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多月没写文章，略感生疏，但“天下说法”二十多万读者的热情，还是鼓励我继续写。只是，写得内容太真实，太具象，有时会触动某些老爷的神经，时不时给我点儿警告。比如去年就某案件引发的舆情，让我吃了执业生涯的第一张黄牌，一向“称职”的年检，今年破天荒地成了“基本称职”。还好没有像周泽律师一样被停业，得心怀感恩。办了那么多无罪案件，收获那么多当事人锦旗，没获得有司任何表彰，倒混成了刺头律师，真是失败。作为兼职的刑辩律师，疫情期间生存艰难，办案也如履薄冰。上半年基本是停工状态，几个月没法会见，没法开庭，出差也省了。研究生的课上了几次线下后全部改为线上了，学生有的干脆是在隔离状态下参加的考试。家里多了个重症病人，不出差也让我有时间可以全天候待命，不至于天天不着家。只是，手上的案件还是得办啊，这不，暑假一来，积压已久的各种案件接踵而至，感触也颇多。为了避免遭司法机关投诉，我下面只对事不对人，也不针对具体案件，只说现象。
会见，是刑辩律师的基本工作。疫情期间，能视频会见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虽然不能面见嫌疑人被告人，但该准备的东西一样也不能少，三证、核酸报告、疫苗、健康码、行程码、健康证明，还得提前预约那宝贵的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我在山西的一次会见中，因为我去过外省，临时调整为视频会见，临时从看守所赶去某分局办案区。可是，起初连门都不让进，说外地律师要三天两检才可以，可是我就在当地停留一天，怎么三天两检呢？因为疫情，叠加案件本身证据不足的因素，天津武清某案我们坚持了三年多，一审还没走完。被告人是2019年2月初被羁押的，起诉是2019年9月30日，本来可以在当年就开完庭，结果审判阶段检察院多次补充证据，年底遭遇疫情，一延再延。但即便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也已经开了四次庭，每次开完庭都知道证据不足，应该无罪，检察院就再补充证据，下次再开，没完没了。一个明显无罪案件，未决羁押三年半还没出结果，全国也罕见。
最令人震惊的是，疫情期间某次视频开庭中，公诉人举证时拿着报案人的短信打印件，我要求看手机原件。可拿到手机后，我通过检索短信，意外地发现了该报案人与经侦办案人员，与区委副书记的很多请托内容，证明该案就是一个人情案，我的当事人之所以被千里迢迢羁押至此，就是源于报案人的诬告陷害。我把这个情况向当地监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做了汇报，可是至今也没有下文。此案若不昭雪，我将义务地为其申诉控告到底。还是因为疫情，我代理的江西某重大案件也中止审理，恢复后进行过一次庭前会议，现在又停摆状态。因为一审没让我介入，法援律师占据辩护席，导致本该进行的公平公正对抗成了一边倒。而媒体大肆的偏颇报道，以及当地公诉机关的越位宣传，令不明细节的网民也被带了节奏。现场没有任何生物检材，没有实行行为的任何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仅凭推断其明知应知，就可以给人判三个死刑？不多言，等疫情好转后的现场开庭吧。
出差办案，得适应各地的防疫政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法释［2021]12号）第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开展在线诉讼应当遵循合法自愿原则，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诉讼方式的选择权，未经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同意，人民法院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在线诉讼。也就是说，在线开庭应遵循“双同意”原则。所以此前我助理去参加陕西某涉黑案开庭时，因为辩护人均要求线下开庭，他是提前去了隔离一周后才参加庭审的。在线开庭效果差，影响举证质证，影响庭审效率和效果，为当事人利益也得坚持线下开庭。可是，我最近参加宁夏某涉黑大案的庭前会议时，发现中院连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规定都不遵守了。他们要求律师“顾全大局”，可是谁来顾全被告人的冤屈呢？这种案件一旦被拔高，就是他们的身家性命，就是几十个家庭的破碎，怎么没有人顾顾他们的自由、财产以及妻儿老小呢？第一被告明确反对线上开庭，我作为其辩护人也明确不同意，还有其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希望线下开庭，法院最后却都没有采纳。我坦言，这是严重的程序违法！
这个蹊跷的案件，也进行了差不多三年了。去年七月时在某区法院召开了庭前会议，我提了很多申请，然后没等到回复该案就中止了。然后该案莫名其妙改了地域改了管辖，成了另一个地区中院的案件。它是怎么从基层法院撤回又转到另一个地区的检察院并移送中院的，中间过程不详，只有一纸指定管辖函。这种二次指定的案件，也是全国罕见。而且，第二次起诉还加了罪名，调动了该地区各基层检察院的公诉人，组成公诉人团队，跨地跨级搞。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案件的卷宗非常乱，有的到快开庭了检察院才移送法院，同案被告人的卷宗还不给，连最为重要的财产处置卷，封面还标了个“秘密”。辩护人不能拍照不能复印，只能看。一百多页的财产清单和处置方案，我们是要跟被告人及其家属去逐一核对的，不让复制，你让我背下来么？什么叫阅卷，阅卷就是允许我们复印、拍照、扫描或电子数据拷贝，而不是看一眼让我们拼记忆！第一次听说财产卷涉密！要没收被告人全部身家的材料，被告人还不能看，怎么辩护？
随时要应对可能的密接和隔离
在第一被告人被羁押期间，其家属积极寻求律师，并替无力聘请律师的同案被告人请了几个律师。这也变成了一项新的罪状，陆续有家属被冠以包庇窝藏罪或洗钱罪设置参黑罪名被抓，被告人的哥哥涉黑的主要证据就是他在外面找律师，而这些律师在代理案件后，也陆续被传唤询问，从律师变成了“证人”。第二次庭前会议时，我建议当地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凡涉黑案件都不允许被告人家属委托律师，统一用法援律师，这样你们省得抓完被告人再抓找律师的家属，全家老小都进去。检察院把几位律师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放入举证清单，试图在庭审中举证，此招导致这几位律师无法代理案件，纷纷解除合同，准备工作前功尽弃。我向合议庭提出，这严重损害了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对公平审判的践踏。如果家属积极寻找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也是涉黑特征的话，那人人自危，涉黑案根本就没有律师愿意参与，我们都退出辩护，你们自己自娱自乐好了。最后，检察院同意撤回这部分证据，几位律师仍可继续代理。但如此一来，当地那几位律师还能积极大胆地辩护吗？
刑事辩护，关乎人的之生命、自由、财产、家庭，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多希望办案人员也多一些慎重，多一些负责啊。近二十年来，我经历得越多，对刑事司法的真相看得越是透彻，受到的压力也越大，可是我又不是明哲保身的人，所以忍不住想说。把具体地名人名案件名称都隐去，只说现象不针对任何办案机关，是否可以避免你们一轮又一轮的无理投诉？尽管哪次投诉都证明了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也没有想过不当地影响案件，而是希望促进司法公正啊！公平公正不是我们对司法的期待，我们共同的诉求吗？疫情，照见人性。有些，与疫情有关，有些，只是以疫情之名。让历史来回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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