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立业难成家,青年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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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宏观经济下行、产业结构转变等情况,中国青年失业率逐年提升,许多人毕业即失业。为了延缓就业压力,国家开启高校扩张,青年选择考研考公等慢就业模式,但仍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难的问题。不立业难以成家,中国的婚育情况也不容乐观,高婚育成本是难以逾越的门槛。为了调节就业矛盾和婚育压力,应改革教育体制,活跃民营经济,补贴有孩家庭,增设托儿所。
青年失业率在上升,失业青年在下沉
当我们在讨论“青年”相关的话题时,我们需要首先明确青年的定义。
从劳动力的角度讲,0-15岁是童年时期,16-24岁是青年时期,25-59岁是成年时期,60岁以后逐渐退休。
结合个人成长规律来看,童年时期是高中之前,青年时期是高中和大学阶段,从高校毕业后即进入就业市场。如果选择考研读研,则就业时间往后推迟2-3年。
随着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青年失业率”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青年失业率,主要是指16-24岁之间年轻人的调查失业率。
我国从2018年开始首次发布这一数据,5年多时间以来(2018-2022年),青年失业率逐年上升从10.8%上升到17.6%。
2023年6月份,我国青年失业率达到了21.3%,创下历史新高。
目前中国青年总量是9600多万,但大部分青年在校求学,实际在找工作的只有3300多万。结合青年失业率可知,当下有600多万的失业青年。
青年失业率之所以越来越高,是因为存在总量和结构上的供需矛盾。
从供给的角度看,我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在下降,但青年劳动力人口却在上升。
以劳动力人口总量来看,2018年到202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数量减少了2000多万人,但是青年劳动人口数量却在快速增长,尤其是高校毕业生。
2018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820万人,而到了2023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达到了1158万人。5年间高校毕业生人数增加了300多万人,增幅超过40%。
从需求的角度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总量需求正在萎缩。
2018年,我国的GDP增速为6.6%,但是到了2022年,我国的GDP增速放缓到3%,经济增速萎缩了一半,就业需求自然也就随之下降。
从供需结构来看,最近几年,主要吸纳青年就业的行业正在萎缩或饱和。
我国青年人就业最集中的几大行业,分别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教育和建筑等。超过60%的年轻人在这些行业就业。
但是这些行业,最近几年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冲击。
制造业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产业链有向外转移的趋势。教育培训受到行业整顿,相关产业的就业机会也随之蒸发。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周期,销量不景气,连带着建筑业也遇冷。
此外,网约车、外卖等新兴行业,过去几年吸纳了大量的青年就业人口,但是最近也开始出现了就业饱和的迹象。
以网约车为例,截止今年5月底,发放的网约车驾驶员证和2020年底相比增加了将近一倍。
由于网约车行业的供求关系迅速恶化,今年以来,全国多个地方政府开始对网约车发出行业饱和预警。
总结来看,我国青年失业率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逐年上升,青年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许多人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
“慢就业”:失业与就业之间
最近几年,每到校招的时段,如金九银十、金三银四,总有“最难就业季”的感慨,恰似一年难过一年。
面对经济下行,劳动力市场需求萎靡的难题,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在延缓就业,以时间换空间,以等待未来情况好转。
在宏观上,国家采用高校扩招的方式,将大部分青年群体转化为非劳动力,减缓就业压力。
1999年,高校扩招正式启动,那时普通高校毕业生不到百万。随后20多年,高校毕业生持续增加,每一年总量都在创新高。
2022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规模突破了千万,较10年前增长了58%,是刚刚跨入21世纪时的11倍多。
一方面,高校扩张为青年就业带来了积极影响,青年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回报不断提高,平均薪资和初职薪资持续上升。
但另一方面,在经济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背景下,青年就业面临着诸多困境,例如需求下降,竞争激烈,学历贬值等。
在微观上,高校毕业生倾向于通过考研来延迟就业,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根据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高校毕业生秋招行情》显示,超50%的本科毕业生表示有考研的打算。毕业后深造的人数呈上升趋势。
2022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457万,相比2021年,增加了80万人。
然而,2022年招生人数在110万左右,相比去年只增加了5万人左右。这也就意味着,今年有近3/4的考生落榜。
除了考研,还有考公。
与大多数就业岗位相比,公务员可以带来稳定的生活,社会地位高,福利保障相对较好,不会面临被裁员的风险。
即使是曾经没有意愿考公的学生,在就业压力面前也开始涌向考公这座独木桥,正所谓“宇宙的尽头是公务员”。
2022年,共212.3万人通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资格审查,首次突破200万人。实际录用人数只有3.12万,报录比高达68:1。
考研考公群体一般分为三种状态,在校备考、在职备考、辞职备考。甚至考了很多次都没有上岸的,比如二战、三战等。
在考研考公愈发火热的当下,出现了一个词汇——“慢就业”。
与中学/大学毕业即就业的模式不同,“慢就业”者在毕业后并未立即走入职场,而是放缓、延迟就业,一般延迟数月甚至两、三年时间。
2018年,当“慢就业”这个词开始在网络传播时,16-24岁城镇青年全年平均失业率为10.8%。2023年上半年,城镇青年失业率达19.6%,慢就业的人也随之增多。
今年5月,智联招聘发布《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选择“慢就业”的人数占比,从2022年的15.9%提升到18.9%。
“慢就业”听起来闲适松弛,但充满了青年人不愿将就的无奈和迷茫。
当下,就业市场很难有充足的优质工作岗位供大学生选择,体面的工作岗位竞争激烈。
而考研考公,起码有些许希望能实现理想的工作和生活,但又有多少人在岸上呢?
不“立业”,何以“成家”?
在就业形势变化的同时,中国年轻人的婚育情况也正经历重要的变化。
中国古话讲“成家立业”,实现这两件人生大事,意味着青年步入社会、承担责任,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青年在就业和婚育行为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就业上,青年的初次就业时间推迟、劳动参与率下降、失业率上升。
婚育上,青年的婚育时间推迟、生育率下降、不婚丁克等非传统家庭行为越来越普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项研究表明,经济基础对于中国青年婚育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成功“立业”对顺利“成家”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如果青年无法在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完成从学校到职场的成年转变,即使政策和舆论上再鼓励婚育,他们也很难进入婚姻、生儿育女。
事实也正是如此,青年时期困于就业的围城,难以立业的情况下,成年时期亦将困于婚育的牢笼,难以成家。
育娲人口研究的《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3版》显示,我国的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到2022年的4.8‰。
我国的结婚人数也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2013年的结婚登记对数为1347万对,连续九年下降到2022年的683万对。
一方面,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青年立业难;另一方面,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也成为了横亘在男青年面前的结婚门槛。
房子是结婚的首要条件,当前,我国部分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许多年轻人由于买不起房,只能选择推迟结婚。
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年轻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如果说男性的难题是“不立业难成家”,那么女性的难题就是“成家后恐难立业”。
研究表明,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有可能因为结婚、生育而成为“尼特族”。
尼特指的是既不上学也不就业或接受就业培训的状态。“尼特族”包括了失业青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青年。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尼特族”青年比例持续提高。从2000年的9.4%上升到2010年的11.1%,又上升到2020年的15.5%。
其中,女性尼特族的已婚已育比例较高,这很可能是受到母职惩罚的影响。
由于缺乏生育支持、不平等的婚内性别分工和就业市场的排斥机制,女性很容易因怀孕或生育而离开就业岗位,并可能长期无法返回职场。
研究发现,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都在其生育一孩那一年明显下降,一般持续到第四年后才逐渐回升。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环境变化导致“就业-结婚-生育”人生链条难以顺利衔接,青年人存在结构性困境。这不仅影响个体的幸福感,还将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大挑战。
调节就业矛盾,降低婚育压力
青年的高失业率,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出现了人力资本的浪费,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升,另一方面影响社会整体的结婚、生育等系列民生发展。
针对青年群体就业难的情况,政府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不少应对措施,包括高校扩招、研究生扩招、公务员岗位向应届生倾斜等。
尽管这些政策非常有必要,且见效很快,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首先是大学扩招。
目前中国高校的教育培养模式与真实的产业需求存在脱节,虽然通过扩招可以抑制短期的失业率,但并能真正解决就业问题。
如果不改革教育培养模式,就业问题只是被推后了,还会带来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历贬值的问题。
其次是公务员岗位倾斜。
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公务员靠国家财政供养,增量有限,缺乏退出机制,容易加大财政负担。
在宏观经济下行、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单独靠强体制化的促就业手段,很可能是杯水车薪的程度。
基于以上情况,针对青年就业难的问题应当从供需两方提出解决措施。
首先,在供给方面应加强教育培训模式改革,优化青年的人力资本,使其更适应市场需求。
一方面,结合产业转型需要,针对性培养人才;另一方面,转变职业教育观念,提升职业教育的培养质量。
此外,还可以加大对青年的知识技能再培训,使其更多了解市场,更好地提高技能。
同时,通过就业优先政策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健全终身学习体系,支持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不断完善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
其次,在需求方面应提高社会的总需求,活跃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目前各级政府已为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减税降费、信贷倾斜等。
针对就业问题,还可以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尤其要鼓励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和平台经济的投资经营。
缓解青年就业压力之余,还应适当鼓励年轻人的婚育行为,而经济基础仍然是婚育的重点,解决的关键是降低年轻人的婚育成本。
首先,为有孩家庭提供现金补贴、税收减免、购房补贴等实际的经济帮助,形成社会和家庭共同抚养孩子的模式,加强社会的育儿氛围。
其次,增建托儿所,提高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减轻女性的育儿压力,帮助产后女性回归就业,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青年”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它一端连着童年,一端连着成年。
凭借所学知识,谋求一份合适的工作,进而有结婚生育的经济基础,安居乐业。这不仅是个体对幸福的追求,也是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为青年的就业和婚育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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