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及演进

每当审视周围环境时，我们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人们无法谈论从周围环境中抽象出来的环境。哈茨霍恩(Hartshorne)曾指出，所谓的自然地理区域本身并不自然，最多相对于人及其主观视角来说才是自然的。

针对蚊子的“自然区域”地图或“仅基于自然元素的区域”地图将完全不同于针对红杉的地图，但这种划分必然怀有某些别有用心的关切。毋庸置疑，地理学家做的所有此类划分都指向人的视角，涉及的是作为人的自然。

如果人作为人，不同于其他物种，对环境有一种特殊的、人类的看法和视角，这不会造成很大的困难。但对于人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人们有着各式各样科学的、哲学的和目的论的观点，因此，对环境的解释也就千差万别。随着被围绕单元(environedunit)自身形象的变化，其周围环境的形象也随之变化。只要我们讨论宽泛的自然地理概念，如气候区或植被区，差异就可以最小化，即使对这些区域的定义依据的是观察者及其习惯和需要。不过，一旦提及与政治相关的问题，人们就很难达成一致。

我们谈论自然区域及其界限(“边界”)，这不会引起太多争议。但所谓的国家自然边界就会引起争议，尽管这些边界本质上同自然区域一样自然。国家边界与一个人的文化遗产和政治信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人们无法在模糊的人类普遍一致的基础上接受国家边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治单元的边界无法得到某种普遍人类原则(根据客观地感知到的人性，在这种意义上说是自然的)的支持，它将始终停留在政治领域，并且是妥协的结果。政治性本质上充满争议，因此不是自然的，更确切地说，不会所有人都承认它是自然的。

在一些地缘政治学著作中，最大的错误想法是声称通过诉诸非政治和非道德——即外部自然，非人世界的自然——来解决政治和道德问题。“自然”一词有两种不同意义上的用法：首先，符合人类道德本质和目的论;第二，符合作为物理世界的自然及其秩序和法则。这使人们更容易感到困惑，也有助于有些人进行欺骗——也许是有意的欺诈。动物的、植物的、地质的、地形的或任何其他世界的自然都无法替代人类世界的自然。甚至人作为肉体存在的自然也不能与人作为精神存在的自然相混淆，即便我们相信宇宙不是混沌，相信在所有物质元素和非物质元素中存在一种最终的和谐与秩序，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信念以及所有有神论哲学的教诲。

有些人依靠自然人类学特征(如肤色)来支撑其固有的道德决定。同样，地缘政治学家也经常编排现实世界的事实和法律，以便为政治要求、政治观念提供证明和支持。这可能会导致令人绝望的自相矛盾，一个在精神上与“自然边界”类似的概念——“和谐国家”(harmonicstate)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在思考国家区域的“和谐”或“不和谐”特性时，人们应采取科学的程序，同时要有最大的自由度。被剥夺以前拥有的周边领土后，匈牙利就表现为不和谐(或非有机体)的形式。有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的学生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周边地区应重归匈牙利。但这在逻辑上必然表明，比利时必然要从法国或德国获得更多的耕地;荷兰必然延伸到莱茵兰，反之亦然。依此类推，除非整个世界地图都重绘，否则人们找不到几个真正“和谐”的国家(如果有的话)。

只有达成某些基本的、普遍接受的协议，人们才能设想地缘政治学的和谐国家及自然边界。也就是说，人们首先必须达成必要的政治共识，做出决定，然后才会有(或者说才开始考虑)自然的或自然和谐的事情。自然观念或自然法则是一个自然秩序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没有自然观念或自然法则，政治体中就不会有自然。真正的自然只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东西，或者说源于所有人共同的东西。

人们有时尝试颠倒这一程序(尽管完全站不住脚)，坚持认为自然(物理世界的事实)，偏爱某一种政治选择。换句话说，环境的自然优先于政治和道德并取而代之。自然世界承担起人类世界的角色，通过将人类世界简化为物理机械，政治被去政治化，道德被中立化。列宁提出“科学唯物主义”，他说政府和政治必须让位于“对事物的管理”，因此一些地缘政治学家试图将地缘政治学的问题转移到科学地缘管理的领域。边界问题的政治层面被看作纯粹的技术经验问题，如边界的标记。所有这些尝试不过是倒退为地理唯物主义和前现代地缘政治学，把人看作自然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历史的创造者。

未能给予政治和道德其应有的地位，这似乎不仅是因为一种误导的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而且是官僚阶层风气的结果，尤其是在德国。

官僚思想的基本趋势是将全部政治问题变成行政问题。结果，德国政治学史中的大多数政治书籍实际上都是关于行政管理的论文…公务员看不到所制定的每一条法律背后都有…世界观。

自然边界和和谐国家区域都是理想，是社会认为作为其使命或思想的一部分(或条件)应该去实现的目标。

“自然”一词包含着整部历史哲学。当谈到自然边界时，我们指的是由命运、通过征服实现的理想所确定的界限。在实际边界和自然边界间往往存在差异。这很烦人，这些差异必须消除！

▲ 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

自然边界的观念是否能与一种原子的、自由放任的社会观念兼容，这值得怀疑。守夜人式的国家不会引导社会向积极的共同目标和理想迈进。它只是帮助个人追求民众的目标和理想。在美国，所谓的程序民主似乎占据优势(自然法学派主张“实质民主”)，自然边界的概念立即招致人们的怀疑，因为“自然”这一关键词暗示着某种统一性，在道德哲学领域，为了最高的普遍目标使所有人都承担义务;它甚至还暗含着寻求在国家和/或整个人类中实现有机统一的想法。程序民主强调摆脱的自由：“自然”一词只与自由相关，也就是说，摆脱任何自然目标和义务的自由，只尊重自由本身。

地缘政治学的批评者某种程度上也将政治简化为自然(即自然地理)。显然出于一种受到误导的欲望，一些批评者将讨论限定为严格“科学”“客观”(所谓的价值无涉)的范畴，猛烈抨击各种地缘政治学著作，好像这些著作的全部过错都在地理方面。实际上，真正让人反对的是鼓舞这些著作的世界观。豪斯霍弗(更不用说契伦和拉采尔)反复被指控为彻头彻尾的地理决定论者，但他并不是。豪斯霍弗的地理数据和知识有时会有问题，但真正的问题是政治道德问题，而不是地理问题。沃尔什(Edmund A. Walsh)说得非常正确，他强调道德问题。在沃尔什看来，豪斯霍弗的著作“包含着约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的真理”，但与此同时，这些著作的政治思想和结论却无法让人接受。

地理与政治这两类概念及知识必然要在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中共存。这就提出了对政治学家的地理学教育和对地理学家的政治教育问题。地理学家鲍曼(Isaiah Bowman)和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之间的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两个学科相互间的教育和理解。两人对美欧的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2年初，斯皮克曼发表了《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这本书声称是“对美国外交政策最基本问题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并“从地理和权力政治的角度对美国立场进行分析”。这本书为作者赢得了美国豪斯霍弗的称号，凭借的不是它处理的主题而是其代表的精神。实际上，与豪斯霍弗笔下的任何作品相比，《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都更像一个道德荒原。斯皮克曼明确支持一种无视道德原则的政策。

实施外交政策的政治家能关注正义、公平和宽容，只要这些有助于或不妨碍实现其权力目标。这些价值可以用作追求权力的道义依据，但是一旦其应用会造成弱点，就必须被丢弃。追求权力不是为了实现道德价值;道德价值是为了便于获得权力。

读了这段话后，魏格特(Hans Weigert)注意到“这是毁灭和虚无的声音”。厄尔(Edward Mead Earle)评论说：

俾斯麦不会走这么远，认为道德为无法确知之事。这主要是因为1890-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遵循的是斯皮克曼式的论题，即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已陷入目前令人难过的状态。

鲍曼对不道德政治类型的临时背书不是由于他的世界观，而是源于对政治哲学根本问题的误解。作为受过良好培训的政治学家，斯皮克曼完全明白他在主张什么。他的地缘权力政治是他对当时曾支持的国际联盟感到失望的一种反应，反映一种特定的人性概念，即人性是什么以及如何对人性进行政治“驯服”。斯皮克曼思想的根基是，在国际政治中，没人能摆脱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斯皮克曼嘲笑和平观念(“暂时停战协定被称为和平”)，反对“将和平视为常态将战争视为非常态的倾向”。既然斯皮克曼知道他想要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我们就没有必要质疑他在这一点上的对错。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考虑到其权力政治，斯皮克曼地缘政治学中错得离谱的是“地理”(geo)。地理学家注意到斯皮克曼著作中“制图之生涩”出人意料，这至少是“其主张夸大其辞”的部分原因。更为过分的是，对于一些要讨论的国家，斯皮克曼似乎并不熟悉其基本的地理数据。结果，他提议的政策并不适于实现他所关注的权力目标，这毫不奇怪。在1942年底的书中，厄尔预言说：

如果听从斯皮克曼关于欧洲和远东的建议，其逻辑后果可能就是，我们将摆脱德日同盟，但会受到俄中联盟更危险、更强大的威胁。实际上，斯皮克曼推荐的战略有可能被证明不会确保权力的平衡，只会使我们失去衬衫和灵魂。

在对鲍曼和斯皮克曼的讨论中，我们指出，为了建设性、批判性地研究地理学和政治学交叉重叠的知识领域，两个方面都必须做出努力。双方必须建立连接地理学和政治学的桥梁。每个人都最了解自己堤岸、浅滩的优劣处。可以肯定的是，这座桥必须柔韧且不僵化，因为研究领域之间的边界像河床一样多变且难以固定。

在现阶段很难给地缘政治学下一个定义，也为时过早。困难是因为人们没有公认的地理学定义，而政治学家很少尝试界定其研究领域，情况似乎也没有变得更糟。为时过早是因为地缘政治学最终就是地缘政治学家的工作，但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他们做的事情并不多。

地理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这一概念在不同国家以及国家内部存在着巨大差异。在某些国家(如苏联)，它通常被认为是一门物理学(尽管有时会有不同意见)。在美国，地理学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更倾向于后者。总的来说，对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是一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及这种经济发展所面临或造成的问题。地理学对政府和社会的需求做出响应，反之，政府和社会的需求也会回应其所处的地理条件。

尽管政治地理学家最近(尤其是在美国)不断进取并扩大兴趣范围和研究领域，但是政治学家不但半途而废，反而退缩并放弃了地缘政治学研究。部分原因是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声名狼藉，另一部分原因是政治地理学成功霸占了全部领域。这也源于某些地理学家的态度。“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地理学家将其他学科擅自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学生视为侵入者。”政治地理学家也意识到，他们往往不得不寻找或使用某些新的政治概念和思想。他们承认，要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的训练准备还不够。

地缘政治学不能局限于研究人与地球关系的政治层面或政治后果，因为这会表明，“地”(geo)代表的是地质学或19世纪的地理学，而不是现代地理学。人们认为(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现代地理学关注的是“自然”或功能区域差异、空间分布以及各种现象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多数是文化性的，往往与地球的关系比较遥远。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只能被视为政治活动的舞台。相反，地缘政治学必须既是空间的又是环境的。工业化、“人类对自然的掌控”以及“航空时代”的到来，这些激发出新的地理思考和地缘政治学思想。不过，我认为，在做政策选择(selection of policies)时，我们不认为环境比空间更重要。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地理心理(geo-psychical)因素始终在发挥作用，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权力手段，尤其是根植于历史遗产的此类因素。

此外，考虑到政策选择以及特定社会政治单位制定政策的方式，我们必须记住，每种政治哲学都包含关于人与自然合适关系的哲学概念。无论多么曲折幽远，这种概念总会影响到社会的价值观，进而影响到日常的政治决策。

权力分析关注的是实现已知目标的手段问题；也就是说，它关乎政治较低的第二层级，政策的执行。政治较高的第一层级主要是政策的选择。当然，政策的选择可以通过可用的手段来修正，但目的的选择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先于手段的概念。基本政策的选择与衍生政策不同，不是根据权力分析，相反，权力分析根据的是政策选择。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我们接受五花八门的霍布斯机制和感觉论(sensationalist)“哲学”，像斯皮克曼那样认为，我们实际上不具有道德本性，我们的行为已经预先决定。实际上，我们的直觉和驱动力决定着被视为道德决定的东西，尤其不可遏制的权力和统治欲望(libido dominandi)。但这种哲学无法解释禁欲主义、自我克制和牺牲的传统。牺牲自己有时甚至能克服身体自我保护的本能。

同时，价值体系和优先事项，即一个国家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氛围，反过来又会受到别尔嘉耶夫(Nicholas Berdyaev)所说的精神地理学的影响。精神地理学是特定人群与其自然地理环境之间密切接触的长期历史经验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政治影响。因此，地缘政治学研究的运行方案如下：在研究例如鲁里塔尼亚(Ruritania)的地缘政治学时，我们必须探求两个主题：第一，研究“自然”环境对鲁里塔尼亚政治的客观影响。“自然”环境和空间关系给鲁里塔尼亚政府带来的现实限制和机遇；其次，研究地理学对鲁里塔尼亚政治的主观影响，鲁里塔尼亚人如何看待自然环境和环境，反之则查看鲁里塔尼亚人看待整个世界并形成其世界观的“地理棱镜”。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指出，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在方法或研究领域方面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区别，至少对当今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治地理学来说是如此。

人们曾尝试在方法论上将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分离开来，但没有也无法取得成功……以政治地理学为名的研究大多是在德国进行，以地缘政治学为名的研究往往是在英、法和北美，但名称各不相同，如人文地理、社会地理、经济地理或社会科学政治学的统称。

重复一句老话，即政治地理学是静态科学而地缘政治学是动态科学，预言未来的是后者而非不是前者，或者说地缘政治学是实用的政治地理学。这简直是无视政治地理学最近三十年的发展趋势。契伦在世纪之交的主张有些过时，即政治地理学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地缘政治学则试图研究“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后者属于“与人类有关的科学、心理学、人种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因此，“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作为其人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地理学转移到了政治学(研究准地缘政治学)”。地理学家是(政治)地区的学生，政治学家是过程的学生，二者的区别今天甚至已不成立。有地理学家热衷于“把地理学作为动态空间关系的地区过程模式的科学”。

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之间唯一的真正区别在于关注的重点。作为地理学的政治地理学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地理现象上，做政治解释并研究地理现象的政治层面。相反，作为政治学的地缘政治学倾向于将重点放在政治现象上，试图做出地理解释并研究政治现象的地理层面。但是，考虑到美国政治地理学家最新的兴趣和方法，这种区分也并非完全合理。我们可以说，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在美国已经融合在一起。

要将美国地缘政治学的起源与发展关联起来，我们需要另外进行研究。但是，如果不概述美国地缘政治学思想的主要来源和趋势、基本的书目——以便为希望进一步研究该主题的人提供指引，本文将有些片面。关于美国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和分支的下述说法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学。

影响美国地缘政治学发展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战略著作、环境历史著作和政治地理著作。每种类型都不是关注地缘政治学本身，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或偏离到政治学以外的问题。他们处理、收集的地缘政治学材料和思想都没有经过系统的检验和方法论上的整合。因此，说什么美国地缘政治学派并不完全准确。

在这三种类型中，战略著作最容易被等同为政治，尽管它只是政治的一种，即当前的外交事务和所谓的权力政治。因此，人们普遍把地缘政治学与地缘战略、战争、战备或密谋联系起来，有时将二者等同。在美国地缘政治学诞生之初，战略著作就具有最古老的影响力，但也是地缘政治学著作中水平最参差不齐的。

斯普劳特是马汉和海军力量的门徒，也是唯一始终对地缘政治学问题感兴趣的美国政治学家。他主要从其对国际舞台上国家实力的影响的角度来看待地理因素。但是，与大多数地缘战略学家不同，斯普劳特的方法是分析性的，本质上更为笼统。

麦金德爵士的美国追随者介乎战略家与环境历史学家之间。像马汉的著作一样，麦金德及其学生的一些著作关注的是帝国建立传统中的大战略。其他人则更有环境历史倾向，尽管全球政治问题仍然是其关注的焦点。斯蒂芬森(Vilhjalmur Stefansson)的著作也属于这种地缘政治学的中间类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扩张主义者，并且对大战略感兴趣。但斯蒂芬森远非马汉学派的帝国主义者，也不是对人类发展理论感兴趣的环境历史学家。他首先是代表北方地区的十字军战士。但人们很难相信，他为“帝国北进事业”提出的政治、经济或战略论点真是他的驱动力，无论这些论点本身多么有效。归根结底，他对“友好北极”的热爱促使他成为探险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那是一种源自梭罗或缪尔(John Muir)传统对自然的热爱。

战略地缘政治学与环境历史地缘政治学的区别在于，地理因素与政治的关系在前者中相对更为直接。基于某些已知的政治目标，战略地缘政治学对空间要素、原料和人口分布、战略路线以及关于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其他类似因素进行评估。他们将“地理”因素视为政治目标的外部因素，看作明确的、可识别的因素，根据其促进或阻碍实现特定政策的能力客观地加以衡量。

在环境历史地缘政治学中，地理因素分离出来要困难得多。在研究自然地理环境的印记时，它更关注的是地理对于政治的长期间接影响，而不是当下的影响。由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某些不可思议的无形因素的评估，环境历史地缘政治学必然会更多地依赖于假设、人性的概念、个人的解释以及各种历史政治理论。

在美国，关于对政治进行环境历史的解释，历史地理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西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的著作是最初的重要刺激。西普尔是拉采尔的学生，今天几乎被彻底遗忘。美国地理学家似乎把她当作一位埋在家族墓穴中的前辈，坟上的大理石板还刻有金字。但是，他们尽可能不去提她，担心关于过去的罪恶记忆死灰复燃，怕一份尘封多年的关于某种“影响力”的论文重新带来罪恶感。相反，关于美国(但不仅是美国)的过去和现在，特纳的论文仍是许多地缘政治学解释的灵感之源。它允许空间地缘政治学与环境地缘政治学结合起来。马林(James C. Malin)将特纳关于开放空间与封闭空间的讨论应用于现代航空时代的全球政治问题。

在环境历史学派的美国学者中，最著名的也许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他的影响力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尽管仍然受到某些人推崇，但他的书有可能像西普尔的一样被人遗忘。无论对错，其著作中有太多的内容让人想到巴克(Henry T. Buckle)、梅奇尼科夫(L. Metchnikoff)或孟德斯鸠，使他们的论点很对今天的口味。但亨廷顿斯的许多假设与当今东西方珍视的价值观念和哲学背道而驰。这些假设是如此广泛和深远，很难对其进行系统、科学的探究，以至于无法证真或证伪。就后者而言，亨廷顿与汤因比的著作确实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魏特夫的作品在性质上有些相似，却有着不同的解释。亨廷顿更像地理历史学家，在广阔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观察环境(尤其是气候)与人类生态学、生物学的关系，而维特佛格尔更像是经济政治学家，致力于研究地理历史，寻求对某些政府的政治管理体系的成长传播做出解释。究其本质，维特福格尔所做的是运用其丰富的知识来发展他在黑格尔、马克思著作中发现的批判性思想。由于要解决的问题与亨廷顿、汤因比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因此尽管有大量引用文献，但其结论偶尔也会受到挑战。

最后，我们必须在这里提一下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为环境历史地缘政治学做出贡献的当代美国人中，拉铁摩尔也许是最重要人物。拉铁摩尔的学术研究虽然范围广泛，但并未致力于证明宏大的设想。他的研究只限于一个较小的地理区域(主要是蒙古及其边区)，不仅对中国北方边境的事态发展提供了精彩的历史解释，还为其他时代和地区提供了精神食粮。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可以从拉铁摩尔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从现有环境经济状况的角度对文化政治边界的稳定性、流动性进行研究，这可以有效地应用于许多地区，特别是政治上没有组织起来的欠发达地区(如非洲)。在那里，市场对当地自然资源有着巨大需求，这使得迅速发展的区域经济增长中心产生了新的向心力。古老的历史融合模式在这种影响下要么衰弱要么迅速消失。

但是，关注的焦点很快从国家间政治的外围(通常是法律，例如国际法专家和地理学家共同研究边界纠纷)问题转移开来。政治学家用“民族间政治”代替“国家间政治”并转向深入研究国际关系的条件和动机。与之相同，地理学家不再将国家视为政治上同质(尽管文化上不一定)的地区，开始分析绘制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国家边界内复杂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政治地理学最初是改良的区域地理学，其研究的对象是区域关系和主权政治单位的分化。后来，美国政治地理学结合了区域方法和系统方法，逐渐从政治现象阶梯的顶端下沉至底层，开始分析国家及其领土特定的、与政治相关的地理层面、要素和特性。

但是，这种形态学(morphological)方法倾向于提供大量数据，而不是一体化的知识体系。因此，美国政治地理学目前的趋势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政治能量的来源，即(思想的和实际的)政治活动的节点要素。换句话说，美国的政治地理学变得更加政治化，但地理学的性质不一定变少。随着地理学总体上越来越以人类为中心，政治地理学越来越以政治人为中心。最初，政治地理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给自然地理增加政治因素并将二者联系起来。现在，它开始关注政治活动趋向于集中以及趋于发散的现象，然后从功能表现和空间运动的角度对这种活动进行地理学研究。因此，此类研究的内容和目的是地理，但参照点和研究对象都源自政治领域。

美国政治地理学家并没有把他们的主题当作由两个完全独立实体政治和地理构成的现象。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是雅努斯(Janus-like)现象：一张面孔是政治，另一张面孔是地理，并且只能通过第一张面孔来研究和理解第二张面孔。因此，逻辑程序是先要检验政治面孔的特性，然后才转向地理。

美国政治地理学今天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地缘政治学，巧妙地消化吸收了后者的很多东西。对运动、过程和动态的强调说明美国地理学家已经适应了自己所面对的需求，即使三十年前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显得更新颖、更现代。普拉特(Roberts S. Platt)提出了“过程模式中的焦点”概念，这让人想到德国人的“地缘政治压力计”。德国人用这一概念研究政治、经济、人口及其他增长中心的运动变化模式，还有国内外的压力。拉采尔首先提出国家观念的概念，将之作为国家研究中的一个节点要素。这一概念如今构成了哈茨霍恩政治地理学功能方法理论的核心。最近，有人提出，该理论与拉采尔的国家领土增长定律“具有相似的观念”，“相差无几”。

最值得注意的是，琼斯(Stephen B. Jones)将地理与政治、地理概念与政治概念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说自己一直“无法将政治地理学与所谓的地理政治学区分开来”，坚持认为从地理到政治必然会有一种连续。“我们的目标是将政治学和地理学放在一起，而不是将它们分开。”琼斯的政治地理学统一场域(unified field)理论“告诉地理学专业和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他们需要相互学习什么，各自需要补充什么，而不是如何自我隔离。”其“思想—区域链条”(政治思想—决策—运动—场域—政治区域)“形象地呈现为湖泊或盆地的链条，而不是单独的铁链。这些盆地在同一层面相互连接，进入任何一个盆地都将传播到其他所有盆地”。

因此，这不仅可以追溯源自根本性的忠诚(loyalties，如由国家观念产生的忠诚)的向心运动或离心运动，还可以跟踪由政治观念(其后是决策、运动)引起的反应链，即影响某个区域的“循环场域”。此外，它还考虑了从思想到区域的流动(“控制或创造的过程”)，以及“被描述为条件反射作用”的反向过程。结果，各方都能接受琼斯的理论，如极端的志愿论者(voluntarists，如EmrysJones)和“新决定论者”(neo-determinsts，如O. H. K.  Spate)或“间歇性决定论者”(Stop-and-Go Determinists，如G. Taylor)。由于琼斯将思想区域链视为双行道而非单行道，原因、事件、时间和过程这些问题仍要根据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最后，统一场域理论的优势还在于：不仅绕开了隔离政治学与地理学的山丘，还绕开了隔离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或环境地缘政治学与空间地缘政治学)的小土包。

在结束本小节之前，我们还必须提到地缘政治学写作的另一分支，关注边疆边界问题的地缘政治学。在美国，关于该主题的重要著作只有两本，作者分别是博格斯(S. Whittemore Boggs)和琼斯。两人处理的只是边界问题，而非边疆问题。对于对边界问题和边界纠纷案例参考书目感兴趣的政治学家来说，两本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入门读物。让国际关系专业学生感兴趣的最新研究有费希尔(Eric Fischer)、皮尔西(G. Etzel Pearcy)和琼斯。本文作者也曾对边疆和边界的性质做理论探讨。

总的来说，我们必须看到，边界问题研究曾是政治学的主要领域，如今几乎被政治地理学家完全接管。如果随之而来的不是政治学的后退，我们将对此(还有地理学家对政治学曾占领领域的其他类似“侵略”)非常欢迎。当然，地理学家不能因此受到责怪。政治学家应坚守自己的阵地，推动地理学与政治学建立密切的联系，更好相互地理解。

编辑 | 任祥华

关注我们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