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奋斗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往往荆棘丛生、充满坎坷。强者,总是从挫折中不断奋起、永不气馁。
——2019年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闭幕,四季度的弹药终于到位了,也拉开了中国经济反击的冲锋号。本次会议通过了1万亿的中央国债增发,也通过了地方2.7万亿的新增地方债提前下达。伴随着被特朗普打破的全球贸易循环被修复,政府调集资源全力刺激,国内的各项经济数据也将迎来一波强势的反弹,我巍巍中华也将在接下来一片昏暗的全球经济中大放异彩。今天大A应声而涨,似乎从一个方面预示着中国经济上的压力得到了缓解。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一轮“牛市”的行情,即将启动了呢?中国资本市场最差的阶段过去了呢?其实不然,很多做过企业,或者说负责过具体一个方面的小伙伴或许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最差的时候,不一定是最难的时候。因为“差”往往是客观的数据的差,是外部挑战的差,而“难”往往是主观的判断的难,是缺少希望的难。造成“差”的问题往往很多,一些运行很多年的公司,往往也会突然因为一两个突发的事故带来“业绩”的波动。而造成“难”的问题,往往只有一个,就是“不确定性”,就是对于未来缺乏确定性。在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确是“很难”,那是因为许许多多的行业,都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管是外部的美国制裁,可能动不动就断供了,或者不让出口了;又或者是内部的不确定性,突然几个政策,一个行业或许就折戟沉沙了。再加上过去几年,国际局势的波谲云诡,以及一些“人事”问题的调整,都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而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很大程度上,是消除了这种“不确定性”,消除的不光有经济发展(ciji)的一些不确定性,还消除了不少政策方向(renshi)的不确定性。这让中国在“世界”眼中,重新成为了一个“确定性”很强的国家。
所以,在中国的“不确定性”基本消除之后,对于中国大部分企业,最难的时候,的确是过去了。而世界资本,也会再次拥抱这样一个拥有“确定性”的国家。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轮牛市”马上启动呢?也不是。因为最难的时候,并不一定是最差的时候。我们内部的问题,的确是通过最近一段时间集中地暴露了,解决了,但是外部的挑战,仍然在“持续加压”,“摇摇欲坠”。所以即便一个拥有“确定性”的我们,也注定要迎接一轮外部巨大“不确定性”的冲击。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军遭受惨重损失,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
如果复盘来看,红军长征最难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时候,大概是遵义会议之前。遵义会议之前,红军接连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夹击,并在湘江战役后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更为“难”的是,从上到下,大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立即进行了全面整编,各军团机关和直属队彻底进行了精简,战斗力得到恢复。加上军事指挥得当,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最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最难的时候,不一定是最差的时候。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当时统计红军兵力人数是3.7万余人。而最后统计,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7000人,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12000人,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11000人,红25军到达陕北3400人,红军到达陕北总人数大概35000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