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机构不断丰富、金融规模明显扩大、金融产品持续完善，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已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我国金融业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仍有一定距离，本文将从境内外相关机构对于各经济体金融业竞争力和发展程度的测度指标入手，探索未来我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发展的潜在着力点。
一、我国已为金融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服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发展逐渐完善、金融机逐渐丰富、金融开放度也逐渐提升。从主要规模指标来看，我国已然建设成为了金融大国。
一是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完备。我国已形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多种类金融机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金融市场体系。截至2023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达到4561家，其中政策性银行2家、开发性银行1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6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125家、农村商业银行1606家、信托公司67家，此外还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其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以及建设银行“四大行”先后于2011年至2015年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G-SIBs），而根据2023年11月公布的最新G-SIBs名单，交通银行也已入围G-SIBs的范畴。
除银行业金融机构外，我国共有证券公司145家（截至2023年10月末），公募基金公司157家（截至2023年9月末），期货公司150家（截至2023年10月末）；保险公司240家（截至2023年6月末）。
在融资结构方面，截至2022年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44.21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12.43万亿元，企业债券余额为31.01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10.64万亿元，直接融资存量占比为12.10%。
二是金融资产规模全球领先。截至2022年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位居全球第一，上市公司市值、债券市场规模[1]、保险市场规模[2]位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截至2022年末，我国金融业总资产规模419.64万亿元，其中银行业资产规模379.39万亿元，证券业、保险业资产规模分别为13.11万亿元、27.15万亿元。
股票市场方面，我国共有上市公司5079家，其中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2174、2743、162家，总市值超过79万亿元。债券市场方面，我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144.8万亿元，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余额125.3万亿元，交易所市场托管余额19.5万亿元。保险市场方面，2022年我国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4.70万亿元，截至2022年末，我国保险密度为3326元/人，保险深度为3.88%，是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外汇市场方面，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长期保持在3万亿美元水平，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三是金融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8年6月，A股被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2019年4月，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相继推出，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稳步推进。此外，截至2022年末，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为2.15%，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3]。人民币国际化综合指数为3.16，较上年上升5.9%。同期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国际化指数分别为58.3、22.18、7.73和5.2。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已成为金融大国，但是从多个方面来看，我国距离“金融强国”仍有一定距离，未来我国金融业由“大”到“强”仍需要从多方面着力。虽然从境内外经济体的实践来看，暂未发现有权威的对“金融强国”的衡量指标或概念定义进行明确阐述。不过，境内外不少研究机构已经对经济体的金融业竞争力或金融业发展指数等指标进行了测度，相关的金融业竞争力或金融业发展指标指数在当前情况下或也是衡量“金融强国”的重要参考。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每年均会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并发布全球竞争力排名（World Competitiveness Ranking），旨在对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力进行排名。其所考察的要素包括经济表现（Economic Performa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商业效率（Business Efficiency）和基础设施情况（Infrastructure），其中金融（Finance）情况也作为商业效率的一个子集纳入了各个经济体全球竞争力的考量之中。2023年，共有64个经济体纳入了考量的范畴之列。我国在全球竞争力的总体排名上位居64个经济体中的21位。而从具体的竞争力指标来看，我国的金融竞争力仅排名64个经济体中的第28位，位居中游。相较于我国在国际上总体21位的竞争力，金融竞争力位居28位的现状呈现了当前我国尚未建立“金融强国”的客观情况。而若能根据各细项指标进行深入分析，或将能更好的了解我国下一步建设“金融强国”的着重点和发力点。从金融竞争力的测度指标来看，可以分成硬数据指标（Hard statistics）、调查数据（Survey Data）、背景数据（Background Data）三种数据，其中背景数据并不纳入真实的排名测度，仅作为参考。第一，硬指标数据。该项指标包括银行部门总资产比GDP、人均银行卡交易规模、人均拥有银行卡占比、股票市场总市值比GDP、上市公司数量、本币计价的典型股票指数涨幅、近3年IPO募资总规模，主要反映的是有客观数据可以体现的指标的横向比较情况。从硬数据指标来看，我国硬数据相关指标排名分布不一，总体处于世界中游。2023年我国处于领先位置（排名前10）的指标包括IPO规模（排名第1）、上市公司数量（排名第3）、银行部门资产（排名 5）；我国处于相对中游位置（排名10-30）的指标包括银行卡交易额（排名13）、并购活动（排名20）；我国处于落后位置（排名30之后）的指标有股票市场总市值（排名39）、获得金融服务便利性（排名40）、获得金融服务便利平等性（排名42）和股票市场指数（排名55）。根据上述数据分布情况，若按照IMD的测度指标，未来我国进一步从硬数据着手提高金融竞争力的着力点应当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激活股票市场上涨的动力，提高股票市场指数变化的排名；二是进一步提升成年人拥有银行卡的占比，不过考虑到当前我国占比已高于64个国家均值，且成年人拥有银行卡占比已达到88.71%的高位，未来进一步提升成年人拥有银行卡占比的难度或将较大；三是提升股票市场总市值，考虑到我国IPO募资规模已位居前列，未来的关键或在于推动股市上涨。此外，若能提升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频率，也将有利于我国金融竞争力的提升。第二，调查数据。调查数据主要是通过对企业或投资者等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调查问卷所搜集的信息进行整理所得，具体包括银行及金融服务是否能够有效支持商业活动、监管规则制定的是否完备、股票市场是否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融资、股东权益是否得到保障、企业是否容易获得信贷或风险投资以及公司的债务是否过重等一系列调查性问题。从调查数据指标来看，我国的得分普遍偏低，不少指标位居64个样本经济体中的落后位置，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23年我国没有处于领先位置（排名前10）的指标；我国处于相对中游位置（排名10-30）的指标仅有一项，为风险投资的可获得性（排名29）；其余7项调查数据，我国均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排名30之后），具体来看相关指标包括信贷可获得性（排名36）、股票市场融资充足性（排名37）、银行或金融服务的有效性（排名37）、监管充分性（排名41）、公司债务负担（排名43）、股东权益保障（排名51）。根据上述数据分布情况，若按照IMD的测度指标，未来我国进一步从调查数据着手提高金融竞争力的着力点应当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银行信贷的可获得性。虽然我国银行体系规模已较大，且信贷可获得性指标已超过IMD的64个样本经济体均值，但为了达到金融强国的目标，银行信贷可获得性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二是提升股票市场融资的充足性。我国的多层次证券市场仍在持续完善建设的过程中，未来提升股权融资充足性的重要着力点或在于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三是提升银行或金融服务的有效性。即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的盘活存量低效金融资源。四是加强金融监管规则的充分性。即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持续补足监管短板，将所有金融活动都纳入监管范畴。五是对于实体企业继续稳杠杆甚至降杠杆，从而避免公司债务负担过重进而影响企业可持续经营的情况发生。六是完善股东权益保障规则和法律执行。进而能够提升股东权益保障水平，激活股权市场融资的积极性。第三，背景数据。也应当指出的是背景数据并不纳入具体的排名测度，仅提供参考。不过我国在各项背景数据指标中的排名都相对靠前，改善空间相对较小。具体来看，2023年我国处于领先位置（排名前10）的指标包括流通中银行卡数量（排名2）、股票市场总市值（排名2）；我国处于中游的指标为股票市场交易量（排名14）。应当指出的是，此处的股票市场总市值指的是绝对规模，并未考虑该经济体GDP水平，在考虑了经济体GDP水平后，股票市场总市值的排名我国排列64个经济体中的39。根据上述数据分布情况，若按照IMD的测度指标，未来我国进一步从背景数据着手提高金融竞争力的着力点可在与提升股票市场的交易量，即激活股票市场的流动性。1960年开始，世界银行每年会对不同经济体金融体系的特征进行相应统计和测度，并形成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Database），从而衡量不同经济体金融体系的发展整体情况和个体情况。从该数据库的指标体系来看，该数据库分为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2个维度，对全球214个经济体金融体系的发展情况从4个方面的多项指标进行测度，从而全景反映单个经济体金融体系的发展和运行情况：第一，金融深度指标（Financial Depth），主要测度的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整体规模。考虑到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体量均不一致，因此多采用金融机构或市场的规模比GDP的相对比值指标来测度该经济体的金融深度。根据IMF的研究，单一经济体金融深度的情况将与该经济体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金融深度越深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虽然世界银行选取了30个金融深度的细项指标，但其中部分指标更具有典型性：对于金融机构层面的金融深度指标，最多采用的是银行对私营部门信贷规模与该经济体GDP的比值，此外还可以用养老金总资产比GDP规模、共同基金总资产比GDP规模、保险公司总资产比GDP规模等一系列指标。对于金融体系层面的金融深度指标，采用较多的是股票市场总市值比GDP规模指标，存续公募和私募债券总规模比GDP指标。从金融机构层面的金融深度指标来看，与G7经济体和金砖经济体相比，我国银行对私营部门信贷规模与GDP比值位居有统计数据的所有经济体第1。然而，由于我国的非银机构规模相对有限，因此无论是在共同基金总资产比GDP，还是保险公司总资产比GDP、养老金总资产比GDP等指标上，都显著不如G7等发达经济体。从金融市场层面的指标来看，虽然我国的股票总市值/GDP指标，以及境内公募债/GDP和境内私募债/GDP指标都位列G7与金砖5国这12个样本经济体中的前列。然而，我国企业在面向国际投资者在境外发行的公募债和私募债规模相对有限，显著不如发达经济体的相关指标。因此，进一步加大债券市场的境内外连通，或也是未来我国进一步提升金融市场深度指标的重要方式。第二，金融可得性指标（Access），主要测度的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向经济中各类主体提供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得性。对于金融体系而言，若能够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将能够促进金融服务不仅服务于大型企业和富裕人群，而能够为小微企业和普罗大众提供完备的多样化金融服务。虽然世界银行设置了超过40个可获得性指标，不过其中亦只有部分指标具有更典型的的代表性：对于金融机构层面的金融可得性指标，最多采用的是15岁以上人群拥有银行账户占比、获得授信的企业占比、小微企业中获得授信的企业占比等一系列指标。对于金融体系层面的金融可得性指标，相关指标较为稀缺，且不少经济体相关指标数据有限，世界银行所采用的两个典型指标是去除10家最大上市企业的其他企业市值比股票市场总市值，以及非金融企业债券规模比债券总规模。从金融机构层面的金融可得性指标来看，由于较多经济体并未向世界银行统计汇报涉企金融可得性指标，因此更多的金融机构层面的金融可得性指标聚焦于面向个人客户的相关指标。以典型的15岁以上人群拥有银行账户比例和15岁以上人群中曾有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比例两项指标来看，虽然随着我国金融机构不断践行普惠金融相关要求，且我国金融机构上述两项指标均在金砖5国中处于领先位置。但是，相关指标与G7等发达经济体仍有一定距离，这或许主要是由于部分偏远地区居民由于缺少银行网点，因此暂时并未开通银行账户。不过，随着未来银行数字化转型所推动的银行业务线上化加快，或将能够促使我国更多的居民拥有银行账户并能够从金融机构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较为遗憾的是，从世界银行所统计的数据来看，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金融可得性指标相对较少，因此难以考察在建设金融强国背景下，我国金融市场层面金融可得性指标下一步潜在的发展方向。三是金融效率指标（Efficiency），主要测度的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向经济中各类主体提供金融服务的有效性。在金融机构层面，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其金融效率指标与金融机构在融资过程中的中间成本有着紧密的关系，即金融机构在融资过程中中间成本或损失越高其效率就相对越低。具体而言，衡量金融机构在融资过程中的中间成本相关指标包括管理费用比总资产，净息差、净利差、成本收入比等一系列指标。在金融市场层面，不同于金融机构的效率衡量指标，世界银行采用了流动性相关的一系列指标来衡量金融市场的效率情况。对于股票市场，其衡量金融效率的指标为股票市场的换手率相关指标，例如交易量对股票总市值。对于债券市场，衡量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在于买卖价差（bid-ask spread）等相关指标。从金融机构层面的金融效率指标来看，随着近年来我国净息差的逐步走低，当前我国净息差已经在G20经济体中位居低位，甚至可以发现，G20经济体中所有净息差低于我国的经济体均为混业经营，我国银行业净息差已是G20中分业经营经济体中最低。而从2021年末的数据来看，我国银行业的管理费用（Overhead costs）比总资产的比值，在G7及金砖5国之中，仅高于日本和俄罗斯；我国银行业的成本收入比，在G7及金砖5国中，则处于最低。这说明我国的银行体系在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过程中，中间损耗的摩擦性成本相对较低，金融效率在G7和金砖5国之中横向比较已处于较高的水平。从金融市场层面的金融效率指标来看，世界银行仅设置了股票市场换手率一项指标，然而G7和金砖5国中向世界银行报告该项指标的经济体相对较少，因此，难以横向比较不同经济体金融市场层面的金融效率情况。四是金融稳定性指标（Stability），主要测度的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性情况。在金融机构层面，根据世界银行的考察，其主要采取了银行的风险缓冲垫（资本情况及资产收益率情况）对比银行出现风险可能性（资产收益率的波动率）指标，通过将所有经济体该指标视为一个样本集，并计算不同经济体的z值，从而得到相对意义上银行的稳定性指标。不过，世行也指出该指标的缺点在于其仅仅是从会计层面横向比较了不同经济体之间银行的相对稳定性，因此参考价值相对有限。因此，其还进一步采用了贷款比存款、流动性资产与存款和短期融资的比值等指标来进一步衡量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在金融市场的层面，世界银行采用了金融市场的波动率作为金融市场年定型的指标。从金融机构层面的金融稳定性指标来看，我国的银行体系经计算得到的z值在G7及金砖5国中相对较高，仅次于美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若从银行信贷规模比银行存款规模的指标来看，我国在G7和金砖5国中有数据的9个经济体中指标最高；而我国银行流动性资产与存款和短期融资的比值，我国则在G7和金砖5国中有数据的10个经济体中仅高于印度。这或许意味着无论从资本缓冲垫的角度或者流动性风险的角度来看，我国的银行体系金融稳定性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从金融市场层面的金融稳定性指标来看，我国股票市场股价的波动率水平相对较低，在G7及金砖5国中仅高于俄罗斯。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金融市场的金融稳定性在大型经济体中相对较高。应当指出的是，除了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率之外，世行并未统计和测度其他金融市场层面的金融稳定性指标。综合上述几个方面的指标，从世界银行金融发展数据库的角度来看，未来我国提升金融业发展水平，向金融强国方向发展的方向或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提升非银金融机构的规模，当前我国银行体系规模已相对较大，但非银金融机构的规模相对有限，从而难以有效支撑我国直接融资市场的建设。二是推动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互联互通，同时加强信用债市场信息披露和相关监管制度的完善，从而提升国际投资者对我国信用债的购买规模。三是进一步提升我国居民拥有银行账户的比例，特别是运用数字化手段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更多我国偏远地区居民拥有银行账户。四是持续补充我国银行的资本，维持我国银行的合理利润增长，同时针对我国银行流动性风险加强监测，从而在夯实银行业资本缓冲垫的同时防范潜在的流动性风险。根据社科院出版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将“全球金融竞争力”定义为：“一个经济体的金融体系相较于其他经济体而言，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和管理风险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了衡量国家或地区全球金融竞争力的五个维度57个指标，其中五个维度分别为金融业竞争力、货币竞争力、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金融科技竞争力和国际金融治理竞争力。根据《报告》2022年度的统计结果，在纳入统计范围的全球32个经济体中，美国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其全球金融竞争力分值高达82.30分，比第2名的英国高出34.14分，体现了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占据显著竞争优势。相较之下，我国全球金融竞争力分值为40.17分，在全球3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8。从金融业竞争力、货币竞争力、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金融科技竞争力和国际金融治理竞争力五个一级指标来看，我国在货币竞争力、金融科技竞争力方面具有相对优势[4]，而在金融业竞争力、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方面排名较为靠后。在金融业竞争力方面，金融业竞争力主要包括金融体系规模、金融体系活力、金融体系效率、金融稳定性、金融服务可得性以及该经济体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6个二级指标。我国金融业竞争力的得分为57.68，在32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8，金融业竞争力得分最高的为我国香港地区，分值为74.21，而美国由于股市波动性较强这一因素，导致排名暂时下降至第3位。从细分项来看，我国金融业竞争力优势主要体现在存款银行资产规模、信贷规模占GDP比重、银行存贷比、不良贷款准备金率等指标，而在金融体系相对规模、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体系稳定性等指标上得分较低。其中，金融体系相对规模得分较低，主要由于我国银行业规模巨大，但股市发展相对不足，同时共同基金、保险公司以及养老金等金融部门发展较为滞后。金融服务可得性得分较低，主要由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仍面临较大压力，同时企业上市难度较大、限制较多。金融体系稳定性得分较低，主要由于我国股市的波动性较大。在货币竞争力方面，货币竞争力主要包括“价值储存”、“交易媒介”、“计量单位”3个二级指标，其中“价值储存”主要反映该经济体货币在国际上作为储备资产的能力，“交易媒介”主要反映货币在外汇市场的交易程度，“计量单位”主要反映货币在汇率换算中的计价职能。我国货币竞争力的得分为9.53，在32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4，货币竞争力得分最高的为美国，分值高达100，在3个二级指标中均保持全球第1，处于全球货币竞争力的第一梯队。排名第2 的为欧元区，分值为59.03，虽不如美国但仍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属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包括英国、中国和日本，在得分上相差不大。从细分项来看，我国货币竞争力优势主要体现在纳入SDR权重以及篮子货币，而在外汇市场交易货币占比、汇率制度选择的锚定货币、国际银行业负债货币占比、国际债券货币占比等指标上得分较低。整体来看，人民币虽然已纳入SDR并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在国际贸易支付结算运用规模上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参与度仍然不高，从国际范围来看，无论是银行业负债还是发行债券，仍更加倾向于以美元或欧元计价发行。在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方面，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包括硬件和相关制度软件两方面，其中，硬件方面主要反映了该国家或地区在支付、清算、登记等各项设施方面的完备程度和使用效率，制度软件方面则反映了该国家或地区营商环境的好坏。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的得分为41.95，在32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13，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得分最高的英国，分值为71.02，且分值要远高于得分第2名的香港，主要系由于英国作为传统金融强国，在金融基础设施软硬件方面都较为完备，在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系统数量、使用SWIFT服务的金融机构数量等指标上都相对领先。
从细分项来看，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优势主要体现在支付领域的硬件设施，尤其是无现金支付相关的硬件基础设施，以及国内使用SWIFT的机构数量等。从不足来看，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在硬件方面，主要体现在提供支付服务的机构数量较少、选定中央对手方和清算所清算额占GDP的比重较低等；在软件方面，主要体现在信贷获取能力较低、投资者保护不足以及IFRS会计准则应用程度较低等。整体来看金融基础设施软件排名较低，是拖累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在金融科技竞争力方面，金融科技竞争力分为算力、用户接入度和产业发展潜力三个方面，算力主要包括计算能力、计算效率、应用水平等，用户接入度主要反映该国家和地区人口使用数字支付的比率，产业发展潜力包括AI人才的招聘以及对金融科技产业的信贷投入规模。我国金融科技竞争力的得分为66.28，在32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5，全球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的集聚效应凸出，具有投入条件的国家相对较少。而我国得益于可观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是金融科技竞争力排名前10的国家中唯一的非发达经济体。而金融科技竞争力得分最高的为美国，分值高达93.35。美国依靠其发达的金融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在金融科技竞争力的分值要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处于全球金融科技竞争力的第一梯队。从细分项来看，我国金融科技竞争力优势主要体现算力方面，其中在计算能力、基础设施支持等方面我国仅落后于美国，但在用户接入度以及产业发展潜力等指标上我国得分较为落后。从不足的原因来看，一是我国金融科技产业仍处于发展阶段，普惠程度以及监管灵活度较低；二是我国在金融和高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储备不足；三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产业投融资效率较低。在国际金融治理竞争力方面，国际金融治理竞争力主要包括在该国家或地区在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非正式协同平台竞争力、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等方面的会员份额以及投票权重等指标。我国国际金融治理竞争力的得分为58.20，在32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9，国际金融治理竞争力得分最高的为美国，分值为85.71，比第2名的日本高出12.51，是相邻两个国家分值差距最大的，体现了美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绝对竞争力和话语权。从细分项来看，我国国际金融治理竞争力优势主要体现在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方面，无论是会员份额还是投票权重，分值都居于第1位。而在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以及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方面，我国得分相对落后。实际上，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较为缓慢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逐步开始转向区域层面的改革，区域金融合作力度持续加强。而我国正是抓住了这一契机，在区域多边合作中持续扩大影响力。从上述三个境内外相对权威和知名的机构对不同经济体金融业竞争力或发展程度的测度情况来看，未来我国进一步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发展程度，进而实现由“金融大国”发展为“金融强国”或可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在继续做强银行体系的同时，着力发展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创投机构等非银金融机构。当前，我国银行体系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已处于全球各经济体的前列，在建设“金融强国”的道路上，还需要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的要求，继续做强银行体系。与此同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提出了“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等相关要求。在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所发布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一文[5]中，也明确指出：“以现代商业银行、现代资本市场、现代投资银行、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金融革命推动了人类三次工业革命。”从而，肯定了投资银行、创业投资机构等非银金融机构的作用。而从金融市场的境内外发展经验来看，丰富多元的金融机构类型将可以提升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并增加金融市场长期“耐心资金”的规模，进而促使金融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因此，结合我国非银金融体系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客观现实，未来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创投机构等非银金融机构的规模或有较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第二，运用数字化手段和线上展业等多种方式开展普惠金融，提升我国居民持有银行卡的占比，提升各类主体获得信贷等金融服务的便捷性。虽然我国居民持有银行卡的占比已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仍较发达经济体水平有着差距，未来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和线上展业等多种方式促进居民持有银行卡占比的提升，同时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使得更多居民和企业能够更便捷的获得信贷等各项金融服务。第三，持续完善监管规则并提升监管有效性，对实体企业部门进行稳杠杆甚至适时降杠杆。此前，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严格执法、敢于亮剑，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要求。由此可见，当前我国也意识到了完善监管规则并提升监管有效性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考虑到当前我国不少实体企业的债务负担已经相对较重，未来可以考虑继续对实体企业部门进行稳杠杆甚至适时降杠杆。第四，提升金融市场与国际的互联互通，提升境外投资者对境内信用债投资比例，同时推动更多境外主体将人民币作为发债融资的计价货币。虽然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已经相对较大，但债券市场与境外的互联互通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特别是对于信用债市场，境外投资者目前的购买量仍相对有限。下一步或需要通过加强信息披露、提升逃废债打击水平等方式来促进境外投资者对境内信用债的投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当前境内利率的下行，人民币已经成为了一大融资货币。此时正是推动更多境外主体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融资的较好时机。在2023年11月27日，我们也曾发布《人民币作为融资货币的新范式合集》[6]合集对此问题进行分析。第五，持续夯实银行资本并维持银行的合理利润空间，从而通过提升银行抗风险能力的方式筑牢金融稳定的基础。从多个研究机构的金融稳定性指标测度来看，当前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体系稳定性仍有待进一步提升。而提升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最重要方式就在于夯实资本，而参考IMD的金融机构稳定性测度指标，维持银行合理净利润和回报水平，也是提升金融稳定性、夯实资本缓冲垫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当前我国银行业净息差逐步下行的环境下，维持银行合理利润空间对于保持利润、有效内源性补充资本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六，持续加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金融科技持续进步，更多的运用灵活的监管创新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发展。当前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的硬件短板主要在于中央对手方清算机构的建设上，而软件短板主要在于投资者保护力度以及会计准则适用方面。与此同时，虽然我国金融科技的运用在部分领域已经相对领先，但在产业发展潜力、灵活运用监管方式促进金融科技创新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第七，加强我国的国际金融治理能力，提升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未来可进一步探索在我国建设国际金融多边协调平台。虽然我国当前在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方面已具有较强竞争力，但在全球性经济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而从其他领域的实践来看，为了提升我国多边金融协调能力及话语权，未来我国还可以探索在本土建设国际金融多边协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