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三大误解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有的人，盖棺而未定论，千秋功过，留待历史评说。关于戈尔巴乔夫，中国人对他存在三大误解。

赞美抑或唾弃，多是人云亦云，标签化，脸谱化，甚至连基本事实认知都是错的。我听过著名史学家、苏联研究专家沈志华先生的演讲，他曾经赴俄亲自拜访过戈老爷子，深度访谈多半天。戈老爷子下台后，晚年寂寥，对来访的“中国同志”非常兴奋，就像很多退休老干部一样，打开话匣子就搂不住了，滔滔不绝。

1）戈尔巴乔夫是弱主，因软弱导致失败。

戈尔巴乔夫上台的背景，是前苏联老人政治趋于尾声。自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之后的三年，苏联就没有产生过稳定持续的一把手，大佬们论资排辈，老头子轮流坐庄，从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走马灯一般，都是七八十岁才熬到上台，没干一年半载就鞠躬尽瘁在岗位上，党内外怨声载道，“年轻化”成为时代最强音。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1985年，54岁的戈尔巴乔夫，年富力强，全票当选，掌握最高权力，背负着全苏人民的改革期望，因此他手腕异常强硬，大刀阔斧，除旧布新，各强力部门基本都换成自己的亲信，一改传统的集体领导为总统制，统揽军政大权。前苏联主要加盟国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换了19个；各州和各地驻军的干部，戈尔巴乔夫撤换了40%以上。1989年四月全会，他达到权力的巅峰，成功改组中央，进行了一场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来规模最大的清洗，迫使110名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检查委员集体出局。

论人事大换血的力度，戈尔巴乔夫可不是弱主、庸主，他才是不折不扣的铁腕人物，前苏联历史上罕见的强势领导，可以说仅次于斯大林，远高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后两者生活在铁人的巨大阴影下，不得不以集体领导著称于世。

历史转折的苏联8.19政变，正是由于戈氏的强硬和激进态度促成矛盾激化，苏联统治高层发生分裂。而政变的阴谋小集团，从国防部长到克格勃首脑，不是什么前朝遗老，都是他自己一手提拔的马仔反水，权力内讧。至于政变之后，中央权威“抽心一烂”，各加盟共和国“土崩瓦解”，局势已不是他个人所能控制的了。

2）戈尔巴乔夫是叛徒，出卖了社会主义。

至少戈老爷子自己是坚决不承认的，他对来访的沈志华不断叮嘱，反复吐槽，他不是叛徒，至今依然是一名坚定的左翼社会活动家，虔诚地信奉社会主义，为人类的公正、平等和解放而斗争。他的改革纲领《新思维》，也从没否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他反对的，是斯大林主义，是僵化的苏联模式；他主张的，称之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Humane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戈尔巴乔夫不是苏联的埋葬者，而是试图回天的挽救者。苏联不是哪个政客能搞死的，而是这套陈腐的体制早已死去，像僵尸一样假冒活着，实际上从上到下，离心离德，失尽民心。戈氏改革，是想起死回生，恢复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他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台上叱咤风云，风光无限，苏联瓦解，舞台塌掉，他才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变成了退休老干部。但为时已晚，回天乏术，癌症晚期遇到庸医，一顿骚操作，领了死亡证明书。

左派群众咒骂他是国际共运的叛徒，西方政客赞美他是自由天使，可能两边都是误读。在下台后的晚年岁月，他既痛斥斯大林的罪恶，又不吝批评北约和美帝。从政治立场上看，戈尔巴乔夫既反对践踏人权的极权主义，也反对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大概北欧那种福利国家才是他所追求的“真社会主义”。

3）戈尔巴乔夫改革不搞经济，只搞政治。

中苏改革，一成一败，常为史学家津津乐道。主流认为苏联改革的失败，是只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经济体制改革，而中国的成功正好相反。这也是误读。戈尔巴乔夫一开始搞改革，同样想搞经济，改革刻板僵化的计划体制，平衡极度扭曲的产业结构，但他发现，搞不成，才把重心转向政治体制层面，想通过政改推动经改。

戈尔巴乔夫做梦都想经济增长，他刚上台就提出“加速发展”战略，对外放弃争霸，撤军阿富汗，缓和军备竞赛，削减国防预算，扭转了把国家大部分资金投向军工的倾向，大举推动民生工业，力图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苏联模式长期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一边是卫星上天，一边是缺医少食。当时有句话值得玩味：在俄国人眼里，奥斯曼帝国一直是贫穷落后野蛮的象征，没人看得起它，可费解的是，我们经过七十年的奋斗，土耳其居然变成了现代苏联公民眼中的富裕国家，成为不少人偷渡移民的目的地。

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能搞活而苏联不行？很简单，太晚了，据戈尔巴乔夫所言，苏联的计划体制已经实施了70年，足足三代人的时间，当时所有活着的人，从一出生就生活在国企和计划之下，没人具备商业经验和市场经济的知识。那些东西已经完全成为苏联人的文化古董，没有留下任何记忆。而海外的大批俄侨，虽然有商业经验和资本，但数量太少，资源有限，而且大都是十月革命时期流亡的白俄后裔，这些人恨死了苏维埃，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绝不会引进外资建设祖国。

相比之下，中国是幸运的，因为1978年改革开放时，计划经济体制在神州大地只搞了不到30年，还有老一辈人活着，保存着商业知识，知道怎么做生意，怎么核算成本，怎么经营企业，所以，政府一“放”民间就能搞“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公第一个请出山的就是老上海头号“资本家”荣毅仁，白发老将，挂帅出征，创办中信，打开国门。

更幸运的是，天佑华夏，大陆之外尚存港澳台三个窗口，如指路明灯，海外华人非常活跃，当时全球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三个都是华人为主体。新中国一旦决定改革开放，经济特区，五口通商，最早招商引资的对象，不是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看不上大陆，比非洲还穷），而是一水之临的港台同胞。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港商台商，投资办厂，给封闭的大陆带来了稀缺的资本、技术、知识、管理制度，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孵化出今天深圳这一奇迹之城，谱写出万象更新的春天的故事。

戈尔巴乔夫无限感慨，你们中国人实在太幸运了！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戈尔巴乔夫虽然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失意者，另一种意义上却又是成功者，他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一幕悲剧，代价惨烈，但已经是最小。历史上，但凡这种大帝国一朝解体，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军阀混战，两脚羊遍地，人口动辄死一半。三国时“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清末时太平天国导致南中国至少1亿平民非正常死亡，帝国游戏就是这么残酷，连阿富汗这种小国失序后都是几十年内战延绵不绝。戈尔巴乔夫在一次采访中说，选择离开，是为了防止苏联陷入内战：“死抱权力不放就意味着很多人会死，随之而来的还有巨大破坏。不，我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辞去苏联总统一职，就是我的胜利！”

人们喜欢称他是一位史上最成功的失败者，这真是另类的胜利！最后借用古人咏曹操的诗，吊唁戈氏。对他，我们无法评价，所有评价都显得幼稚和可笑：

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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