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诺的写作以自传性质居多，探索自己的经历以及那一代人的生活，聚焦性别、阶级等社会性议题，描绘了出身贫寒的父母为了使自己及下一代摆脱社会最底层位置进行奋斗的过程，也客观展现了法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情况。例如，曾获得“杜拉斯文学大奖”的回忆录作品《悠悠岁月》（Les Années），以“无人称自传”的方式展现了二战后至二十一世纪初的法国社会，时间横跨六十年，将个体记忆融入历史变迁。她的写作充分体现了对个体成长与社会变化的关照，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的评价：“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

埃尔诺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成长经历或许是她的写作底色。2013年，法国纪录片导演米歇尔·波特（Michelle Porte）曾为埃尔诺拍摄一部纪录片《像石头一样的文字》（Les Mots comme des pierres）。

纪录片中，埃尔诺讲述自己在伊沃托生活到24岁，父母在位于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地带，经营着一间卖咖啡的杂货店。她生活的世界，和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同龄人所处的世界完全不同。“现在我去巴黎，总有一种不属于那里的感觉，我是来自城郊的乡下姑娘。”

埃尔诺喜欢文学，但12岁就在农场工作的父亲并不理解女儿和她喜欢文学，甚至说“我的生活并不需要那些书”。1983年，埃尔诺的“社会自传体式”小说《位置》出版，讲述关于父亲的死亡。当她通过漫长的教育成功跃入中产阶级，成为里昂市一所中学的教师后，她的父亲去世了。在这本书中，她回忆了自己在工人阶级家庭成长的过程——父亲从农民转变为工人和小商贩，努力将生活变好，家人们都渴望她实现阶层跨越。她写道：“最让父亲自豪的，甚至也是他的生存奋斗目标，就是让我进入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

22岁时，埃尔诺在日记里写道，自己写作，是要向出身反击。她曾说，“写作是一种政治行为，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她用文字反击社会不平等、反击阶级差距，也反击社会对女性的控制。

2021年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影片《正发生》改编自埃尔诺的自传体小说——1960年代，法国社会不允许女性堕胎，女大学生埃尔诺却意外怀孕。如果生下这个孩子，她将无法继续完成学业，而完成学业是出身贫寒却天资聪颖的她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无奈之下，埃尔诺只好寻求正规医疗体系外的途径来堕胎。

这一境遇似乎暗合了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事件，或许这种与当下女性境遇、时事贴合的话题，使得埃尔诺的作品备受关注。在本次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现场，有记者提问，艾尔诺获奖是否与她的作品聚焦社会议题有关？组委会对此表示，文学质量是最首要条件，其次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女性较少，在保证文学质量的前提下，他们也希望扩大获奖者的范围。

法国作家安妮·埃尔（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历经极致的热闹后，这些获得诺奖的作家们走下领奖台，又将如何展开自己的人生与写作呢？

他们像数百颗行星，在某一点重合，随后以不同的速度、方向运转。

“我只做了一件事，

为自己买来了自由”

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调查记者兼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冗长的姓名此前在英语世界鲜为人知，如今陡然为人所追逐。

1948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生在乌克兰，从小在白俄罗斯南部长大。1986年发生爆炸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距离她父母住的村庄一百多公里。阿列克谢耶维奇花了11年时间，采访了数百位亲历者，写成《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几乎都是“大历史”。在接受“腾讯文化”采访时，她说自己的“乌托邦之声”五部曲“只选择红色帝国生活中最重要的阶段：战争、切尔诺贝利、帝国的没落”。前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曾问她：“你这么小的女人，怎么写这么大的书？”她回：“你也不是巨人，却可以摧毁一个帝国。”

阿列克谢耶维奇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撕开了帝国的伤疤，总是让掌权者疼到跳脚。她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死对头”。她的书在白俄罗斯遭禁，只能从俄罗斯或是立陶宛走私进入。卢卡申科上台后，她的文章从教材中被删除，不被允许公开露面，最后不得不被迫流亡欧洲。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短短数小时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接到了法国总统、德国总统、戈尔巴乔夫的祝贺电话，还有无数来信。不过，她并没有接到卢卡申科的电话。

比保护来得更快的是狂热的追逐。

2017年当《卫报》记者见到阿列克谢耶维奇时，她刚结束在韩国的一场图书巡展，紧接着又将去往莫斯科参加活动。寒暄在这个犀利的作家面前是多余的，她一开口就抱怨：“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真是太累了。”在她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她所做的是用几十年时间听别人的故事，并用录音机录下来。现在人人都等着听她的故事。

如今，她只想回到自己在明斯克的家，那里有女儿和今年14岁的孙女。孙女总是亲昵地称阿列克谢耶维奇为“Sveta”，她们是彼此的好朋友。在那个乡间宅子里，她想“把自己封闭起来，再一次开始写作”。

当被问到怎么花诺贝尔文学奖那笔丰厚奖金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只做了一件事，为自己买来了自由。”

“我要做的就是接受采访并花时间拍照”

某些意义上来讲，获得诺贝尔奖可以说是一种桎梏。

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就把获奖视为“一场灾难”。当被记者堵在家门口要求对获奖发表评论时，她直言不讳：“我已经拿了欧洲所有的文学奖。我一点都不在乎，每一个奖都是血腥的。”

多丽丝·莱辛

多丽丝·莱辛最著名的代表作是《金色笔记》，记录了离异女作家安娜在不同阶段的个人经历。书中探讨了诸如女性婚姻自由、性生活自由、政治理念等自我感受，因此被视为战后女权主义里程碑式的小说。

诺贝尔文学奖的到来打破了她的平静生活。2008年在接受BBC采访时，多丽丝·莱辛抱怨，注意力无法集中在写作上，“我现在每天要做的就是接受采访并花时间拍照”。

《金色笔记》（2013）

译林出版社

外界的关注并不是她无法写作的唯一原因。

据统计，50-70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最多。据本刊记者统计，116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为64.68岁，其中有15位获得者在得奖3年内就去世了。也正因为如此，诺贝尔文学奖常被打趣为“终身成就奖”，要得奖首先就得活得够长。迄今为止，多丽丝·莱辛是最年长的获奖者，那时她已经88岁了。

在她人生的最后6年，她想在死之前再写些什么，但光是思考写什么就已经让她精疲力竭了。2008年受访时，她坦言：“我已经停止写作了，我没有精力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告诉比我年轻的人，不要以为你会永远拥有灵感，趁它还有的时候就赶紧用吧，它总会用完的。”

为了躲开诺贝尔奖带来的干扰，有些人则索性选择隐居。

大概没有谁会想不开地去邀请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来参加庆祝派对。曾见过库切的南非作家瑞安·马兰形容他是个素食主义者，喜欢骑自行车，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写作。跟他工作十几年的同事只看到他笑过一次，参加晚宴时也是一言不发。

库切

库切出席了诺奖的颁奖典礼，不过没有接受任何采访，只是碍于情面答应了一个书面采访。他曾写信给友人：“我现在日子不好过，一方面是失眠，另一方面是那些粗鲁的记者。”

更出名的“隐士”诺奖获得者要数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2016年，这位音乐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出人意料。鲍勃·迪伦对获奖的消息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才向瑞典文学院发送了一条演讲音频。在他的个人网站上也没有打出“诺贝尔奖”的旗号。

自1966年在纽约被摩托车撞倒后，鲍勃·迪伦就借机隐居乡村。他的个人生活始终神秘，粉丝们只能跟着网站公布的巡演信息追随偶像。每一次70多岁的鲍勃·迪伦唱着歌出现，都像在告诉全世界：嘿，我还活着。

最终，鲍勃·迪伦没有出席颁奖典礼，而是在之后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私人仪式上接受了这个奖项。

鲍勃·迪伦

“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

曾获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加拿大化学家波拉尼说，诺奖让他“当了一阵子名人”。在长枪短炮的围攻中走出，走向哪里？这是一个问题。有人走往繁花深处，也有人走上被告席。

如果文学奖也有锦鲤，那帕慕克（Orhan Pamuk）一定算是其中一条。2006年，这位土耳其作家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土耳其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奖者。

按照常理来说，诺贝尔奖的热乎劲儿一阵也就过去了。毕竟有太多文学奖获得者根本没在读者面前混个脸熟。帕慕克却被很多中国读者深深印在了脑海里。这一年，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中文版上市，一下子售出30万册，刷新了外国严肃文学类图书纪录。余热使他接下来的几本书也都表现优秀。这不是人人都有的运气。实际上，有不少诺奖得主的书卖得并不好。

《我的名字叫红》（2016）

在全球范围内收获的大批读者让帕慕克一下子忙起来，他说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仍然一如既往”，有段时间更是忙着跟各国读者交流。

众所周知，拿诺奖意味着会有财富进账。不只是丰厚的奖金，作家的版税也会水涨船高。本就出身富裕的帕慕克更有了任性的底气。2008年的夏天，他完成了获奖后的第一部小说《纯真博物馆》，讲述了爱情与阶层的冲突。这一年，帕慕克把文学奖奖金拿来建造一所真正的“纯真博物馆”。

这或许是曾经的建筑专业学生的执念。尽管帕慕克说自己并不想当个建筑师，但仍然期待能有一个漂亮的房子收集那些纯真回忆。2012年，他的纯真博物馆正式开放，并在两年后获得欧洲年度最佳博物馆奖。馆中收藏的都是帕慕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收集的1000多件日常物件。

进军大银幕的帕慕克甚至还弄出了一部纪录片《纯真的记忆》，其中他亲自写下了旁白，还参与了影片摄制。

如果没有当作家，帕慕克也许会是个画家。这是他22岁之前的梦想。当能够更自由地写作之后，他又在写作间隙拾起画笔。2015年，他的素描作品在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展出。

帕慕克

“对我来说，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它只是我职业生涯的中期”，帕慕克在2010年接受NPR采访时这样说。他还有的是机会去尝试。

不过跨界有风险，踏足需谨慎。

19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特林克就想在写作之余去生物学试个水。得奖15年后，他发表了一本著作《白蚁的生命》。结果被证实，全书几乎完全抄袭了南非诗人兼科学家Eugene Marais所写的《白蚁的灵魂》一书。此事也被研究界视为学术抄袭的经典案例。

一百多位获得者中，也有人走上被告席，潦草收场。

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坚决反对纳粹，但1920年得主克努特·汉姆生却为纳粹站台。他不仅赞叹希特勒是勇士、先知，还将诺贝尔奖章献给当时的纳粹宣传部部长。最终，他被挪威政府逮捕，得到一纸“心智退化，已永远失去了正常精神机能”的诊断书。

托马斯·曼

为了惩罚他曾对纳粹的鼓吹，挪威政府判处他巨额罚款，并将其软禁在养老院。1952年，汉姆生病逝。在死前几个小时，他的妻子写下这样一段话：“此时汉姆生的作品正在世界许多国家上演，他仍拥有无数读者，人们称他为健在的最伟大的作家，而我们连给他安葬的费用都没有。他现在正衣衫褴褛地躺在他的病床上。”

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是什么？

有人渴望它，有人躲避它，有人奉如圭臬，有人不屑一顾。但被选出的那个总还是耀眼的，差别只在于那光能亮多久，照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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