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母亲，我的孩子被反复抢走

被抢夺的孩子

2021年8月，正值暑假，距离女儿艺诺上小学不到一个月。

徐芸早早地规划了一切：重新打印出生证明、转户口、联系好学籍。在徐芸的老家湖北闵集，母女二人的生活也渐入秩序，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十几年，从一年级、二年级，甚至到高中，艺诺都会在徐芸身边慢慢长大。

计划越圆满，担忧也越深厚。徐芸的心里还留有以往数次被“抢夺”、被欺骗、被撕毁契约的不安感。

她不想接听那个男人的电话，有时候说上几句也会直接挂断。尽管程某作为父亲有权利探视，但对徐芸来说，每一次约定的探视都是被“趁人之危”的空隙，她不再愿意相信了。

矛盾还在那里，只是女儿终于回到身边。

8月24日这天下午，徐芸还没做完上一次“抢夺”的笔录，闵集家里只剩下艺诺和父母。

16点过5分，门口的摄像头里忽然出现一群陌生男子。这一次，程某带来了比以往更多的人。他们行动有序，一开始只静静站在门口，派出一人敲门，见徐芸父亲出现，几个壮汉拖住老人的步伐，蜂拥而进屋里。

接着摄像头里只剩下空空的院坝，和徐芸父亲的叫喊声。

16点过6分，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哭泣的艺诺被抱走，男人们嚷嚷着：“走！走！”

孩子再一次被从母亲身边抢走了。

法令已改，判决已经执行，孩子还是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夺走。对方是女儿的生父，不算拐卖，报案也只当是家庭纠纷，无法立案。

徐芸无奈地收好给女儿买的东西，有画笔，有亮晶晶的粉色小裙子。“我找了的话（他）又是来抢”，她很怕这样动荡的童年会给女儿心里留下伤害。

这是女儿从她身边离开的多少天，徐芸已经记不清了。

2015年，女儿艺诺出生，徐芸收获了一段紧密无间的哺乳期时光，这给她带来某种前所未有的感动。与之相反的是，徐芸和女儿父亲程某的关系阴晴不定，逐渐面临崩溃。

2018年，徐芸作为原告与程某对簿公堂，争议的焦点之一便是女儿艺诺的抚养权。最终，法院以孩子出生后一直与母亲生活为由，将抚养权判给了徐芸。

但围绕监护与探视问题的争吵并没有就此停止。2019年春节，前来探视的程某以“带孩子回家过年”为理由，把艺诺带去了湖南岳阳。徐芸不放心地跟了过去，却被男方一家拦下，“亲戚朋友都在这里，有人脉让她上学，你想要孩子就到岳阳来。”

之后的半年多时间，在幼儿园前，不到四岁的艺诺被父亲和母亲抢来抢去。“他高兴了，就让我见一面，他不高兴了就拿孩子要挟，”徐芸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们常常在幼儿园的路边吵架。”

直到2019年深秋，男方彻底带走了女儿，并且删了徐芸的微信，也不再接她的电话。

此后，在男方的“嘱托”下，幼儿园将徐芸拒之门外，程某家的大门也紧紧锁住。徐芸和女儿的相见，变得遥遥无期。

漫长的寻找

在岳阳这座有着五百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藏起一个小孩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

徐芸知道女儿在哪儿上学，也知道程某会带她住在哪里，但没有一次上门寻访最终是她所期盼的结果。

在程某居住的房子外，她常独自徘徊，像一个行踪不明的陌生人。

“我听见里面在说话，能不能开门见一下？”隔着铁门，徐芸的声音有些卑微，“艺诺你在的话，喊妈妈一声，妈妈来看你了。”

门外的灯熄了又亮，亮了又熄，楼道里是无人回应的空洞。

去幼儿园看一眼孩子的愿望，也变得棘手起来。隔着幼儿园的铁栏，徐芸仔细寻找着艺诺的身影，最终引起了园内老师的注意。

“我骗你干什么！”对方的语气近乎无奈，声音也愈加高亢，“她不在这儿，她退学了。”

回到车上，徐芸仍没有放弃，她开始拨打艺诺同学母亲的电话，小心翼翼地试探艺诺的行踪，对方告诉她孩子已经转走了。

转走了？孩子去哪儿了？孩子能去哪儿呢？疫情之下，所有的追问更加不可捉摸。

2020年初，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使得人寸步难行，徐芸一直呆在武汉附近的家乡闵集，无法走动。直到6月管控放开，交通松动，“找孩子”又一次提上日程。

2020年6月，徐芸等待多时，终于找到艺诺所在的幼儿园，园方却以父亲不同意为由，拒绝母亲的探视和接送。

徐芸又急又气，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

因为抢走孩子的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属于家庭内部纠纷，警察无奈地告诉她这是法院管辖的范围，需要父母双方自己协商。徐芸没有办法，只好联系所属法院。

法院也没有办法，毕竟孩子不是财产，说强制就能强制，法官跟徐芸讲，“孩子是人身，我们该怎么执行呢？”

放学时分，幼儿园门口热闹起来，人群熙熙攘攘，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徐芸一眼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大步向前的程某拖着艺诺小小的身躯，直到他们眼神交汇。

身体比大脑更诚实。程某动作娴熟，一开车门，把女儿关在路旁，不由分说。

“我能听见孩子在里面哭，但他没有理会，他就看着我。”徐芸回忆起那个慌乱的场面，周围人奇怪的眼神把她包围，“我说你再不开门，我就要砸车了。”

身为母亲的勇气，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转机。徐芸看着轿车远去的影子，和女儿一起，消失在车水马龙中。

失序的生活与爱

闵集和岳阳相距并不远，驾车不过三小时，乘动车只需一个半小时。但对四岁的艺诺来说，这代表了父亲与母亲两个家。年幼的她必须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辗转在两座城市，伴着匆忙的步伐，和急促的呼吸声。

属于她的童年生活就在这一次次辗转中慢慢消磨、失序。

疫苗接种，是六岁孩童的必经之事。乙肝疫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等等，分别需要在儿童出生后不同月龄接种，且需按时、按序接种。

2021年7月，在徐芸的不断争取下，围绕女儿“抚养权争夺”的问题由法院立案执行，孩子终于回到母亲身边。由于分别太久，以及前两年间孩子随生父在外地接种，疫苗本上的信息格外混乱。下一针该接种什么呢？徐芸不得而知。

这样的失序，在感情中也不例外。

在被抢走的孩子那里，时间不再是连贯。短暂的童年时光，被分成“和母亲在一起”和“父亲在一起”的不同区域。重新接回女儿后，徐芸意识到，要弥补关系，就要和孩子一起找回过去。

她们坐在床边翻开相册，厚厚的一沓记录了艺诺从出生到六岁的点点滴滴。徐芸指着一张合照，说：“这是幼儿园小朋友，是吗？我还记得她叫什么。”

艺诺显得有些慌张，她对此好像并不感兴趣，只是快速地翻过照片，合上相册，“没了！”

家里还有一只异瞳的小狗，本是徐芸打算送给女儿的礼物，现在反倒成为了她的心结。每当小狗缠着她时，女儿就会立马转头走开，装作生气的样子，好像它是敌人，而非陪伴的朋友。

徐芸也会抓住机会和女儿聊天，努力把失去的沟通弥补上来。关于父母的关系，关于过去在岳阳的生活，关于总是被抢来抢去的纠纷，徐芸没有遮遮掩掩。“艺诺好像反应没那么强烈，她知道这件事，但她就不说。”

抢与被抢的争夺，仍然每隔几个月就会发生一次。

孩子的抚养权被强制执行给母亲后，生父程某仍以探视为由不断找上门来，有时候还会带上一两个友人。

孩子对这一切没有太多的表达。每当听到父亲闯入的脚步声，艺诺会几近默契地躲进屋里，锁好门窗，只是听着争吵声，那些习以为常的争吵声。

在徐芸的记忆里，五岁的女儿只对电视里的东西滔滔不绝。只要屏幕闪烁，她就能安安静静地坐在跟前，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一段破裂的婚姻关系中，孩子变成了和财产一样需要被抢夺和被分割的“东西”，他们自身对父母亲情的渴望很容易被忽视。

在这样失序的生活里，再深的爱也步履维艰。徐芸一想起孩子，就难过不已，“我只是想让她知道，妈妈没有放弃。我不希望孩子对我有误解。”

悬在空中的答案

徐芸的遭遇并非个例。她和有着相同经历的妈妈在网络上汇聚在一起，组成了“紫丝带妈妈”维权群体。她们当中，有人十年没有见过孩子，有人在生产后不到一个月就失去了孩子的下落。

自2021年6月1日起，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其中增加了“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方式争夺抚养权”的条例。

这意味着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可以将此作为当事人不利于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证据予以考量。

不少身陷离婚纠纷、被迫亲子分离的母亲因此看到了希望，但亲身经历过一次次判决执行的徐芸知道，这远远不是结束。

拿到抚养权，如何执行？这是一个摆在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某律师团队整理过2020年181份涉及抚养权的案件，其中近四分之三起案件的执行结果是“终结本次执行”。这句话的意思是，如若在法定的执行期限（6个月）内采取各种执行措施，都无法将本案执行完毕，最终将暂时作结案处理。

据统计，在无法执行的原因“其他阻却事由”中，有41%是因被执行人故意逃匿或未成年子女被藏匿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也就是徐芸所遇到的这种情况。

这样的“抢孩大战”，通常发生在孩子八岁前。因为法律上规定，两周岁到八周岁的孩子因认知能力不足，尚不足以决定自己的行动。此时，父亲或母亲谁把握了陪伴的先机，谁就占据了争取抚养权的重要地位。

如果理性谈判没有效用，那就让“抢”来决出胜负。这一点，徐芸后来才明白的道理。

2021年7月，法院强制执行女儿艺诺的抚养权判归，徐芸立刻把孩子带回了闵集老家。她特别向父母嘱咐要守好院子，若是暴力闯入私宅，就把民警找来解决问题。

但不到一个月后，孩子的生父便找上门来，强行闯入了徐芸父母的老宅，再一次把女儿带回岳阳。

找回来，抢回去，找回来......孩子在动荡里长大，大人在动荡里消耗。

“什么时候能见面呢？可能等她长大点吧，长大了我就可以和她单独见面了。”徐芸觉得，女儿8岁或许是一个盼头，到时候，法官就会倾听女儿自己的意愿。

但是，在女儿的童年里缺席这么久，她还会和妈妈亲近吗？还是会因为害怕父亲，不敢说出真心的想法？

徐芸知道自己不能干等下去了。

今年徐芸搬去了武汉市区，找了一份有宿舍的工作。对她来说，没有艺诺的闵集也再没停留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