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大学”
写在前面:人老了,变懒了,一直不愿动手了。可进入五月份,从朋友们送来的节日信息中得知,今年是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五十五周年,很多地区举办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由于各种原因,我为自己错过这样的机会遗憾。作为曾经的其中经历者,我觉得有义务把一篇陈旧的记忆再次找出来重发,以此记念那些在那个时代,勇往直前的年轻一代。因为,当国家需要他们(包括我)时,可以说绝大多数是积极乐观地接受命运的挑战;绝大多数的青年,不论是在内蒙古的乌梁素海,不论是在北大荒的白山黑水,还是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丛林,他/她们经历了从未遇到过的艰难困苦,有的不幸地牺牲了年轻短暂的生命。知识青年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时光,他们付出了他们独特的汗水和艰辛和智慧和创造。不能因为某些“伤痕文学”,就否定了绝大多数人的努力和坚持,那些人里面,也包括了当地的老乡以及各级基层干部。否则,就是对他们的背叛,更是对失去的生命的亵渎。
1966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也冲击了学校的教育,我的小学6年级后半期的学习也被中断。运动范围不断扩大,历届运动都不得安宁的父亲也常常被批而不能回家了,母亲每天担惊受怕地照顾并管教着我们没学可上的日常。所以我想要帮助母亲,那些日子里自己觉得一下子长大了很多很多,烧饭洗衣,无所不会。
以后几乎没有上课,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糊里糊涂地,就近入校;稀里糊涂地,“中学”就过去了,就算初中“毕业”了。1969年,父亲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哥哥已经集体到山西原平插队,我也在过了生日的第2天就毫不犹豫地去派出所消掉了自己的户口,而且我甚至都没有一点为我那因高血压留在北京的母亲担心一点儿(不孝之女)。几天后的9月8号,我们69届中学“毕业生”登上了开往黑龙江的火车。汽笛轰鸣,不记得我们是在哭还是在笑还是在高歌,但确确实实地是心怀“雄心壮志”的,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因为那时的我们即不成熟,又十分单纯幼稚,自认为我们是响应了国家号召的年轻一代!
正像许多许多报章书籍回忆录所描写的那样,等待我们的真是“北大荒”。我们到达时正是秋季多雨,积水草地上透风的帐篷,蚊虫小咬先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每个人都被叮得头大脸肿,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就更是睁不开。紧接着我们自力更生脱草坯盖房子,挽起裤腿跳到冰凉的泥浆里拧麻草上墙做壁,还要爬上房顶铺叶盖草,即使双腿颤颤巍巍,也是当仁不让,更是不肯叫个怕字。
紧接着寒冬来临,我们又赶着马车进山伐木,每2个人合拉一个巨大的片锯,需要先在大树的下方割开一个口子,然后再在其上方割口后,树就会倒向下方口子的方向。我们坐在不化的雪地上前仰后合地左推右拉,伴着那“刺啦刺啦”的旋律,不经意中搞错了上下的刀口,多亏老连长千钧一个发赶来及时制止了错误,我们才活到了今天。
那是一位硬铮铮的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即严厉又慈祥。我曾经被他用四川话在全连训得没鼻子没脸面地痛哭流涕,就因为熄灯后,我点蜡烛读书,睡着了。结果被子烧了一个大洞,一间屋一个炕12个女生也是烟熏火燎一场虚惊。还有一次前往冰冻三尺的松花江支流的鸭蛋河上割芦苇,我只顾寻找高大的芦苇,看着那一捆捆齐整整的自己的收获,那种成就感让我忘记了返回的时间,日头落了,周围一片寂静,高高的芦苇也遮住了视线,那瞬间的恐怖袭上心头!还好,头脑是冷静的,我挨个顺着自己的收获“摸着芦苇过冰河”,终于和前来寻找的战友们合流。我知道,等待我的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北大荒冬天的大烟炮,温度可以降到零下40度,夜间大家缩着身体当“团长”,早晨起床被子总是被冰和墙冻在了一起。就这样迎接了第一个新年,我们吃到了盼望已久的大米饭,为了这顿饭,我们早饭都没吃,然后中午就被那香喷喷,白亮亮的大米饭撑的弯不下腰。我们女孩子还会结伴去食堂嘻嘻哈哈“偷”土豆,用报纸包起来扔到炕洞烤,那是我们最奢侈的零食。
干燥的冬春,小兴安岭的林海时时会发生山火。闻讯我们就会立即出动去救山火。人海战术,我们必须先要跳入冰冷湍急的河流,沁湿棉衣棉裤棉鞋,这样就可以在火上滚从而扑灭火头。因为没有任何工具,即使有,也不济于事,那火的势头真的是漫山遍野,烈火炎炎,扑面而来,燃烧之处,噼啪作响,随风蔓延。舍身忘我,奋战之后,站在冒着余烟的林间山坡,我们互相看着各自的尊容,一个个面目黢黑,头发成了卷毛,我的两根长辫子也是长短不一。
夏天来到了三江大平原,我们又开往了那一望无际的麦田,手握镰刀,排开阵势,一个人把两陇,拼命开割,你追我赶,用尽了力气,累弯了腰,可太阳都下班了,也看不到地头。第2天继续干,接着向前,向前,终于割到了地头,我们高兴得就如同喜儿见到了红头绳,一个金鸡独立般造型摘下帽子,整理那被汗水沁湿的发辫;如同红色娘子军见到了红旗,还不忘学着吴琼花挥舞镰刀,飞燕展翅的一个亮相;紧接着就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了那黑油油的土地上,赖在那儿半天不起来。早已割到头等待的副连长(她是本地老知青),用镰刀柄轻轻地挨个敲着我们说:“小毛丫头,哪有什么腰。起来,当心整出病!”于是,我们爬起来,又来到另一次望不到边的麦田地头,继续弯下那没有了的腰,恭下那个麻木了的腿,左手向前推,右手向后拉,镰刀匆匆地始始终终(当然,手上的口子,腿上的伤,还有身体的不适,“那都不是事儿”了)。
后来我调到连队担任半脱产的文书,搬到连部和卫生员(漂亮的上海知青)作伴。于是我又成了“副”卫生员,她也是“副”文书。她帮我接电话,写板报;我帮她为病人打针换药,量体温出诊。说到出诊,一怕到男生排宿舍,那脏乱差和听得见的虽友好却难堪的玩笑话。最怕还是半夜三更奔赴家属屯,她虽比我大,但也仅仅18岁,寒风凛冽不说,那可是狼嚎熊叫的地方呀,我们要哆哆嗦嗦,背着卫生保健包,还要拿着木棍和棒子护身壮胆。
更有惊心动魄的记忆,是赶上家属生产,虽然有产婆主持工作,但我们要帮忙,照顾左右。特别是没有经过正规的长期培训,知识有限,临阵磨枪。再加上那个时代从没有接受过具体的生理学课程,所以我们回到自己的宿舍以后,仍旧惊魂不散,还一直担心嘀咕我们两人也会被传染有了小孩儿,那该如何是好?!于是拼命地洗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可那时就是那样愚昧无知,,老大不小的了,还不知结婚为何物)。
于是秋冬春夏过去了一年,我们经历了从没有经历的各种劳动和多样的训练,吃过从没有听说过的苦难艰辛。但我们仍旧会在星期天工休的炕头,高声朗诵合唱儿时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长征组歌”,当然还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仍然会到河边小溪采集百合花别在帽沿不忘记臭美一小会儿。还有不可告人的个人小秘密,就是每每上工/下地/行军/训练途中,经过小镇时,听到学校传出的上课钟声,我总是悄悄地在心里羡慕:上学,真好!(就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那一根根的火柴花火里看到了梦和希望一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