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留在县城，结果这样了

文雏打电话，出去喝两杯。

那是2008年的大年初一晚上，雪灾正在肆虐，南方冷风如刀。

我裹紧大衣出门，文雏在酒吧一张靠柱子的小桌上等我，配上一盏烛火，倒是温暖。

 “天冷，不喝啤酒，喝点白兰地。”他说。

 从前一起念初中，我们就经常喝酒，不是啤酒就是白兰地。

 “我记得那次你摔得很惨，掉了两颗大门牙，满嘴是血，喝的就是白兰地。我们给你送回家去，被你爸骂了个半死。”我提起一点旧事。

90年代中期，我们是初中同班同学，还是好兄弟，时间久了，彼此不知现状，谈旧事反而是正题。

他一笑，露出两个银色的门牙，自己用手指敲了敲。我忍不住大笑。

文雏满身江湖气，但我还认得出从前那个他，本质没有变。

他在县城做烟花生意，是个灰色地带，既合法又不合法。有时会被警察查，有时会遇到他人敲诈，他的处理办法一以贯之——来硬的。

有一次，两名警察来到仓库，要查扣他的货，正要往外搬，文雏大喊一声，让弟弟把铁门锁上，然后兄弟俩一人操了一根钢管。“孙子，我们今天一起死在这里。”

最后没有动手，但我知道如果警察坚持要搬，他们真的会动手。

还有一次，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也是因为警察来查货。

派出所的人说他仓库里有大型烟花，这种危险品种是禁止销售的。他认为对方是选择性执法，让我这个记者赶快去报道报道，而我跟他隔着几百公里路。

这是记者的一大烦恼，所有人都以为你无所不能，亲戚或朋友总会找上门来，让办一些不能办或者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无论怎样解释，最后可能都会落下埋怨。

我确实无能为力，过了两个小时还是硬着头皮打了个电话给他，问问情况。他情绪很高涨，说问题解决了，正在喝酒。

后来我知道，他是打电话叫了几十个“兄弟”，围困了警车，最后货没扣成。完事以后，他就请这些人去大排档大吃大喝了一顿。

“你何必呢！”我说，“这一顿吃下来，超过货值好几倍。”

他就愿意这样，觉得这样解气。

他变成这个好勇斗狠的样子，不符合同学时代对他的印象，但又是现实使然。

他还负责为厂里送货，孤身一人开着货车去外省，经常也会遇到纠纷，那个时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他必须狠。

有一次走在一条狭窄的路上，会车的时候只能一方避让到路边，让另一方先通过。他原本打算避让，但对方没有一点避让的意思的态度让他很不爽，马上改变了主意，把车熄了火，躺到后排去睡了一觉。

对这些事情，我并不像他那样感到兴奋，反而有点无语。

喝白兰地摔进医院去的，不止文雏，还有盛林。

记不清是哪一年，我和文雏、右民、眼镜仔、盛林，开着三辆摩托车，去山村的小群家玩，喝的就是白兰地。

山路弯弯，盛林载着小群，一路疾驰，突然一头栽进了路边的长满灌木的斜坡，连人带车不见了。

小群还“啊”了一声，盛林就无声无息。我们把他从灌木丛拖出来的时候，他满脸是血，却已经睡着。

坐在后座上的小群是我们初中的班长，一个长得不难看的女孩。初中时期，情窦初开，她和右民还传过“绯闻”。

那时风气未如今日开放，所谓男女朋友，大多连单独待在一起都不敢。胆子大、敢牵手的，都是不怕被学校开除的顽劣之辈。所以我知道右民什么也没做，问他究竟有没有谈恋爱，他也只是笑一笑。

初中班主任是大学本科毕业，虽然不是名牌大学，但在这所老师普遍是师专毕业的初中，已经是鹤立鸡群。

班主任人也很好，尤其对成绩好或品行好的学生，待如子女。

在这三辆摩托车上，我和小群、眼镜仔算是成绩好的学生，文雏、右民和盛林是品行好的学生。

在酒吧，我和文雏提到了班主任。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说。

“早就硬了。”文雏说起来面无表情。

 我大吃一惊，“硬了”便是死了，人死僵硬。

 老师年纪并不大，2008年最多40来岁。“怎么就没了？”

 “癌症死的”，文雏说，班主任后来离开了学校，考入政府当了个小官，可是才不到两年就死掉了。

右民打电话来说，可以去唱歌了。他在下午定了KTV的包间，因为过年要和亲戚喝酒，时间定得很晚。

县城的KTV价格不比大城市便宜，过年时节更贵，小小一间包房，最低消费就是1000多元，有一个女孩负责点歌和陪酒。进去之后我又吃一惊，陪酒的“小妹”，竟然是小群。

我有点尴尬，而小群若无其事。

右民很自然地跟她交流，显然早就知道她在这里上班。

小群还带着孩子，一个3岁的小男孩。已经将近凌晨，孩子还很活跃，跟着妈妈在KTV上班，显然也不是第一次。后来实在困了，他就躺在沙发上睡去，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撕心裂肺的歌声似乎对他毫无影响。

小群喝了很多酒，后来哭成泪人。她几年前嫁人，家境还不错，在县城买了房子，但她说，丈夫是个混蛋，她一个人赚钱养家养孩子。

她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我一个小记者，没什么大本事，写字赚钱，生活还过得去。

她说，你多好，有文化，性格好，长得又帅。

我听了感觉怪怪的，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幸好这时，她躺进了右民的怀里，坐实了初中时的“绯闻”，解脱了我的窘迫。

小群喝得烂醉，我和右民不得不送她母子回家。

大年初一晚上，两个大男人，凌晨一两点钟把别人的老婆孩子背回家……我和右民一路上默默无言，都在为进门之后的场景进行心理建设。

进了客厅，发现房子很新，装潢高端，皮沙发很大。我们把小群和孩子放在沙发上，两个人站在那里面面相觑，眼睛都忍不住瞄向房间的门。

右民是个成绩很差但很善良踏实的人。

初中毕业后他就没有再上学，在县城里打工，会修车，会接电路，不管在哪里，老板都很喜欢他。

初中同学里，我和右民的关系最好，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上大学时，放假回家，头一个晚上右民一定会来，每次都是两个人坐在窗台上谈往事，一直说到天亮。

送完小群，我们慢慢走回我家，躺在床上继续说话，说到了他们村的远利，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

对远利，我印象很深。“远利这小子，从来没有好好上过一堂课。他最擅长的就是抓黄骨鱼，在河水里徒手就能抓到，有一次他摊开两个手掌给我看，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小洞，全是让黄骨鱼给扎的。” 

我说，我喜欢鱼，初一的时候我家住在菜市场旁边，周末就经常一大早去看各种各样的鱼，有时就会见到远利，他用自行车载着一个塑料盆，盆里全是野生黄骨鱼，大大小小，个头很不一样。野生的黄骨鱼很贵，几十块钱一斤，他一个月赚不少钱。

右民说，那时候就数他有钱，但是太抠门，两毛钱一包的瓜子也不肯买给我们。上课时是个混蛋，经常挨班主任的骂，拎到后面去罚站。

何止罚站。那时候，对不听话的学生，老师动手就打的情况多的是。远利是最常挨打的一个，连班主任这样的斯文人都忍不了，有时让他站起来，上去就是一拳头。

有一次又在课堂上惹事，班主任打他，他居然还手。班主任说，我们出去操场吧，别在这里影响同学，远利说可以。

于是他们就出去了，很久没有回来。

这人实在是太有趣，每次说到他，我们俩都会笑很久。我收住笑声问：“你跟他同村，他现在做什么？”

“去年枪毙了。”右民说。

我整个人突然僵住了。右民重复说，远利去年打死了人，枪毙了。

我默然良久，没有再问。

我们那个时代成长的孩子，个把人走上犯罪道路最后被枪毙，也不是什么太新鲜的事情。父母经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做人，所举的例子就是某个认识的年轻人被枪毙，“白费家里大米”。

1997年初中毕业，没有继续上学的同学，就都进入社会，进入江湖，江湖斗殴，乃是常事。同班的致凌，初中毕业几年后就因为拿斧子砍人，被判了刑。远利只是放大版，似也平常。

其实右民自己就是这一类的当事人。

2006年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我工作的城市，找到了我。

接到他的电话实在惊喜，我马上约他出来吃饭。他就在离我住的地方仅一公里的一间汽车配件店工作，此后可以经常见面。

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为什么来”的问题，从家乡来城市打工，再正常不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参与集体斗殴，“出了人命”跑出来的。

同村人在县城开的一间店铺，被人找茬，对方扬言下午带人来砸了他的店。于是包括右民在内的一帮男人就被叫了过去，备好武器，开门迎客。一场混战，对方死了一个人。

“这个死了的人，你打没打？”我问。

右民也记不清楚，反正出事之后大家都跑了。后来双方主犯都到案了，过了几年案子都结了，右民没什么事，他又回县城去了。

右民是个好人，卷入此事，只是因为太讲义气，或者是抹不开情面。

人在县城，身不由己。

我和四眼仔都上了高中，我上的是市重点，四眼仔上了县重点。二华也上了县重点，和四眼仔是隔壁班。

90年代末，有一次我和四眼仔一起逛街，遇到了二华，当街聊了一会天。

二华其实长得挺好看，但是全身都浸透着一种疲软的感觉，而且总是不自然地晃动，就像是一块捏在手上的油腻腻的破抹布。

分开之后，我跟四眼仔说起这种感觉，四眼仔正色说，你这样太主观，不要这样评价同学。

后来我们才知道，二华是有一种病。

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家很不幸，三个孩子在县城读初中，父母在深圳谋生，读着初中的时候，母亲在一起凶杀案里死亡。

那次之后我十几年没有再见过二华，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

2010年，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让我出来见见老同学，并说出了他的姓。我猜就是二华。这个朋友也是同一年上的县重点高中，他们是同班同学。

来到约定的酒吧，才知道不是二华，是他哥哥大华。他们姐弟三个都是同一年级，大华在隔壁班，严格说不算同学，只是校友，但也算相识。

我问起二华，大华说，前几年已经病死了。

大华结了婚，不幸的是婚后不久老婆就得了癌症，“也快死了”。他自己工作也不稳定，收入不高，生活非常艰难。

初中同学里，后来有所接触的、能打听的就那么些人，占全班的比例很小，听到的却大部分是坏消息。其它的人活得怎样，茫然无知，其中肯定也还有不少悲伤的故事。

我很庆幸父母生给我一个好用的脑袋，让我能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里逃脱。在我们那样一个当时的贫困县，考上最好的大学是件大事，因此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见到初中、小学的同学，他们看我的眼神、对我的态度，都区别于日常。

大概是2003年寒假期间，我回到家里，白天就在母亲的服装店里帮忙。开了几十年的“服装行”，聚集着几百家门店，快过年的时候，人流密集，接踵摩肩。

小光和小富来到了服装店，见到我，都显得非常客气。他们是我小学的同学，就住在邻村，小学的时候一起上学，一起长大。我们坐在小板凳上聊了一会，虽然时间久远，但还是感觉亲切。

他们离开之后，我问母亲，他们都做什么工作。母亲说，他们现在就在上班啊，掏荷包。

我一下子又沉默了。

母亲在这里做了多年生意，她说的这个术语我懂。过年前人流量大，小偷多，有时母亲跟客人谈好了价钱，客人正要付款，却发现钱不见了，掏荷包的，是服装行店主最讨厌的人。有时候，他们连店主也偷，母亲的口袋就曾被剪烂，丢了几百元，后来找到派出所的亲戚，描述了一下外貌，很快把钱拿了回来。

他们成了道德原则与现实利益的对立面，却在同一个空间里若无其事地共存，这就是曾经的现实。回想起来，我也没有对他们感到过鄙视或者不屑，毕竟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生活的样子，他们曾经历和在经历着什么。

故事并不止这些，但说起来全部都是往事，最迟的也已经是十几年前。那个年代的这群人，缩影在一种日常的卑微里，已经成了看上去土里土气的一张张照片。

后来我就再也不了解他们，时间让命运在精神上更加分殊，但社会的进步一定已经让我们在物质上更加靠近。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生。

封面来源于中国青年报

    编辑 | 宝珠 陆茗

排版 | 文月

南风窗新媒体 出品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欢迎分享至 朋友圈

投稿、投简历：[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