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考编上岸，只为逃离故乡 | 人间

2023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保安的电话，说有人在办公楼底下等我。我匆匆下楼，远远望见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太太正卑微地给保安赔笑脸，她的背有点驼，腰也弓，一件略大的暗红外套显得不太合身。我走近才看清，是同村的青婶，她立马冲上来拉住我的手：“咦，孩儿啊，可找到你了。”

疫情三年没见，青婶老了许多。她笑起来脸上布满皱纹，皮肤又黑又干，花白的头发明显是刚理过，还带着一股劣质药水味。保安不耐烦地示意我们尽快离开，于是我带着青婶走到大楼前的广场上，那里很安静。

我好奇地问：“婶，你咋找到这了？”

“我跟你妈经常联系，她说你在这上班，我来城里看恁妹子，你知道吧？恁妹子也在城里上班，是个高中老师。”青婶热络地说，“你俩常走动走动。”

青婶口中的“恁妹子”，指的是她的大女儿陈曦，虽然她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现在同在一座城市生活，但彼此的交往并不多。

简单寒暄过后，青婶开始回忆我小时候她对我多亲，她和我母亲的关系多好，还问我的孩子多大……她似乎是有事要跟我讲，但不知道为什么始终在绕圈子。

我忍不住打断她的话，直接问她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青婶的热情陡然消失，两只眼睛迅速噙满了泪：“说出来丢人啊，但我是没法了，我在恁妹子家里住着也不安心，成宿成宿地睡不着。”正说着，她突然扇了自己一耳光。

我吓坏了，见青婶又要用力去扇自己，马上抓住她的胳膊。她没有我力气大，手就悬在了半空：“都怪我啊，想起来都想扇自己的脸。”

我慌张地表示有事可以直说，我能帮的一定帮。青婶抬起泪眼，乞求道：“你认识的人多，给恁妹子介绍个对象吧！”

其实，我给陈曦介绍过对象。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刚回老家，青婶就拜托我做媒，我想到两个不错的男孩，就去了青婶家。当时陈曦在里屋的床上半躺着，被子盖住半个身子，我坐在客厅里向她描述男方的情况，说有个小伙子和我在同一家公司上班，是个工程师。她马上打断我：“公司上班的不考虑。”我说还有一个小伙子，在市里上班，有房有车，公务员考试笔试刚过，正在准备面试，考上的几率很大。她马上又打断我：“等他过了面试再说吧。”

青婶家的里屋窗户很小，没开灯，光线昏暗，我看不清陈曦的表情。她冷冰冰回答让我失去了继续聊下去的兴趣，但又不好意思直接站起来离开，于是问她考虑找什么样的男生？

“体制外的一概不考虑，只考虑体制内的，最好公检法。”

我觉得陈曦把自己的相亲范围限制得这么狭窄，可能是在刻意回避相亲，便不想自找没趣，胡乱找了个理由就离开了。

从那以后，我再没过问陈曦的婚事，但眼下青婶找上门来，我不忍心拒绝，便勉强说自己会尽力。青婶见我答应帮忙，激动得不行，非要拉着我去吃饭。我看了看时间，刚好饭点，便带她去单位附近吃烩面。

饭间，我们都沉默不语。尴尬许久，青婶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愤愤地说：“我这是被恁茂叔诅咒的啊！”

茂叔是青婶的小叔子，村里人都叫他“老茂”。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春夏秋冬，老茂永远穿一身黑衣靠墙蜷缩着，永远在喃喃自语。我曾经问过奶奶他在说什么，奶奶说他在背书——老茂曾是个文化人，因为没考上大学，受了刺激，精神失常了。

夏天，老茂和不远处猪圈里掏出来的粪堆融为一体，苍蝇围着他飞；冬天，白雪覆盖他一身，他就像一堆发霉的柴火。村里人在他跟前走来走去，却完全忽视他的存在，偶尔他会拿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有时就用捡来的半支粉笔在墙上写工工整整的楷体字。

那时村里人都穷，青婶夫妇家只有三间破烂的土房，里面挤着五口人。在一个雪夜，青婶的婆婆与老茂住的那间土房塌了，倒了三面墙，只剩下一个隔帘在风中飘荡。临近年关，天寒地冻，泥土结冰，房屋很难修复，婆婆就要求带着老茂一起搬进青婶夫妇的卧室。青婶不同意，说哪有小叔子和嫂子同住一间房的，她只答应让婆婆自己搬进来。

为了这件事，他们一家人吵吵闹闹，各说各的理，最终也没个定论。在那段日子里，老茂就一直独自住在四面漏风的塌房里。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老茂冻死了。过来看热闹的村里人，还发现他在墙上写了一个“绝”字。一开始大家都指责青婶做人太绝，把老茂逼死了，后来，大家又说那个“绝”字是老茂在诅咒自己的哥嫂要绝户。听到“绝户”二字，青婶的婆婆就站在院子里大骂村里人：“舌头刮大风，胡说八道！”

可这些风言风语终究还是让青婶心生恐惧——她头胎生的是一个女儿，那时已经又偷偷怀孕了。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正严，超生是要罚款的，青婶去乡里打听过，被举报或被抓住，要罚1000元。

那时我父亲在国营煤矿上班，一个月的工资只有75元，1000元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能少交点罚款，青婶找到我母亲，给了她300元，想托我在乡里上班的舅舅去计生办疏通疏通关系，为她争取一个生育指标。

可事情还没办妥，青婶怀孕的事就被人给举报了。一天深夜，乡里来了一群人，疯狂地砸青婶家的门，我母亲听见动静，就急忙披了件衣服跑了过去，低声对带头的人说“已经交过钱了”，还报出了我舅舅的名字，那人才招呼其他人离开。

这事算是暂时搪塞过去了，但青婶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于是她偷偷回了娘家，住在村口的一个烟炕（用来炕烟的房子）里。那屋子又窄又暗，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床，能容两个人转身，里侧还堆放了许多的杂物，老鼠在里面窜来窜去，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青婶顺利生产，但令她绝望的是，这次生下来的又是一个女儿。

母亲曾带我去烟炕屋里看望过青婶，她躺在床上，小婴儿躺在她怀里，墙上的土不时地掉下来。我母亲拿出一个用红绳缠绕的、用红纸包裹着的“封子”挂在小婴儿的胸前，那一抹红的出现，才让整个房间有了一丝生机。

青婶却高兴不起来，她一直在痛恨自己无能，说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指标，竟然又生了一个闺女。母亲劝她养好身体，她却决心继续生下去：“哪怕是罚得倾家荡产，逃到天边，我也要生出一个儿子来。”

誓是这样发的，可青婶出了月子没多久，乡里就来了一帮人要她去做绝育手术。我母亲又上前理论，那带头的人把她拉到身边，偷偷地说：“就罚了300，不行，太少了。人家都是罚1000，有的还是1000多。看在都是熟人的份上，至少再加200。”

母亲把话传给青婶，她当着众人的面，把挂在墙上的红封子全部解开，一块两块地往一块凑。红纸扔得到处都是，可还是凑不够200元，她只好把家里压箱底的钱也拿了出来。

带头的人拿着厚厚的一沓毛票离开了，可只过了半年，他们就又来了，还是要拉青婶去做绝育手术：“以前交罚款是允许你生，这次做手术是保证以后不能偷生。”

青婶说啥也不去，任由他们拖拽，愣是抓着门框不松手。他们看青婶死犟，就说如果她不去，就把她的婆婆抓进监狱。老人家当场被吓晕，青婶的丈夫上前与他们争论，结果很快被架上了车，然后稀里糊涂地被拉去乡里做了结扎手术。他回家后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青婶在一旁哭得死去活来。

如此，在村里人看来，青婶一家算是真“绝户”了，青婶也自觉矮人一头。她曾向我母亲哭诉自己所受的不公：

村里的后生结婚，妇女们都去帮忙套被子，而她被拒之门外，她知道那是人家嫌弃她没儿子，怕沾了晦气；

村民们种田时自发分成小组浇地，相互帮忙，可就是没人愿意和她家组队，因为她家劳力少，丈夫做了结扎手术后身体一直不好，两个女娃又帮不上多大忙，所以，她家的地永远是最后一个浇的，往往已经过了庄稼最好的生长时节，粮食产量自然年年不足。

有时，这种“欺负”甚至会直接摆在明面上：

同村的妇女和青婶吵架，骂她是“扫把星”、“绝户头”，青婶气得坐在地里嚎啕大哭，却又无能为力；

青婶家盖了新砖屋，会有人明目张胆地在她家临路的一面墙上钉了许多钉子挂玉米……青婶的丈夫想跟那人理论，但青婶只能劝他忍。

在这个村子里，大人活得窝囊，孩子的日子就更不好过。

我小时，有一个炸爆米花的小贩，会定期来村里，孩子们都端着玉米去炸爆米花。陈曦有次去得很早，但她被人推来推去，总也轮不上她炸。一直到天黑，小贩都收摊了，也没给她炸——那小贩也是个势利眼，他常来我们村，知道青婶家只有两个女儿，在村里地位低下，得罪了也没什么大不了。

等这个小贩下次又来，陈曦又是早早地去排队。她性格内向，被人推来攘去也不吭声，就一直默默地站着。她希望有人能够帮自己一下，可没人站出来伸出援手，倒是有人嘲笑她说：“你看这闺女跟傻子一样，杵那干啥？要炸就炸，不炸就走，别挡着道。”

陈曦鼓起勇气也往前挤，想把手中的玉米递给小贩，可小贩故意不接，每次都硬生生地推开。最后一气之下，陈曦终于爆发了，她把一盆玉米倒在小贩的头上，然后又把机器尾部的麻袋硬生生地拽下来，喊道：“都别炸了！”

大人们先是惊讶，之后又骂陈曦是个疯丫头。一个男孩看爆米花炸不成了，当场就和陈曦扭打起来，把她摔倒在地，骑在她身上打，一个妇女不仅不去拉架，还趁机用鞋底来回蹭陈曦的脸，惹得旁人哈哈大笑。

直到青婶赶来，那个男孩才从陈曦身上起来。村里人都说这是孩子们闹着玩，又指责陈曦把炸爆米花的袋子给拽了。青婶无奈，当着众人的面骂陈曦不懂事，还打她了一顿。

时间流逝，青婶的两个女儿慢慢长大，性格差异也越来越明显。

姐姐陈曦性格越发孤僻，学校放假的时候也不怎么出门，偶尔在路上碰见熟人，就低头假装不认识。久而久之，村里人也开始故意忽略她，有人还在背后说她“性格变态，鳖精”。妹妹陈晨则恰恰相反，她性格大大咧咧，喜欢在街上跑来跑去，见到谁都老远地打招呼：“婶子，下地了？”“大爷，忙着呢？”她的热情让人无法抗拒，村里人评价她说：“这个闺女没心没肺的，一点不见她愁的。”

冬天，在我老家有制作红薯粉条的习俗。粉条做好之后需要挂在户外冰冻、晾晒，一帘子粉条有几十斤重。村里人常看见陈晨帮着青婶夫妇一帘子一帘子地往绳子上挂，就有人打趣：“晨儿，恁妈偏心，光叫你干，恁姐咋不干呢？”陈晨说：“俺姐在家学习呢！考大学重要，不能耽误她学习。”

那些年，沉默寡言的陈曦似乎把全部力气都用在学习上了，但她的高考成绩却连本科线都没过。家里支持她复读，次年高考，她过了二本线，去了省内的一个普通师范院校读书。同年，陈晨考上了高中，三年后，就考上了北京的一所211大学，四年后，又考上了一所985院校的研究生，硕士一毕业，就被青岛的一所二本院校录取，做行政工作。

村里人都惊讶于陈晨的出类拔萃，就难免比较起了姐妹俩——陈曦大学毕业后准备当教师，可是考了多年都没考上，每次都在面试环节因为表现不够自信被刷掉。那时，她正值婚嫁的年龄，有人见她老考不上，就上门给她提亲，但都被她以“工作没有稳定下来”为由给直接拒绝了。

直到29岁这年，陈曦才终于在县重点高中当上了老师。在河南，重点学校的教师是很受人尊敬的，青婶总算扬眉吐气了，乡邻们也都觉得陈曦这下有挑选男人的权利了。可陈曦连续相了很多次亲，都失败了——直到她遇到王震。

王震是我的初中同学，长得一表人才，又高又帅。他母亲是初中老师，父亲是校长，读书时，他几乎就是个“霸王”，班里的老师学生都不敢惹他。初三那年，王震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没几年，他母亲就改嫁了。接连发生家庭变故，王震也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在县城里卖热水器，生意做得很大。

王震来我们村相亲的时候，梳着大背头，胳膊里夹个包，手里拿着软中华到处发，一副大老板的派头，给村里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青婶也对他喜欢得不得了。王震的母亲对陈曦也很满意，觉得她是老师，温柔听话，应该是个顾家的好媳妇。王震表现得很无所谓，说只要他母亲喜欢，他就同意。陈曦则低着头不说话，不管旁人怎么问，都不作声。青婶只当女儿是矜持，就默认了这门亲事，双方把定亲的日子都给商定了。

那段时间，王震经常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送去青婶家，还经常开车来接陈曦到城里玩。恋爱中的陈曦似乎也愿意与人交往了，她从城里回来，偶尔会在村口驻足和大家说几句话。

一天，王震又开车来了，可这次他没在村口停车给众人发烟，而是直接冲到青婶家的大门口。他先是重重地摔上车门，没多久，院子里就传出他的咆哮声。村里人都赶过去看热闹，从王震骂骂咧咧的声音中才知道，原来陈曦并没有考上教师编，只是重点高中的代课老师。王震骂陈曦骗婚，要退亲，而陈曦始终躲在屋里不肯露面。王震发泄了一通后，夺门而出，开车走了。

这件事对陈曦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她很快从县高中辞职，然后就消失了，村里人再也没见到她。青婶受的打击也不小，因为村里人除了笑陈曦虚荣，还传“陈晨在青岛干大学老师的工作也是假的”。

青婶脸上骄傲的神色消失了，她又过上了那种低眉顺眼，忍气吞声的日子。

陈曦是34岁那年考上地市重点高中的教师编的，青婶把这件事隐藏得很深，她再也经不起任何的风言风语了。

这个消息是我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我母亲从不搬弄是非，是青婶在村子里唯一可以交心的人，后来，母亲又断断续续地跟我讲：陈曦在市政府旁边买了一套80平的房子，青婶偶尔会去城里住；陈曦买了一辆车，但仍旧不回村。

相比起姐姐，陈晨的人生似乎顺遂得多。她工作之后就开始谈婚论嫁，对象是她的高中同学。他们在青岛工作、买房、结婚，还把双方父母接过去玩了好几天，连我母亲都说：“你青婶的好日子要来了。”

我本以为再后来，我会等到陈晨怀孕生小孩的消息，结果听到的却是一个噩耗：2018年，陈晨的丈夫因急性尿毒症去世了。

那天，母亲让我送她回老家，说青婶住院了。我们就在老家的医院里见到了青婶，她一看到我母亲，就哭得不能自控，一个劲地说：“这都是命啊，谁叫咱命不好呢！”

陈晨和陈曦都在病床前伺候着。陈晨身材瘦高，完全摆脱了从前的土气，散发着职场精英的干练气质，她一直安慰着母亲，青婶就愈发心疼她，搂着她一个劲地哭。我母亲也劝青婶别哭了：“再哭下去，闺女心里该多难受。”可青婶还在念叨陈晨命苦。

陈晨说：“啥命苦不命苦的，人吃五谷杂粮，总有生老病死，如果你说你闺女命苦，那你想过你女婿的父母命苦不苦？他们把儿子辛辛苦苦养大，刚工作成家，命没了，他们二老该多苦。咱得往前看，往前看就不苦了。老在悲伤中走不出来，那才是苦。”

本来是好言相劝，没想到青婶哭得更厉害了。陈晨无奈地朝我们笑笑，又把她母亲抱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她的背。而陈曦坐在一旁默不作声，仿佛只是个外人。

坐了一会儿，我们告辞，陈晨和陈曦送我们出医院。母亲安慰陈晨要坚强，陈晨深吸了一口气，眼泪就掉了下来：“是啊，我得坚强。我俩从高中就认识，十几年的感情了，难过得不行，但是我要坚强。”

母亲又问陈曦怎么还不结婚？陈曦说没遇到合适的。母亲想再问，我赶紧拉了拉她的胳膊，劝她不要再说了。

回到车上，母亲问我为啥不让问？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不结婚肯定是心里有自己的想法：“别人结婚的事如果帮不上忙，就不要问三问四的，只会惹得人心里不爽快。”

青婶拜托我做媒没多久，我想了又想，还是约陈曦在一个饭店见了个面。

那天，37岁的陈曦穿了一件碎花连衣裙，外罩一件白色镂空针织衫，头发全部绾起来，显得落落大方。我问陈曦想吃些什么，她笑着说：“都行，你看你喜欢吃什么。”我说那就点几个我们小时候常吃的菜？她却突然露出了尴尬的神情：“除了家乡菜，都行。”

我们聊的不多，因为始终找不到共同话题，我们的交集在老家，但她似乎排斥家乡的一切，只要我一提到“小时候”，她就低下头，三番两次，我看出她不想聊这个话题。于是我问她，工作忙吗？她说还好，“是自己喜欢的职业，所以不管多忙，都干得很开心”。

陈曦慢慢放松下来，主动讲起自己考教师编的经历：

那年她离开村子之后，就把自己藏在出租屋里，没日没夜地刷题。学到最后，合上书，书上的大字小字都清晰地在她脑海中晃来晃去。她又报了面试培训班，想学习如何放开自己。她觉得如果再不破釜沉舟、脱胎换骨，她的人生就要彻底淹没在村里人的闲言碎语中了。

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她终于赶在35岁之前考上了教师编。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宛如新生，闯出来了。

她自嘲道：“唉，我笨，为了考上，我用尽了全部的力气。我心事重，曾被负面情绪压垮了。不像陈晨，她既聪明又有主见。我很佩服妹妹，她是一个果敢的人，有清晰目标，从不受外界干扰。她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谁都没有她心思缜密，她把人生的每一步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陈曦说起那些年青婶在村里受欺负的事，说她们母女三人躲在家里抱头痛哭。哭完之后，姐妹俩都在暗地里发了一个誓：长大一定要离开村子，带着父母去大城市过好日子。考上大学那年，她本想去外省读书，可青婶不许，她就选择了省内的一所普通院校。大学毕业后，她本想留在学校所在的城市发展，可青婶又哭诉自己无子，老了没人照料，她不忍心，就回到了老家。而陈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青婶夫妇也曾极力阻止她读省外的大学，但她还是去了北京。本科毕业后，陈晨继续念研究生，所有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她自己打工挣的，父母也就拿她没办法。研究生毕业后，陈晨去了青岛，青婶哭着说自己养了一只白眼狼，“本来女孩就指望不上，现在又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可陈晨不为所动，说自己努力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离开这个村子，她必须离开。

陈曦讲述这些事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性格并不像村里人传言的那么不堪，她有她的美丽、大方、自信和兴趣点。她有她的世界，只是村里人不懂罢了。

话题转来转去，最终还是落到了婚姻问题上。陈曦说她没有刻意不婚，只是太想逃离老家，其他的一切都顾不上了。

她从小就恨透了那个村子，恨透了村里的人，家乡的草和木，人和景，在她眼中都是灰暗的。她无数次想逃离，却都在母亲的乞求下放弃了，无奈之下，她想先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可等考上了教师编，又错过了结婚的年龄：“之所以一直想嫁给公检法（的公务员），是因为从小就缺乏安全感，想要有一个强大的依靠。后来也想通了，婚姻这事，一切随缘吧！”

了解了内情后，我建议陈曦把青婶夫妇接到市里住，以后能不回去就不回去了。

陈曦无奈地笑笑，低头翻弄着盘子里的食物：“不可能，我爸妈肯定不会离开那里，为这事我们争吵了很多次。他们说我心眼小，记仇，还说那是故乡，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祖先们都在那里，将来他们去世得埋在那里，还得在老家办葬礼，还得请乡亲们帮忙。他们一个劲地催我回去和乡亲们搞好关系，要不然等他们百年之后，连个帮忙料理丧事的人都没有。”

我说：“将来你打算怎么办呢？”

陈曦转身看着窗外，反问我：“将来？”

窗外，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打打闹闹，快乐地跑过，我们默默地看着。

许久，陈曦转过脸，说：“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走一步说一步，不去想那么多了，现在就挺好。”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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