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应变策略

一个国家可以选择的国际事务战略无外乎三种：

1、跟随/搭车

2、对抗/超越

3、游离/孤立

所谓“跟随/搭车”，即整体上认可接受当前的国际秩序，哪怕受些委屈也暂时忍耐下来，尽可能广泛的参与当前国际体系建设，管控与主要霸权国家的矛盾。

所谓“对抗/超越”，即以改变当前国际秩序为主要目标，或自身主动出击，或暗中支持其他更加不满当前体系的国家出击。

所谓“游离/孤立”，最典型的例子是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独守北美大陆，尽量不掺和欧洲和亚洲的地缘角力。

不难体会，建国初期中国的策略大致属于“对抗/超越”——五十年代强调超越，比如最典型的“超英赶美”口号，六十年代则转向对抗。

八十年代之后，中国逐渐调整为“跟随/搭车”策略。

这里讲一个小故事。

1978年里，74岁的邓小平相继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七个周边国家。

他十分惊讶的发现，竟然没有多少邻国信任中国——长期输出革命的政策让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怀疑，对华政策大都处于紧绷状态。

小平同志敏锐的意识到，中国在六七十年代的安全困境不完全是“外部势力”所致，还与中国自身同外界的互动方式密切相关。

回国后，小平同志在内部讲话时开始强调“自我克制”，不要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争夺主导权，也不要勉强承担中国无法担负的国际责任，外交层面要让邻国放心，对内才会有宽松的发展环境。

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注：事实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首次提出“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的讲法，预示着对外战略的调整。

邓小平亲自拟定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提纲手稿，这份提纲手稿用铅笔写在16开白纸上，共3页，约500字。提纲拟定后，再由秘书班子根据其精神予以补充。

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国内国外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最根本的全球战略格局其实变动并不大，而中国的历次重大外交决策也是有规律和脉络可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