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个人生命经验的突围：从女性、学者到思想者

上周，贺桂梅教授携新课《北大贺桂梅教授的女性文学课》入驻哔哩哔哩，迅速收获超过1.2万粉丝，也收到了“云学生”们的热情表白。这门以文学作为媒介，以女性主义作为方法的课程，真正指向的是：如何认识我们今天的处境。

贺桂梅教授在1994−1997年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开始参与女性文学批评。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顺义召开，文学界、学术界、媒体界等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潮。她开始读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徐小斌、徐坤等人的小说，也开始在戴锦华、夏晓虹、张京媛等老师们开设的女性话题课程上接触到女性主义理论，并意识到自己的性别经验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

自1995年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性别的神话与陷落》，到完成学术著作《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在近30年的时间里，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研究始终是贺桂梅教授关注的一个重要维度。她在《“个人的”如何是“政治的”——我的性别研究反思》一文中，曾提到：“无论是从事文学史、思想史研究还是当代文化批评，从性别角度介入相关问题的讨论，常常是自己会努力尝试的一种方式。”

何为女性文学？对于我们有什么启发？在最新录制的短片中，贺教授讲述了自己在个人生命成长的阶段与女性文学的相遇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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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贺桂梅教授的女性文学课》已在bilibili上线

世妇会前夕，北京街头的电影海报

当时女性文学吸引我的是，作为一个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这些困惑，看起来是不那么学术的，人们也不用学术的方式跟你讨论这些问题。但实际上这些困惑对我的生活，以及我周围同学的生活，特别是日常的、私人的场域，构成了不小的困扰。

比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小是被当成一个假小子看待的，我没有受过特别多的训练说“你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女孩，你的坐姿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我从小就没有受过这些“束缚”，或者说对这一性别的展演的面向了解不多。

本科毕业，贺桂梅（左）与好朋友合影

可是当我读大学了，我就要作为一个成年人跟大家交往，就会发现人们对我是有预期的，你是一个女性，你就应该怎么样。比如你应该被动一些，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人交往。当然我还不提让我非常生气的那种，完全不尊重我们意见的那些行为。

总之，我觉得每一个人在青春期都会有这些性别方面的困扰，我发现我们来研究女性文学，我们来探讨女性主义的理论，它回应的是跟我的生活切身相关的很多问题，而且我通过阅读那些文学作品发现这些是可以被书写的。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相关性，出于一种内在的、深切的相关性，使我开始有很强的动力去阅读，去思考，去写作。

实际上我的学术发表最早就是关于女性文学方面的，但是大概在读硕士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就中断了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为什么呢，第一，我不愿意为了约稿去写，当时女性文学是个大热点，所以就经常会有编辑来约稿。而我更愿意为了回答我的问题，回答我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精神上存在的问题而去写作和思考。第二，我同时感受到某种理论上的困境，或者是理论上的不够。就是好像大家说来说去都同一套话，所以我就不想反复地重复。

我在读书期间曾经参与过中央电视台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专题节目的拍摄，那段关在中央电视台租来的某个宾馆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大量地阅读了关于女性主义和性别问题、女性问题的一些历史、社会史研究方面的著作，这样就补足了我原来关注文学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某种不足。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

虽然我的重心是在做当代中国和当代文学研究，但实际上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关于女性文学和性别问题的研究。只是我会更偏向电视连续剧，电影这些大众文化当中的性别问题。

而且我在很早以前就说，谈论女性的问题不是要变成“女人主义”，而是要把性别的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场域里来讨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直接地面对女性问题，面对女性文学的问题。

所以，大概从博士毕业（2000年）到我完成《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这本对我来说相对重要的学术著作，这段时间内，我仍旧在做女性文学和性别研究，但是我是把它放到大众文化或者文化研究的脉络里。

这次决定讲女性文学的课程，首先涉及到的是对文学的理解，为什么谈文学，而不是谈电视连续剧、谈电影。

第一点，是因为当我回过头来看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时候，这一百多年间，文学在各种叙事媒介中，是最核心、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实际是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文学的位置相对地边缘化，但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那么其实文学是最重要的媒介。

第二点，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它提供了远远比其他的媒介更深入、更丰富的、更复杂的书写，这也使得我们今天需要很自觉地来直面我们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拥有的这一套遗产或者说财产。

因为中国的女性问题跟日本、韩国，跟西方不大一样，这有很多的原因可以解释，而且事实就是如此。可是我们在理论上经常跟着西方跑，而没有意识到我们传统的根基在哪儿，我们在二十世纪积累了什么经验，在文学书写当中它提供了这种想象的空间。我们没有太深入地推进相关的研究，所以这也是我有兴趣重新探讨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点，跟我自己现在的年龄有关，因为我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青年，一般来说四十五岁以后就不叫青年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年龄放得很宽。但确实我自己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大概是在我四十八岁的时候，完成了《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这本书，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觉得自己慢慢地、逐渐地脱离了那种情绪化的，内心始终不是很安宁的，那样一种青春的状态。而开始觉得自己变得比较沉稳，也比较自信。

与此同时，作为母亲，无论是带孩子，还是参与家庭生活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磨砺和磨炼。我大概在三十八岁的时候有了孩子，在那之前我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学青年，生活比较自由，比较随意，对自己的约束也不是很多。但是进入这种有孩子的家庭生活之后，就有很多事情需要约束，同时你得要有一种智慧，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处理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问题，还要包含你去协调与他人的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磨炼。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的各种各样的经验，也是在我这个年龄想去讨论和反思的，这也是我在不断地回顾和思考的时候，发现性别问题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维度，因此我就更愿意跟同行、朋友和学生们交流和讨论这些问题。

这使我想起六十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家、社会改革家贝蒂·弗里登写《女性的奥秘》。她一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天分很高的研究者，可是她被迫地回到家庭中去带孩子，而且三、四个孩子，她觉得很困扰。开始她认为大概是她自己的问题，但是后来她通过跟同行，跟同为家庭主妇的那些朋友、老同学去沟通的时候，才发现她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因此她才萌生出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做一个调查，我要写一本书。

我觉得做女性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跟我们的生命是直接相关的，跟我们在日常生活，甚至是那些私人生活场域里面遇到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这样的学术探讨会更有一种血肉感。

所以我希望通过女性文学这门课，我们是在谈文学，同时我们也在谈女性共有的、共同面对的那些困惑、生命经验。

我很珍惜这样的交流机会。我也希望这门课能够真的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不是我教给大家什么，我告诉大家什么。其实那些问题是我们共有的，只是我谈我的想法，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谈文学是如何书写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这个问题讨论的空间，讨论怎么样来面对。这是我愿意来开女性文学这门课的很重要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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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课

▴ 视频来自@北大贺桂梅讲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