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教育交流如何回暖？这个问题或许是关键之一

近年来，中美两国关系与科教交流均处在低谷。重要表征包括：在美孔子学院数量锐减、中国学生特别是STEM专业学生获得美国签证的数量直线下降、“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对美国学界与中国科研合作的持久寒蝉效应、中美客运直航的缓慢恢复、佛州最新立法禁止公立大学从中国等7个“受关注国家”的实体获取资金或与之合作。而总揽中美科技交流全局的《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去年8月27日到期后仅延期半年，今年2月到期前是否续签前景未卜。

未来如何走出两国当前科教交流困境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聚焦“印度替代”与“国际航班”两个维度，本文从科技政策视角对此进行分析。

印度会取代中国，

成为美国吸纳人才新的来源地吗？

中美是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最重要的两支力量。两国在科技和教育方面的交流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科教交流是中美之间最早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

19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并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之后，大批中国学生和学者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和学者来华，两国之间各项学术交流往来频繁。2020年初，中国海外国际学生总数达到 160万，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在美国。

根据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的统计数据，2019/2020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达到37.2万人，访问学者4.3万人，约占当时在美国际留学生与访问学者总数的三分之一，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也吸引着大批海外学人赴华开展学习和研究。据中国教育部统计，2018年在华国际学生和学者有约50万名，其中2万余人来自美国。

但过去三年，中国赴美留学生的数量大幅下降，有被印度取代的趋势。

从1990年代起，印度和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交替领先。根据IIE的最新Open Doors报告，中印两国是在美国际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两大来源。在过去三年中，中国在美留学生的大幅下降造成的空白，被所占比例快速上升的印度留学生填补。从现实看，印度有可能成为美国全球人才吸纳中的中国替代方案；这将对中美科教交流产生深远影响，并重塑未来全球科技创新版图。

国际航班的减少影响了中美科技交流？

人员的跨国流动需要运输工具。

国际直航是否有助于提升国际科研合作?虽然有学者质疑数字时代面对面的交流对国际合作开展的促进作用；但更多学者认为，复杂知识的隐形特质，特别是合作分工中的信任建立、分歧阐述与沟通、思维碰撞、以及共识形成，使得面对面交流对于科研合作依然重要，且不可取代；即使这意味着研究人员们仍需长途旅行以克服较为遥远的物理距离。

据《Nature》报道，近90%的国际科研合作由面对面交流启动或得益于此。《Journal of Informetrics》的一项研究发现，中美直航对中美两国科研合作的高影响力知识生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国际直航对知识创造和传播的重要性提供了经验证据。该研究也并未发现中美直航对中国与第三方国际科研合作的挤出效应。曾几何时，中美往返航班曾高达每周超300班，旧金山-上海的直航航班满员，浦东机场免税店熙熙攘攘，为两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而距疫情结束近一年的今天（2023年1月8号卫建委将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中美航班恢复率较低。这对两国之间的科技交流具有负面影响。

两国外交关系变化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员的国际流动特别是向知识密集地的跨国流动？

我们近期在《The China Review》发表的一篇文章，从中国赴美航空乘客人数变化的视角分析了国家政治关系恶化对两国人员跨国流动以及科教交流的影响。

研究揭示，控制年份、季节、美国机场/城市影响客流量等其他相关因素（比如机场扩容、机场附近大学的国际学生招生实践变化等），中美两国2018年以来的政治紧张局势，使得中国赴美人员数量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启）当年降低1个百分点，2019年降低6个百分点；而这种影响对大学城机场更为明显，2018年下降10个百分点，2019年下降11个百分点。换言之，控制其他因素，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造成中国赴美人数的降低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这一影响在赴美大学城和留学/访学高峰月份表现尤为明显。

如何破局？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往往不仅折射出国际地缘政治的现状、受到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影响、甚至塑造到国际关系格局的演进。

从冷战期间建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到瓦森纳协定和沃尔夫条款；从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日美贸易战（西方阵营内部）、1960年代初的中国与前苏联关系紧张造成互撤学者和留学生（社会主义阵营），到2022 年3月谷歌、科睿唯安等跨国科技公司停止业务来制裁俄罗斯的行动，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阎学通教授2010年在《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中美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低政治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董洁林教授认为，相比贸易摩擦,中美科技脱钩给中国的冲击更深远更严峻。薛澜教授强调，推动和维系中美人文科教交流是走出当前中美关系困境的关键。中美双方应做出努力，使得正常交往的航班安排、签证发放等制度安排尽可能免受政治关系、中美科教脱钩的负面影响。

美国纽约科学院院长杜宁凯（Nicholas B. Dirks）在去年在上海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的报告中，告诫切断中美科学合作是全球科学界的损失，呼吁要减少地缘政治对科学家知识创造和传播的阻挠。

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知识创新的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的恶化对两国科研合作的负面溢出效应不仅影响世界科技进步，也将对全球性事件的处理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以全球气候危机为例，中美两国的相关科研和产业活动对于扭转气候变暖趋势起着引领性的作用。在全球性的生存危机面前，政治纷争导致的重要领域的科研损失的后果将为世界各国所负担。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恶化，无疑需要两国科学界共同努力通过社会影响和实际合作科研成果来维护科学和科学家的使命。

但是，一度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其积极推动作用的美国科学家，现在要么被边缘化，要么面临着“新麦卡锡主义”冲击的危险。他们可能也缺乏政策建言的勇气和渠道。甚至一些长期对华友好的美国科学家也变得谨慎起来，缺乏包括推动美国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勇气。曾经在中美科技合作中起到桥梁作用的华人科学家，更是在寒蝉效应的影响之下有的与中国学术界脱钩，有的则回到中国。在美中国留学生、中国访问学者人数锐减，中美合作科技论文的数量也自2020年起开始下降。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为推动中美人文科技交流，中国需要更主动、更积极地对外开放，尤其是对处于世界科学前沿的美国科学界开放。2023年11月APEC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在未来五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年来华交流学习，便是一种积极的姿态。开放需要人员流动，人员流动离不开畅通的国际航线。美国不愿增加中美直航的原因之一，是中国航空公司往返美国航班可以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美国航空公司飞中国航班不得不绕过俄罗斯领空，增加飞行时间和费用，造成竞争性缺乏。如此看来，如何破解这个问题可能是中美人文科技交流回暖的关键之一。

唐莉为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教授，曹聪为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教授，王争为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