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比任何时代更需要谈“生存”

2023-08-31 13:08

当地时间8月24日13时，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自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以来，福岛核电站一直是全世界环境安全的一大隐患。核灾难、频发的极端天气让更多人感到焦虑，世界仿佛越来越接近许多作家笔下的“末世”景象。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小说《羚羊和秧鸡》(Oryx and Crake)中，构建了一个生物技术滥用成灾、能源枯竭的末世场景，一场起因不明的超级传染病席卷全球，存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然灾难和环境保护便是阿特伍德重点关注的话题，她在多部作品里揭示了工业社会对技术的滥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全球生态系统的毁灭性影响。她对这一题材的兴趣，和她从小生长于加拿大不无关系。对加拿大的早期移民来说，那里自然环境严酷，生存经常受到威胁。阿特伍德也将“生存”提炼为加拿大文学的母题。与俄罗斯文学对苦难意义的追寻不同，加拿大文学中的“生存”问题缺乏宗教性，主要是在极端环境中能否活下来的焦虑：害怕被大树压倒、被冰山毁灭、被暴风雪切断电力。

《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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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赵庆庆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2年，阿特伍德出版了《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她在书的结尾问道：“我们生存下来了吗？如果是，生存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这个关于区域性文学的话题，现在正成为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也许今天，我们需要从加拿大文学中获得一点启示。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ID：ibookreview
作者：袁霞（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编辑：荷花
校对：杨许丽

对于加拿大文学，大多数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比较陌生，能说出点皮毛的恐怕只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艾丽丝·门罗了，其他则不甚了了。在两位作家中，又以阿特伍德受到的关注更多一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关阿特伍德的小说就已陆续被介绍到国内，迄今为止，她的17部长篇小说均有中译本，有的还不止一个版本。阿特伍德也一直是国内文学研究领域的宠儿，关于她的学术专著、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时有出现。

《使女的故事》《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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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陈小慰于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阿特伍德更是因为其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被翻拍成电视连续剧而风靡全球，也让更多的国内读者有了了解她的欲望。在阿特伍德灿若星辰的文字世界里，有一部作品不得不提，那就是首版于1972年的《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以下简称《生存》），该书于199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引进，时隔32年后，又在今年5月由上海译文翻译出版。

纪录片《野性加拿大》（Wild Canada，2014)画面。

《生存》是阿特伍德的第一部论著。当时的阿特伍德刚刚在文学界崭露头角，这本面向普通读者的文学小册子甫一问世便大红大紫，成为“（20世纪）70年代关于加拿大批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阿特伍德也一度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正是得益于这本“小书”，加拿大文学走出了原先寂寂无闻的状态，开始受到世人瞩目，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如玛格丽特·劳伦斯、艾丽丝·门罗和迈克尔·翁达杰等因为描写加拿大人的生活及其独特的性格特征进入了公众视野，其中艾丽丝·门罗更是在四十年后为加拿大斩获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阿特伍德在书中提出的“生存”概念极具前瞻性，它非但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陈旧、过时，反而在当下生发出新的意义，成了全人类共同要面对的课题。

后国家时代的

“生存”启示

《生存》首版至今已有半个世纪，这50年里，世界风云变幻，不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变化之中，一些独属于加拿大的习俗也在陆续消失。然而，“生存”的话题却有日渐走红之势，尤其是在经历了千禧年的末日情绪以及震惊全球的“9·11事件”之后，“生存”一词带上了空前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因素。《生存》首版以两个问题作为结尾：“我们生存下来了吗？如果是，生存之后将会发生什么？”而在2012年版《生存》序言里，“生存”已不再只是加拿大文学的生存和加拿大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而是全人类在面对“不可修复的自找的灾难”时的生存。时至今日，灾难愈演愈烈，已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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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赵庆庆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让人类感到岌岌可危的灾难究竟是什么呢？阿特伍德特别提到了自然的毁灭将注定造成的人类的毁灭。在《生存》第二章“自然：妖魔”中，阿特伍德由人类与大自然对抗的落败分析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加拿大人的“受害者”心理，但她也预见到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以及这种破坏带来的恶果。

加拿大地盾是北美洲板块最坚硬最稳定的核心，加拿大第一任总理约翰·麦克唐纳曾向它宣战，要建造一条穿越地盾的铁路。这条铁路可以连接整个加拿大联邦领土，对当时的政府来说，它能使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国民万众一心，是树立统一国家概念的重要契机。这条铁路于1875年动工，因为要经过加拿大地盾上的厚苔沼，其地质非常不稳固。在诗人厄尔·伯尼1945年的诗作《跨越大陆的铁路》中，大地化身“绝色的绿衣少女”，人类是她身上的寄生虫，她伤痕累累，满身灰垢，染有疾病。伯尼认为自然圣母不会原谅人类，人类必须自己收拾残局。

另一位作家彼得·萨奇出身工人阶级，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文学复兴。在他的小说《辐射》中，“毫无信仰的机械技术蹂躏着大地，最终导致自然以飓风相报复。”“这里，自然的敌意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复仇，惩治罪行。”

这些也是阿特伍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描写的主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然灾难和环境保护便是阿特伍德重点关注的话题，她在多部作品里揭示了工业社会对技术的滥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全球生态系统的毁灭性影响。例如“疯癫亚当三部曲”中的《羚羊和秧鸡》，就是一个反乌托邦的警世寓言。阿特伍德构建了一个生物技术滥用成灾、能源枯竭的末世场景。在这里，“公司”掌握了一切资源命脉，一场起因不明的超级传染病席卷全球，存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阿特伍德曾说：《羚羊和秧鸡》不是一本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而是一本推理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它关心的不是描绘一个幻想中的未来，而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世界才会变成它所描述的样子。它要找到末世的“凶手”、这场巨大灾难的“罪人”——和所有的推理小说并无二致。

《羚羊与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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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韦清琦袁霞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特伍德认为，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危机重重：资源耗尽、污染加剧、冲突不断、瘟疫横行。在阿特伍德笔下，曾经美丽的风景遭到荼毒、有毒物质无处不在、气候变异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在阿特伍德看来，人类仿佛为自己按下了快进键，正往末日的道路狂奔。

但阿特伍德又是乐观的，在她眼里，自然“就是它自身，不是孤立、无行动力物体的集合，而是一个包纳对立的生命流程，有生，有死，有‘温柔’，有‘敌意’”。在与自然的相处中，人类应该超越“获胜者/受害者”心态，将自己视为自然进程的一部分，“认可自然进程所必须的多样性和易变性”，唯有这样，人类才能“在自然之中行动自如”，才能在绝境里求得生存的希望。

阿特伍德在欧文·莱顿的社会题材诗作中发现了这种“对生命力本身的感受”。阿特伍德还收集了加拿大作家关于冬季的作品，如艾丽丝·门罗的短篇故事《死亡时间》、格雷姆·吉布森（阿特伍德的丈夫）的小说《五条腿》和杰伊·麦克弗森的诗集《船夫》等，指出只要人类不再抗拒自然，不再对自然抱有虚幻的期待，而是学会接纳，学会与之和睦相处，就会与充满了生命灵动的自然达成最终的和谐。这些观念也都在她自己的作品里有所呈现，在早期作品如诗集《苏珊娜·穆迪日志》和小说《浮现》、后期作品如“疯癫亚当三部曲”中，阿特伍德既反对人类对自然的戕害，也反对人类为了自然而受害。她主张文化与自然结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希望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实体自由、和平、和谐地共存。

“疯癫亚当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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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韦清琦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特伍德是一位有着先锋意识的作家，当她在50年前写下《生存》时，就已显示出了一种远见卓识。她探讨加拿大文学的生存、加拿大的生存，也探讨自然、动物、女性和原住民的生存，这些弱势群体的处境在今天不仅是各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牵动着每一个现代人的心，因为他/她/它们的生存构成了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如此。

用文学的语言定义

“民族的思维习惯”

加拿大属于典型的“殖民-入侵”文化，由于曾经是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始终不能完全摆脱这些前宗主国的阴影。与此同时，加拿大同美国共有一条长长的边境线，时刻能感受到美国文化对它的威胁。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加拿大人的“殖民地心态”，使他们在许多方面缺乏自信，这种不自信也体现在了文学领域。

20世纪70年代初，阿特伍德在约克大学教授加拿大文学，她发现加拿大作家远远没有得到应得的关注：“如果我想要弄清关于本国文学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书能给我指明方向：几本学术书籍，仅此而已。”彼时，阿特伍德正在阿南西出版社董事会任职，深刻体会到出版社的艰难处境，为了帮助它维持运作，她打算撰写一本面向广大读者的加拿大文学指南，“让学者、专家以外的人士了解加拿大文学之所以为加拿大文学的特质，而不仅仅是把其视为加拿大境内写成的作品。”《生存》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

在该书第一章，阿特伍德回忆道，她在学校里画英国国旗，唱《统治吧，不列颠》，翻看《惊奇队长》和《蝙蝠侠》等美国漫画，但在教室之外，她会狼吞虎咽地阅读加拿大文学。尽管最初她并不承认加拿大文学是一种民族文学，但她注意到，与在学校阅读的英国和美国文学相比，加拿大文学所描绘的经历和想象世界与她身处的现实世界更加吻合。

《生存》可以说是阿特伍德根据自己作为加拿大文学读者的经历撰写而成的，它既不打算分析个别的加拿大作家，也不打算对加拿大文学进行总体研究，而是旨在发现反复出现的“主题、意象和态度的模式”，正是这些模式使加拿大文学具有了民族文学的特征。

阿特伍德认为，民族文化可以简化为一个符号，用来定义民族心理和“民族的思维习惯”。每个国家、每种文化都围绕着这个中心符号构成，它可以是一个单词、一个想法或一个意象。例如，美国和英国的符号分别是“边疆”和“岛屿”，而加拿大作品一直密切关注“生存障碍”，因此，加拿大的符号是“生存”，这一术语同时关涉身体、精神和文化维度。

纪录片《野性加拿大》（Wild Canada，2014)画面。

在阿特伍德看来，加拿大往往因殖民地处境，视自己为集体受害者，加拿大文学倾向于展现受害者形象。她分析了加拿大文学中体现出来的四种“受害者”的基本态度：否认自己是受害者这一事实（态度一）；承认你是受害者这一事实，但将之归咎于命运、上帝的旨意、生理学的支配、历史必然、经济学、潜意识的因素，或者任何其他强势的舆论（态度二）；承认你是受害者这一事实，但是拒绝承认这个角色一成不变（态度三）；成为超越受害心态的创造者（态度四）。

这一“受害者”分类法伴随着加拿大文学的几个主题，如作为妖魔的自然、作为受虐者或牺牲者的北美原住民、一无所获或遭遇死亡的探险者、成为牢笼的家庭、以自己的族性为代价却惨遭破产的移民、失去创造力的艺术家以及恶毒的或绝望的女性。阿特伍德认为，这种“受害者”情结不利于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壮大。她试图通过分析加拿大文学中体现出来的“受害者”形象和“生存”主题，提高加拿大人的文化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她还在书中指出，任何人都是传统的一部分，那些以传统为基础的神话、政治象征和本土经历构成了位置感以及对土地和文化的归属感。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文学女王》

袁霞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生存》围绕加拿大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和形象，探讨了民族文学的可能性。阿特伍德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使同胞看到加拿大拥有自己的文学，并能够区分加拿大文学和其他常与之比较的、与之混淆不清的文学的不同之处；同时，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之间迥异的内涵与主题，阐明文化形成的过程，以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从而对加拿大文学独立于美国和英国文学的特征有深入的了解。

“深深的边缘感”：

民族国家何以生存

加拿大地域辽阔，但语言的隔阂、种族的多样化、英法的殖民传统、卧榻之侧的美国在文化和经济上的控制、互相冲突的地方利益以及在自我阐释方面缺乏积极的历史和政治基础，种种令人不快的事实和因素似乎都让加拿大体会到一种“深深的边缘感”，阻碍着这个北美国家书写其独特的身份。

在《生存》出版后不久，阿特伍德发表了一场针对加拿大民族主义的演讲，作为对《生存》一书的补充。在演讲中，她呼吁振兴长期遭受忽视的加拿大文化史。为此，她先是承认加拿大文化史的去中心化现象和多面性，随之做出了明确的结论：“然而，在所有这些喧嚣之下，加拿大人想要什么？我想简单来说：他们想生存。更确切地说，是做他们自己。他们厌倦了被人称作甚至自认为是‘流放的英国人或失败的美国人’。”可见，阿特伍德的“生存”观不仅仅是关于加拿大文学在特殊时期的生存，还关乎加拿大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加拿大须摆脱英国与美国的殖民地关系网的纠缠，确立“加拿大性”，即明确的国民身份。

《生存》借鉴了文学理论大师诺思洛普·弗莱的论点：相较于“我是谁？”的问题，加拿大人更关注“我在哪里？” 即“这里是哪里？” 因为身份与位置密切相关：“身在‘这里’而宁可逃往他处，此人是流亡者或罪犯；身在‘这里’而自认为身在他处，此人就是疯子了。”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加拿大不仅是“身之居所”，也是“心之托寄”。

在阿特伍德看来，加拿大国民的文化底蕴，必然带着所居之处的烙印，不知身在何处，就必定陷入对身份的迷茫之中。因此，阿特伍德提出，“这里是哪里？”隐含着另外两个问题：这个地方处在什么位置？怎么找到路？阿特伍德试图通过强调地理位置与身份的关系，探讨加拿大以及加拿大人该如何立足于自己所在的位置、探寻出路并且生存下去。

那么，加拿大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确定自己的方位，继而找到出路？在《生存》最后一章“越狱和重新创造”里，阿特伍德从文学史引申出去，谈到了政治经济等更深刻的问题。阿特伍德指出，加拿大是“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作为帝国的周边国家，它尚未缔造身份，便已被“出售”。言下之意，加拿大是块殖民地，殖民地的一部分含义在于它是个获利的地方，但获利者不是居住在那里的人。帝国中心的人们收获着来自殖民地的利益，这就是殖民地存在的意义。在阿特伍德撰写《生存》的年代，英法两国的殖民影响日渐式微，美国以强大的姿态一跃成为了加拿大能够时时感知的危险，威胁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独立。

纪录片《野性加拿大》（Wild Canada，2014)画面。

对于一部分美国人来说，加拿大是可供剥削的对象，其存在只是为了让他们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已。《生存》出版前一年，阿特伍德在《星期六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主义、不确定状态和加拿大俱乐部》的文章，提出了几个推论，其中一点令人不安：加拿大人在越来越意识到经济被垄断的同时，也意识到他们是在任由自己处在一个既不了解他们、也不想了解他们的民族掌控之下。阿特伍德认为，在这种情形之下，加拿大尽力图存的出路或许是放弃“受害者”心态，拒绝向消极的环境屈服。为了不让本国的价值和标准被来自美国的价值和标准改变或取代，加拿大人亟须制作一张疆域图，去了解自己生活的地方，因为“地图，只要准确，强过什么地图都没有。知道起点和参照物，就强过悬于虚空”，双脚踏在坚实的土地上，才有可能准备新的征程，以新的方式去创造和想象未来。

《生存》反映了加拿大作为后殖民国家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所面临的困境。阿特伍德将“生存”作为加拿大的核心象征，展现了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生存”也因此具备了“信念系统”的功能，敦促加拿大人民更好地了解自身，从而获得“生存”和“重新创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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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