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我在北大校园已经有三十三年的历史，我在北大做了十年的学生，又做了二十多年的老师。三十多年来，我跟老师们交往，跟同学交往，阅读，写作，出自己的书，上自己的课，从来没有感觉厌倦过，我想这就是北大的魅力。

北大会给在这个校园里的每一个人以足够的空间，让你通过自己的思考去解决你的问题。而且因为这个平台很大，所以不仅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观察、研究中国社会。在整个社会当中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当然这个角色是看每个人能力的大小。

另外，我认为在北大最好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不会太为外在的、物质性的东西所束缚，包括像我的老师们，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在那样俭朴的书房里、办公室里做研究，乐此不疲。对于我和比我更年轻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示范，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应该这样生活，而不会卷到社会的浪潮里面，把不住自己。

在北大校园里面活得可以比较自在，而且个人的能动性也可以得到充分地发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课堂，通过阅读，通过和同伴的交流，来推进自己的思想。

而且作为北大人，包括我们的老师和同学，都有某种责任感和一种责任的伦理意识。一方面是在学习和研究中解决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家都会觉得作为北大的人应该要承担些什么。这就使得老师和同学们，在谈问题的时候不会总是在发牢骚，或者只关心自己，而是认同于我们应该想一些大的问题，我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什么。因此我们的阅读、研究和生活就会爬得更高一些。

我想这大概就是“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独立就是人的主体能动性被最大地焕发出来，而自由就是你可以思考无穷无尽的问题，并且能够通过学术找到思考这些问题的途径。

我想我是一个被北大完全塑造的人，因为在1989年考上北大，1990年进入北大校园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傻乎乎的小文学青年，当时也没想过未来要做什么。那时最大的困惑就是我好像对很多问题都感到困扰，但是不知道如何面对它，特别是自我的困扰。可是在校园里生活了这些年以后，我觉得我很沉着，而且我的内心也比较厚了，不会为一些小事而干扰自己，而且我好像觉得自己可以持续地这么推进下去。在这座校园里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可以成为我的榜样。大概这就是我对北大精神的理解。

我在决定要读研究生、读博士的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老师了。当时我非常崇拜戴锦华老师，因为戴老师从1993年到北大讲电影课起，她的课堂每一次都是满座。我们那时候的一大乐趣和一大期待的事情就是戴老师的课，成群结队地去占座位，去听课，下了课跟戴老师打招呼等等。

我在读博士的那段时间里跟戴老师走得非常近，除了听戴老师讲课，还包括课后的交流和互动，向她提问题。我从戴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在课后学到的东西更多，包括我们几个同学一起跟她吃饭，一起去看话剧，一起去看电影等等。从戴老师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她的激情，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她那种能够把她对生活和社会的观察转化成一种理论思考的能力，这对我当时特别有启发和教育的作用。

另外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就是我的导师洪子诚老师，洪老师是位特别严谨、特别有威望的老先生级别的老师，我当时文学青年的气息还很重，所以就想跟洪老师学习什么是严谨的学术，包括如何处理史料，如何从史料当中提出问题。

因为我受这两位老师的影响比较大，所以随着我的研究的推进和年龄的增长，就有朋友开玩笑说，我的风格是“戴锦华+洪子诚”。我想是因为两位老师身上具有的风格，以及他们的学术探索，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我希望这两方面我都能够兼顾。

一方面我懂得学术的意义是什么。学术不是死的知识，学术的意义是帮助我们回应自己的问题，回应我们周围的生活、我们身处的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戴老师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和示范的作用。另一方面，学术也不是可以自发地形成的，它需要经过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我从洪老师那儿学到很多。

这两个学术和思想经常是互为一体的，我会觉得戴老师是有学术的思想，洪老师是有思想的学术。只是就我个人而言，怎么理解、推进和把握，是我近些年慢慢形成自己风格的一个底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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