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律师行业，正变得更加多元

入秋的上海，敛去长夏的浮躁，显得更加沉静。

与沉静相对的热闹大多集中在了校园。秋招在60余所高校里先后进行，毕业生们游鱼入海，自此融入更广阔、更复杂的社会，步入人生下一阶段。

其中也包括了17座法学院里的法学生。每年，律师行业都会新增数万人，大多是全国各地法学院的毕业生，而北京和上海，又会是众多执业目的地中最受欢迎的两个选择——无论是基于法律服务业依托实体经济发展的行业特性，还是站在抬高个体生涯天花板的角度，这两座城市的地位都近乎无可替代。

其中又有所不同，毕竟两座城市各有各的标签。如果说北京承载了来自帝都的深厚底蕴和独一份的影响力，那上海在专业精细和涉外服务上的地位也向来毋庸置疑，由是塑造了一批专业素质和服务质量过硬、拥有国际化视野、擅长精耕细作的“海派律师”。

2021年以来，与经济波动同频，上海法律服务市场也经历了跌宕起落，甚至较许多区域遭遇了更多。除业务量和收入层面的直观感知外，一些更深层、更不易察觉的变化也在缓慢影响着上海律师行业。基于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那么过去三年可能是它出现的最好时间——对上海律师而言尤其如此。

在新冠疫情初起的2020年，上海所受波及相对有限，2021年还在整体经济环境的回暖反弹下创下新高，但2022年持续数月的疫情爆发，又给上海带来了真正的严峻考验，绝大多数律所在业务开展层面遭遇空前危机，随之来的则是收入下滑，部分律所创收甚至同比下降3-40%。

幸运的是，这轮霜雪已然挺过。根据一些律所反馈，当前律所发展情况整体能达到2021年同期水平的70-90%，少部分律所还较2021年同期水平略有增长。这一方面得益于上海保有的强大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也与律师行业自身的快速调整适应分不开干系。

不那么幸运的则是，随着疫情的平复，许多为疫情所掩盖的既有发展问题逐渐现行——寄希望于疫情消失后仍能回到过往飞速增长的时代，已成事实上的掩耳盗铃行为。这种变革不仅仅发生在上海，但作为民营经济相对更活跃发达的区域，上海正在发生的迹象也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更多的前瞻性、典型性。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林倾向将当下视作律师行业向下一个发展阶段演进的拐点：“律师制度恢复初期，行业整体可以称为‘牌照红利’时代，由于律师个体的稀缺性，很容易取得较好的发展收效；本世纪初到2020年左右，行业则进入‘规模红利’时代，品牌律所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逐步填充仍有较大需求缺口的市场，因而形成了一批体量庞大的规模大所。”

“但到了今天，随着经济和市场需求的变化，经过40年发展的律师行业已然步入拐点，支撑以往高速增长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给当下做个定义，我认为行业已经走到了‘管理红利’时代的门前，律所能否通过强化内部管理来提升服务质效、规避风险，可能是这一时代的发展主旋律。”事实上，作为上海规模所“领头羊”的锦天城，最近数年里都在对分支机构扩张速度、合伙人晋升数量进行系统控制，将更多精力放在提升内部整体效益上。

这种行业态势的变化和发展方针的调整，正逐步扩散为头部律所的共识。建纬律师事务所主任邵万权也提到，在种种内外部因素的推动下，行业内头部律所对于专业化认识正变得越来越趋同：“相较于之前的规模化发展，如今行业更多聚焦于多个板块的专业化发展，或是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结合，不仅追求做大，更追求做强。行业内近年频频提及的‘适度规模化’其实就是沿循了这一思路。”建纬本身即是具备较大规模体量的建工专业律所，依照这一路线坚持和更新发展战略顺理成章。

作为少有的源自浙江、北上上海发展的刑事专业律所品牌，靖予霖在2022年也遭遇了因刑事业务量下滑而带来的成员离职等影响，但2023年初，靖予霖又重新上扬、焕发生机，入驻外滩BFC。靖予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宗新认同当下上海律师行业面临的客观挑战，但仍看好周期变化后的发展潜力：“上海律师行业丰厚的‘家底’，如丰富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和法律服务产品，居于全国前列的涉外、商事、非诉领域法律服务实力，包括充沛的高校资源也能持续给律所提供强力支持。如能在目前的逆境中坚持专业化、精细化、前沿化、国际化、高端化的发展路径，一旦经济上行，上海律师行业必将迎来新的快速发展期。”

经济周期变化与行业发展阶段更替相叠加，再加上“国内经济发展领头羊”的身份，上海律师行业所处的复杂形势，可见一斑。

当然，单从人数增长数据来看，对当下复杂形势的感知可能还不够明显。

根据上海律协方面的数据，2021年底上海全市律师人数共35060人（其中执业律师31633人）。2022年底的同期数据尚未正式公布，但根据司法部发布的《2022年度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计分析》，年内全国律师人数增长超7万人，2022年上海律师人数增速大概率只高不低。

如按9-10%的保守增速计算，则2022年底上海律师总人数约为38215-38556人，离4万大关一步之遥，2025年45000人的规划目标基本势在必得。

但与此同时，即便不考虑律师行业相对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快速膨胀的人员体量实质上也类似于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人数的增长永远是律所乃至行业整体服务能力提升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在市场格局趋于定型、开拓增量空间难度提升的当下，不断涌入行业的新律师又会让行业内部的竞争越发白热化。

“最近几年，行业内卷已成不争的事实，这种内部竞争体现在律师与律师之间、律师与法务之间等种种层面，正变得越来越‘全方位’。”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林表示。“激烈的竞争驱动一些成熟律师选择离开行业另辟赛道，而新律师的快速涌入又进一步加剧竞争烈度，这就使得律师行业内的人才竞争格局变得更加复杂。”

“律所最核心的还是人。”建纬律师事务所主任邵万权表示，“律师总量在提升，律所规模也随之或多或少增加，可以变相理解为‘人’的资产在增加，为律所承接更大业务量、开发前沿新兴领域提供更充沛的人力。当然，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更高的运营成本、更频繁的利益冲突情形，更需要律所规范化内部管理来加以应对。”

与此同时，业务量的增速则并没有完全跟上人数增长的步伐。根据上海律协披露的数据，2021年上海律师办理各类诉讼案件39.06万件，同比增长12.56%，但非诉讼业务则从2020年的17.5万件小幅下滑到16.10万件。2022年的数据暂未公布，但有多家律所在调研中反馈业务量较2021年存在幅度不小的下滑，2023年才逐步回升。“在律师业务只有存量、没有增量的大前提下，单纯律师人数的增长，显然对从业人员是不友好的。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取代了一部分法律咨询工作，律师们的焦虑也在情理之中。”徐宗新表示。

这是好事么？显然不是，过于内卷的行业环境会进一步挤压从业人员的生存，“淘汰”掉不适应生态变化的个体。但，这是坏事么？也不尽然。激烈的竞争会驱动律所、律师加速进化，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而一步步改造行业，推动行业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正如头部律所管理者们观察到的那样，当下的律师行业正在步入增长放缓的成熟变革期，或先或后，律所们也终会迎来需要自我创新换取竞争优势的阶段。对于上海律师而言，唯一的不同是最近数年里频繁发生的变故让这一进程有所加速，为此不得不在适应期经历了更多的阵痛。在那之后，就是如何将磨砺转化成更大动力的课题了。

*2022年数据统计至2022年12月26日，2023年数据统计至8月24日。

这种头部集聚的态势，进一步增强了品牌大所的服务能力和客户影响力，对占行业绝大多数的中小律所则意味着竞争压力的进一步增大——这点也不仅仅是上海一地面临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律所就没有生存空间。

“我个人觉得当前区域市场的竞争态势相对明确，未来数年可能变化不大。头部大所们仍会保有其较强的市场影响力，精品专业所则会有一定的发展机会，市场的参与主体可能更加多元。”孙林表示，“与之对应，中小所的发展空间则可能受到更多挤压，需要尽可能通过差异化竞争路径来形成律所标签，以让律所品牌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可度。”

“规模化并不是发展的必然选择，即使国际公认相对发达的英美法律服务市场，也生存着大量中小律所。所以我始终认为，大所、中小所各有各自的市场空间。”邵万权表示，“值得中小所认真考虑的是如何实现长远发展。建纬在很多城市的分所也就是3-40人的中小体量，但通过走聚焦专业服务的差异化路线，仍能在特定领域与规模大所掰掰手腕，甚至形成优势，这可能是许多中小律所可以考虑的竞争路径。”

徐宗新则认为律所发展的关键在于产品：“律所竞争力，不在规模大小，而在于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产品。以刑事领域小体量精专所为例，是不是坚持做专业聚焦？有没有在专业层面做到行业领先？能不能与其他专业的精专所加强合作、取长补短？这些，才是决定中小律所能不能更好生存的关键问题。”

归根结底，相较于过往对于规模增量的追逐，如今的上海律所管理者更认同打出差异化的重要性——这基本昭告了纯粹规模红利时代的终结，也与市场发展阶段的演进息息相关。在那之后，变革，和变革过程中机构的对应调整，都将接踵而至。

任何发展阶段都存在正反两面，正如有光才有阴影，即便在1997、2008等数轮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也暗中孕育着下轮变革的胚芽，等候一个合适的契机迸出象征生机的枝杈。

而今的低潮也是如此，在行业发展阶段演进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段挣扎、适应再到引领变革的阶段，但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零星的机遇火花。上海法律服务市场，也正在闪烁着这样一些亮光。

举个例子，当我们谈论近年的区域市场时，区域集聚趋势往往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客户需求愈发“苛刻”的时候，也恰恰是最适合整合服务资源、提升服务能力的时刻。在国内比较典型的几大区域性城市群，例如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都市圈等，都在经济发展层面展现出了更明显的交流互通、协作联动趋势。

这种趋势反馈到法律服务市场，则体现在对律所区域统筹服务能力的更高要求。如对头部律所动向加以关注，不难看到这些全国性律所普遍在强化重点区域市场的整合联动。

以锦天城为例，现有的杭州、南京、苏州三个办公室就和上海办公室一道构成了长三角地区的服务矩阵，办公室间的交叉联动、合伙人间的频繁交流以及业务机会的相互推荐，使得锦天城对大型客户的覆盖度和为客户提供属地化服务的能力都在持续增强。“包括大湾区，我们正在推动将原先与本地所联营的香港办公室转化升级为可开展实际业务的分支机构，进而与深圳、广州构成完整的服务框架，包括成都、重庆，我们也在推进办公室间的合作联动。”孙林表示，“这种区域聚集的趋势，对于律所开展业务、扩大区域影响力无疑是有着明显帮助的。”

自身即带有区域联动性质的靖予霖也认同这点。“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为例，就是以上海为中心，联合、带动四地的整体发展，在全国起到龙头作用。”徐宗新表示，“对上海律所来讲，首先要带头，其次要分享，第三要联合，即便区域性律所，其业务目标也应该面向全国。对此，靖予霖目前就在和长三角地区高校合作，尝试打造‘长三角刑辩’品牌。”

“区域性的联动增多，某种意义上也是区域市场开发深度增加的一个特征，也必然是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邵万权认为，区域联动会增强律所在展业拓业方面的能力，“不同区域可能在发展侧重点上有所差异，但都具备传统业务领域的细分可能和新兴业务的开拓机会。例如长三角，就在新能源、合规、政府法律服务、反垄断与竞争法等热点领域有着很大的联动合作空间。这些都是律师、律所有机会把握的发展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孙林还提到锦天城当下对于自身的定位：“比起称自己为一家‘上海所’，锦天城更倾向自我定位为‘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全国性律所’。”不同的定位意味着视角上会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发展路线和战略选择。作为上海律所规模化发展的翘楚，锦天城是ALB2022年度“中国国内律所30强”榜单上唯一一家跻身前十的上海律所品牌，其余9家则全是北京律所品牌——众所周知，北京律所向来被视作全国化发展的范本，锦天城的“全国所”定位，意味着他们已然在用更高、更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

当然，这样思考的上海律所绝非锦天城一家。如从分布地域和服务范围来看，方达、建纬、通力、申浩、瀛泰等律所都在全国化的路上持续奔行——更“全国性”的上海律所群体，更雄心勃勃的发展志趣，似乎越来越明显。

在专业服务层面，上海律师一贯以精耕细作的服务方式而闻名。而今经济环境有所变化，上海律师行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更激烈、更多样的竞争摩擦，但另一方面，这也驱使律所将专业能力做得更加极致，以期靠专业能力在更多领域形成差异化服务优势。

整体而言，目前上海法律服务市场的业务机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传统行业、国内市场服务的进一步细分，以及跟随中企出海的衍生涉外法律服务。

资本市场领域，由于整体的审核发行速度仍能维持相对正常的水平，头部律所在这一领域的业务相对稳定，但也不可避免地因企业发展战略收缩、客户付费能力下降而迎来更大压力。同样，商事争议解决也基本维持了可观的业务量，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投融资领域，在外商在华投资业务收缩的同时，中企向外走的步伐也在加快，对外直接投资（ODI）的相关业务量也随着快速增长，表现不错。最亮眼、表现最强劲的业务则是近年风头不减的债务重组、破产重整，引领着逆周期业务的发展扩张。

总体而言，传统业务领域仍是随经济波动呈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这也使得综合性大所较精品所仍拥有更强的调整和适应能力。

而在新兴业务板块，头部律所们基本都展开了对ESG、合规、数字经济等热门领域，乃至是财富管理&高净值人群服务等细分蓝海领域的预研和落地。

以锦天城为例，由于专业化建制齐整，锦天城得以依托专委会、行委会开发对应产品并将之落地：“比如ESG业务，就由环境与能源行业委员会牵头开展，数字经济、数据合规则是互联网与信息化行业委员会带动推出了成熟的法律服务产品，包括向出口管制经营者集中、IPO专利狙击等非常细分的业务，锦天城都有律师探索专精。近期，我们也在考虑搭建专门的合规研究中心来推进大合规业务的建设。”

对于精品所而言，形势会相对更复杂。在建工和房地产领域，由于相关行业近年受到的相关影响较大，客户付费能力亦有所下降，因而在非诉领域对应处于下行态势。但这种行业层面的发展困顿也催生了更多争议和纠纷，诉讼业务反而大幅增加——建纬整体业务量对比2021年同期仍能有小幅增长。

“这是市场发展的客观环境，单靠随波逐流绝对难以支撑律所稳定向前发展。因此建纬也在向整个建设领域进一步渗透，通过向行业上下游延伸来拓展自身的服务面，创造更多机会。”邵万权表示。“例如在行业上游通过参与地产企业的融资项目来提供更多服务，或是在行业下游处理更多的破产项目，通过衍生业务的开发来做大盘子。包括当前比较有发展机会的智能建造、企业合规，建纬都在基于过往的研究成果推动其市场化和具体落地。”

在刑事领域，刑事合规尤其是主动刑事合规是一个正在增长的业务蓝海。“目前靖霖刑事律师就累计办理了三十余件主被动刑事合规案件，其中数件登上最高检合规典型案例。”徐宗新表示，“在刑事领域新兴业务这块，一方面横向发展，通过与其他专业交叉形成新业务，例如刑民交叉、刑民行交叉等，或是更具体的刑事建工交叉、刑事知产交叉，这些交叉业务都是黄金业务；另一方面也纵向发展，由诉讼向非诉延伸，例如诉前刑事风险防范、诉后常年法律顾问，等等。刑事律师必须与时俱进，才能适时进行横向、纵向的有机结合，发掘更多业务机会。”

一线城市的人才问题，和其他区域的人才问题不太一样。其他区域即便省会城市，仍有被一线城市“虹吸”的可能性，而一线城市的竞争，更多集中在内部，多数情况下分辖区竞争和律所间竞争。

上海也不例外，庞大的高校数量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加之对长三角乃至整个东中部区域拥有极强的人才吸引力，因此并不缺少高端人才的流入，竞争在内不在外。

辖区竞争层面，除崇明外的15个辖区呈现出典型的梯级分布态势。具体看相关数据，可见上海执业律师相对集聚在浦东、静安、徐汇这三个大区：截至8月24日，浦东以8403人、315所的体量领先于其他区域，其中包括14家百人所（含1家千人所）；静安以6752人、261所的体量排在次席，坐拥10家百人所（含1家千人所）；随后是徐汇，以4037人、189所的数据揽下第三，百人所8家。以上3个辖区，承载了上海半数以上的执业律师和40%的律所。

这种分布与上海的经济发展分布紧密相关——百年繁华的浦西和新近崛起的浦东集聚了上海经济发展的精华，也产生了更多的高端法律服务机会，而这对律所天然有着致命吸引力。相对参差不平衡的服务能力分布，让各个辖区的司法主管部门采取了种种举措吸引和留住律所律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政策支持、发展补助。

也有观点认为，政策层面强推律师分布的均衡性有悖法律行业实际，因为依附于经济发展的服务业天然会向经济发达区域聚拢，随着上海区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律所律师也会自然向有新兴需求的机遇聚拢。

相比之下，律所间的相互竞争算是强所云集的上海滩在人才层面更紧要的课题。

这种竞争是全方位的。“比如律师行业越发激烈的内卷，在持续挤压着新入行者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使得一些不适应新环境的成熟律师选择跨行转业。一方面，成熟律师的离开会削弱律所的服务能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部分成熟律师转做相对跨度较小的法务，又会因此进一步过滤企业的法律服务需求，留给律师的更多是复杂疑难法律问题。”孙林表示。

在越来越激烈的人才竞争下，律所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机制和平台，就显得尤为重要。“律师群体的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30岁以下新人的快速涌入，和业务增量的有限，都会驱使律所尝试通过吸收更优秀的人才来竞争有限的业务空间。”邵万权表示，“建纬对此也十分重视，一方面通过在全国范围与各地法学院校联动来吸引优秀毕业生，另一方面亦在内部设置种种机制，为年轻人提供执业帮助的同时，还鼓励他们在新兴业务领域大胆探索研发，例如ESG、数据合规等等，以同成熟律师形成错位竞争。包括传统建工领域的细分研究，我们也吸收优秀人才参与，仅2022年，建纬就承接全国性研究课题达16个。”

除提供各种便利外，专业建设亦是吸引人才的一大秘钥。实际上，除采取种种策略展业拓业外，变局中勤修自身亦是头部律所的共识之一，而这恰恰是希望获得快速成长的人才所格外看重的。以靖予霖为例，尽管作为刑事专业所在2022年的业务量上受到一定冲击，但靖予霖仍选择不断产出专业化成果的建设路径。“2021年以来，靖予霖先后成立苏州、沈阳等六处分所，出版三本专业书籍，研发百余门课程，主办或合办了多期刑事论坛类交流活动。这些丰富的专业建设和成果输出活动带来的一大显著效用，就是今年4月以来所内律师或多或少在个人案源上有所增长，体现出专业能力向个人影响力的转化。”徐宗新表示，“后续，靖予霖仍计划坚持内训，推动律师持续学习和专业化，引导成熟律师走‘刑事+’路线，与建纬等其他精专所‘专专合作’，不断追求极致。”

20世纪20年代，作家村松梢风在数次造访旅居租借期的上海后，给这座瑰怪复杂、不可思议的城市留下了“魔都”这一雅号。

他无法预见的是，百年后的上海已然在后半阶段的飞速发展里变得大不一样，以至于“魔都”这个概念基本被焕然一新。生于此、长于此的上海律师行业，自然也就被打上了快速发展更新里留下的复杂烙印，镀上了与其他区域全然不同的光辉。

该如何总结上海律师行业的特点？

这是不同律师口中所凝练出的共性特点，也是让上海律师和区域市场得以区别于其他律所的一张张鲜明标签。

今天的标签未必能代表未来的走向，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变化阶段，上海律师后续数年的选择和发展情况，或许还不足以决定下个百年的成败走向，但一定会有着较往日更深重、更长久的影响。

从目前看，整个生态内正在出现一些自我改变和革新的新方法、新理念、新趋势，有些已在尝试落地，有些还只是苗头，甚至不乏质疑。

法律服务聚集区是近年多地出现并持续推进的潮流之一，如海丝中央法务区、天府中央法务区等都已经在产业集聚+法律服务赋能方面进行了数年探索。目前，上海亦在临港、虹桥形成了类似区域集聚态势。

自2020年相关政策发布后，得益于临港新片区在发展离岸金融贸易等领域的独特区位优势，不少律所选择奔赴设点，其中包括了十余家上海律所同城分所。2023年8月1日，临港又发布了《临港新片区促进法律服务业发展若干政策》，采取大额资金奖励、补贴等形式，继续大力支持律所入驻，推动涉外法律服务发展。

而在虹桥，随着国际中央商务区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持续发展，聚焦商事仲裁、知产保护等领域，力图打造高端法务资源集聚地的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也步入快速推进阶段。截至2023年6月底，中央法务区已吸引超过50家律所和泛法律服务机构入驻，如建纬就在法务区的核心区域——虹桥汇T9设置了办公室。

除上海律所外，亦有诸如广信君达等外地律所选择在此设点，有行内人士认为，集聚区内的同行良性竞争将有助于区域整体法律服务水平的提高，未来也存在着集聚区主动引导和律所间相互合作带来更多业务增量的机会。

在国际化发展层面，上海律师行业一脉传承的涉外基因，使得本地律所、律师仍在采取种种形式拓展涉外业务、提升服务能力。

一方面，上海律师通过跟随中国企业出海，提高涉外服务能力，挖掘潜在业务机会。“以建工领域为例，我们从2018年就开始根据客户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建工项目需求编写一带一路系列研究丛书，该丛书计划编写十本，旨在从专业法律服务视角，对于一带一路所涉国际工程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目前已经准备发布第四本。”邵万权表示。

另一方面，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国际市场环境下，上海律所出国设点的步伐仍在谨慎且稳步地迈进。“国内律所仍有向外发展、国际化的内在需求，锦天城一面通过继续加强和鸿鹄的联营等形式，拓展在海外的联动服务范围，另一方面也在争取提升海外分支机构的服务能力，例如新近成立的东京办公室，我们就为其设定了三年内转化出实际业务的发展目标。”孙林表示。

事实上，无论是法律服务集聚区建设，还是律所出海设点，业内都不乏质疑之声，例如；政策导向的法律服务集聚区发展前景仍有待观察、中资所海外分支机构缺乏发展土壤，等等。质疑声存在合理，因其出发点是低谷期顺应大势、蓄力待发，而非盲目扩张，但从上海律所的实际探索来看，无论开设同城分所，还是推进国际化，都是在既有战略方针下作出的审慎决策，是务实基础上的探索创新。

行业既需要保守稳健派作为基本盘和压秤砣，亦需要探索开拓派确保前路的明朗。承担更大的风险，收取更大的收益，是勇敢者的本质，亦是行业前进的动力之一。

关于法律科技的话题，近些年一直热度不减，行业探索也随之由浅入深。2022年的特殊环境加速了上海律师对于线上工具和辅助科技手段的应用，2023年年初爆火的AIGC产业则为这份热度添了一簇新柴。

在人工智能和法律科技发展方面，上海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2021年，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约3057医院，集聚了全国约1/3的相关人才。据36氪研究院《中国城市人工智能发展指数报告》，上海在城市人工智能发展总指数上以仅次于北京（92.93）的87.01位居第二。同时，上海拥有超1万家法律科技相关产业，便于律所直接获取或合作开发相关技术。

对于这一正在深度改造行业、影响未来业态发展的事物，上海的头部律所们自然不会遗漏，都在有计划地推进相关事务。

锦天城对法律科技领域的前沿讯息一直保持着较高关注度。如今AIGC爆火的同时，锦天城内部实际上已经上线了一套具备一定数据训练能力的AI系统，为内部律师作业提供法规、案例检索方面的数据支持。“我们也在持续探讨法律科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应用，目前所内安排了一位执行委员会成员专门推进信息化方面事务。”孙林表示。

建纬亦如是。“建纬前些年就已经在和外部机构合作，研究开发包括法律合同文本起草、审查和修改等在内的种种功能，对提升基础事务的处理效率很有帮助——例如文本审查就能比人工省下6-70%的耗时。”邵万权表示。同时，建纬也在探索利用人工智能来改进律所内部管理，例如在大数据分析、内部信息检索等方面提供支持，并与外部机构针对部分需求进行定制开发，提升内部运营的效率与合规性。

人工智能发展有三个阶段：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徐宗新认为目前的AI还处在第一阶段，是人类的工具：“关于如何应对，关注AI的发展，运用AI辅助办案，研究和预防AI犯罪，持续学习避免被AI靠数据、算力和算法淘汰，我认为这是专业律师需要考虑和做到的。”

曾经有观点认为，法律服务行业高度依赖个体提供咨询性质服务，因此科技应用滞后、服务手段传统，但这种智慧成果永远无可替代。也有观点认为，在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律师行业是最有可能被替代的数个行业之一。从当下来看，这两种观点都可能过犹不及、存在偏颇，至少，在经过数年发展演进后，法律行业早已深度融合了技术发展的种种成果，并将之化为助益。

当然，也许技术之种还会在行业里朝着这两个方向推波助澜，带来一轮又一轮的颠覆和改变。作为国内技术应用的前沿阵地之一，上海是颠覆者，还是被颠覆者，不同律师可能各有答案。

区域性市场的边界是什么？

省级行政区的管辖范围固然与《律师事务所名称管理办法》一道明确了律所的归属，但却回避不了不同区域市场间相互影响、浸润和交融的客观现实——经济发展、法律服务行业发展相对强势的区域，例如北京、上海，就从未停止过向其他区域的拓展与输出。

其中又有区别：在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律所品牌数量上，上海较北京仍有明显差距：截至2023年1月，上海53家百人所中，22家属于北京律所在沪分所，而北京59家百人所中，仅有来自上海、四川的3家外地品牌在京分所[1]。

“在全国范围的市场拓展和品牌影响力扩散方面，现阶段北京律所仍较上海律所走得更远。”邵万权表示。横向对比起来，在全国有多点布局的北京律所品牌数量确实要远远超出其他区域律所品牌，上海固然有锦天城、方达、通力等全国性律所品牌，但在数量级和整体影响力上仍有差距。

当然，是否要将品牌拓展至全国，是个需要结合不同律所发展实际需要来考量的问题。如前文所言，锦天城、建纬等头部律所们越来越倾向于减少对区域性身份的强调，“全国性律所”的提法则越来越常见。上海的中小律所们亦能学习虹桥正瀚、靖予霖等律所的独特路径，于差异中寻找不一样的发展之道。

这是上海最为出众的一大特色——包容，带来多元。

20世纪30年代，上海曾用往前数十年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国内工业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百年时光，沧海桑田。如今的上海仍保留了上述三个中心的定位，但又不止于此——正如曾经“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八字城市精神，在新的时代又被注入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新内涵，有着悠长历史的上海律师行业，显然也会在新的时代找到更多新路径、写下更多新故事。

有的故事属于当下，发生在每家律所之中、每名律师身上；有的故事属于未来，譬如已经和即将踏出校门的一届届法学毕业生。

正是一个个看似独立的故事，构成一个行业蓬勃向上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