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七十年代后期的集体走私案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后，教育部设立了对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科文组，除了派代表团常驻法国巴黎外，每年还要派团参加三月的执委会和十月的大会。

 

那时候出国机会难得。驻外工作人员国内工资照发，出国前发一笔制装费，在指定服装店买布制衣。在国外期间则吃住全包，另发一点点另用钱，钱的多少按级别定。常驻使领馆工作人员攒上一段时间，大约可以买一台小彩电，短期出国一个月的，就只能买点最便宜简单的小东西。通常母亲能带回来的也就是从嘴里省下的作为加班夜宵的一小包饼干、小块黄油，最小罐包装的雀巢咖啡等。常驻国外人员每两年可回国休假两月。无论是常驻还是临时出国人员，回国时都会帮同事带些东西送回家。而临时出国的，由于自己没有多少钱没什么东西可带，帮别人带的东西就多了点。

 

记忆中的那一天，母亲比正常情况下晚了好几个小时才回到家，且异常疲惫。原来次次走外交人员通道的他们早就被盯上了，海关决定这次拦下他们开箱检查，搜查逼问为别人带的东西。母亲人缘好，上至常驻代表团团长，下至使馆、常驻代表团的司机等，都找她带东西。而她脸皮薄来者不拒。搜查过程中，母亲惦着驻外人员尤其是普通工作人员攒点钱不容易，就想能替人瞒下一点算一点，因此被坐上了电椅。最后因帮人带的家信被拆检，替人带的东西全部被海关查出没收，其中最大件也不过就是巴掌大的小半导体收音机、小录音机之类。

 

之后，海关将此事定性为教育部教科文集体走私案。国务院为此通报批评，还点了母亲的名，因为她替人带的东西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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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坛又添一位柳絮才。

好故事

咏絮才

你母亲人缘好。

好文，当时是这样；当年都是公派出国，那点儿有限的外汇都得尽量用在买大件上（彩电，冰箱，录音机等）

那时海关没有X光机，靠手检。电视机瞒不过去，收音机、相机，手表，计算器不申报带入的不少。苏联人出国也干同样的事。军火一大

军火一大堆，民生让人耻笑。

又及，自己缺医少药，中国还常态化向非洲派驻医疗队。国际主义人道主义高调要唱，大家最上心的好像是回国带东西的指标。一个尖锐

的问题是逃不过去的，为什么我们比黑非洲还穷。

高度怀疑海关把没收的东西自己内部处理了。

抱歉，拷贝时漏了一个字。应该是——柳絮才女。

出于同一典故

北京是大多数进到二手货商店，东单就有一个叫三洋的外来货商店，我哥在那买了第一台飞利浦录音机，价格优惠很大的。

穷人就不能有朋友不能social了吗？

“因此被坐上了电椅”-海关有电椅？

可能你母亲事先没托人与他们单位的司机接头：经常在机场接归国人员的司机很多都主动“顺道”带海关

可能你母亲事先没托人与他们单位的司机接头：经常在机场接归国人员的司机很多都主动“顺道”带海关、边检的人上下班，称兄道弟的。我在国外常驻后回国时事先有同事替我联系好了接机的司机，那位仁兄手指着海关的人嘻嘻哈哈两句话，对方哈哈一笑，我和他根本没停下脚步就过关了。我事先给司机师傅准备好的“意思”，是一整箱 24罐丹麦啤酒。我总共带了多少东西那都没法说了（85%以上都是同事的）。

共产党员愿意拿自己的钱去交穷朋友的话，尽管去！但有一个那么干的吗？他们“大撒币”撒的是谁的血汗钱？

记得好像只有白公馆渣滓洞才有电椅伺候。

最大件也只不过是小型收音机，海关有些小题大做，

如事前给海关打点下就好了。

大约是76年下半年～78年之间的事，司机在外等着接人。那时候还比较规矩，没那么多后门关系。

还没开放，穷啊！

记得很清楚，母亲说坐了电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