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73）是英国十九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在20岁时遭遇了一场生存危机。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经常考虑自杀。简言之，他患了抑郁症。抑郁症并不稀奇，如今抑郁症满街都是，但密尔的抑郁症有些讽刺。密尔的父亲是效益主义哲学（Utilitarianism）之父边沁（Jeremy Bentham）的好朋友。效益主义的宗旨是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利益，而利益的最好体现莫过于人的幸福快乐。从密尔出生那天起，父亲就精心设计了密尔的人生。他要将密尔培养成一个最快乐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要以增加人类幸福为己任。或许是父亲教子有方，又可能是自己天赋异禀，密尔真的成了神童。他三岁学希腊语，八岁可以用拉丁文和希腊文阅读和写作，十岁时已经在轻松地阅读柏拉图。他学习代数和天文学，写诗，还像模像样地跟父亲认识的精英大咖讨论学问。父亲也鼓励他寻找改善人类命运的方法。他小小年级就倡导给妇女选举权，消除贫困，结束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立下了为尽可能多的人带来自由幸福的宏图大志。“虎爸”的育儿项目似乎相当成功，密尔在自传中也说到，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勃勃雄心让他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但20岁的时候，密尔的天空出现阴影。他经常无精打采，平时感到愉快的享受不再让他兴奋。然后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他的世界开始崩溃。这个问题就是，假如你生活中的目标都实现了，你期待的改革都完成了，一个公正的社会被建立了，你会快乐吗？他发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会！”因为很简单，目标达成了，就不再是目标；没有了目标，生活的意义就不复存在。当然这些目标可能永远不会实现；或者一个目标实现了，还可以寻找新的目标。但我想密尔不能接受的，是这种生活方式中的逻辑错误。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有些浪漫派诗人善于用华丽的辞藻进行宏大叙事，华兹华斯却偏爱用大白话写日常小事。但他用想象的力量赋予平常小事新颖的色彩，并从中寻找人性的普遍规律。他尤其喜欢描述简单质朴的乡间生活。他认为在这种生活中，内心的激情以一种更简单的状态存在，无拘无束，纤尘未染，而且和自然的美结合在一起。他和另外几个诗人曾一起住在英国湖区（Lake District of England），他们被称为“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华兹华斯的诗很纯净，比如《写于早春》（Lines Written in Early Spring）：“穿过樱草花丛，在绿色凉亭，/长春花与她的花环游戏；/每一朵花，我相信/都享受它呼吸的空气。”“四周的鸟儿蹦蹦跳跳，/我不知道它们想些什么——/但它们每个细微动作，/都像颤动的欢乐。”
又比如《廷腾修道院》（Tintern Abbey）：
“今天，我重新休憩/在这里，在这棵深绿的梧桐树下，远望/这些农舍的田园，一簇簇果树，/在这个季节，尚未成熟的果实，/披着同一种绿色光泽，消失/在低矮的树林深处。”“这些美丽的风景，/虽然久违，对我却还没有/像盲人看不见的风景：/经常，在孤独的房间，在喧嚣/的城镇，它们给我带来/在疲惫的时光，甜蜜，/被血液，又被心，感觉到；/甚至进入更纯净的头脑，/带来平静的修复：——也感到/忘却的快乐：或许，就像，/那些一点都不轻微的影响/对一个好人一生中最好的部分，/他那些小小的、无名的、没有被记住的/善良和慈爱的举动。”
密尔是偶然打开华兹华斯的。他以前也读过华兹华斯，并没有惊艳。但这次大概因为特定时期的特殊心理，他得到极大安慰。
华兹华斯的诗之所以成为我的精神良药，是因为它们不仅表达了外在的美，也表达了在美的影响下的情感状态，以及被情感染上色彩的思想……我似乎从它们身上汲取了内心的喜悦、同情和想象的快乐。它们跟挣扎和不完美无关，所有人都可以分享这些快乐……我似乎了解到，当生活中所有罪恶都被消除时，什么是永恒的幸福之源。当我受到它们影响时，我立刻感觉自己变得更好、更快乐了。结果就是，我慢慢地但完全地摆脱了习惯性的抑郁。
密尔后来度过了硕果累累的一生。但将快乐的源泉从实现改良社会的宏伟目标，扩大到欣赏并无实际效用的美，是他一生发生的思想转折中最关键的一个。密尔经历的实际上是一场中年危机。一般人四、五十岁才经历中年危机。密尔是少年天才，人生是浓缩的。他的中年危机比人家早几年发生，好像也说得过去。中年危机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内耗。关于如何应对，献计献策的人很多。David Brooks在《第二座山》（The
Second Mountain）中建议我们从攀爬获取名利、满足自我的第一座山，切换到舍弃自我、承诺奉献的第二座山。他的本家Arthur
Brooks在《从强到强》（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中开的药方则是，人过中年就要扬长避短，不跟年轻人拼体力智力，而是发挥有智慧、有阅历、有人脉的特长，从培养年轻人、服务社区、追求精神成长这一类事情中寻找意义。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家Kieran Setiya又有另一套理论。他把我们从事的活动分为有目的（telic）和无目的（atelic）两种。前者给人生以方向，让我们头上有屋顶，桌上有吃的。但你一旦达到目标，就消灭了那个激励并赋予你意义的东西。要恢复这个意义，你必须继续下一个任务。Atelic的活动则相反。它没有终点，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享用它们，也不会把它们耗尽，比如跟朋友聊天，在大自然中徒步。Setiya的应付中年危机的谆谆教导是多花一份心思享受旅程本身，在没有终点的乐趣中倾注更多感情投入。到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密尔采用的就是Setiya的方法。不管是爬第二座山，还是做青年人的导师，都太精英主义，一般人不敢妄想。但减少对目标的依赖和对外部奖励的期待，善于从通向目的的旅途甚至漫无目的的游荡中寻找乐趣，则还有一些可操作性，学渣们还有希望做到。当然对有些人来说也很难，这跟他们的天性不相容。因为幼时的洗脑，目标导向深入骨髓。用密尔的话来说，一切都“跟挣扎和不完美”有关。即使最轻松的消遣也是有目的的，什么事情都要变成一个“项目”（project）才有滋有味。如果旅行，大概已经想着游遍所有国家公园，足迹踏上每个大洲；如果运动，必定想一点一点加快速度，增加距离，同样动作多做几遍，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有进步。有一个办法是模仿密尔的口气问一问自己：当生活中所有罪恶都被消除时，什么是永恒的幸福之源。这样一想，或许有可能调整自己的生活策略。于是我们种花，欣赏艺术，读书消遣。当它们不是获得其他东西的手段，而是用自己本身的魅力吸引我们时，它们是更新生命活力的维他命，是抚慰心灵的清风雨露。当然还有读华兹华斯。当我的目光扫过他的诗行时，我可以感到心境慢慢平和。我完全可以想象它们对密尔的精神滋润。我严重怀疑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找个借口细读华兹华斯。它们将密尔从生存危机中拯救出来，对我们或许也可以有同样效用。美国历史上最棘手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