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东京实现好莱坞明星梦失败后，我学会爱自己
编者按：对于许多人来说，美国成为许多国际主义者走向世界的第一步，留学生曾见过贫民窟的帐篷也曾见过加长林肯，在更加多元和富有选择的时代，你曾经的梦想是什么？又选择了什么？
去东京实现好莱坞明星梦
我的艺名是黛绿，2015年，我来UCLA读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校园离比弗利山庄很近，我和一些中国同学的课后娱乐活动就是去Beverly Center购物， 或者去华尔道夫酒店喝下午茶。香奈儿和迪奥的白人店员一看我们这些“年轻爱挥霍”的亚洲脸孔，就知道财神进门，会端茶、递水、送点心，把最新款的包拿出来。
我的教授们热于帮助留学生，国外同学们会好奇地问我上海小笼包是不是要用吸管吃。虽然新闻上总报道一些极端亚裔仇视事件，我以为都是媒体为了博流量编的。
虽然我是文学系的，但也耳闻UCLA的电影系资源出众，和好莱坞的关系密切。我认识了几个想闯荡好莱坞的华人学长学姐，参加了他们计划拍摄的短片的面试，可是他们却告诉我，我的长相太像小孩，不符合美国人对亚洲女性的审美想象。一位USC毕业的导演说，我的外型在日本会很有市场。
他的这句话，和洛杉矶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催化了我想要尽情体验花花世界的欲望。
2017年，我19岁，本该从UCLA文学系顺理成章升入大三，可我却因不甘心放下明星梦，决定停学（Gap Year），申请日本留学签证作为跳板，独身前往日本追逐明星梦。周围人都不解，只有妈妈支持鼓励我。
我来到日本后，就读于东京都福生市名为“新日本语”的语言学校，在周一到周五学日语，期待过一阵子能获得经纪公司发放的工作签证。语言学校按照入学日语考试成绩分班，我考了第一，理所当然地被分在了一班，和我同班的中国人只有一个杭州女孩。
我认识的几乎所有日本留学生都要借助打工来维持日常开销，我和我的室友成了例外，其他同学都要在5点下课后去打零工。7-11便利店、吉野家和松屋这样的连锁餐馆、便当工厂是首选，欢迎不需要经验的学生。
当时我们班里有不少越南留学生，来日本就是为了赚零工钱，寄回越南给家人。他们八个人挤一间宿舍，一碗面分两顿吃；有的越南男生来语言学校上课，身上还有打工时料理鱼肉的腥味。这与我在美国UCLA的课堂上认识的家境富庶的越南同学相差很多。大一的时候，我语言课上的越南同学的父母是越南华裔移民，她信佛吃素、喜爱现代艺术，社交媒体上是穿着闪片金色连衣裙去画廊的侧脸照。
我去学校的日子不长，与其他班的同学不熟也没有来往。周六周日不用上课，我就在秋叶原做模特、跑通告、练习歌舞，或者在涩谷和惠比寿接拍摄。只上了两三个月的语言学校后，我就在东京接触到了六本木朝日电视台的实习主播招募负责人，获得了电视台实习主播的名额。为了去电视台，每周四都是在电车上通勤度过。
但不知为什么，与此同时，语言学校里关于我性格傲慢、爱炫富的流言不断。我至今搞不懂这些闲话的凭证是什么。
回想在LA时，和我一起上课的一个北京女生用Birkin （铂金包）装书，坐法拉利来学校，保持社交距离，没人对她评头论足，因为在美国的文化里更注重“mind your own business”（关你P事）。今年（2022年）7月份，我已经在LA毕业并工作了，一个男生在社交媒体账号上说我在日本吃霸王餐不买单，当时的同班女生和室友认出他是语言学校里一个同学，我连他名字都不记得，没想到五六年过去了这捕风捉影的风气还是没改变。后来，我在学校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干脆退了学校宿舍，在池袋租了房子。
我在日本遇到的性骚扰，
比中国和美国加起来再乘以十倍还多
在日本时，每次出门前，我都会提早两个小时沐浴，化妆，做发型，选穿搭，喷香水，每个月都要读《美人百花》这样的时尚杂志。坐电车到了新宿的中转站，一定会去女卫生间补妆，这种卫生间里一般有许多白领和学生排队照镜子。
在新人的模特圈里，日本本地模特是3-4万日元一天的拍摄薪资，韩国模特是5-6万日元，日本人和白人混血（日美混血、日法混血）一天就能挣10万日元，而中国模特或是中日混血模特的薪资一天连3万日元都不到。我当时很惊讶，明明我们中国模特条件比日本的还好，价格却更低？
我很不解，但是台湾经纪人劝我：“没办法，在日本，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就低人一等，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停留在80年代，日本人觉得中国有冰箱彩电就不错了，能赏中国人一口饭吃已经是恩赐。”
我听了很愤怒，但我很努力，最后结算时拿到的工资还能和日本同辈一样，有时候还更高。但是我很辛苦，想到在歧视严重的东京模特圈看不到希望，转而投向了艺能偶像界。5月，日本家喻户晓的老牌偶像女团早安少女组的经纪公司Hello Project！招新，我赶巧投了简历后，被选上做第一轮练习生。练习生不是正式组员，需要周末去公司舞蹈房学习排练，通过第二轮第三轮复试才能出道。
有一天，我在试衣间属于我的小柜子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用日语写着“中国人滚出去”，画了鬼脸，粘了口香糖。我除了生气，也非常惊异，我当时19岁，已经是练习生里“最老的”，其他的练习生平均年龄不过15岁左右，最小的才13岁。我心想，哪个小丫头片子能这样呢？
当时和我一起在东京演艺圈打拼的另一个中国女生，因为是中国人而四处碰壁，她索性把艺名改成了日本名，和日本女生画一样的妆，只穿日本牌子的衣服，甚至为了掩饰外国口音尽量少说话，用假笑遮掩尴尬，连我微信上和她聊天，她也只用日语和颜文字回复。
这些经历都让我想起来美国看到过的种族歧视新闻，哦，这原来是存在的，而且全世界都存在。那时候，国籍歧视还是次要的，更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性骚扰在日本并不被当成严肃问题。在早晚高峰拥挤的电车上，我被摸臀部和腰部，一转眼摸我的人就消失在人海，报警也来不及。住在公寓还遇到过偷内裤的内衣贼。
有一次我在健身房拉筋，一个奇怪的老年人刁难我。他调戏不成，就把我的器械移走。我找来了健身房的经理，经理却说：“他只是在和你玩。” 我和一位日本女生朋友讲这些事，她说发现她的爷爷还找女高中生做援交，我被吓得不轻，她却很淡定地说：
“男人不都这样么，8岁80岁，男人都这样。”
在日本待了一段日子，我越发佩服日本女孩是怎么在这样的环境中一边忍受一边成长的。我在日本遇到的性骚扰，比我在中国和美国加起来再乘以十倍还多。在名利和快乐之间再三权衡之后，我选择了放弃在日本做明星这个梦想。
跳出局中人视角，
反思男权凝视与女性的自我物化
回UCLA继续上学后，我体会到了在日本时从没享受过的彻底放松。我在UCLA选修了日本文化和女权主义有关的课。“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帮我反思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帮助我跳出局中人视角来反思男权凝视与女性的自我物化。
刚回到美国时，我还保留了在日本期间盛装打扮后再出门的习惯，被教授和同学问“Are you going to a party after school?”（你放学后要去参加派对吗？）。以前做模特时在休息室内和其他模特们聊的话题，三句离不开如何让自己更可爱、更符合男性审美，我甚至还想过去做抽肋骨手术让腰肢更纤细。而在美国，我观察到最有魅力的女生不是最“卡哇伊（可爱）”的那个，而是最有活力的那个。就像我大三时的拉丁裔室友，她周末在拉丁裔社区做志愿者，周一到周五去古着服装店做店员。她为自己的民族文化骄傲，想毕业后从事帮助拉丁裔贫困者的工作。她身上洋溢的自信自爱的生命力和因为足够爱自己所以想把爱传播给更多人的正义感，让我耳目一新。
UCLA给学生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我跟心理医生说了以往经历后，她告诉我，我所欠缺的正是这无条件地爱自己的能力。在美国时间久了，我才恢复清醒：哦，不穿最时髦的连衣裙去上课，教授也会对我耐心负责。就算我偶尔有小情绪，朋友们也不会把我定义为“ブス” （丑女）。吃一个月泡面攒钱买一个包是不划算的。我不用瘦到90斤，也值得被爱、被尊重。美丽不止皮囊，更来自大脑和心灵。
我逐渐回到那种穿着hoodie和拖鞋，不化妆不做发型，别人也不会觉得这是“不尊重”（disrespect）的文化里，把自主意识找回来，把自己的舒适与愉悦放在第一位。当然最开心的是，我没有再被非礼还要忍气吞声，也不用时刻紧绷保持。由于在日本的经历，重新回到美国的我对歧视问题变得比从前敏感了。以前只觉得是夸大言辞的耸动新闻，现在不再下意识否认了。
我和当年建议我去日本的导演见了面。他问我日本之旅体会如何，我说，我就像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眼见一切事物都颠倒扭曲。他问我在日本事业成功了吗，我抱怨了一番日本社会存在的歧视问题，听完之后，他说我在日本成功了。我笑着说哪有，离大红大紫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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