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健民：紧随时代鸿运，走出本土创新药之路
荣昌生物并不是一家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企业。
2008年这家生物制药公司创立之初，整个大环境冷冷清清。在此之前，我国获批的Ⅰ类新药一共只有5个。
这一年，荣昌生物一头扎进一片空白领域；在借用的大学实验室里，房健民博士团队瞄准了治疗领域是几乎一片空白的系统性红斑狼疮（SLE）。
十三年磨一剑。2021年，荣昌生物的第一个“硕果”——泰它西普获批上市，成为全球首个双靶点SLE治疗新药，不仅实现国内首发，同时也是国际第一。
近两年，荣昌生物实现了双重上市。2000年11月在港交所上市，以5.9亿美元一举创下当年全球生物技术IPO募资最高纪录；2022年3月在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约26亿元，已是很多港股和科创上市公司的总市值。
2022年初，荣昌生物发布2021年年度报告——全年收入14.24亿元，实现盈利且利润达到2.76亿元，更让人惊讶的是，近乎全年收入的一半将投入到研发中。
这家本土创新药企如何踩对了时代的节拍并在全球市场崭头露角？近日，“医学界”对话荣昌生物联合创始人、CEO兼首席科学官房健民博士——他也是泰它西普的主要发明人。我们希望透过对话，找到这家公司的创新密码。
泰它西普的诞生恰处在中国近20年的创新药收获期。大环境的改变与团队努力的完美契合，产生了时代进步的结晶。
如今拨动时间的齿轮，纵观这20年，不难发现千禧年之后一些列改变已为这些打下了绝佳的基础。
本世纪初，伴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生物技术的持续发展，抗体的筛选壁垒开始下降，抗体药开发关键的抗体工程、表达系统、生产工艺、分析方法等技术也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令抗体药研发得到快速发展。
虽然当时中美之间在生物制药领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但身在美国的房健民预见中国即将进入抗体药研发快速发展时代，他设想开发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抗体药的计划令荣昌制药几个创始人非常感兴趣，“做自己的创新药”的想法使他们一拍即合。
“中国原创生物新药的时代已经到来。”房健民回国时的判断没有错，在创办荣昌生物之前，也就是2008年以前，全中国的获批I类新药只有5个，一直到2021年泰它西普获批上市，我国获批Ⅰ类新药突增至75个。14年翻了14倍。
回顾中国的创新药械评价与监管的改革与完善、政策红利的释放，房健民总结了几个关键节点。
2015年8月，《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发布，提出了提高审评审批质量、解决注册申请积压。“药审中心参照国际经验调整了机构设置，并面向海内外高薪引进人才，工作人员数量呈现数倍增长，初步解决了审评人员严重缺乏的问题。”
同一年，泰它西普顺利取得了Ⅱ期临床试验批件，“紧接着我们和药审中心紧密联系、加强沟通，启动了一系列的Ⅱ期或Ⅲ期临床试验。”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迎来近20年来最全面的一次修订，“一下解决了审批时间流程过长的问题，释放了企业的生产力，研发积极性进一步高涨。”
2020年，我国共有14个国产Ⅰ类新药获批上市，为此前历年之最。荣昌生物的命运也在这一年迎来重大转折：泰它西普Ⅱ期b关键临床试验达到主要终点，数据显示其高剂量组48周应答率达到79.2%，凭借着这一份best-in-class的答卷，泰它西普于次年成功获批上市。
作为全球首个双靶点治疗SLE的生物新药，泰它西普是一种全人源化TACI-Fc融合蛋白，可同时抑制BLyS和APRIL两个细胞因子与B细胞表面受体的结合，“双管齐下”阻止B细胞的异常分化和成熟，从而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
上市当年，泰它西普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为中国100万SLE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带来新希望，同时积极探索“出海”之路，为中国创新药惠及全球患者而努力。
勇闯“新药坟场”
在坚持中迎来胜利
时至今日，房健民还清晰记得荣昌生物成立之初，他带领科研人员经历的些许曲折。
“SLE被称为‘新药坟场’，数十年来很多药物折戟而归。泰它西普的研发历程也充满荆棘，随时可能倒在黎明到来前。”房健民如今聊起来云淡风轻，但当年曲折的研发经历仍令他感慨万千。
“SLE患者病情多不稳定、变化快，医生在治疗时尤为谨慎。在设计第一个SLE的Ⅱ期临床试验时，最大的争议是采用什么剂量、多久给一次药，很不幸的是，出于安全性考虑，最后选择了一个如今看来非常低的一个剂量，导致实验结果患者疗效差，令不少人丧失了信心。后来分析，我们发现患者的临床生化指标已出现轻微改观，但剂量明显不够，同时，我们又在另一个适应症的试验里发现高剂量对临床生化指标产生了明显影响，而且药物在高剂量下安全可靠，这给了我们信心。于是，我们在下一个SLE临床试验中‘勇敢’提高了剂量和给药频次，结果临床疗效都明显地显现出来，这才没让泰它西普的研发半途而废。”
泰它西普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坚持。“在研发过程中，要对一些前瞻性的、小众的产品保持信心。”房健民在不同的场合常常举两个研发的例子：
“例如当前的mRNA疫苗，这项技术美国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并不断进行产业化探索，这次新冠疫情出现后，就能很快地运用这项技术应对疫情，而我们国内往往缺少此类前瞻性研究。国内新药研发大多针对热点靶标，真正的探索性研究较少，而新药的重大突破往往是基于长期的积累。
十几年前肿瘤免疫疗法还是一个小众的研究领域，在那以前的30多年中几乎全球所有肿瘤免疫疗法的临床试验都失败了，很多人对肿瘤免疫治疗失去了信心，但在美国还是有公司在坚持研发，直到PD-1抗体的出现。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长期坚持。”
在房健民看来，新药研发的路上，自然离不开资金支持与个人坚持，但最重要的是与临床结合，“临床做对了，才可能成功；临床做不对，一个好的药物也会夭折”。
“中国需要一大批对解决临床问题感兴趣的科学工作者，在我看来，科研、临床、转化是密不可分的。”房健民提到的这三个环节在他身上形成了一个完美结合。在加拿大读完博士、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后，并在美国工业界从事新药研发多年。在创办荣昌生物的第二年，房健民多了一个重磅身份——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感慨，虽然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全球领先，但科研成果转化效率还不尽人意。“近几年中国创新药研发在基本技术、研发团队、仪器设备等方面已经很不错了，尤其在硬件方面不输国外，如果能把转化这条路走好，未来中国将诞生一批本土创新药企。”
在带教学生阶段，房健民最注重培养的是科研与临床结合的能力。他常常告诉学生：“冷门恰恰是将来的热点。”因此也对学生提出要求，不能眼下什么热就做什么，而要看临床出现什么问题、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有哪些，以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和动手能力。
他认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能够转化为造福人类的技术或产品。他进一步解释道，新药研发的源动力就是解决临床上未满足的重大需求，要经常和临床医生讨论，在临床试验设计上把这些想法体现出来。
6月23日，荣昌生物宣布，泰它西普用于治疗SLE的全球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已在美国顺利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给药。
据悉，这项研究是在中至重度活动性SLE患者中评价泰它西普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两阶段试验，位于北美、中美洲/南美洲、欧洲、亚洲和全球其他地区的百余家研究中心预计将参与本研究。
这标志着泰它西普全球同步开发进入了快速推进阶段，为出海之路扬起了风帆。
在读书和求学阶段，房健民的养成了爬山的好习惯。如今，只要出差有机会，他仍然会爬一爬当地的山，他喜欢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对于药企研发也是一样，先攀上一座顶峰，才能看到更高更远的世界。泰它西普在国内的成功便是如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之后，让荣昌生物站在山顶上看到辽阔大海，才有出海的信心和勇气，实力与基础。
当然，出海的路上不会是一帆风顺。自今年以来，国内出现了多家企业“闯关”美国FDA受挫的案例。对应的，资本市场一度收紧。在房健民看来，政策仍然有变和不变，“只要药物在满足临床需求上有特别的价值，FDA是欢迎的，态度没有什么变化，对于中国新药出海来说，这一点并没有受影响”。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是巨大的。在这种背景之下研发的中国新药将对全球疾病诊治带来很大影响，现在有很多项目都在中国开展，这只是个开始，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好势头。”在房健民眼里，如今这个时代可能是中国药企创新和出海的最好时期。
针对荣昌生物的发展，他提到两个机遇：一个是宏观的，“国家药监局、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委对新药都比较支持；我们和美国FDA交流也很频繁，FDA对我们的泰它西普等产品的前期研究还是比较认可的，美国市场对SLE新药有迫切的临床需求，泰它西普有很好的机会”；另一个是自身的，即使命所在，“针对自身免疫、肿瘤、眼科等重大疾病领域，发现、开发、生产及商业化创新性生物药物，满足全球患者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多年以前，荣昌生物把“成为全球生物制药行业的领军企业”当作企业愿景，今天看来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异常坚定。如今，荣昌生物正在实现三个转型：从研发公司到商业化阶段转型，从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到大型生物制药公司转型，从本土企业到国际化公司转型。
未来，荣昌生物将继续坚持创新。“我的工作动力来源于看到我们的新药在临床试验不断取得进展，并在医疗实践中令患者获益，不仅是中国患者，还有全球患者。”房健民说。
2022年8月13日
第三届“泰山奖”颁奖活动
将于上海举办
详情如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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