以前就在太平洋沿岸过着定居生活，这是特定原因造成的：这片旱地拥有几个独特的环境特征——地质构造稳定，季节变化温和，全年气温宜人，淡水资源易取，海产品丰富（他们特别依靠猎捕海狮为生）。如果新克罗人是从北部的秘鲁沿海地区来到这里，他们应该已经掌握了某种航海技术；如果他们是从内陆安第斯高地来到这里，那么他们很可能来自的的喀喀湖，并且具备某些渔猎经验。

新克罗人使用投掷棒、鱼叉、带坠鱼钩、石刀和篮筐。对他们遗骸的微量元素分析表明他们以鱼、海洋哺乳动物和海鸟为食，他们的头骨显示出外耳道外生骨疣的迹象，而这种病状与冷水潜水有关。他们从很久以前便过定居生活，定居点规模不等，所谓的阿查遗址只有几个棚屋，而安托法加斯塔的卡莱托阿波陶遗址拥有大约 180 个棚屋。他们将尸体做成木乃伊的习俗尤其引人关注：新克罗人的木乃伊比更广为人知的埃及木乃伊要早 2000 年。南美洲的许多沿海遗址——从厄瓜多尔到秘鲁，时间最早到公元前 8000 年——表现出对海洋的适应性，但是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人工制作木乃伊的证据。这一习俗发端于卡马罗内斯河谷并延伸到智利北端、与秘鲁接壤的阿里卡。这两个地方都是阿塔卡玛沙漠的组成部分，按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说法，阿塔卡玛沙漠是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这种干旱条件在宗教背景下显得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例如几千年后的埃及），尸体才能自然形成木乃伊。当这些早期居民发现某些祖先的尸体并没有像大多数尸体那样腐烂，而是持续保存下来，似乎处于一种生与死之间的状态，他们该是多么震惊呀！

对自然形成的木乃伊进行观察后，新克罗人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人工制作木乃伊技术，这项技术是极其复杂的，按照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兼智利塔拉帕卡大学人类学教授伯纳多· 阿里亚萨的说法，该项技术涉及解剖学和干燥等具体知识（即使几千年后，有些木乃伊的面部特征和生殖器仍完整无缺）。新克罗人也显示出其他文化创新之处，如死后颅骨环锯术、弓箭和有意的颅骨整形（通常被视为提高集体认同感的一项策略）。他们的颅骨脑容量是 1400 毫升，与现代正常人无异。

随着时间的发展，新克罗群体出现了三种形式的木乃伊制作工艺。黑色木乃伊是将软组织移除后对尸体进行拆解和重组制成的，不留下任何明显的标志并用木棍代替长些的肢体。绝大多数木乃伊都用布包裹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像尸体雕塑，有些木乃伊有再次涂绘的迹象，这表明它们在群葬之前被持续展示了相当长时间。红色木乃伊是后来出现的，表面用黏土涂绘，故呈红色。泥巴木乃伊是第三种类型，泥巴似乎是覆盖而非涂绘在它们上面，泥巴木乃伊“似胶般固着于”墓坑底部。事实上，新克罗人之所以使用泥巴，是为了让木乃伊与墓室底部结合得天衣无缝，使其成为脚下土地的组成部分，这表明他们死后被直接埋葬，从未移动过。阿里亚萨推测，这代表着“神学”方面的一次变革——时人认为木乃伊是“属于”这片土地的，也许是因为该社会正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

但是，关于这些木乃伊，最令人感兴趣之处除年代久远外，还在于他们最早制作的木乃伊似乎是婴儿。在发掘出来的木乃伊中，大约 26% 属于年龄小于 1 岁的婴儿，这一比例与新克罗墓地中所发现的胎儿和新生儿的高死亡率是匹配的。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一般来说，在多数文化中婴儿死后所获得的关注要比成人少，尤其是死胎等从未出生的胎儿。新克罗人并不是十分重视陪葬品——他们在大多数成年人遗体旁放少量食物和几件渔具——但是他们确实更加重视那些从未实现潜能的婴儿。阿里亚萨认为，新克罗人作为一个海洋民族，采纳了渔民的法则—将小鱼扔回海里，让它们获得第二次生存机会，长得更大。这就是将婴儿遗体做成木乃伊所要达到的目的。

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新克罗婴儿的死亡率异常之高，这很可能是由于慢性砷中毒。例如，在木乃伊制作的发源地卡马罗内斯河谷地区，平均砷含量达 1000μg/L，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可接受的标准是 10μg/L，前者是后者的 100 倍。长期暴露于砷含量高的地区可导致自然流产、胎死腹中和早产。即使在今天，安托法加斯塔（这里的砷含量是 30—40μg/L）妇女的生育率比智利南部和中部地区妇女的生育率明显偏低。慢性砷中毒还会导致角化病（皮肤上有鳞片状增生）、肺癌和膀胱癌。据阿里亚萨记载，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孟加拉国（饮用水的砷含量达 100μg/L）的缺陷儿童生育率是其他未受砷污染地区的 3 倍。照此推算，新克罗妇女的缺陷儿童生育率将会比其他地区高 30 倍。

因此，将尸体做成木乃伊具有特殊的意义，可能有助于缓和集体悲伤情绪。正如阿里亚萨所说：“新克罗木乃伊变成了‘活的’实体，像生者一样使用着相同的空间和资源。”实际上，死者成为生者的“延伸”，木乃伊甚至成为否定死亡的思想内容：通过将尸体做成木乃伊，它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不朽，肉体和灵魂借此存留下来。而且，由于木乃伊为灵魂提供了栖息之地，因此它们被视为活着的实体。在已发现的木乃伊中，自然形成的木乃伊与人工制作的木乃伊之比近乎 1∶1，这可能表明新克罗人将制作木乃伊视为一个自然过程，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将“不朽”赋予那些百里挑一之人。

除了砷中毒的危险，在这片河谷之中，古往今来频繁发生的地震和海啸也制造了恐怖气氛。我们从历史文献中得知，这片地区曾经被 1604 年、1868 年、1877 年和 1987 年的地震严重摧毁。在 1868 年和 1877 年，大海啸几乎毁灭了阿里卡全镇，当时巨大的海浪甚至将船只冲到了城镇中央。考古学家证实，古代秘鲁的普列塔圣地曾在公元前 700 年遭受过巨大的海啸冲击。有些新克罗人的墓地位于远离海洋、海拔较高的山坡上。即使在今天，强烈的近海洋流也给捕鱼业造成不小的困难。

时人认为木乃伊是“属于”这片土地的，也许是因为该社会正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

这些墓葬习俗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新克罗人墓葬中发现了致幻剂用具。“这表明，”阿里亚萨说，“在将木乃伊呈现给祖先的典礼过程中，为了与另一个世界相沟通并重新整合族人，新克罗人或某位宗教领袖会服用致幻剂。”这项习俗持续时间很长，在沿阿塔卡玛沙漠一带一直延续到公元 500 至 1000 年。在那里的墓地中，人们发现了装饰精美的鼻吸板和鼻吸管。阿里卡发现的木乃伊头发浓密，这为人们测试古人吸食致幻植物的种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气相色谱分析和质谱分析证明了骆驼蓬碱的存在，死藤/卡皮木（第 12 章介绍过）是可能的来源。在研究小组检查过的 32 具木乃伊中，3 名男性在骆驼蓬碱检测中呈阳性，这种生物碱对强力致幻药具有催化和增放作用。作为该项研究的首席专家，特拉帕卡大学的胡安·奥加尔德认为，骆驼蓬碱与医疗实践密切相关，它并非萨满所专用。研究小组在对一个婴儿木乃伊的头发进行致幻剂检测时发现阳性结果，这进一步支持了如下观点：这种致幻剂要么是作为药物使用的，要么是通过其母亲的乳汁摄入的。

蒂瓦纳科文明是繁荣于公元 500 至 900 年的内陆文明，其分布范围从阿塔卡玛沙漠延伸到玻利维亚的的喀喀湖周边。这一文明期出现了数量庞大的精致鼻烟用具，这一现象表明致幻剂的使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奥加尔德也注意到，卡皮木是亚马孙河流域所产植物，它并不在阿塔卡玛海岸区生长。因此，古代肯定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植物贸易网络。这凸显了灵魂飞升对于新克罗人的重要性（这可能也暗示，当他们从热带雨林迁徙到这片地区时，也将这一习俗带到了这里）。

在 32 具木乃伊的致幻剂检测中有 3 具木乃伊呈阳性，这个比例与我们所知的原始部族中萨满所占比例是完全一致的。木乃伊与萨满教之间的另一个联系的推测意味比较强。我们知道，萨满最常看到的幻象或梦境是自己被肢解，或化为一堆白骨，然后再重新组合，重获新生。萨满教和新克罗人的共通之处就在于此——新克罗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拆解和重新组合木乃伊，不过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古代新克罗人对此问题作何理解。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正如旧大陆一样，南美洲的土地—沙漠的局部条件之间具有由全球天气系统所引起的交互作用，这使得尸体的木乃伊化成为一种自然过程，这反过来促成了新克罗人的生死观，而这与萨满教的实践是相吻合的。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大规模向南迁徙，从而进入秘鲁和智利。新克罗人将木乃伊陈列在地面上，使其与社会剩余成员“互动”。在阿里亚萨看来，这一事实至少表明，丧葬仪式在阿塔卡玛沙漠地区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年。这不仅是祖先崇拜，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让祖先出现在部群之中，充当超自然世界的引导者和中间人，在面对变幻莫测和不利形势时充当保护者的角色。萨满死后很可能被做成木乃伊，以保证他们的永恒存在并维持他们的超自然力量。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虽然新克罗人最终消失（大约公元前 1500 年），但他们的丧葬习俗以及生死观和来世观却在后来的南美文明中存续下来并进一步演化。尽管埃及木乃伊的出现比阿塔卡玛沙漠木乃伊晚 2000 年左右，但其宗教意义大不相同，也远没有那么持久。

新克罗人对我们的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他们在沙漠沿海地区的早期定居生活违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正统说法：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农业是决定性的变革。新克罗人定居在那里，明显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偶然发现鱼可以作为可靠的食物（蛋白质）来源；第二，自然发生的尸体木乃伊化，连同高发的出生缺陷，为他们提供了方便的宗教变革条件，这是他们适应生存困境的权宜之举。这让我们想起了第 3 章中所提到的一种理论：萨满最初可能是被选出来的，因为他们显示出极地歇斯底里的症状。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第 11 章所讨论的马铃薯陶器，我们在那一章提到，具有面部缺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特殊之人或神圣之人。由于缺乏现代医学知识，先民们对精神或身体疾病和缺陷可能持截然不同的态度。

海洋假说

虽然新克罗人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消失于历史长河，但他们的几个文化因素仍存在于南美洲，这表明那里的文明之路是多么与众不同。

传统学术观点认为，世界五大“原始”文明的形成是这样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大约形成于公元前 3500 年（副产品革命时期）；埃及文明产生于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印度文明产生于公元前 2600 年左右，中国文明产生于公元前 1900 年左右，墨西哥文明则产生于公元前 1200 年左右。在这些文明中，复杂社会的发展遵循一个类似的模式：剩余食品刺激人口增长和人口密度增加（参见第 5 章保罗· 惠特利关于早期城市化和宗教仪式中心的理论），同时促进了书记员、艺术家、匠人和早期形式科学家（如占星师或术士）等非直接生产者的出现，而它们有助于界定文明的含义。在创造剩余产品的过程中，一个中心要素便是灌溉。灌溉使得沃土的数量增加，但灌溉本身需要精密的组织。因此，它也是一个自催化过程。文明的第二个界定标准是陶器。先进、复杂的社会需要储藏食物，原因在于：第一，防止来年歉收；第二，进行贸易，用其交换社会所需商品。作为容器的陶器在进行贸易时被运到国外，为了识别各自的陶器，标识的发明是十分必要的。如前所述，这些标识最终导致文字的出现。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以前，关于旧大陆早期人类发展的这种观点一直相当受人推崇，墨西哥文明与旧大陆诸文明的相似性似乎加强了这幅画面的真实性。不过，到 20 世纪 70 年代，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因为新出现的证据显示最早的新大陆城市复合体（第一批文明）的形成并不是剩余农产品所导致的结果。如前所述，新克罗人早在公元前 6000 年左右便已定居于智利沿海地区，他们主要是海洋民族。可能有人会说，他们根本没有“文明”——例如，没有大型建筑。但是这一短板并不适用于稍晚和更靠北的古代秘鲁居民。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哈佛大学考古学家（现就职于佛罗里达大学）迈克尔·莫斯利在秘鲁首都利马以北、苏佩河河口的阿斯佩罗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古代遗址，面积达 32 英亩。这个遗址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首先，它拥有六个台式土丘——也就是大型纪念性建筑；其次，这里没有谷物农业或陶器存在的迹象；最后，它与新克罗遗址处于相同的海岸线上且地貌特征相同。像新克罗一样，阿斯佩罗属于渔猎社会。贝冢研究以及人类遗骸的骨化学分析显示阿斯佩罗人大约 90% 的食物来自海洋。阿斯佩罗人会种庄稼，但它既不是谷物，也不是任何一种食物，而是棉花。棉花在内陆地区略有种植，种植目的是用其加工渔网。

莫斯利认为，一旦居民学会耕种棉花并将其织成渔网，在阿斯佩罗定居并创造剩余产品就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旦有了剩余产品，就会导致劳动分工，一些人专门捕鱼，一些人耕种棉花，还有一些人用棉纤维织网。他还推断这里种植有少量的果蔬，不过发展农业的首要目的是生产渔网的原材料。只有编织足够的渔网，才能维持水产品供给。莫斯利说，这里很可能已经出现社会分层。祭司—技师充当社会领袖或组织者，由他们组织建造供奉神的金字塔，而这些金字塔正是阿斯佩罗的主要特色。

并不是剩余农产品所导致的结果

1975 年，莫斯利出版著作《安第斯文明的海洋之基》。在这本书中，他大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考古学界公认的理论——只有农业才能支撑复杂社会的兴起——并不是普遍适用的真理。”他指出，秘鲁渔民已经逐渐形成了许多文明元素。虽然充分发展的城邦可能随着谷物种植和制陶术的出现（公元前 1800 年后）才得以成形，不过“复杂而关键的元素在先陶时代的海岸就已经奠定了基础”。

一开始，莫斯利的理论（海洋假说）被视为旁门左道的观点。不过，后来的放射性碳测定表明阿斯佩罗早在公元前 3055 年便达到繁荣状态。此后，他的理论开始流行。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理论成为正统说法。1996 年，经验丰富的秘鲁考古学家露丝·沙迪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她花费两年时间在这一地区，尤其是卡拉尔遗址（离海岸 12 英里，位于苏佩河上游流域）进行考古发掘。在工作期间，她逐渐相信卡拉尔和阿斯佩罗属于同一种文化，而且卡拉尔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城邦，几乎与阿斯佩罗同属一个时代，“但是规模更大，更先进”。她说道：“那使我意识到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将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方式。”她仍然坚持海洋假说的基本前提。但是，当她与莫斯利进行探讨后，他们提出了一些细化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卡拉尔最初可能是阿斯佩罗的殖民地，一个农业“卫星城”，建造该城的目的是供应织网用的棉花；但事实上，卡拉尔位于秘鲁最东部，那里有条件建立灌溉系统。而且，随着卡拉尔的发展，它的棉花产量随之增加，而且热带水果、豆类、辣椒、葫芦和木材的产量也在增加。卡拉尔居民拥有了足够的剩余产品，他们可以用这些产品与阿斯佩罗和其他沿海城镇交换鱼、软体动物和盐，也可以与邻近的谷地和山区内地居民进行更广泛的贸易。沙迪发现，卡拉尔有几种外来货物——来自厄瓜多尔的贝类，来自安第斯山地的染料，来自亚马孙盆地的致幻鼻烟。

沙迪指出，这种贸易获利丰厚，因此卡拉尔在规模和复杂性上迅速超越了阿斯佩罗，城市人口达 3000 人。这里至少有足够的居民定期重建金字塔。这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的：旧建筑用装满岩石的芦苇袋（称作“石卡拉袋”）填充，同时放入的还有祭品（陶雕，甚至人牲），然后用一层切割石和彩色灰泥覆盖表面。多层平台的顶层遗迹显示祭司在此进行燔祭，每个社会阶层都从下面仰看献祭仪式。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发掘出制造珠宝首饰（由贝壳和比较珍稀的石头做成）的作坊，还在一个点燃圣火的半圆形剧场发现由秃鹫和鹈鹕骨头制成的笛子。社会上层坐在用蓝鲸椎骨制作的凳子上。

因此，卡拉尔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卡拉尔繁荣于公元前 3055 年前后，它是新大陆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虽然它不如苏美尔文明古老，但与埃及文明年代相近，比印度或中国文明更加古老。其次，与旧大陆文明相比，它的兴起是通过一条不同的路线：不是通过以谷物为基础的灌溉农业，而是通过渔猎/棉花（可能也有灌溉），产生了同样复杂的社会。由于新旧大陆农业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旧大陆以种子种植为主，新大陆以缘体栽培为主，这使得美洲大陆居民的早期岁月与欧亚大陆迥然不同。

但是，在 2001 年以及 2004 年，两位美国考古学家对此提出了重要的修正理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4 年圣诞节前几天，由乔内森·哈斯和威妮弗蕾德·克里默组成的夫妻团队宣布，他们发现了大约 20 个独立的大居住区，分布于三个山谷中，面积超过 700 平方英里，位于利马以北大约 100 英里处。他们说，95 个全新的放射性碳元素测定数据证实这些遗址的大致年代是在公元前 3000 至前 1800 年之间。他们将包括卡拉尔在内的这一地区命名为“小北”。他们认为小北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那里的人们建造金字塔和下沉式广场，他们还认为它是一个存在了 2000 多年的文明。它当然可以与同时期的埃及文明相提并论。

小北的发现促使哈斯和克里默开始质疑莫斯利和沙迪关于卡拉尔（或小北）文明沿海岸兴起的理论。他们说，内陆遗址与阿斯佩罗和其他沿海定居点属于同一时期，而且在内陆地区，灌溉系统似乎才是剩余产品产生的基础和管理阶层出现的自动催化剂。同时他们承认，安第斯地区的复杂社会在陶器发明之前就已形成，他们也承认，虽然在灌溉系统的帮助下，包括棉花、南瓜、辣椒、豆类和鳄梨在内的各种植物在各地广泛种植，但几乎找不到储存玉米或其他谷物的证据。他们同意莫斯利和沙迪的说法：即使在内陆遗址，也发现许多鱼骨和贝壳残骸，不过他们指出，这些东西在内陆不及沿海地区常见。他们总结道：“这种早期文化似乎是在既无陶器和手工技艺，也无主要谷物食品的情况下形成的。我们知道，谷物通常是复杂社会最初的大规模农产品……古代秘鲁人的文明之路与旧大陆截然不同。”

这种差异到底有多重要？可以这么说，早期人类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政治和宗教思想）信仰，而思想信仰随后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差异对新旧大陆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例如，渔业受月球运行周期和潮汐周期的控制，而农业由太阳运行周期和降雨周期决定。大型灌溉系统需要大量人力的通力合作才能维持运行，开垦土地同样需要大量人力。而苏佩河流域的小型运河只需家族或部落成员便可维持运行。在渔业领域，一艘由少量人员操控的小船便可捕到绰绰有余的食物，一年到头都在“收获”。西班牙人大征服时期，在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北美或南美土著人的捕鱼和农耕是两个互不相关的职业。而且种群相互隔离，人们在各自的职业群体内通婚，往往讲不同的方言。沿海居民在海岸线上种植多多拉芦苇，用以制造船只。他们不像农民那样种植谷物或缴纳贡赋。实际上，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渔猎部落用海洋蛋白质来交换农业部落的碳水化合物。据此推测，更早以前可能也存在类似的局面。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在文明发展轨迹上，卡拉尔文明与旧大陆原始文明存在重大的、根本的差异。而且，通过对阿斯佩罗、卡拉尔和其他小北地区文明遗址的鉴定和年代测定，现在我们至少能够将同一时期新大陆和旧大陆某些特定的早期遗址进行对比，同时详细探究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在每个地点，我们所探讨的习俗/制度都恰巧处于公元前 4000 年代末期。假使早期人类是在 125000 年前离开非洲的，那么文明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存在 300 至 500 年的差距，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们本质上是平行的，这个问题意义重大，我们不应视而不见。

宗教变得更重要了吗？

美索不达米亚在气候变化方面与南美洲存在某些共性和差异。事实上，除美索不达米亚外，其他地区的气候变化更加剧烈：考古记录显示，在爱琴海东南地区、（以色列以西的）东地中海地区、亚喀巴湾、红海地区以及沙特和也门半岛全境，全新世早期（在 10000 至 6000B.P. 之间）的气候更加湿润。据推测，当时的湿度比现在大 10%—32%。在 10000 至 7800B.P. 期间有一个“大雨季”，7000 至 6500B.P. 之后，阿拉伯半岛上空的季风逐渐减弱，这导致各地的气候逐渐变得干旱。正如同一时期的南美洲海岸，这些地区的海平面在约 6300 至 6000B.P. 期间维持稳定状态。从 15000 至 5500B.P. 开始，但主要是 8000B.P. 前后，在波斯湾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巴士拉的地区逐渐被淹没，海洋预计以平均每年至少 100 米的速度蚕食陆地，蚕食面积大致相当于大不列颠岛的面积，但之后速度逐渐降下来，直至几乎停止。这个所谓的“海侵”可能对殖民思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可能催生出“洪水”观念，而洪水观念后来被融入《圣经》。人们定居在海湾地区——考古学家已在沿岸地区发现橄榄油压榨作坊和贝冢。按照伯明翰大学杰弗里·罗斯的说法，在约 8000 至 7500B.P.期间，高达 40 至 60 个考古遗址（居民点）“几乎在一夜之间”沿这片海岸冒了出来。全新世早期至中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居民点发现了许多海洋生物化石，而且这些化石不是呈线性分布的，这表明那里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可能形成了海上贸易网络，却暂时没有灌溉的需要。

而思想信仰随后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发展

到那个时候，农业在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发展繁荣了数千年。这一地区北部尚无须灌溉，因为这里雨量充沛，足以在荒漠地带形成河流。而在两河流域南部，随着气候变得越来越干旱，这里开始发展灌溉系统。“公元前 4000 年代中期的文献证明了气候的变迁（按照克里夫特和普拉姆的说法，这个变化是由季风减弱引起的），它发生在 200 至 300 年的时间范围内，似乎遏制了定期淹没大片土地的洪水，并在相对短的时期内排干了大片区域。因此，巴比伦尼亚的大片地区变成永久定居的理想之所。”

考古发掘证明，伴随这一气候变迁而出现的（按照古纳·海恩索恩的说法，气候变迁引发了环境灾难）是居住模式的突然变化：从非常分散和相当小的单独居民点演变为前所未有的、规模大得多的密集居民点。这些地理条件似乎促进了公共灌溉系统的发展—这些灌溉系统并不复杂，至少在那一时期是这样。尽管如此，它们仍使大麦产量有了明显提高（当时大麦已从二棱大麦突变为六棱大麦），而且灌溉系统也教会人们协同劳作。

有人说，事件的发生在时间上或在地点上密切相关，因此此事乃彼事之因。对这种说法，我们应该一直持谨慎态度。但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气候与灌溉系统似乎确实存在这种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独特的气候条件——这里的灌溉能明显提高庄稼产量，这里还有足够的可用水——让这里发展得更容易、更迅速。关键的问题是：一方面，这里的土地适于居住；另一方面，这里的可用水如此丰沛，几乎每块可耕地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获得灌溉水。“这里年年丰收，这一情况……造成了一片‘乐土’的诞生。”另一个因素是：两河流域南部的冲积平原缺乏其他产品，如木材、石料、矿物和金属。这片“乐土”所产的剩余食物被用来交换这些产品，从而促进了密集关系网的形成，同时为城市人口专业分工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这可能是导致城市人口多样化的因素之一，而人口多样化正是早期城市生活的一大特征，超越了简单的亲族集团。这是令人振奋的进步：人们第一次投入到与食物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活动中。不过，这个发展可能会引发群体焦虑：为了获得必需品，人们不得不依靠他人，而不是他们的亲属。这种潜在的焦虑可以解释那些史无前例的规划与工程——巨大的、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事业，因为它们有助于培养团体精神。出于同样的原因，宗教很可能在城市里变得比在以前的社会组织里更加重要。这是不是印证了霍恩索恩的理论：文明诞生于灾难之中？

学界普遍认可的最早城市是埃利都，其遗址位于距离波斯湾 100 多英里的内陆地区，现称阿比沙雷恩。它的实际位置十分独特，因为它正处于海洋与陆地之间的一片过渡地带。它靠近冲积平原，紧邻湿地，这意味着它能够轻易得益于三种生态系统——冲积层、沙漠和湿地，并因此发展出三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农耕、游牧和捕鱼。但是，还有一个宗教原因可解释埃利都的出现（让我们回想一下保罗· 惠特利的《四方之极》）。这个城市位于一座小山丘上，四周洼地环绕，地下水在洼地中聚集。城市周围的地区不啻为一片湿地，在雨季形成一个相当大的湖泊。因此，这种地理构造完全符合（或解释了）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宇宙观——美索不达米亚人将地球描绘成一个圆盘，四周环绕着巨大的水体。由于埃利都的地理构造映射了这种宇宙观，因此它就成为圣地。

“埃利都”意为“强大之地”，它在苏美尔神话中是水神恩基的阿布苏神庙所在地。在苏美尔语中，“阿布”意为“水”，“苏”意为“远”，阿布苏神庙被称为“地下水之宫”，是文明之源。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鱼骨堆积，这可能表明阿布苏信仰持续了千年之久。按照苏美尔神话，水神从地下蓄水层汲取力量，在人类没被创造出来之前，地下水域是众神生活之所。捷克史前史学家彼得·查瓦特说，埃利都被认为是一切智慧的汇集地，也是知识之神驻扎地。在这里，最初的宗教圣所可追溯到公元前 4900 年，持续存在于 18 个地层，时间跨度在千年以上。他认为，“最早的、通俗易懂的普世宗教似乎诞生于埃利都”，在当地陶器上所使用的三色组合与宗教崇拜有关。红色证明尘世的存在，黑色代表死亡，白色表示永恒的生命和纯洁。

在城市文化出现之前，小北地区似乎也发生过一个重要的气候事件。但是，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事件——海平面稳定下来。在我们看来，它至少产生了三个影响。第一，它使海产品的类型固定下来，从而促进了渔猎技术的发展和巩固。第二，它使海岸线渐趋稳定，从而使定居更加容易和持久，进而促进了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成熟。第三，它使得从安第斯山脉流向太平洋的河流坡度稳定下来，河道不再变更，进而为人们沿河而居（包括建设灌溉沟渠）创造了便利条件。三角洲地区也因此稳定下来。

在每个案例中，城市化都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被一场特殊气候事件所引发。我们已经在第 5 章讨论过这些事件：旧大陆的季风渐趋衰弱，新大陆的厄尔尼诺现象越来越频繁。

两地之间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两者都被视为圣地。露丝·沙迪相信卡拉尔的神圣性。这可能还是由于卡拉尔是个易于灌溉之地，因此小北地区的居民认为它是神所眷顾的地方。事实上，2003 年小北地区发现了一个瓜瓢残片，放射性碳元素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 2250 年，在该残片上有一个清晰的、卡通式的人物形象——獠牙外露、手持棍棒，这可能是美洲地区已知最古老的神灵形象。

另一方面，对于海恩索恩的理论，克里夫特和普拉姆不得不赞同的是：显著的环境事件（大灾难）会造成足够大的创伤，从而引发大范围的剧变，这就是我们在城市起源相关考古发现上所看到的。它也强调了惠特利的观点：最早的城市是宗教实体。

埃利都和阿斯佩罗/卡拉尔之间的一个深层差别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速缓慢，为了在两河之间的土地进行耕种，必须挖掘相当长的公用沟渠，而在小北地区，由于河流流速快，严重切割了地形，加之荒漠散布其间，短沟渠才是必要的或可行的，而且沟渠的挖掘和维护仅凭家族力量即可，无须更广泛的社会力量。

这一差别到底有多重要？我们无法得知。到公元前 3000 年代中期，乌鲁克成为“郊区”的中心。这个“郊区”实际上是受乌鲁克影响的乡村地区，以乌鲁克为中心向外延伸大约 12 至 15 公里。在这片地区之外是大约 2 至 3 公里宽的未受乌鲁克影响的区域。接下来是另一个城市乌玛的郊区。美索不达米亚至少有 20 个这样的城市。这种布局，尤其是这种郊区，是战争所造成的吗？考古学家认为，在城市发展的某个阶段，它们的原始功能是防御。但是，这种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最初，即使在城墙高大而复杂的中东地区，城墙也是在定居之后才出现的。例如，乌鲁克在公元前 3200 年前后已大体形成，但直到 300 年后，也就是公元前 2900 年左右，居民才建造城墙。这可能意味着城市与公共灌溉相互支撑、协力发展，这随后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几代人以后，人口越来越多，可耕地的争夺也日益白热化，战争随之爆发。

城市化都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被一场特殊气候事件所引发。

也许，我们还要考虑如下事实：埃利都和卡拉尔都是圣地——这是城市生活的原始动力，如保罗· 惠特利所言，某种形式的公共崇拜可能是由灾难所引起的。与美索不达米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小北地区，不仅任何城市周围都没有城墙，而且没有任何武装冲突的迹象。没有发现武器，没有残缺不全的尸体，没有烧焦的房屋。这是不是证明鱼是小北地区食物的主要来源呢？如果小北地区的城市不像两河流域的城邦那样依赖耕地，它们就没有必要为之而斗争。而且，人不能像占有土地那样占有海洋，秘鲁沿海地区的鱼类资源如此丰富与充足，争斗也是没有必要的。除此之外，小北地区具有特殊的自然地貌：这里的山谷相对陡峭，步行到其他地方至少需要一天，其间散布荒凉的沙漠，这就意味着许多城邦并不相邻。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较少，因此冲突较少。即使是现在，这片地区容易浇水的土地仅占到海岸可耕地的 2%。美索不达米亚和小北地区的另一个差别是它们各自用以交换的剩余产品。关于这一点，我们尚未进行充分探讨。谷物种子保存时间较长，虽然它不是无限期的，但能保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之相比，鱼容易腐坏，除非人们发现保存它的技术。

考古发现已经证实，至少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些早期城邦通常分为三个区域。首先是城墙包围的内城，内城里有城邦守护神的神庙、统治者/行政人员/宗教领袖的宫殿以及大量私人住宅。其次是外城，由规模小得多的住宅、公共园地和牛圈构成，为市民提供日常农产品和给养。最后是商业区。虽然被冠以“港口”之名，但这片地区是陆路贸易的场所，也是外国商人和本地商人的居住地。在很多情况下，城市的名称显示了它们的视觉外观。

在卡拉尔，神庙位于中央地带。中央地带周围是上层社会居住区，住宅是灰泥结构，墙体抹上灰泥，色彩鲜明。再往外就是迈克尔· 莫斯利所说的“下层社会贫民窟”，这里的房屋由藤条造成。小北地区（但不是在卡拉尔）发现了石造武器库和制作首饰的（抹有灰泥的）石造作坊。卡拉尔城内有一个处于低洼地带的天文观象台和一个圆形剧场，乐师演奏用的鹈鹕骨笛也已发现。小北地区没有发现文字，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确定它的文明是否发展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样复杂的程度，但它的神庙令人过目不忘。神庙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证明了有组织信仰的存在，而且因为它的建造是以有组织的劳动力为先决条件的，而且劳动力的规模应大于几个核心家庭，因此是复杂社会的证据。

在这些最初的城市中，大部分生活围绕着神庙进行，不过神庙并不总是被用作神庙。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神庙内经常布满“日常物品”，如普通陶器。而且，神庙似乎不总是保持整洁状态，就好像它们至少在某些时候向公众开放。在废物堆中发现了许多鱼骨。宗教崇拜相关人员是最显赫的社会成员，在埃利都和乌鲁克，平台式神庙的存在证明已经有公共机构来组织建设这样的建筑——这些是继巨石建筑之后的纪念性建筑典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平台式神庙越建越高，最终变成顶端矗立神殿的多层寺塔。这些寺塔被称作“兹古拉特”，这个词是在亚述词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可能来源于更早的阿卡德语词汇“zigguaratu”，意即顶端或山顶。这种日益复杂的建筑必须有人维护，而这需要高度组织化的信仰。“兹古拉特”这个词也让我们想到了山脉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意义。

意义重大、规模庞大的神庙在早期城市的经济生活中起着中心作用。巴巴是拉伽什的守护神。来自巴巴神庙的记录证明，公元前 2400 年前不久，这座神庙的地产面积超过 1 平方英里。土地上种植着各种作物并维持 1200 名神庙服务人员的生存。这里既有专业面包师、酿造师、羊毛工、纺织工，也有奴隶和一名管理人员。确切地说，佃户不是奴隶，他们与神庙的关系似乎是封建制的早期形式。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新分工，我们还可以加上理发匠、珠宝匠或金属匠、裁缝、布料商、洗衣工、制砖工、园丁、渡船夫、“卖唱者”以及考古学家最感兴趣的书记员。神庙区以外是居住区和宽阔的墓地，这是埋葬社会精英的地方，由于从来没有两个以上成年人埋在同一座墓中，这可能表明当地盛行一夫一妻制。

在布局、形式、大小和种类上，苏美尔和小北地区的纪念性建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的大型建筑神庙都是突然出现的（这支持了环境灾难引起这一变化的说法），它们都采取角锥体形式。不过，我们有必要提及以下下这个虽然无趣的事实：在没有金属或水泥的条件下，底部宽、向顶部逐渐收窄的角锥体可能是大型建筑所能采取的唯一形式。苏美尔和小北地区都是几个金字塔聚集在一起——通常是有个大金字塔，周围环绕着大约 6 个小一些的金字塔。在这两个地方，大金字塔似乎被献给重要神灵，而小金子塔被献给次要神灵。在接近更高级别的神灵之前，可能先要安抚级别低的神灵。

在阿斯佩罗的 17 个台式建筑中，有 6 个是棱锥台结构（平头角锥体）。其中最大的叫作偶像圣殿，长 40 米，宽 30 米，高 10.7 米，台顶建有顶房和庭院。高台横饰带由黏土制成，样式规整，色彩鲜明。这些台式建筑显示有卵石、玄武岩砌块砌体以及土坯结构的迹象。它们由石墙房屋构成，石墙房屋属于前后相继的历史时期，台庙是通过不断填充先前的房屋建造而成。外层平台的墙体建造方式如下：先将巨大而尖锐的玄武岩石块嵌入黏土灰浆，然后用灰泥磨平，偶尔用色彩加以装饰。

在卡拉尔，最大且最复杂的金字塔底部大约是 140 米 × 150 米，高约 20 米。这个重要的金字塔的地基长 153 米，宽 109 米，从底部到顶部的高度有 28 米。帕拉伊索，位于夏龙河河口向内陆 2 千米的地方，毗邻冲积平原，是先陶时代最大的纪念性建筑，比它同时期建筑大 3 倍，曾是全南美地区表现组织力和劳力投入的最突出代表。该遗址由 10 多个台式建筑组成，分布于 60 公顷的地区，中心建筑群由7个台式建筑构成，布局上大致呈 U 形（其中最大的建筑位于 U 形臂上），围绕其中的是一个地势低洼的广场。这种布局在南美的建筑构形中十分普遍，我们将在后面考察它的宗教意义。两个最大的建筑用于居住，“没有发现不合家用的人工制品”。该遗址统一朝向北偏东 25 度，与公元前 1500 年冬至的日出相垂直。帕拉伊索的石墙厚达一米，表面抹有灰泥。石料是从附近的山上采来的，略加修整。由于完全是石造建筑，其总重超过 10 万吨。

这一地区后来的（也就是公元前 3000 年代和前 2000 年代）建筑甚至更加壮观。佛罗里达圣殿长 250 米，宽 50 至 60 米，高 30 米，是当时最大的建筑，U 臂下端向侧翼延伸 500 米，形成了一个可容纳 10 万人的大广场。遗址石墙覆以灰泥，并被涂成黄色和红色。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几个变化的迹象是很明显的。例如，先陶时代的遗址，如阿斯佩罗、里奥塞科、普列塔圣殿和德绍盐滩，全都位于太平洋沿岸；而在陶器时代初期，台式建筑建在远离海岸线的地方，这反映了从海洋生计向灌溉农业的演变。公元前 1800 年前后的人口增长，也就是向灌溉农业转变之前的人口增长，可能依赖于丰富的渔业资源。

而且因为它的建造是以有组织的劳动力为先决条件的

卡拉尔人主要栽培番石榴、棉花、葫芦和菜豆。主食可能包括两类玉米、一种甘薯和姜芋。莫斯利说，如果这几种代表了当地所种作物，我们很难理解单靠园地栽培如何能够供养大量人口，而且在卡拉尔找不到主食遗存，这进一步增加了如下推断的可能性：居民不可能常年生活在那里。人工种植主食类植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们能够收获丰富的主食并储存起来，在来年收获之前维持人们的生存，而水果或豆类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卡拉尔人的蛋白质是通过棉花和栽培产品换取的海产品获得的。渔民实际上养活了沿海农民。

莫斯利说，新克罗人的证据证实了这一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里制成的木乃伊包括大量婴儿木乃伊，这些婴儿受到优厚的丧葬处理，这是早期阶级形成的表现。毋庸置疑的是，阿斯佩罗/卡拉尔文明的基础是海洋，原因有两点：第一，在这些地方几乎找不到农耕证据；第二，骨化学分析证明当地人的食物有 89% 来自海洋。

埃利都和阿斯佩罗/卡拉尔各自的消亡方式进一步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埃利都经历了逐渐的衰落过程，从公元前 21 世纪开始，直到公元前 6 世纪彻底灭亡。权力向北方的瓦尔卡和乌鲁克转移。不过，为了纪念它的辉煌历史，埃利都后来得以重建，可能充当了宗教中心。但由于沙丘的侵蚀和盐水的上涨，这座城市逐渐消亡，传奇的富饶之地终成历史。

与之相对比的是，最近的证据证明：厄尔尼诺的出现促进了阿斯佩罗和卡拉尔的创建，因为公元前 3800 年前后，为了应付日益频繁的 ENSO 事件，人们开始建造神庙。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越来越频繁的厄尔尼诺事件最终也宣告了小北地区的消亡。按照迈克尔·莫斯利的说法，一系列地震、特大暴雨、洪水以及土壤沙化，开启了几代以后小北文明终结的过程。这一说法得到了露丝·沙迪和缅因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的地质学家的支持。

苏佩人（苏佩河流域的居民）的强盛持续了大约 2000 年，但大约 3600 年前，一场预计至少达到里氏八级的剧烈地震及其连锁效应毁灭了整片地区。地震摧毁了金字塔群的墙壁，这些建筑材料因此与山崩带来的泥石混在了一起。漫延的洪水紧随而来，但这仅仅是开始。山谷四周的山脉在地震（及随后的余震）的作用下剧烈晃动，大量的岩石挟带其他碎片倾泻而下。随后的厄尔尼诺事件引发大暴雨，暴雨将岩屑冲进海洋，与海岸平行的强大洋流将岩屑和沙土重新堆积成巨大的海岭，这就是今天的梅迪奥蒙多——它封锁了那里的海湾，迅速将它们变成充满沙土的死亡区域。常年存在的强大离岸风将沙子吹回陆地上，阻塞了灌溉系统，掩埋了田地土壤。按照莫斯利及其同事的说法，在几代人的时间内，曾经富饶多产的地区沦为几乎无法居住的不毛之地。

埃利都和阿斯佩罗/卡拉尔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原因有二。第一，它们进一步支持了前述观点：旧大陆的生活（宗教和经济生活）主要与日益衰弱的季风相关，而在新大陆，主要问题在于自然过程的不可预测性和暴力性。第二，它们的发展轨迹突显了美洲大陆的自然世界与欧亚大陆的自然世界的巨大差异。缺乏驯养动物不仅意味着新大陆缺乏关键的食物来源，而且意味着它也缺乏关键的能量来源，因此美洲人追求的生活方式必然更加受限。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将不断体会驯养哺乳动物和游牧方式的缺失在新大陆发展史中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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