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满洲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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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满洲特科2017-09-27李兴濂
同舟共进订阅 2017年9期
“特科”这个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颇具神秘色彩的机构，最早出现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人就是中共党内最早从事军事活动的周恩来。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革命斗争史上，也活跃着一支颇富神秘传奇色彩的特殊组织——满洲特科。在身处敌穴、险象环生的斗争历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惊险曲折、动人心魄的故事。
【周恩来筹建满洲特科】
满洲特科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中央特科派驻东北的分支机构，受中央特科和满洲省委双重领导，即在政治上受满洲省委指导，在组织上直属中共中央特科。它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保卫党的机关以及掩护同志、营救同志等。
周恩来少年时期曾在东北求学3年。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会见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时曾谈及：“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可以说，周恩来的革命生涯启自东北，而曾作为党在东北地区统一领导机构的中共满洲省委，其在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时刻和危急关头，也与周恩来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上世纪20年代，动荡的东北正处于国际国内多种矛盾的焦点。中共中央对于东北地区的工作高度重视，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各方面情况，从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之日起，即筹划成立满洲特科。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国返沪途经沈阳，曾停留一周。他传达了六大会议精神以及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并详细听取了满洲省委的工作汇报，还专程到东三省兵工厂走访，接见了兵工厂的党、团员。在深入了解和掌握相关情况后，周恩来回到上海，便立即开始着手满洲特科的筹建工作。
此前，東北地下党员赵唯刚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以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教官的公开身份，已经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为满洲特科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1928年底，中央特科正式委派蔡伯祥到沈阳组建满洲特科，任特科书记，并由赵唯刚担任秘书长，成员有吴宝祥兄妹等。依照中央特科的模式，满洲特科的组织机构也分设四科。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租房子、设立机关等。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搜集东北军政机关和日本方面的政治军事情报。第三科是行动科，负责铲除叛徒，营救同志。第四科是电讯科，负责报务工作。由于满洲特科人较少，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一人多能，每个成员都有多个称呼和身份。
蔡伯祥作为满洲特科书记，当时主要负责总务科的工作，“老蔡”“蔡麻子”都是别人对他的称呼，其实，他的本名为邵达夫。蔡伯祥毕业于上海一所医科学校，曾在上海开过一个小医院，中央特科有人受伤都会到他那里医治。他工作经验丰富，来沈后便在城内开设了一家首善医院，以行医为掩护。在满洲特科情报科工作的赵唯刚，则主要负责搜集情报、掌握敌情。他1927年在日本加入共产党，回国后先在沈阳东北兵工厂工作，后又进入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任教官。赵唯刚也和蔡伯祥一样，有多个名字和多重身份，曾用名有：赵石羽、石际民、赵国元、扎哈诺夫等。赵唯刚在奉系高层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奉系军政要人杨宇霆、汲金纯、高维岳都与他有私交，为防止宪警特务的盘查，赵唯刚还特意请热河都统题写了医院的牌匾，以迷惑敌人。
满洲特科成立后，工作很快开展起来，搜集了大量奉军的军事情报，包括军事技术、军事生产计划、产品产量、原料来源、军队编制、人员配备、军事装备及各种内部情况，并迅速转交给中央特科，在险恶的环境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保卫中共满洲省委机关】
1929年7月，刘少奇秘密抵达沈阳，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此时的满洲省委正处于异常混乱的状况，1929年四五月间，东北党员人数骤减，前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主动要求离开东北，认为东北“难以开展工作”。
为便于掩护和保卫党的机关，刘少奇与夫人何宝珍居住在当时的西北工业区皇字78号，即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学员宿舍，以海军司令部副官的身份活动，满洲特科负责其安全。从刘少奇入住宿舍起，张学良的异姓兄弟、以调查学生中的共产党出名的高胜岳，被派来出任总队长。蔡伯祥对赵唯刚交代：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住在你们那里，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并了解一下，为什么最近高胜岳被派来高等军学研究班当总队长，是不是嗅到了什么。后经调查了解，得知高胜岳来研究班纯属偶然，原因是他“整人搞内耗”，东北军没地方安排，只好把他安排到这里，蔡伯祥这才放了心。在满洲特科的积极协助下，刘少奇在满洲省委取得了空前的成绩。周恩来对此曾给予充分的肯定：“在精神上路线上迥然与前异，的确创造了中共满洲党之斗争的精神。”（《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版）
1930年3月下旬，刘少奇奉命调离满洲省委，党中央派李子芬任满洲省委书记。这届省委贯彻和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对于党员陈尚哲、杜兰亭的被捕，并没有足够重视，也没有采取应急措施。杜、陈二人叛变后，带领敌人大肆搜捕党、团员和群众，4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组织部部长丁君羊、团满洲省委书记饶漱石、满洲省委秘书长刘若云、团中央巡视员邱旭明等主要领导人几乎悉数被捕，在沈阳的省委委员只有王永庆一人逃脱，地下党的活动完全陷于瘫痪。在宪警、密探、特务遍布的沈阳城，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的消息根本无法向党中央报告。就在此时，蔡伯祥及时向中央特科汇报了这一重要情况，党中央十分重视，立即决定让正在上海汇报工作的满洲省委成员廖如愿火速返回沈阳，很快便恢复了省委的工作，使本已命悬一线的满洲省委转危为安。
满洲省委遭破坏后，省委秘书处的重要文件被装在柳条包内，于23日转移到了省委印刷所。印刷所由李一雨夫妇负责，是省委的秘密机关，是一个东北军退役旅长的房子，被捕人员都不知道这个地点。但是因为对形势过于恐慌，李一雨夫妇外出躲避，省委派人去取件时已经大门紧锁。28日，省委派秘书处秘书张光前配一把钥匙进屋去取，没能成功。之后又派人再次尝试用钥匙开门，结果引起了房东的怀疑。起了疑心的房东随后进屋查看，发现几大柳条包里装的全是文件，连忙追问是谁的东西，当时情况危险，如处理不当，将直接威胁到省委和特科的安全。于是，“抢包”成为满洲特科的当务之急，有着丰富特工经验的蔡伯祥，决定晚上亲自带队去找房东。他们乘车来到民房，车上放好了枪、汽油以及厚礼，预备万一谈判不成，便动武抢出文件或放火烧掉文件。endprint
不出所料，房东一看有礼物又有钱，还听说赵唯刚是军界的，态度有了好转，立刻愿意归还柳条包。临走时，房东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告诉你朋友，下回可要注意点啊，情况复杂啊！”就这样，一场危机得到了化解。最终，李子芬等大批满洲省委干部，在“九一八”事变后被营救出狱。
【打入敌营，开展兵运工作】
1929年3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在目前党的总的政治路线‘夺取群众之下，士兵运动，当然不能离开这个原则。我们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去做夺取广大士兵群众的工作。”这一指示，对满洲特科在东北军中开展士兵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搜集军事情报，协助满洲省委开展工作，满洲特科多次派人打入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是张作霖父子执政东北期间创办的综合军事学校，东北军中，上自最高统帅张学良，下至连排长，绝大多数都是从讲武堂毕业的。1930年春，党组织决定派省委秘书处的刘伯刚去那里做兵运工作，赵唯刚将刘安排在“机迫平传习班”（机关枪、迫击炮、平射炮学习班），为官兵们讲授日本语，对外则宣称是学习班班长杨炳森的朋友。刘伯刚经常利用节假日和官兵交谈，一位姓贾的学员是这个班的三个队长之一，自己住一个房间，刘伯刚常去和他聊天，借机宣传革命思想。此外，刘伯刚还常到东陵山林守备队去找士官聊天，但不料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那年夏天，刘伯刚把党的刊物《满洲红旗》带到野外看，不慎被人偷去，因而被捕。赵唯刚和杨炳森得知后，立即到清乡委员会去，找到审判官、书记官，说了不少好话，但因事关重大，谁也不敢放人。回来后，赵唯刚找蔡伯祥研究营救方案，但由于情况特殊，没有营救成功。不过赵唯刚通过给刘伯刚送行李的机会，把他在“机迫平传习班”发展的四名党员的名字记了下来。从此，这四名党员由赵唯刚联系。尽管特科在此次营救人员方面没有取得成功，但在讲武堂的士兵运动并没有遭到破坏。
【惩办叛徒，秘密转移同志】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告密，导致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候补委员杨殷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在上海被捕并遭杀害。中央特科行动科曾计划劫囚车营救彭湃等四人，但因国民政府临时更改囚车行程和时间而未能成功。白鑫投向国民政府后，被安置于国民党特工范争波的公馆内暂避。因为他了解很多党的机密，危害极大，党决定必须将这个血债累累的叛徒处决。周恩来亲自到白鑫的住所等地观察现场，结合连日所获情报，经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交由中央特科重要成员陈赓负责执行。
蔡伯祥在任满洲特科书记之前，曾是中央特科红队有名的神枪手。此次陈赓特地将他调回上海，协助惩办叛徒白鑫。1929年11月11日下午，在陈赓的亲自指挥下，蔡伯祥与红队其他同志在白鑫住所周围埋伏下来。傍晚，白鑫由范争波弟兄等五人陪同，从家门口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还没来得及上车，就被冲上来的红队队员团团围住。企图夺路而逃的白鑫开始顽抗，最终被蔡伯祥等人击毙在弄堂里。
1930年4月至8月，中央特科派陈赓、钱壮飞等人到天津、沈阳等地进行情报工作。适逢东北党的地方组织遭敌人大肆破坏，对外地来沈人员更是详加盘查。为避开敌人的跟踪和追捕，陈赓等人在战友蔡伯祥的安排下，分别住在满洲特科成员的家中，其中陈赓就住在赵唯刚家里。此后，在满洲特科同志的大力协助下，陈赓等人圆满完成了这次情报工作，并将满洲特科的工作情况及时汇报给了中央。
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幸而钱壮飞等同志及时获取了顾叛变的情报，上海的党的机关才免遭大的破坏。顾顺章叛变前，工作上关系最密切的就是陈赓，因此党安排陈赓立即隐蔽起来，为安全起见，决定派他到天津去。
经过周密计划，中央特意调熟悉天津情况的蔡伯祥护送陈赓和陈养山去天津。他们于6月16日离开上海，乘坐中国的船只怕出问题，于是选定一艘开往塘沽的英国货船。货船上乘客稀少，船上只有统舱，男女混杂地挤在一个大铺上，经过四天四夜到达塘沽，又改乘火车，终于抵达天津。蔡伯祥把他们安排到法租界住下，一切安頓好后随即赶回了沈阳。
【监视日军，获悉日本侵华情报】
1930年中原大战时，满洲特科着意搜集东北军方面的情报，以方便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及时了解东北局势及军阀战争的进展，并对战后全国的局势作出判断。在东北军入关作战之前，满洲特科从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密电处得到可靠消息，详细了解了东北军出兵的目的、军事部署以及出兵的条件。通过对蒋介石、张作霖之间的电报和人员往来及东北当局内部的分歧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此次东北出兵，表面上虽然帮蒋，但绝非彻底的讨阎、冯。盖奉张尚须留阎、冯以治蒋”，“今后之局面，仍然为军阀割据”。
侦察和搜集日本在东北侵略阴谋活动的情报，也是满洲特科的重要工作
1931年8月，满洲特科人员在沈阳南满铁路车站等地发现异常现象。据赵唯刚的回忆录记载：“车站的大仓库，本来已经很大了，这时又扩大了许多。原来是铁丝网围着的，现在用木板围起来，防止外面的人看；周围又搭了很多临时军用帐篷，还挖了不少掩体。从高处往里看，发现里面有很多日本青年在接受军事训练。为此，我还特地到四平去了一趟，也发现了类似现象，铁路的给水塔旁均加了日本岗哨。看起来日本人要动手了。”发现日本人这一不寻常举动之后，赵唯刚于9月初给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打报告，满洲特科也立即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了这一情况，并继续侦探敌情。他们还在日本人活动最集中的大连专门派人打入日本特务荒木与吉平佐卫门集团中，侦察日本侵华的动向和活动情况。这些，都为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把握日本的侵略动向、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特科的活动基本结束，部分特科人员打入伪满政权，为苏军情报部门工作。
满洲特科工作性质特殊，出于保护他们的目的，特科事迹在历史档案中难以寻觅。在极其复杂而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满洲特科凭借其成员的精明、勇敢以及坚定的信仰，在隐蔽战线上与敌人展开了生死较量。他们身处险境，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艰巨的任务，其秘密工作的思想、方法、经验教训和纪律，成为东北地区革命斗争史中的宝贵财富，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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