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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这个发髻，高举皓腕，巧挑青丝，费了一会子功夫，方才就绪，肚里自思怪不得当今时髦女子都提倡着剪发主义，女子梳头确是一桩累赘的事，要想赶紧出门却不能开步便走，都是这满头青丝把人束缚住了。昔人唤头发做烦恼丝，烦恼两字确是定评，男子的烦恼丝可以剪掉，妇女的烦恼丝难道剪掉不得？”每个夏天，当长发积蓄的汗水闷得头胀，当洗完的头发粘在身上，当发梢掠过眼睛、鼻孔、嘴巴时，李静都想把头发剪了。每次做瑜伽，每次练拳击，每次被自己的马尾甩到，李静都想把头发剪了。她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在阻止她，反正从小到大，从念书到进入职场工作，活了27年，她从没留过短发。小时候，她被妈妈当成洋娃娃一样打扮，穿芭蕾舞裙、梳漂亮的辫子。长大了，她洗头要洗三遍，第一遍用一种洗发水，第二遍用另一种洗发水，第三遍用护发素。她会把洗头发和吹头发分开，两项放在一起 “压力太大了”。有时，懒得吹头发，她边看书边等待头发变干，往往脚都看麻了，头发才半干不干。头发给她平添了许多烦恼，可她从没想过 “可以摆脱掉头发”。去年年底她因学滑板结实了一位女孩。那个女孩也在深圳科技园上班，个子小小的，寸头。她问女孩为什么会剃寸头，女孩说没想那么多，想剃就剃了。她对头发无所谓的态度让李静意识到，原来还可以这么对待头发。今年年初，李静躺在床上听 Eminem、Dr. Dre 和 S kylar Grey演唱的《I need a doctor》。听到女声犹如求救般地吟唱，她下定决心，去理发店剪寸头。
长发的李静她明确地告诉发型师要剪寸头，发型师把长发剪到耳朵的长度，再次询问，李静让他接着剪。换成推子，发型师一再问 “你确定要这么短吗？”。9毫米，6毫米，3毫米，一直换到最短的规格，李静才满意。她头一次用几毫米这样的功能性词汇来形容发型，而不是用 “到锁骨”、“打薄一点”、“要有空气感” 之类模棱两可的词。看到镜子里的那个人，她被自己震惊了 —— 原来自己 “很精神”。她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刺刺的。走出理发店，风吹在头皮上，“感觉就好像新生了一样，从小到大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太舒服了。”
寸头的李静同居两年的对象看到她的新发型，和她冷战了三天，一句话没和她说。第三天，对象以搬走宣告两人的分手。两人此前的关系非常稳定，经历过异地恋的考验，正在为了未来一同存钱。可共同的愿景比不过头发，李静不禁怀疑她曾经拥有的爱情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难道爱情是建立在头发的基础上了吗？难道头发就那么重要吗？她在爱情里一直是妥协的一方，会配合另一半的要求做出种种牺牲。可这次，对方连妥协的余地都没给她。不像其他感情问题需要靠揣摩、靠猜，对方直接给出了最终答案。和寸头一样，没有任何掩饰，让李静无处可逃。一段认真的感情如此收尾，令她怀疑自己剃寸头的决定。于是，李静戴起了假发，把寸头藏起来。
戴上假发的李静
“男女间的分别，只是生理上一种自然构造，为什么在人工的妆饰上用力呢？我们彻底想一想，男女没有分别究竟有什么妨碍呢？”——《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第10卷第12期吴雅在升入大学前的暑假给自己定了三个目标，一是学车，二是学一支舞，三是学化妆。她要到大学里大放异彩。第一个目标还在进行中；第二个目标夭折了，中国传媒大学作为艺术院校，最不缺的就是能歌善舞的学生；第三个目标，她放弃了。大一上学期的一堂思修课上，她第一次听到 “服美役” 这个概念。任课老师没听说过这个词，无法充分解答同学的提问，是宿舍的夜谈让吴雅明白了 “服美役” 的含义。在朋友发给她的韩国漫画里，为了不再被男性当成观赏的对象、不再按照男性的喜好打扮自己，女主角剃了个秃头。从此，吴雅看世界的眼光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她认同美的压迫性，对抵制 “粉红税” 心有戚戚焉，从而刷豆瓣时被系统推荐了 “女性寸头超爽小组”。许多女性在组里分享剃寸头的感受，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坏处是别人的目光，剩下的全是好处。” 吴雅总结说。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先把齐腰的头发剪到脖颈处，再把短发剪得更短。发型师给她设计了一个日本男星的发型 —— 前边刘海，后边用梯子剃到差不多耳朵的位置。妈妈说家里 “像养了两个小男孩” —— 吴雅的弟弟今年上四年级。随着她对女性处境认识的逐步加深，有些东西再也掩盖不住了，比如爸妈的区别对待，比如爸妈对女孩的刻板要求。吴雅从小就是一个活泼外放的人，爱笑爱闹爱说话，可爸妈在向别人介绍她时，总说 “我们家闺女可文静了，就爱看书”。一开始，吴雅觉得他们说的是错的，被说多了，她让自己接受 “原来我是这样的人”，让自己在社交场合保持安静。今年4月末，爸妈带弟弟出门，吴雅一个人在家。又饿又烦，她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越想越觉得头发烦人。于是，她拿起了剪子。犹记得爸妈希望她再把头发留长，她没剪刘海，把后面的头发剪得 “像荒芜的月球表面一样，坑坑洼洼的”。这反而替她下定了决心。她原本计划在研究生阶段、离家更远后才剃寸头。第二天，她骑自行车窜了几个胡同，找到一家不起眼的小店，花30块钱剃了寸头。出了理发店，闻着桂花的香味，感受风吹过头皮留下的凉爽，再想起萦绕在心头的烦心事，她 “特别特别想哭”。爸妈见了她的新发型，依旧说还是长头发好；女性朋友们吃了一惊，但听到她说洗头发很快，立刻纷纷表示理解。几乎每个女性都被长发 “折磨” 过，但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顶多能想到剪短发，剃寸头这个选项压根不存在。一年多前，参加高中学校举办的舞会，吴雅身着猩红色天鹅绒长裙，脚蹬高跟鞋，一头波浪卷发卷了一个半小时；半年前，她坚持在寒冷的冬天穿裙子，收腰的裙子勒得她难受，她会在课上偷偷把裙子的拉链解开，下课了再拉上；现在，她穿宽松的T恤，宽松的运动短裤，化妆品都蒙了灰。洗澡时她 “迷茫了”，不到三分钟头发洗完了，护发素也没必要抹，这就结束了？原来她洗一次头发要一个小时，没完全吹干的湿头发经常把习题册打湿。有时候，她会被认成男孩子。“大家都觉得男性和女性，就像水和油一样，不能相融合，差别巨大。头发长度，就几厘米的事情，变了，我就成了男孩子。原来性别区别是一件这么可笑的事，” 吴雅说，“头发就像一个谎言。”
吴雅吴雅不希望自己的家庭成为电影里那种沉默寡言、不表达爱意的典型中国家庭，她把对女性主义的思考和爸爸分享了，爸爸认为女性的地位已经比古代高多了，怎么就不能知足？吴雅据理力争，爸爸让她大学毕业赶紧找个人结婚。“妇女有四行，容其一夜，今一旦不顾父母遗体，剪发毁容，自戕若此，是所谓‘逆’也，‘愚’也，天地中不容之物也……妇女之剪发，必生‘骄慢之心’，骄慢之心生，必不循其当然之职，尚何顺之有哉，是所谓败常乱俗‘不轨不则’之妇女也。”长发，是女性身份的象征之一。恐怖片里的女鬼总以披头散发的形象出现，短发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事实上，中国女性被允许留短发，也不过才一百多年。甲午战败后，全国上下弥漫着 “亡国灭种” 的恐慌感，晚清男性精英们寻找国家落后的原因，找到了女性身上。他们提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将中国女性看成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和民族落后的象征。其后的新文化运动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掀起了 “民主” 与 “科学” 的浪潮，女性身体的解放成为一时关注的焦点。废缠足、开天乳、剪发，都是对女性身体的解放，三者却在民国初期受到行政当局完全不同的对待。“毁人肢体，溃人血肉” 的缠足被明令禁止，抛弃束胸、让乳房自由呼吸是合格母亲的标志，而剪发最初并不被官方提倡。最早的女性集体剪发行动发生在1912年的湖南衡粹女校。受男性剪辫的影响，周叙琪创设女子剪发会，被当时的民政司司长刘人熙驳回，他认为女子剪发不仅在历史上找不到先例，在西方也无此说法，若允许 “不独女界前途之忧，实民国风俗之忧”。1913年，杭州一女医生发起剪发会，被警厅以 “奇装异服有碍风化” 罪责处。1916年，教育部发布通令，规定一不准剪发，二不准缠足。究其原因，废缠足和开天乳关注的是女性的身体健康和生育功能。缠足与束胸使中国女性长期体弱多病，而病弱的母体无法孕育健康的婴儿，会导致国家的衰弱。男性知识分子号召女性解放身体的根本动机是为了 “强国保种”。而剪发是女性身体解放运动中唯一非官方强制推行的运动，令女性自发行动起来的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 为什么男子剪得，女子剪不得？身体不只是生理上的身体，头发也不只是毛发。鲁迅在《肥皂》一文中借虚构人物之口说出了当时部分男性对女性剪发的看法：“你想，女人一阵一阵的在街上走，已经是很不雅观的了，她们却还要剪头发。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头发的女学生，我简直说，军人土匪倒还有情可原，搅乱天下的就是她们，应该很严的办一办。”从儒家的道德伦理到西方科学平等的话语、救国强种的号召，都在 “规范” 女性的身体。而不能被归纳进宏大叙述的剪发，是女性基于男女平等提出的要求，不被提倡并不难理解。五四运动后，社会上要求男女平等的气氛更为浓烈，女学生剪发达到了高潮。1925年，影星黎明晖以短发造型亮相，从此，越来越多女性将短发当成时髦的象征，短发成了美的象征。女性是否能剪短发，关乎女性对个人身体控制权的争夺。男性剪得，为什么女性剪不得？这个问题，到了今天仍还是个问题。“人格完全的人，他总不把 ‘做某人的某人’ 算究竟，他总要做社会上一个独立健全的分子。女人被人把 ‘母’ ‘妻’ 两字笼罩住，就轻轻把人格取消了。”剪完那一刻，低下头就体验到了快乐。这是蒋怡给自己剪了寸头后的感受。在自家的洗手间里，她先把齐腰的长发一束一束扎好，再一剪子一剪子剪掉，越剪越短，越剪越 “上瘾”，直到剪得 “和光头差不多”。第一次给自己剪发，有不平整的地方，“像台阶似的”，她也不在意，剪寸头本来就不是为了漂亮。这也是她没去理发店的原因。发型师肯定会和她说 “这样不漂亮”，会感慨 “哎呀，地上都是你的头发，好可惜”，还会问她 “要不要把剪掉的头发包起来”。她不愿应付无聊的废话 —— 正是为了要摆脱漂不漂亮的束缚，她才要剪寸头。把成束的长发丢进垃圾桶，短的碎发扔进马桶冲掉，蒋怡摆脱了束缚。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她的第一感觉是新奇。生平第一次，她有机会好好看看自己原本的样子。从初中到高中，蒋怡都是齐刘海加长发，习惯于 “把自己藏在头发里”。上了大学，头型变成了中分，长发挡住大半张脸，她仍用头发 “包住自己”。新奇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喜悦，然后是不安。第一次顶着寸头出门，她反复告诉自己：“不要看别人”、“没有人在看我”。一周后，她不再想象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子，而是尽情感受微风吹拂头皮带来的舒适。妈妈强烈反对她剪寸头，认为她就是为了标新立异，就是为了叛逆、为了惹她生气，非要把自己搞丑。蒋怡反问她：“我长头发的时候漂亮吗？” 她的发质软、发量少，不适合留长发。妈妈回答：“你至少有长头发。”妈妈说她这个样子丑死了，谁会喜欢？像个劳改犯一样，怎么找对象？怎么找工作？蒋怡说会因为发型而拒绝她的工作她不想要，对象同理。妈妈告诫她不要想着标新立异，在这个社会里，要跟其他女孩子一样，为什么要给自己的生活制造门槛？为什么要走一条会遭到别人质疑的路？蒋怡说，如果一件事会影响到别人，她会有所顾虑。剪寸头这件事根本不涉及到他人，她的身体，她的头发，为什么自己没有权利做主？妈妈认为她这是在抬杠，她现在根本不是一个正常女孩该有的样子，指责她不男不女、不伦不类。两人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发生在蒋怡做兼职时。大学毕业后，她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怕待在家里人懈怠了，便在名创优品找了份兼职。妈妈打来电话，问工作有没有着落。蒋怡说没有。妈妈又问她，是不是又剪头发了？这一问挑起了蒋怡的火气。她在电梯间和妈妈讲了一个半小时，一直讲到商场关门。她直言妈妈的说辞让她感到特别不舒服，向妈妈解释穿裙子、留长发为什么是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她不愿意为了美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舍弃自己的舒适感。“那真是我第一次跟我妈把内心话都说出来，” 蒋怡说。可妈妈根本不听。妈妈说所有女生都留长发，所有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人的生活因此受到了影响。她留长发活了几十年，难道她的生活质量降低了吗？妈妈说她不可能不爱美，她从小吵着要买裙子、要扎小辫子，怎么可能不爱美？蒋怡说她小时候不过是为了讨好大人，这正体现了社会的规训。妈妈不听，说她肯定是受了谁的影响，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越吵蒋怡越觉得窒息，她顾不得电梯间的人来人往，对着手机大吼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她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把头发的事情掰扯明白。蒋怡希望跟妈妈讲清楚，因为妈妈深受其害。妈妈十几岁开始染发，二十几岁整容，现在五十多岁了仍天天掰着头发看哪里颜色掉了。看见蒋怡睡姿不端正，她会感慨应该小时候用绳子绑着她睡觉。同事过来告诉蒋怡要锁门了，她示意让同事先走，她不拿东西了。出了打烊的商场，蒋怡站在广场上继续与妈妈争吵。两人各说各的，蒋怡大学时是辩论队的成员，妈妈成功的事业部分源于她的口才。谁都说服不了谁，只是越吵火气越大。蒋怡对着手机怒吼：“不要再跟我说我是正常人这种话，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你不要把我当正常人！你要记得你女儿不是一个正常人！”空旷的空间把她的怒吼放大了许多倍，从此，世间又多了一个 “疯女人”。之后，蒋怡接到工作 offer，没有告诉妈妈；三八妇女节，她也没给妈妈发祝福短信，“我就觉得你也配过三八妇女节？你只是生理上是女的，却完全扮演了一个男人的角色”；母亲节，她给妈妈发了信息，双方和解。只是蒋怡下定决心，再也不跟妈妈分享任何内心的想法。“发·服虽然是小事，却因为是男子势力胜利的纪念品，所以非改革不可。”——《民国日报·妇女评论》，1921年第15卷第1期剪了寸头，“莫名其妙觉得自己更有勇气、有力量了”，蒋怡说这不是源自她外表更像男性，而是 “好像真的开始脱去这个社会想要加在女性身上的东西。虽然只是剪了一个头发，但是你有对抗到这个看似不可动摇的社会。”她从来都反感和陌生人的身体接触，原来在地铁上碰到两腿岔开的男乘客，她会把腿并得紧紧的，一丁点儿都不碰到对方。如今，她也开始在地铁上把腿岔开，和对方膝盖贴膝盖，对方不让她不让。她总会获得胜利。对方把腿缩回去，她把腿岔得更开。每当这时，“就觉得很爽。虽然只是那么一点点的小空间，可是就觉得很爽。”有必要时，吴雅也会在地铁上把两腿岔开。同样，她总是获胜。如果还穿着收腰的裙子，她觉得自己肯定不会这么做。面对陌生的世界，多了几分勇气，这是寸头带给她的变化，可同时，面对熟人，她变得不那么自如。如果有同学因为寸头而没认出她，她没有勇气走上去介绍自己，告诉对方 “我只是剪了个头而已”。“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接受这样的自己，我还应该再大胆一些，” 刚剃完寸头一个多月的吴雅说。戴了一段时间的假发，李静决定把假发摘掉。她已经慢慢消化了被抛弃的事实。公司里的同事反响热烈，夸她脑袋圆、人看着可精神了，老板的妻子特意花了好几分钟时间跟她讲她有多适合寸头。她做景观设计，见到的客户也不在意她的发型，更在意她的作品。李静也曾和母亲对抗，两人也曾声嘶力竭地争吵。她细数母亲的种种做法，逼着母亲承认她重男轻女。母亲最终哭着承认了，可李静心里并没有好受，“我的愤怒、我的难过并没有减少一分”。于是，她开始改变自己，她要一步一步找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她要卸掉自己不该背负的东西。于是，她学滑板、练拳击、剃寸头。这令她告别了一段感情，也令她庆幸告别了这段感情。用原本存给整牙和近视手术的钱，她尽情体验生活。寸头令她不得不直面自己，她原本没那么大的勇气，可 “剃掉头发以后，你真的没有办法躲藏了，你只能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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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萌. (2020). 权力中的个体：近代女子剪发问题研究（1911-1937）. (Master dissertation, 陕西师范大学).
王蕾, & 刘春. (2022). 民国时期(1919—1926)社会风俗,法律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基于"禁止剪发"告示的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51(2), 8.
杨琳. (2018). 身体叙事的三重逻辑——以土地革命时期妇女剪发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党史研究与教学(4), 8.
张佳沁. (2020). 身体解放运动影响下我国女性服饰变迁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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