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徒生涯
北京市的七三届高中毕业生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的首届高中生，学生来源是从七一届初中毕业生里以百分之十一的比例选拔出来的，一九七二年初入学，一九七四年初毕业。我没有参加筛选，一九七二年六月份从河南某中学转学插班到高中一年级。
北京市的七一届和七〇届初中毕业生，大部分都留在城里分配工作了。正当人们以为上山下乡运动接近尾声，我们也幻想全优生可以直接保送上大学的时候，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中央下达了三十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保送上大学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一九七四年二三月份，大多数同学们都到北京郊区农村插队去了。做为父母身边唯一子女，我被留了下来。
经过大半年的待业，我终于接到了分配工作的通知。九月中旬到北京一家研究所报到，从此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学徒生涯。报到时领取了人生第一份工资，特地买了一只香酥鸡与家人共同分享。
学徒工每月的工资第一年是十六元，第二年是十九元，第三年是二十一元。第四年出师定为一级工，工资是三十四元。第五年升为二级工，工资是四十元一角。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工人的级别和工资升到二级以后就冻结了。
同时去报到的总共有十六个人，我们都是按政策留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十六个人分别来自东城区，西城区和崇文区的八所中学，每个学校两个人，大抵遵从一男一女的原则。
本以为到研究所是在实验室工作，没想到却是在研究所机加工车间做学徒工。当时真有被一瓢冷水浇透的感觉，我的情绪一落千丈，也想起了高中班主任祁老师的话。
高中期间我们曾到一家制笔厂学工劳动，祁老师安排我去描画熊猫钢笔帽上的头像。可是我的手拿着彩笔直哆嗦，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染料涂到准确的位置。发现我很笨之后，祁老师说我的小脑不发达，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将来不适合从事技巧性的工作。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所里分配给我的工种是钳工。我们十六个人中有车工五人，钳工四人，铣工三人，磨工两人，电工两人。无论是哪个工种，都是从事技巧性的工作。
集中学习一周后，我被安排到一家仪器厂实习钳工。所在的二车间是生产镀膜机的，具体安排在光学班。光学班主要负责加工和组装镀膜机的光学部件，除了划线，钻孔，组装和调试等普通钳工的活儿以外，还有大量的研磨工作。
光学班的设备很简单，总共有两台钻床和两个砂轮机，更像是个小作坊。车间中间是铺着橡胶垫的大工作台，周边固定着几个台式虎钳。工作台下面的抽屉里装着公用的工具，比如手锯，锯条，榔头，刮刀，钢板尺，直角板，钢卷尺，垫铁，划针盘，砂纸，涂料和研磨料等。工作台旁边是划线平板，平板上放着V形铁，高度游标尺和分度头等划线常用的工具。
钳工师傅每人有一张桌子，抽屉里放在归个人保管和使用的工具。比如钻头，锉刀，划线针，划规，游标卡尺，曲线版，样冲，錾子，手动攻丝套扣的丝锥，扳手和板牙等。根据级别的高低，桌子分为三种。最高级的是两头沉，总共有八个抽屉；其次是一头沉，总共有五个抽屉；最低级的是三屉桌，只有三个抽屉。桌面上也铺着一层橡胶垫，桌子一端边卡着小台虎钳。
我的第一个钳工师傅姓李，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厂当了工人，她有三个女儿。李师傅是四级工，她的丈夫刘师傅是六级钳工，在外车间工作。李师傅不拘衣着和修饰，却依然风韵犹在。刘师傅更是一表人才，颇有几分风度，他们夫妇俩都不大像体力劳动着，颠覆了我对工人形象的认知。
李师傅干活儿时不习惯招呼我，也不大会主动传授钳工技术。看到李师傅接活儿了，我就赶紧凑上去问东问西，跃跃欲试。李师傅对我很好，始终都是毫不保留地传授各种技术。
我干的比较多的活儿是钻孔，也就是打眼儿。工人们有句俗话：钳工怕打眼儿，车工怕车管儿，铣工怕铣扁儿，刨工怕刨板儿。打眼儿是技术性很强的活儿，要保证孔内壁的光洁度和孔距都达到图纸的要求，从划线到磨钻头最后到钻孔，每一道工序都离不开操作者的技术水平。
李师傅磨钻头和钻孔的技术都不错，可是她不喜欢看图纸和划线。恰好我喜欢看图纸，更喜欢划线，很快地我们俩就配合的默契起来了。图纸看久有的时候我还能从中挑出点儿小毛病，受到过几次表扬后，逐渐地我对自己当好工人也有了一点儿信心。
起初我用李师傅磨好的钻头，后来自己也尝试磨钻头。我买了很多机械基础知识方面的书籍，也有倪志福撰写的关于群钻的书籍。没活儿时我就在砂轮机上磨钻头，用废料做试验，逐渐地磨出了一些适合于不同材料的钻头。为了表示支持和鼓励，李师傅曾故意当着众人找我借磨好的钻头使用。
光学班的工件比较小，钻孔时师傅们都用手握住工件。我的力气小生怕握不住，担心工件会被转动的机器给甩飞了。每次我都使用台虎钳把工件牢牢地固定住，然后才敢开机钻孔。磨钻头时又担心自己抗不住粗砂轮机的震动，我总是选择用细砂轮机慢慢地磨。
班长是王师傅，他的级别最高是六级工。王师傅看上去像是个文弱的书生，中等偏矮的个子，白皙的皮肤，说话慢条斯理的从不与人争执。王师傅主要负责组装和调试，极少见过他干其他的活儿。
方师傅是副班长，他是五级钳工，经常喜欢找个茬儿讽刺挖苦王师傅几句。方师傅的妻子在厂里其他车间做磨工，他们夫妇俩长的有几分相像。方师傅脾气不好，遇到不顺心的事，立刻就会瞪圆了眼睛说粗话。不过方师傅的心眼儿挺好的，也知道心疼老婆。例如他给患肝炎的妻子订了半磅牛奶，可是他妻子不舍得自己喝，老想把牛奶分给他们的两个儿子。方师傅为了让妻子喝掉牛奶，每次他都瞪着眼睛吼叫说如果不喝他就喝了，这大概就是工人阶级的爱情吧。
光学班总共有十个钳工，其中男师傅四个，其余的都是女工。另外的两个男师傅都姓李，一位是大李师傅，他家住在郊区农村，每天骑自行车花两三个小时上下班。大李师傅的口头禅是“草民”，他张口闭口总不忘自己是草民。另一位是小李师傅，他的父母都是干部，家境不错。可是小李师傅自己的小家却总是闹矛盾，大家经常发现他的脸上三天两头地总带着伤痕。
与我的师傅平级的是宋师傅，她的技术也不错，就是不大合群，很少与其他的几位女师傅搭话。不过宋师傅对我挺友好的，多次让我分享了她带的午饭尤其是炒菜拌面条。
商师傅是满族旗人出身，她家衰败以后搬到北京郊区农村靠着祖上留下的田产过日子。商师傅与李师傅同岁，两个人同时进厂可她是三级工。听说商师傅曾被动员回乡当农民，后来勉强留了下来却错过了一次晋升的机会。
孙师傅原来是交警，转业到了厂里也拿三级工的工资。但她却从未学过钳工，只能干点儿技术含量不高的活儿，比如打毛刺儿和手工研磨。
小范师傅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与当年的热血青年不同，她没有响应号召上山下乡，而是选择泡在北京。小范师傅生长在城南的一个大杂院里，家里经常会有农村的亲戚到访。她深知农村的生活情况，所以无论学校如何动员，她都不为所动。小范师傅是幸运的，她最终耗到了留城分配工作。
班里还有一个女工小苏，她是七一届初中毕业后分到厂里工作。不知道小苏的师傅是谁，总是看到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板凳上发呆。小苏不想学技术，更懒得干活儿，她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到二级工，结婚生孩子。
小范师傅的对象是车间的调度姓李，李调度在是文革前进厂的工人，因为能说会道又博得了车间主任的的信任，得以提拔当了调度。李调度一边工作一边在本厂自己办的七二一大学镀金，每天中午都会过来与小范师傅以及其他几位师傅一起打扑克牌，即一种被称之为三仙的玩法。
三仙其实是从争上游的玩法演变过来的，六个人分成固定的两组，每组的成员要互相配合。游戏的规则是大家把一副扑克牌平均抓到自己的手里，第一个出完手中牌的人是大贡赢得五分，第二个人是二贡挣得两分，倒数第二个人就是三仙可以拿到三分。小范师傅和李调度都是牌坛的高手，他们俩还有不少的猫腻儿，比如还贡时摸哪里就代表着需要什么牌。偶尔地我被抓去凑数，因此也学会了玩牌。
当时仪器厂的生产率和机器的使用率都很低，车间里经常是静悄悄的。李调度每天推着小车送过来一次待加工的工件和图纸，大约仅占百分之二三十的工作量。师傅们早就习惯了吃大锅饭，分到活儿就干，没活儿的时候就喝茶聊天儿。反正工资是固定的，干多干少都一样。干好了没有奖励，出了废品也没有惩罚。
正常班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点半到下午四点半，由于家距离工厂比较远，我每天都要在六点以前出门，午饭后感觉很困，就在板凳上睡觉。我们学徒工没有固定的桌椅，只能利用公共的长条凳子。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练就了在凳子上睡觉的本领。躺在半尺宽的板凳上，可以美美地睡一小觉绝不会摔下来。
有段时间我经常需要与厂里的电气焊工人打交道，其中的一对父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们姓杨，家在郊区农村。儿子小杨师傅初中毕业进厂接了父亲老杨师傅的班，老杨师傅则由于技术熟练又被厂里返聘回来。小杨师傅的性格朴实憨厚，他的身材颀长，模样也有几分英俊。小杨师傅好像对我有点儿好感，老杨师傅明察秋毫，他告诫小杨师傅不要瘌蛤蟆想吃天鹅肉。小杨师傅的感情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我们始终都保持着自然友好的关系。
在二车间待了几个月以后，所里把我调到三车间学习模具制作过程中的钳工技术。我的第二个师傅姓金，她也有三个女儿。金师傅的丈夫在仪器厂的上级机关工作，虽说不是领导干部，但也能和领导说上话吧，金师傅因此挺受照顾的。
金师傅不喜欢干活儿，更不愿意带徒弟。因为其他的师傅都带着徒弟呢，她才勉强接受了我这个临时的徒弟。金师傅的技术比不上李师傅，有时甚至不如我这个只有几个月工龄的学徒工。她几乎没有正经地教过我技术，挂在嘴边的话是能干就干，干不了就去找车间的技术员。
金师傅对面的殷师傅有三个儿子，两位师傅都是三级工，她们俩的关系很好，彼此互称为亲家。没有见过殷师傅的徒弟，听说他是厂里的文艺青年，能歌善舞，当时做了胃部手术在家休息呢。
有一天金师傅想用零点八毫米的钻头打孔，可是车间里的台钻卡头的最小范围是一毫米。金师傅要我用手拽住钻床的皮带轮使其不滑动，她自己要把一个零点八毫米的钻头裹着棉丝固定住。正在这个过程里，光学班的小苏来找我帮忙解答她出师考试的理论题目。我一边用右手食指勾住皮带，一边扭过头给小苏讲题。
恍惚中听到金师傅说了一句安好了要试车，我答应着但还没有来得及把手收回来，她就开机了。刹那间我感到自己的手臂乃至整个身体都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卷动起来，下意识地用左手划拉了一下开关，皮带顿时倒转了，我又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弹了回来重重地推倒在地上。顿时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从手指蔓延开来，我意识到自己的右手受伤了。
紧接着金师傅极度恐惧的哭喊声冲到了耳畔，车间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焦灼味道。金师傅一边哭一边诉说着，向众人解释不是她的责任。很快地我被许许多多的人团团围住，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抬上了厂里的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送进了附近的朝阳医院。
在吉普车上，厂医务室的大夫用纱布把我的整只右手全包了起来，递给我了一片去痛片。虽然当时我的手指非常痛，但我还是想起了小的时候曾因服用这种药过敏引起嘴肿的事。于是我拒绝了服药，咬紧牙关一直坚持到医院。在从工厂到朝阳医院的路上，坐在我身边的金师傅，一直都在不停地哭泣和唠叨。她关心的依然不是我的伤情，而是害怕承担事故的责任。
当医生把伤口清洗干净以后，我才看清楚自己受伤的手指。我的手背和小臂到处都是小伤口，中指关节处显得有点儿变形。伤情最重的是食指内侧，一块大约两厘米长的皮被撕掉或是烧焦了，宽的地方可能有六七豪米，窄的地方大概三毫米左右。看到伤口处露出了白色的骨头，医生断言骨折是无疑的啦。
然而奇迹居然出现了，X光检查结果显示我的骨头并没有断裂，只是受损而已。医生说我的伤口无法缝合，他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在我自己身体的其他部分取皮进行植皮手术；二是让伤口自己愈合。因为植皮的成功率很低，我选择了后者。医生给我注射了破伤风针，开了止疼片和消炎药，还有为期一个月的病假条。
回到三车间，我再次被工友们团团围住。大家除了关切地打听我的伤情之外，还热烈地赞扬我急中生智的表现。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是自己下意识地搬了倒车键，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厂里宣传部门还把我的故事写进了安全教育的栏目，提醒工人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最佳的急救措施就是搬倒车。
当天晚上我的伤口疼痛难忍，一阵阵跳动似的疼痛令我坐卧不安。挨到半夜时分，我不得不吃了一片去痛片，服药后侥幸没有出现过敏反应。第二天母亲查看我的伤口时发现里面化脓了，可能是急诊大夫没有清洗干净，只得又去了朝阳医院重新处理伤口。
此后每隔几天我都要去医院换药和检查伤口，两周以后伤口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坏了。虽然骨头没有断裂，但是我手指的部分神经还是受到了损伤，食指指尖部位的颜色越来越灰白了。朝阳医院的大夫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我将面临着失去手指的危险。他们坦承西医只能做到消炎防止伤口感染，建议我去向中医求救。
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找到了一位姓陆的老中医。陆大夫给我开了一种外用的中药，每天用水煮沸放凉后将受伤的手指伸进去浸泡。这种中药果然奏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指尖逐渐地恢复了血色，伤口也开始缓慢地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经过了漫长的几个月，我的伤口才算基本上愈合了。愈合后伤疤处的皮肤明显不如其他的部位敏感，疤痕里面总是痒痒的，尤其在阴雨的天气里更为严重。我的中指关节永久地变形了，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形状。值得万分庆幸的是我的右手仍然可以写字，中指和食指的基本功能也都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工伤以后不久，研究所把在我们这些外代培的学徒工全都调回来，安排到位于新所址的工地去盖房子。为了加快建所的工期并节省资金，领导决定让全体职工都轮流到工地去当小工。
一九七六年春节过后，我再次被所里送出去实习钳工，这次的实习单位是一家机床厂，文革期间从市区迁到了郊区密云水库畔的溪翁庄。
由于远离北京，厂所都实行休息大礼拜，即每两周连续放两天假。每逢大礼拜，单位就用大卡车把职工送到密云火车站，坐快车到北京站或者坐慢车西直门火车站。当时的单程慢车票是九角，快车票是一元五角。车票钱先由个人支付，然后再凭票到单位报销。返回的时候，我通常是到西直门火车站坐慢车，如果赶不上机床厂接人的卡车，我们就自己坐长途汽车到溪翁庄，然后再步行一二里地抵达厂区。
当时溪翁庄很小，只有一家综合商店，一个小医院和一个邮电所等几座低矮破旧的建筑物。我曾在综合商店里买过一种当地水库的特产，当地人称之为黄转儿鱼，鱼的味道非常鲜美。汽车站设在商店门前的岔路口，一条主路从厂区中央穿过，沿着另外一条土路可以走到附近的小村庄。
刚到机床厂时，我和另外两个钳工暂时住在溪翁庄唯一的一家小旅馆里。旅馆的名字好像叫水库旅馆，里面的条件非常差，就像农舍似的。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我们六点钟就得离开旅馆。步行大约二十分钟先到厂里的食堂吃饭，下班以后我们也要等到吃完晚饭才能返回旅馆。没有路灯，需要打着手电筒摸黑走路，每天早晚我们三个人都结伴而行。
我被分配到了七车间，钳工班的班长是赵师傅，锉刀的技术精湛。赵师傅大约五十来岁，中等身材瘦瘦的。他的脾气倔强从不与人说笑，眼睛里好像总是带着忧郁和挑剔的神情。钳工班总共不到十个人，要么是赵师傅的徒弟，要么就是他徒弟的徒弟。赵师傅觉得如果在我们三个人中收一个做徒弟不妥，于是就决定让他的三个徒弟每人带一个。
我的第三个师傅姓徐，他是七〇届初中毕业生。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绝大多数的男士都是寸头，衣着也尽可能地表现简朴。初次见面时徐师傅的打扮着实令我感到意外，油黑的长发遮住了半边脸，经过修改的工作服整洁合身，处处显得与众不同。
徐师傅的父母都是蹬着三轮平板车送煤上门的工人，他们夫妻俩在干完强体力活儿之后时常会撇下两个儿子到酒馆去吃肉喝酒。徐师傅从小就不得不承担起许多的家务活儿，买菜做饭照顾弟弟。因此他很会过日子，不仅总是把自己打扮的干净利索，而且绝对不会乱花一分钱。
徐师傅的身材颀长，至少在一米八以上。他是厂里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业余时间经常出现在篮球场上。徐师傅聪明好学，人又勤快肯干。他的技术不仅在车间里是出类拔萃的，而且在全厂青工技术考核中他也总是名列前茅。
我是徐师傅的第一个徒弟，他恨不得把自己全部的技术都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我。我们在一起干活儿的时候，可谓是互相配合默契，相处的十分愉快，然而我们却有着不同的志向。尽管我能踏踏实实地学习钳工技术，但还是不大甘心做一辈子的工人，始终都没有放弃上大学夙愿。而徐师傅的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当个好工人，他要求自己能够熟练地掌握所有的钳工技能，做到没有他干不了的活儿，没有人能难得倒他。徐师傅曾推掉了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坚持留在机床厂继续当工人。徐师傅以自己是个大老粗为荣，他不愿意看书学习理论知识，只喜欢在实践中边干边学，积累经验和提高技术。
那时候年轻气盛，凡是钳工应该掌握的技术，不管多苦多难我都肯于学习和苦练。没有活儿的时候，多数人会坐下来休息聊天儿，我则会拿着锉刀或者钢锯练习基本功。有段时间我的手掌磨起了水泡后来又溃疡了，吃饭时拿不住勺子，洗衣服洗澡也受到了影响。
刮研是一项比较难掌握的钳工技术，刮研时需要用手握住一把长约五六百厘米的刮刀，顶住大腿根儿一下一下地在金属表面上刮出月牙形状的花儿来。刮完之后要把朱红色的颜料涂在两个表面，将它们合起来研磨，然后再把显现出来的凸点用刮刀刮掉。就这样反复刮和磨，最终达到较高的精度，刮研后的金属表面呈现出重重叠叠的月牙花儿，非常美丽壮观。
因为劳动强度很大，一般都不要求女工做刮研，我却不知天高地跟着男工们一起边学边干。没想到这种逞强的行动给我留下了终身无法治愈的毛病，腰肌劳损。当时腰疼的直不起身，不得不接受一种所谓的封闭治疗，即往腰部注射药物。自那以后每当坐久了或者走路时间长了，我的腰都会疼痛难忍。
为了避免白天阳光照射引起金属变形，刮研工作通常是在晚上干，也就是需要上夜班。那时住在集体宿舍里，夜里干活儿，白天我却睡不着觉，熬到了完工的时候我就病倒了。除了腰肌劳损之外，我更感到头晕。有一天在车间里，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到工厂的医务室，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医生量过血压以后不相信我是自己走过去，她说我的血压非常低。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导致密云水库大坝出现了裂缝，机床厂的全体职工响应上级的号召都到大坝上去抗震救灾，传递加固大坝的沙包。当时我们都很无知，只知道大坝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却不知道如果大坝决堤，坝上的每个人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徐师傅的水性非常好，自称可以在水库里连续游几个小时。他不顾周围人投来的狐疑目光，固执地在我的腰上系了一根粗绳子，把我和他拴在了一起。徐师傅反复叮嘱我一定要紧紧地跟着他，他相信即使大坝决堤，他也可以救我一命。庆幸的是大坝最终没有决堤，我们都平安地活了下来。
还有一件事，徐师傅更是令我终生难忘。在一次刮研过程中，吊起胎具的四根绳子中有一根突然挣脱开了。悬挂在半空中的胎具立刻向一侧倾斜，眼看就要坠落下来。当时刚好我站在距离脱落点最近的位置，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徐师傅一个箭步冲上前，赤手空拳紧紧地抓住绳索用力向外一推。沉重的胎具咣啷一声落在距离我的脚不足半尺的地方，徐师傅顺手又把我拽到了他的身后。鲜血从徐师傅的手上涌了出来，他却像是个英雄似的先问我是否受伤。
徐师傅确实是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他为人仗义，心里充满了阳光。就是脾气不大好，既急躁又倔强，平日里他时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不过徐师傅对我始终都没有发过脾气。
离开密云回到北京时，徐师傅亲手做了一个画线用的圆规，一个样冲儿和一个榔头送给我。手工制作这三样东西是钳工基本功考核的内容，需要经过划线，錾，锯，砂轮打磨等几道工序，最后用锉刀一点点地制成。徐师傅的基本功练的很好，大家公认如果考核的话，他肯定可以达到六级以上的水平。
模具车间的技术人员中有一对夫妻，两口子都姓李。男的是西安交大毕业的大学生的工程师，女的是中专毕业的工艺员。李工瘦瘦小小的身高不足160公分，但他却深受工人们的尊重和爱戴，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人。李工不仅对每一道工序都了如指掌，而且还能熟练地操作车间里的所有机床，独立完成各个工种的工作。
可惜天妒良才，一天深夜李工因突发脑疝猝然离世了，时年不足四十岁。我记得白天李工曾到钳工班来过，临走时他说有点儿头疼。没想到竟然是永别，他抛下了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也抛下了挚爱的工作。
一九七六年，研究所分配到三个上大学的名额。按照当时的高等院校招生政策，研究所采用了推荐保送的方法，通过无记名投票选拔候选人。投票的结果显示我排在第二名，就在大家都公认我会毫无悬念地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的时候，所里竟然以工作需要取消了我的资格。所长亲自找我谈话，冠冕堂皇地奉劝我要安心工作，务必要打消上大学的念头。
大概是为了自圆其说，几个月以后尚未出师的我被提前调回所，安排在实验室工作。姜师傅成了我在学徒期间的最后一个师傅，他是从一间工人技术学校调过来的五级钳工。姜师傅大约四十来岁，瘦瘦的中等身材，言谈举止中散发着上海人的精明。
七十年代中晚期，文化生活枯燥，业余时间一般的老百姓都糗在家里无处可去。姜师傅却神通广大，可以弄到各种文艺活动的票，还有市场上紧俏的排骨，肘子和其他的副食品。姜师傅每天都早来晚走，利用各种机会上下疏通关系。姜师傅也曾主动送给我几张内部电影票，带着亲朋好友去看过两部当时未公开上映的片子。
我跟着姜师傅学习研制用于电影录音车上的磁头，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把一些国外仪器上的旧磁头拆下来，测量出磁芯的尺寸，画成图纸然后自己加工仿制，缠上同样匝数的线圈，再把磁嘴研磨光滑。研制好的磁头主要是安装到国产的机器上使用，也曾用来替换报废的进口磁头。由于没有全套的仪器和设备，姜师傅曾带着我到外单位去处理材料。他的人际关系很广，无论到哪儿都像老熟人似的，彼此关照互通有无。
我们的工作量很小，经常没有什么活儿。闲暇时姜师傅喜欢打开封存的老电影歌曲悄悄地欣赏，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王玉珍唱的洪湖赤卫队插曲。我喜欢翻出文革前保存的英文资料来阅读，似懂非懂的颇具挑战性。
本来我们两个人的工作量就已经很不饱满了，可是所里却又给增添两个人。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实验室，四个人挤在一起令我感到了不小的压力，仿佛自己随时都可能会被挤出去似的。
姜师傅私下说这两个新来的人，后门一个更比一个强硬，他不得不照单全收。姜师傅还披露，他和所里绝大部分职工，也都是通过各种关系调进来。而通过正常渠道招进来的，其实只有我们十六个机加工学徒工。
姜师傅曾经把我送到一家机械厂，让我跟着他以前的徒弟小毛师傅实习过几天。小毛是七〇届初中毕业生，只比我年长一两岁。有一次我和姜师傅外出办事路过街边的一个小院时，他突然说要顺便去探望正在家歇病假的小毛。姜师傅一边说一边掏出钥匙，打开了小院的门径自走了进去。后来姜师傅解释说小毛的父母离婚后又都再婚，丢下她独自住在小院里无人照顾，他把小毛当成是自己的女儿。
然而没等姜师傅的话音飘远，一天小毛就带着两个男人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实验室。其中一个是小毛的亲哥哥，另外一个是她新交的男朋友。他们以赔偿小毛的青春损失为由，要挟姜师傅出一大笔钱。具体的细节不大清楚，显然是双方没有达成交易，几天以后姜师傅就被公安局拘留了。
事发之前所里的很多人都和姜师傅交往密切，大家都说他是模范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甚至有的人还和他称兄道弟。可是姜师傅被公安局拘留的消息一经传出，他精心打造的关系网顷刻之间就破碎了。落井下石的人也冒出来了，争先恐后地把更脏的污水泼到姜师傅身上。
其中表现最为拙劣的是时任研究室党小组组长的小朱，以前他常来找姜师傅虚心征求意见。每次到实验室来，他都念念不忘叮嘱我要好好向姜师傅学习，不仅学技术，也要学思想学品德。事发之后，小朱竟然在会上第一个跳出来说他早就看出来姜师傅不是好东西，点着名要我给他作证，证明他有先见之明，甚至还要我主动检举揭发姜师傅。
小朱的厚颜无耻令我有点儿义愤填膺，忍不住当场反驳了他。我没有给他作证，也不会无中生有地揭发检举姜师傅。不是想要包庇姜师傅，而是他的问题确实与我们的工作无关。
因为没有敲诈到钱，没过多久小毛的男朋友就弃她而去了。小毛感到心灰意懒，托人传话给姜师傅如果他肯离婚，她就嫁给他。既然原告偃旗息鼓了，公安局也就把姜师傅释放出来交给单位处理。
姜师傅出事后，实验室调进来一位姓万的工程师担任领导。依旧是四个人挤在一起，大家假装忙忙碌碌地做着一两人就足以完成的工作。
一九七七年九月，三年的学徒生涯结束了。我晋升为一级钳工，每月工资三十四元。三个月之后，我参加了高考。在等待录取通知期间，我主动要求又去了工地。不是笃定自己榜上有名，而是感觉自己在实验室有点儿多余。
在工地见到了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姜师傅，大家都远远地躲着他，让他一个人干最脏最累的活儿。一天姜师傅冷不丁地凑过来说了一句，相信我一定能考上大学。没容我反应过来，他就迅速地走开了，生怕被人看到。凭心而论姜师傅对我挺好的，也从未有过非分之举。后来姜师傅悄悄地离开了研究所，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一九七八年二月中下旬，我在单位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几天后我离开了研究所，放弃了一级钳工的待遇。三月三日做为物理系的新生，我又开始了学徒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