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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讲述的世界」
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在1997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一方面我是一名作家，无关性别；另一方面，我不仅是一名作家，还是一名女性，我对此非常有意识。记者｜孙若茜
先说说在这一期的封面故事中，我们会写到哪些女作家：以年龄为序，她们是艾丽丝·门罗、安妮·普鲁、A.S.拜厄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希拉里·曼特尔和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为什么是这几位呢？首先，可以说，她们都是正在被经典化的作家，也因此是被熟悉的。即便你不是每一位的作品都读过，恐怕也不会一位都没读过，就算你真的连书都懒得读，好歹也看过《使女的故事》《断背山》《钢琴教师》《狼厅》这些口碑颇高的影视作品中的一二，原著作者就在她们之中。
电影《断背山》剧照，该剧改编自安妮·普鲁的同名小说
所谓经典化的过程，作为一定衡量标准的文学奖项是功不可没的，这七位作家中，除了门罗、耶利内克和托卡尔丘克是诺奖得主，阿特伍德、拜厄特和曼特尔都获得过布克奖之外，安妮·普鲁得过普利策奖。再说这几位作家的年龄，从“30后”到“60后”都有，写作都是跨越世纪的，并且她们大都在开始写作前后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波女性主义运动。更关键的是，除了如今年过90岁的门罗在2012年81岁时宣布封笔以外，其他作家依然还在写作。还在写，正在写，对正在读和正在经历的我们来说，尤为亲近和重要。
当然，由这七位作家是无法概括出当今女作家写作全貌，或是总结出什么绝对可靠的结论的，但是作为阅读文学、了解女性和讲述世界的入口，她们一定都是精彩的。在我的印象里，女性作家其实大都不喜欢被别人称为“女作家”，认为应去掉性别，只称“作家”。理由很简单——他们为什么是“作家”而不被说是“男作家”？性别前缀虽然不是作家单独面对的问题，但相比其他领域，女作家们反对的声音往往更响亮。强调性别是否意味着理解的窄化？有一天，编辑问起我某位诗人是否称得上“翻译家”。我想了半天，这该怎么衡量？后来又想，甭管怎么衡量，什么标准，我基本都不会用“翻译家”这样的前缀，会从简，哪怕是给人降了格，我也会写成“译者”，“文豪”会写成“作家”。处理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去掉形容，留下最干巴的事实。同样是前缀的问题，使我又回到了“女作家”这三个字上——要不要使用或接受，恐怕要看是将“女”作为一种形容，还是仅代表事实，是贴标签，还是仅作为一种利于聚焦的分类方式，语境是什么。 当我们选择不以“女性主义”作为唯一的入口去看待女性的书写时，是否还有所谓女性独有的视角、叙述经验值得寻找和讨论？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金雯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她强调首先拓宽概念，所谓女性视角并不完全等同于女性主义的视角。在这个前提下，源于女性共同的生命体验，她们的作品里一定都会体现出一种基于性别身份的对世界的观察，或显性、或隐性，在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的每个侧面都给出独特的理解。
金雯拿A.S.拜厄特举例：即便她一直以历史小说家自居，即便不直接处理性别问题，在她的小说中也有关于性别的表达。她的笔所指向的维多利亚时代，本身就是性别身份分化、性别差异被放大的时期。她在小说《占有》中写灵媒，谈19世纪的人们如何看待超自然现象，谈信仰。在这样一个看似中性的问题中，由于灵媒大都由女性担任，她便也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玄学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女性的生活。电影《天使与昆虫》剧照，该剧改编自拜厄特的同名小说再说安妮·普鲁，我们都知道她的短篇小说《断背山》写的是一对男性恋人的故事，但作家为什么要把它放置在美国怀俄明州，那样蛮荒严酷、狂暴无常的自然环境中去讲述？借用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环境问题正是女性主义要处理的问题之一。因此，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小说中展现出一种不同的样貌时，即便故事里的主角是男性，也可以被认为其中存在着女性表达的视角和痕迹。我想到的是希拉里·曼特尔对《巴黎评论》谈《狼厅》里的一个段落：沃尔西大主教失势后，被赶出了伦敦的宫廷。他和家眷随从不得不搬去另一个地方生活。于是他们去了他在伊舍的房子。房子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他们得开始重新安家。就在沃尔西到达伊舍以后几天，有人看到克伦威尔站在窗前捧着一本祈祷书大哭。这一幕是有记载的。当有人走近的时候，他说他是在为自己的不幸哭泣——大主教失势，他也会被打倒，他会失去他努力获得的所有。“我生命中的所有日子。”他是这样说的。
安妮· 普鲁（摄于2003年）每个写到克伦威尔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都提到了这一段。让曼特尔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他们总会把这一段诠释成一种给外人看的愤世嫉俗的表演，就算没有如此诠释，也会说他哭就是因为自己的事业毁于一旦。似乎只有曼特尔一个人注意到了那一天是亡灵节，而克伦威尔是一个在此前的三年中接连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男人。现在他失去了他的赞助人，他的事业也将被摧毁。“只要你意识到了那天是什么日子，一切都改变了。一个男人就可能同时因为不止一件事而哭泣，当你问他为什么，他也许不会告诉你。”希拉里·曼特尔说，“对我来说，这就是那种作家会注意，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会选择忽略的东西。他们不会跳跃联想，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日期——这也可以是五月二十五日。这让我感到震惊，证据就在我们手边，但我们却看不到。”
的确，她举这个例子的初衷是想说明小说家的工作和历史学家有什么不同，而并非男女写作者之间的不同——谁都知道历史学家中并非只有男性。但是当曼特尔震惊于他们“看不到”的时候，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不难想到，她能“看到”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作家，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她是一位女性。当一个人哭泣时，绝大部分女性总是会先去想他感情受了怎样的创伤，而不是去想他的难过是因为怎样的利益得失。也许，正是这种感性的直觉判断促使曼特尔“看到”，它是一种自觉地从女性经验出发的重新审视，即便作家自己也没有察觉，它却像一颗被嵌入的宝石，闪闪发光。将女性视角从文学作品中挖掘出来以寻找到一种脉络，打捞这样的“宝石”，并非在说独特的女性经验、女性视角使女作家伟大。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曾经说，当她在书店看到她的作品被放在标有“女性文学”的书架上时，她简直怒不可遏。因为虽然她按照自己的社会观点把自己列入了女权主义之列，但她希望她的文学劳动能与男性同行的文学劳动放在一个统一的质量水平上加以研究与评价。她丝毫不能接受自己的书成为“女性角落的从属品”。她说，如果她的所写关于女人，那么首先是因为她对她们比对男人了解得更多更彻底，她不能接受她的作品被既高傲又蔑视地看作纯粹“女性”问题的作品，仅仅是为女性而写的文学。即便现在“形势好转”，她依然相信“男人中极少有人认为读女作家写的书大有裨益”。耶利内克自称“怒不可遏”的说法，也许可以简化为：她的作品因为性别视角被遮蔽，被争议。那时，是20世纪末。埃莱娜·费兰特说：一个写作的女性，她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无论美丑，无论有没有矛盾，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2018年，我在采访埃莱娜·费兰特时问她，写作者性别所决定的视角是可以打破的界限吗？中国的一位男性评论者认为她的小说是一个女性的伊甸园，男性和女性并没有互相看见彼此。她回答说，她所想象的读者都是女性——她获得的反馈，无论是赞同还是批判，大多来自女性——每次收到来自男性读者的评论，她都会很惊异。男人——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他们很少阅读女性作者的作品。“他们认为，作为男人，他们不会打开女人写的书，这也是他们阳刚气质的一个证明。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有男性开始读这些书，我们都应该感到高兴。甚至在他们批评我们时，我们也应该感到高兴。”她希望男性读者对于女性写作的关注更多一些，希望男性不仅要看到几千年来他们习惯讲述的那个世界，也要看到女性讲述的世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都在做这个尝试。也许，我们逐渐能找到一个交叉点，能够带着尊敬探讨一些问题。现在这种相遇和探讨还是很罕见的。通常女作家总是被排除在外，就好像女性的作品价值没办法和男性作品相抗衡。“女性在写作女人的事情”，无法获得普世性。
对女作家而言，所谓庸常的、 作为一个肉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可能正是解释历史、解读政治的一把钥匙
“女性讲述的世界”通常是怎么被看待的？金雯教授向我讲起几年前上海国际文学周上一位美国的年轻男作家的发言。他说：如今在美国，大部分的小说读者是女性，所以你们看，今天的小说都非常琐碎，再也没有那种怀有大的抱负的小说了。他拿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举例，感叹如他笔下那样，将人物不断地置入一种哲学性的自白，能对人类百科知识做出综合，提升哲学思想的“西方小说的正典”现在太少了，以至于我们今天没有“大作家”。将所谓庸常生活写入作品中简直令他焦虑，他的焦虑不仅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了某种父权审美传统的遗留。宏大的主题一定要跟日常的琐碎生活隔离开吗？当然不是。对女作家而言，也许她们反而觉得，所谓庸常的、作为一个肉体的日常生活经验正是解释历史、解读政治的一把钥匙。金雯认为，女性的写作传统正是包含了这种超越性的对文学的理解。衡量所有作家的黄金标准都是是否能从一个非常具体的人出发，将其切身的体验与其他人相似的体验发生对话，然后缔造出一种普遍性。反过来说，文学的普遍价值不是要避免具体性，避免生活中不堪的一地鸡毛，或者去避免藏污纳垢的肉身。也不是要把这些东西商品化，作为吸引人眼球的噱头，而是要让它们与相对宏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想进行对话，使我们得以理解。这是任何作家都要面对的巨大难题，相对来说，女性作家在历史上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始终努力将其在文学中解决。诚然，男性作家中的最优秀者也意识到并处理了这个问题。费兰特也曾经论及女性写作传统，她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去打造女性自己的传统。我们永远都不要放弃前辈留下的技艺。作为女性，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丰富和广阔的文学世界，和男性作家的文学世界一样丰富，甚至更加丰富。因此，我们要更好地武装起来，我们必须深入挖掘我们的不同，要运用先进的工具去挖掘。尤其是，我们不能放弃自由。每一个女作家，就像在其他领域，目标不应该只是成为女作家中最好的，无论男女，都要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一个写作的女性，她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无论美丑，无论有没有矛盾，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这段话的前情是她谈到，因为历史原因，女性的写作传统没有男性写作那么丰富多彩。她还坦言自己在十几岁时一直认为伟大的小说家都是男性，她想要学会像他们那样讲故事。20岁之前，她模仿很多男性作家写作，但是模仿的女性作家很少。后来，她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斗争、女性主义文章，还有女性文学使她认识自己，变成一个成熟的女性。20岁之后，她尝试通过写作，讲出符合她的性别，体现女性不同之处的故事。费兰特为什么说要打造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有别于过去传统之处是什么？在和青年学者、同济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张雁南聊到这个问题时，她给我的解释是：女性解放运动之初，女作家们就开始知道很多事情是她们可以去写的，那是女人作为人的言说的权利。但是，即便接受启发之后，那些被父权文化遗漏掉的，比如母女关系、女性情谊、代际关系、亲密关系至今也并没有被书写得清楚明白。我们之所以要讨论费兰特，讨论费兰特所要打造的文学传统，是因为她的写作从最初的个人问题意识出发，持续地关注到普遍的女性问题，使女性意识得以自觉地体现。我们需要时间，需要各个领域的人一起去把“女人”从各个话语场里挖掘出来。以她的话说：当露西·伊利格瑞这样的女性主义哲学家致力于在哲学传统中建构性别差异的本体论维度，呼吁创立女性文化的系谱学时，费兰特是在文学领域做着相同的工作。这是很好的互动，思想资源可以为作家提供创作的给养，小说文本则可以激发理论的更新。当女性理论工作者力图在哲学脉络中，迂回地、拟仿式地去翻转某些既定概念时，女作家可能需要在文学的阵地中，以某种或“粗鲁”或直接，甚至“下流”的方式去把这种未被说出、写出过的东西重新命名出来。
英国科幻作家乔安娜· 拉斯
前不久，我读了一本叫《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的书，作者乔安娜·拉斯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的科幻作家，这本书也是她在那个年代写的。在书里，她考察了19世纪前后一直到她所在的年代，女性写作的历史和境遇。书的标题像是在提供一种方法论，实际上是在写女性写作曾经是如何被抑止的。女性的写作之艰难，从她目录中11个章节的题目就可以一目了然，比如“剥夺作者身份”“诋毁作者”“榜样缺失”等等。关键是，书里写的是“曾经”，但这本书从出版到现在，读者始终能在其中发现，女性的写作境遇始终没有彻底改变过。2020年，当诺奖颁给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利克时，人们的反应首先是：这个结果里面有多少政治正确的成分？这种质疑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当我还陷在那些已经“被看见”的女性作家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公正评价时，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英美文学教授周敏提醒我：也许应该说她们得到的并不少，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大部分女性被忽视，才给了这些女性被看见的可能。女性的困境并不局限在女作家这个群体，女作家所受到的关注，也并不等同于所有女性受到的关注。不过，她们对于更多的女性来说，是灯塔，是她们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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