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ian新闻
>
敌人的敌人,未必一定是朋友

敌人的敌人,未必一定是朋友

公众号新闻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所以我们可能成为朋友,来对抗共同的敌人。

——希罗多德《历史》





有关甲午战争的经纬几乎已经被人写烂了。不过,对于甲午的回顾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马关条约》签完,中日两国并没有如人们想当然的那般,立刻结仇。相反,中日俄三个大国之间的外交风云,其实才为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华民族苦难史埋下了更直接的诱因。我们今天来说说这段常常被忽略,但却有至关重要的“甲午后传”。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这个人的卖国贼形象,说不冤其实也冤。甭管是《马关条约》还是后来的《辛丑条约》,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明火执仗就是要抢你的,不签其实也没办法。不过,真要说李鸿章决策失误,主动“卖国”,倒是也有一次,只不过今天中国人反而不怎么提,那就是紧接着《马关条约》之后的《中俄密约》。
事情要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开始说起。按照这份城下之盟所言,中国要赔给日本两亿两白银和台湾,还要把辽东半岛也割给它。考虑到这片地方紧挨着清朝祖上的“龙兴之地”,大清的决策者们很是肉疼。正纠结间,北方传来了一个我们听来很是“正义”的声音,让日本怎么吃的怎么把辽东给吐出来。
这个声音,沙俄联合法德两国发出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俄国此时出来打抱不平,倒不是因为正义感发作,而是觉得日本割占辽东阻碍了它下一盘大棋。事实上,正当中日两国在远东掐的正欢,沙皇也在他的宫殿里对着地图比比划划,想要在远东建立所谓的“黄色俄罗斯”——说白了,沙俄当时想自己把整个中国东北一口吞下。突然听说日本人要抢先把辽东割走,吃惯了独食的沙皇表示不爽,于是立刻义正严词的警告日本人立刻放开中国东北——换他来。
不过,沙皇的这番“苦心”,中日两国当时却都没有很深的体会,日本那厢只觉得自己很受伤,觉得自己维新多年,明明学来了君主立宪、近代化军事,乃至西装革履、留上了八字胡,却仍然是被欧洲列强当外人看。从此留下了心理阴影,“卧薪尝胆”成了响彻当时整个日本列岛的口号,日本人扯起“为黄种人争取地位”的虎皮做大棋,憋在家里一门心思大搞扩军扩军。
与之相对应的,清廷这边却乐坏了,清廷原以为洋人都没有好心眼,突然见着这么个肯给中国打抱不平的,当然惊若天人。
所以,在甲午战争以后,清廷的外交政策做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由原来的“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就是沙俄。1896年,清廷派出李鸿章出访沙俄,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密令他检讨“联俄拒日”的可能性。
其实,以李鸿章之能,冷静思考估计能看出沙俄“无事献殷勤”背后安的什么心。不过,甲午一战大清赔光老底儿,此时实在拿不出手什么东西来制衡日本,李鸿章这会儿也陷入了焦躁当中。
更何况,李鸿章一到莫斯科,估计很快就被捧的找不到北了——沙俄给了李鸿章空前的超规格待遇,红地毯、仪仗队和十九响礼炮声,根据美国记者当时的报道:在参与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数李鸿章所受到的欢迎是最为热烈的,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
这么高的待遇,真是给足了李中堂和大清的面子。没办法,咱中国人就吃这一套,偏巧,沙皇陛下又向来善搞这一手。
在双方热烈而友好的气氛,李鸿章和尼古拉二世很快签订了《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两国共同防御的目标明确指向日本:“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而为了满足共同防御的需要,清政府同意沙俄修筑“东清铁路”(也就是中东路)。


请注意,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借助这条丁字形的铁路线,沙俄可以将自己的触角深入中国东北这片他们觊觎已久的膏腴之地。而这种做法,更挑起了其他列强入我堂奥的野心。
但据说签了《中俄密约》之后,李鸿章反而很是满意,他的密友兼幕僚黄遵宪在得知这份密约之后,忧心忡忡的提醒他沙俄一定没安好心,要早做防范,但李却自信的对黄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不料密约的墨迹未干,李中堂就被打脸了。

老来失计亲豺虎

   
彼得大帝曾经有言,俄罗斯只有两个朋友,海军和陆军。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想成为其“第三个朋友”的民族往往会被卖的很惨。而这一判断,在上个世纪初不幸被清朝应验——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引来了八国联军侵华。
侵华八国之中,最积极、最兴奋的就属刚刚跟中国签约缔盟的沙俄,俄皇把几年前刚刚许下的盟约抛到脑后,立刻通过陆军大臣向俄军下令:“中国已经到了衰亡、崩溃的边缘,俄罗斯应当利用这一时机,攫取尽可能大的一块。”
梦想“黄色俄罗斯”的尼古拉二世。
所谓“尽可能大的一块”可真够大——它包括整个中国东北。
趁着中国内乱,也借助还在营建中的中东路,十五万俄军打着镇压义和团、保护“东清铁路”的旗号,兵分七路,浩浩荡荡的杀奔中国。而借着中东路的便利,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沙俄就占领了东北全境,且这一来就在东北安下窝了,一待就是五年,还节外生枝地向清政府提出了“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七项撤军新条件。明摆着是要吞并东三省。
交友不慎的李鸿章在绝望中被俄罗斯人逼死了,把黄遵宪气的够呛,在送他的挽联里刻薄的讽刺这位老友,说:“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撑二十年”。
在黄遵宪和当时的很多精英们看来,李鸿章一生其他的过失也许都可推脱“时运不济,不得已而为之”。唯独“联俄拒日”这招棋,是其主动而为的,大大的臭棋。
然而讽刺归讽刺,面对沙俄陈兵十五万于东北现实,自知打不过的清政府此时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了——赶也赶不走,忍又忍不下。
交友不慎造成的创伤,似乎只能以新的交友来弥补,急火攻心的清廷这是不得不又一个外交急转舵,转而“联日拒俄”。
其实,与中俄之间的“亲善”仅仅停留在外交层面不同,当时中日之间,反而倒真有点“亲善”的民间基础——
甲午战争打完之后,中国的民间思潮从最开始对日本的仇视,迅速转向对日本短时间内富国强兵的崇拜。
而日本方面,在认识到武力吞并中国没希望后,转而希望以中国的老师自居,开始炒作“日清提携,复兴黄种文明”的概念。事实上,从1898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开始自掏腰包请中国学生留日,至少最初,授课态度确实还算诚恳,连当时欧美密不外传的军事学科,日本都对大清国学生进行了教授(这导致后来不少抗日名将都有留日经历)。
留日时穿和服的鲁迅先生
在东学中渐之风的感召下,中国整个精英阶层迅速走向亲日。1898年至1907年这段时间,被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两国关系甚至好到中国人把自己的语言都模仿日文改造了——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语中,有大量词汇(比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打倒”和“帝国主义”),其实转自日文对西洋概念的翻译。
更有甚者,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等人还提出要效法战国苏秦佩六国相印的故事,聘请伊藤博文来中国担任“客卿”。“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诚挚的愿望。
而在中日打得火热的背后,所有持此主张的人又都有一个潜台词:现在威胁我们国家存亡的主要敌人是沙俄,跟日本结盟是我们唯一选择。
于是就像当年李鸿章联俄抗日时一样,中国当时的精英们在短短几年后的联日抗俄中也完全抛下了“一片心”。完全倾心结交。
有民间思潮做底儿,清廷的外交转向登时间在国内一呼百应。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全国各地“请联日以拒强俄”的请战折子纷至沓来,张之洞、盛宣怀、岑春煊、端方等大员纷纷表态支持此提案。
其中最激进的张之洞,还提出过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脑洞大开”的建议,他上奏说中国人的勇敢是没问题的、也不缺兵员,只是我们现在尚未训练好熟悉现代战争的军官体系,所以真要打,则应“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可与俄人一战。”——张中堂不仅要中日组成联军跟沙俄血拼,还要让日本军官领导中国士兵上阵(也不知道他是打算让中国士兵学日语,还是日本将官学汉语)。这个提议真的实行了,之后的历史也不知会如何写张之洞这个人。


到头来,反倒是日本人担心清朝参与对俄作战会引发外交不利,出于自身的利益力劝清朝保持中立。
1904年,日本对沙俄宣战,日俄战争爆发,而清廷表面宣布中立,暗中则倾向日方。而看到日本为了“亚细亚前途”敢于单挑强俄,中国人民更感动了: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鉴湖女侠秋瑾挥笔写下了“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名句,盛赞日军英勇无畏。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更是组织“拒俄义勇军”,要到东北去帮日本人拼命,还好,被中日政府合力给拦下了。
所以今天读历史,你会感觉很奇怪,对日俄战争这一仗,我们教科书中的官方叫法都是日在前,俄在后,其实以实力而论,这一仗应该叫“俄日战争”才对(就像同期的英布战争),其实这个叫法最初确定,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亲日情绪达到顶峰,顺着日本人“日露战争”的叫法,我们也就这么“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的叫上了。


日寇祸华的肇因

也许在整个中日关系史上,日俄战争都是中日关系最好的一段时光。然而,这段中日间浓情蜜意的日子几乎刚过了春分,立刻就冬至了——我们中国人把日本人的参战动机想象的太美好,而日本人在战后的漫天要价,却又太赤裸裸了。
与很多国人后来的指责不同,日本打日俄战争,主要目的还真不是为了取代沙俄称霸中国东北,而是怕沙俄进一步染指朝鲜。所以日本最初跟沙俄提出的是“以满易韩”,你瓜分中国东北,我占据朝鲜半岛,咱俩都当好”模范帝国主义,井水不犯河水,这不挺好的吗?
这个要求,日本觉得自己已经很克制扩张野心了——毕竟中国东北多么膏腴,朝鲜半岛那嘎达除了冷面泡菜有个啥?出血大甩卖啊属于是。
但沙俄这个帝国吧,作为世界列强之一,它在思维上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漏洞——心里没数,不懂得见好就收。总不会和不甘于与其他列强在合适的程度上达成妥协。过度的野心让其霸道,而霸道的要求又每每让其众叛亲离。
面对日本提出的其实对沙俄很有利的妥协案(后来日本人又让步,说要以三八线为界,详见《三八线,为什么是“38°线”》),沙俄的态度基本是这样的:你们这些黄皮猴子,怎么配和我们高贵的第三罗马谈条件?还什么“以满易韩”,甭废话。满韩都是我的!
就这样,求与沙俄“亲善”而不得的日本,这才想起“提携”一下“同文同种”的清朝。
换句话说,这个朋友本来就不是真心的,可是清朝当时自上而下,却真的“全抛一片心”。
果然,随着日俄战争的展开,日本的心思起了变化——由于日俄战争中军事技术的演进(机关枪、重炮霰弹、堑壕、铁丝网),以及日军极端落伍的战争思想,这场战争日本打的太惨了,日俄战争日本号称是“战死十万,冻死十万”,总伤亡达到二十万人以上,兵源几乎打空了。有的村庄家家戴孝,户户披麻,完全是一场惨胜。
与之相比,俄罗斯人虽然最终输掉了战争、整支太平洋舰队报销,但其上报的陆军死亡总数却不到三千人(俄军把士兵当灰色牲口,这个伤亡统计一直都很迷),甭管真假,没有太伤筋动骨可能是真的。

更让日本感到不满的是,在战后签订的《普茨茅斯和约》中,日本除了获得俄方割让的殖民地和在华利益,没有获得任何赔款。沙皇尼古拉二世咬紧牙关就是不赔款。
这让勒紧裤腰带,在家吃了多年苦的日本人民很是不爽。《和约》签订消息传回日本后,不满政府“丧权辱国”的日本人民立刻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搞了场“群体性事件”,以烧外国使馆的方式发泄不满。
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却没捞到足够多的好处。日本决定堤外损失堤内补,打起了中国东北的主意——按照日本人的一厢情愿,整个东北是日本“帮”着中国保下来的,“心怀感恩”的中国应该对日本的予取予求全盘答应。
但这个账,中国方面无论如何是不会认的,尤其当时主理外交事务的,是北洋大臣袁世凯。此公在朝鲜早跟日本打过交道,当下决心要做铁公鸡。主权问题,能争一分是一分。
于是双方就开始了从清朝打到民国的“满洲问题”外交扯皮战。
双方争论的具体焦点,聚焦在日本从沙俄继承了的所谓南满权益上——中方坚持认为日本即便继承沙俄租借的大连、旅顺、南满铁路等权益,也只能继承“租借中余下的年限”。然而,这些租借的年限大多所剩不到15年,日方掐指一算,觉得根本不够“回本”,坚持要求中方延长。中方则当然不干。
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媒体天天浓墨重彩的渲染中国人“不懂感恩”(在日本文化中,这是十分严厉的指责)、而所谓“满蒙权益”又是日本怎样“牺牲数十万帝国军人”换来的。拜这些宣传所赐,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印象迅速恶化。
与之相对,中国人也从之前的“亲日狂热”中冷却了下来,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中国人为日本“代表黄种人取得胜利”而如痴如狂,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短短十余年之中,中国精英们对日本的观感,又经历了一次从顶峰到谷底的过山车。
1906年,中日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条约确认了中国对东三省享有主权,而大连、旅顺等租借也应在15年期满后归还中国。
公道的讲,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能迫使日本签订这样一份条约,也算是一场亡羊补牢式的“外交胜利”了,主理此事的袁世凯等人得到了清廷的嘉奖。但这个“胜利”,其实也仅仅是战术上。从整体战略上看,中国在这十年中丢失了台湾,又在东北结了祸缘,其实是大亏的。
在这场会议结束后,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说的一句话很能代表日本人当时的想法:“此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故会议时竭力让步……不料袁宫保(袁世凯)如此斤斤计较,徒费光阴,独不见大局。”
代表日本的小村心怀怨怼的走了。而中日的这次不欢而散,最终成为了两国此后半个世纪为仇作对的起点,数十年后,日本将用悍然侵略的手段,试图攫取他们在谈判桌上没有拿来的“满蒙权益”。
写到这里,你大约能理解为什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侵华为何如此执迷而疯狂了,几十年起,这场灾祸的种子就已经被种下了。


不可或缺的战略级外交思维

1896年的甲午战争,到1906年的中日缔约,短短十年中,从“联俄拒日”到“联日拒俄”,外交政策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巨变,但这样看似灵活的闪转腾挪非但没有争取到主动,反而整个20世纪前半叶的苦难史种下了肇因。这背后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浮海女真盟。”必须承认,中华民族虽然勤劳、智慧、朴实,但在历史上,我们并不是一个很有“外商(外交智商)”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我们早早完成了“征服所有已知土地”的大一统。列国纷争时代的早早结束,让我们在面对欧陆那种“多元外交”时所必须的博弈智慧开始退化。
在战国时代,我们尚有苏秦张仪那种纵横捭阖的战略级外交大师,汉唐时代就只剩下了班超、王玄策那种“借威服远”的战术级外交家了。
到了南北宋,“约金攻辽”、“约蒙攻金”最后把自己活活玩死的外交蠢招就开始一再上演。如果说同时代的罗马余脉拜占庭是在以其外交术给自己续命,那么宋朝的外交就是一道催命符。
到了近代,我们从善用外交的英国人那里学会了两句很“丛林法则”的话: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并奉之为圭臬。
但我们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其实从没有深邃过。你看晚清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之间的这段外交术,表面上看,似乎一直在践行这两句话,可是一番博弈的结果,却是盟友最后一个没交上,祸患却惹了一大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深入了解英国历史,你会发现,英国的外交政策,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轴的:既“光荣孤立”和由其发展出的“大陆均势”、“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从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以后数百年至今,英国人万变不离其宗,一直让它的外交围绕这个主轴转动。
美国人后来承袭了这种思维模式,为自己的国家量身定制的“门罗主义”“离岸平衡”“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等外交思想。
这种层级的外交思想,我们不妨称之为“战略级外交思维”
请注意,这些“战略级外交思维”有一个共性:它并不定义或锁死自己应该与什么国家结盟——所谓“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其实是为战略级思维服务的:敌友是可以变动的,但也绝对不是乱变的,并不是所有“敌人的敌人”都天然是朋友,必须围绕这个国家的战略轴心转动。
有这些战略级的思想作为主轴,再去思考外交上的“敌友问题”,这些国家的外交就不会出过于重大的纰漏。而与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思维,始终停留在晚清那样的“找朋友”迷思当中,沉迷于到底“联俄拒日”还是“联日拒俄”的战术二元选择中,没有自己的“主轴”。那么这个国家的行动,就很容易被急于拉拢的那一方所绑架,围绕这个“朋友”的外交主轴来转动,最终一再重演被对方卖了,还替其数钱的悲剧。
幸运的是,正如我在《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要不要分的那么清?》一文所叙述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定了符合我们国情的外交战略主轴——“无敌国外交”。正是在这种外交战略的保驾护航下,我们迎来了人民幸福生活、经济发展、国家崛起的黄金时代。
遗憾的是,从留言看,虽然那篇文章中解释了那么多到底什么叫“无敌国外交”,很多普通人好像仍无法理解这种高深的外交策略,这可以理解,就像顾维钧所言,外交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本就是一门过于高深的学问,不理解其实也不可怕,但可怕的是做庸俗化的理解。
那我们不妨就把故事讲的浅一点——从晚清那十年的交友不慎史当中,你至少应该弄明白一点:
敌人的敌人,未必就是朋友,也可能是祸端。

全文完
经历一周的出差,晚间终于回到了家,实在是过于劳累,只能略改一篇旧作,发出来以飨读者,愿您喜欢。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

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
相关阅读
对敌人的敌人就应无条件支持,这样的思维已经过于狭窄我发起"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倡议,因为同样谎言见过太多次了克罗地亚斯普利特(Split),建筑文化被“杀猪盘”就一定是恋爱脑吗?讲中国话的,未必是中国人!华为、小米和解,是对手,更是朋友“猪地产”踩错鼓点:前首富最大的敌人是过去的自己退休生活篇量化人的10年: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成功未必是市场部的功劳,失败却一定是市场部的责任沙漠中的精彩2岁女童被狗咬伤事件后续:最大的敌人,恰恰就在养狗人内部FEB LAW ENFORCEMENT TEST真正能给自己撑腰的,不是家人,不是贵人,不是朋友,而是…王小波:牺牲不一定崇高,吃苦未必有益对话巴奴创始人杜中兵:最大的敌人在企业内部[日签] ​我们记住的不是敌人的言语,而是朋友的沉默看不见的敌人:雷暴哮喘袭击北方说脏话的人未必素质低但内心一定很强大!心理学者李雪:孩子沉迷游戏,未必是坏事今天的中美相互还构不成敌人,未来也不应该成为敌人有的“好律师”,未必懂当事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花尾渡》(小说) 第二十章 凤凰涅槃终展翅秋天的第一台华为,不一定是Mate 60湖北男子欠款8千元,一怒之下火烧债主家:借钱是朋友,还钱是仇人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是我的敌人!如果《西游记》只读两个故事,一定是这两个;如果要挑一套《西游记绘本》,一定是这一套!好消息:和相亲对象进展太快;坏消息:他却跟别人说我只是朋友错误观念仍然是市场经济最大的敌人站着的霍金,罕见的李嘉诚,被捏脸的成龙,20岁的屠呦呦,这是朋友圈最珍贵的照片李佳琦被骂,一定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对话程斌、刘洛麒:大模型未必是坦途,但一定是方向美国三大理工学院之一!“你来时是普通人,出去时一定是超人”只要你不主张模糊立法,你就是朋友!
logo
联系我们隐私协议©2024 redian.news
Redian新闻
Redian.news刊载任何文章,不代表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也不构成任何建议。文章信息的合法性及真实性由其作者负责,与Redian.news及其运营公司无关。欢迎投稿,如发现稿件侵权,或作者不愿在本网发表文章,请版权拥有者通知本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