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第三章：三叔祖礼耕先生 (七)

《山居续忆》

第三章

三叔祖礼耕先生

徐家祯

(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与家人团聚于上海华山路丁香花园

(中立者为三叔祖与三叔祖母，中排左第二、三人为我父母)

          六六年十一月，三叔祖与我们家都“扫地出门”之后，“红卫兵”、“造反派” 当然就不再来抄家了，因为他们知道已无物可抄。于是，对我们来说，“文革” 的节目就转到另一项去了，那就是批斗。既然三叔祖与我父亲住在同一条弄堂 里，凡是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党委开起批斗会来，他们就往往是“难友”。

          其实，虽然我父亲既是“剥削阶级”又是“反革命”，有双重身份，总是比 三叔祖只是“剥削阶级”——最多再加上个“摘帽右派”——要复杂得多，但在“文 革”初期，三叔祖的处境可能在某些方面更为困难。至少就他生活环境而言，不 但物质条件更差，而且他住的那幢房子的正屋里就住着一个里弄干部，可以成 天监督他们。那位干部的儿子又是中学“红卫兵”，正巴不得有那么一个“阶级敌 人”住在身边，可让他表现无产阶级仇恨、英雄主义精神。于是，一会儿去他们 门上写“吸血鬼”、“大臭虫”，一会儿去“勒令”他们扫弄堂，学《毛选》，整天不 得安宁。三叔祖爽朗、响亮的笑声再也听不见了。只见他脸色又紫又黑，弓着 腰，驼着背，低着头在弄堂里默默地走进走出。

          “文革”之中，人人自危，谁还能顾及别人?尤其是“有问题”的人家，好 像得了瘟疫一样，亲友避之唯恐不及，谁还敢上门去?我父亲岂止“有问题”， 而且还有双重问题，于是简直好像断了六亲。然而，三叔祖仍然来。尤其是“文 革”后期，作为单纯的资本家，他已可见到一线光明，而我父亲作为“反革命”仍 黑云压顶的时候，三叔祖不避嫌疑，几乎天天来看我们，真是难能可贵!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三叔祖每天拄着一根藤杖、弓着背、手里提着一 个尼龙袋走进我们朝北的斗室中的情景。在我们两家都住在同一条弄堂中的十 多年中，三叔祖几乎一天不间断地每天过来坐一会儿。如果我也在家，他就多 坐一会儿，因为我在工作，他认为我消息比较灵通一点儿。记得那时他的第一 句开场白常是:“今天有什么消息?”而那时，整个社会死水一潭，好像连空气 都冻结住了一样，还有什么“消息”可说?所以，后来，我没等三叔祖开口，就 抢先说了:“今天又没什么消息。”于是，三叔祖往往长叹一声。有时，随便讲 几句闲话;有时，默默地坐上一会儿，就站起走了。有的时候，三叔祖情绪不 好，一进门就连连叹着长气，没坐两分钟，就默默站起离去。有的时候，三叔 祖甚至一天走来两次。在那些时候，我们往往可以知道三叔祖的心情实在是坏 极了。也有的时候，我父亲心情比三叔祖更坏，对于三叔祖的问题，我父亲爱 理不理，有时还有意无意地冲撞几句。我冷眼看着，很不是滋味。当然，父亲 当时的处境，我完全知道，但三叔祖每天过来看望我们，完全出于关心及好 意;何况我父亲的尴尬局面又与三叔祖无关，如何可把气出在他头上?好在三 叔祖并未把我父亲的态度放在心上，见我父亲心情不好，他少坐一会儿，叹口 气，站起走出。但第二天，有时甚至当天下午，又会过来。

          后来，到了“文革”后期，资产阶级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三叔祖的小女 儿结婚后，女婿总不能与丈人、丈母同住一个十二平方米的汽车间，于是政府 不得不分配给他们一套小得像鸽子笼一样、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一卧室一客厅 的宿舍房。父女两代各占用一间。房子还在同一弄堂中，只是再稍向南去一点 罢了。再后来，资本家得到了政府发还的两千元抄家物资。(注 1)我父亲因除 了资本家那朵乌云，另有“反革命”那朵乌云罩在头上，因此，所有这些好处都 是没有份的，我父亲好像是永无出头之日了。于是，他情绪更坏。三叔祖仍不 避嫌疑地几乎每天都来。有一次，他还安慰我父亲说:“三家人家(指我父亲及 两位叔祖)中只要有一家好了，另外两家总不会饿死!”我相信，如果我父亲情 况没有变好，三叔祖是一定会像分家以前在大家庭住着一样照顾我们的。

文革后与家人摄于上海工商联院中(约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右起第四和第五人为徐礼耕夫妇，我母亲为左起第一人)

          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不久落实政策。虽然我们和叔祖 父房子发还的事还要晚些时候，但钱财却很快发还了，我父亲的政治问题也得 到了解决。三叔祖在那段时间仍几乎每天来，但已不再愁眉苦脸，心情好多了。

          不久，我就得到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注 2)当然，我很快告诉了三叔祖。 他高兴极了，因为我是我们大家庭中除了他之外，第一个人有机会去美国的。 临走那天早上，一早赶来送我的亲友有几十位，大家站在院子中留影，三叔祖 也在其中。

          在纽约一年半中，我大概写过一封信给他。他也回过一信，说五十多年 前，他也在纽约住过，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一套公寓每月租金似乎只有五 块美金，地下铁一张票似乎只有五分钱。我已记不清他讲的钱数，反正低得令 人不可置信。他问我那时价钱如何。我告诉他，我租的一间暗无天日的地下室 每月就要九十美元;地下铁车票已达五角钱一张。不久，票价即涨到六角，我 一年半后离开时好像记得已到七角五分了。

          在外国几年中，我与三叔祖通过几次信，他是有信必答的，可是他的回 信除一封外我都丢了。那一封保存着的信是我来澳(注 3)一年后第一次回中国 前写信告诉他这一消息，他给我的回答。现在成了我拥有的他的唯一墨迹。

文革后与家人摄于中山公园(约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坐者为徐礼耕夫妇，中立者为我父母亲)

           此信是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写的，很短。他说:

          “今年上海天气，先是连绵梅雨，转晴后即连续酷热二 十天。我因体力转弱，突然中暑高烧，经住院十五天，现已 出院。同瑛(即我三叔祖母——笔者注)病已半年，医断为 心脏房颤，更兼其他症候，时有反复。荷蒙 远念，感谢莫 已。

          不久能有机会回国，实所盼望。如有准期，望能先告。 临风依依，不尽欲言。”

          信虽简短，但很有真情实感。那时，他们和我们家都先后搬回了自己的 大房子中去住。一开始，只住第三层楼，下面仍是公安局的警察局;又过了几 年才整幢房子发还。“扫地出门”十四年，好不容易回到老屋，三叔祖还写了一 首打油诗:

                           “扫地出门十四年，归来重住旧房间;

                             似曾相识梁间燕，花落花开总偶然。”

          十四年后，似乎财产、房屋发还，一切可以重归旧好了，但已失去的光 阴是再也无法归还了。我第一次回国时，三叔祖已近八十岁。我父母告诉我， 他已不再来我们家了。我父母有时去他们三楼看他，带些他爱吃的家常菜去。 我回国后第二天一早即去向他请安，他高兴地指着玻璃板下压着的我从美国、 澳洲寄给他的照片给我看。第二次回国，三叔祖母已卧床不起，三叔祖也几乎 足不出户了。再过半年，我第三次回国，他们二老都住在医院，不久三叔祖母 即故世，三叔祖倒渐渐康复回家。但家里人都不敢告诉他三叔祖母去世的消息， 只讲她仍住医院中。我离沪时去向三叔祖告别，他还病卧床上，这是我与他相 见的最后一面。

三叔祖徐礼耕(中坐者)

“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后与家人摄于上海江苏路朝阳坊 20 号家中三楼卧室内

(约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左起:十六叔叔徐祖东，亲戚王梅仙、六叔叔徐祖美、八姑母徐宣寿及八姑夫沈祖樾)

          八七年，父母来南澳看我，住到八八年八月底才回中国去。在六、七月 中，我弟弟来信说三叔祖又送医院了。不久，又说情况稳定出了院。我父母回 国不到一月，就寄来三叔祖病逝的噩耗。

          据他们来信说，那天晚上他吃完晚饭还带上手表说:“七点、七点了。” 声音比平时清楚。过了一刻钟，他小女儿想给他盖被，见他似乎要呕吐状，两 手微微抖动抽搐，不一会儿，脸色已变。连忙按电铃叫他人上来，三叔祖已经 停止呼吸。享年八十七岁。

         三叔祖虽一生多难，但他所受之磨难其实无一不与国家和民族所受的磨 难息息相关的。如果撇开他那些因为国家、民族所受磨难而受的磨难，那么， 他的一生也算福寿双全了。

          上海二十毛纺厂在为礼耕先生作的悼词中称他为“丝绸工业的巨子”、“真 正的爱国民族企业家”，我想我三叔祖是当之无愧的。

          我父亲在三叔祖追悼会上送了一付挽联上，挽联上所说的意思，大概可 说是他一生及与我们关系的极简洁的概括:

                              “孤露痛鲜民，夙昔耳提面命，叔季由来犹父事;

                                胸怀原坦荡，平生北马南船，道山归去即仙游。”

注 1: “红卫兵”、“造反队”抄家是 1966 年下半年的事。以后，一直没有确切的政策，说被抄去 的财物是没收了，还是以后还将发还。于是，社会上各种传闻很多:一会传说财物已经 进入国库，不会再还了;一会儿又传说，迟早总会还的，甚至有时还传说已经在开始处 理了。所以，三叔祖每次来我家问的“有没有消息”，除了关于“文革”中政局方面的消息以 外，实际上，主要就是指抄家财物处理这方面的消息。结果，一直到“文革”结束，绝大 部分抄家物资都没有作过什么处理。后来，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就开始正式处理“文 革”遗留下来的这一大问题了。在上海，一开始是，凡是在“文革”中被抄的资本家，都先 发还两千元，至于其余财物，当时并没有明确说要等何时以及如何才处理。当然，既然 政府已经发还两千元，对资本家来说，就好像先吃了一颗“定心丸”，知道其他财物的发 还一定只是时间问题了。而我父亲，因为不光是“资本家”，还有“历史反革命”这个罪名， 所以，一开始，别的资本家拿到的那两千元，他是没有份的。于是，他就不知前途如何， 终日惶恐不安了。过了几个月， 我父亲也拿到了那两千元， 他才定下心来。我们家和两 位叔祖家的抄家物资得到最终处理，那是已经七九年初了。处理方式是:被抄的存款悉 数发还，利息当然是不算的;其余被抄物资按清单折合当时物价归还。记得那时黄金的 价格是九十多元一两。而首饰、文物、书画、家具等等，当然就更不值钱了。至于我们 与三叔祖家原来的住房，因为那时已被上海长宁区警察局占领，做了全区警察的办事处和宿舍，一时无法归还，就又拖延了两三年，一直到我八 0 年出国后才还。我们那所住 房的三楼，当时已成警察局马局长的官邸，而按照政策，政府干部应该带头落实政策， 于是他就把三楼先还给了我父母。他们搬回去住的时候，下面两层还是警察宿舍，住满 了警察。再过了一两年，警察局另盖了新房子，才把宿舍搬出我家，于是整栋房子就都 归还我们家了。我三叔祖他们，也在差不多时间搬回自己的住房。

注 2: 我是在美国的小舅担保我去美国自费留学的，那是 1980 年 2 月初的事情。关于此事， 可详见《山居杂忆》第 33 章〈我的弟弟宜官〉。

注 3: 我从 1980 年 2 月至 1981 年 8 月在纽约念书、打工;1981 年 9 月得到夏威夷大学助教 奖学金，就去夏威夷念研究院并担任助教之职了。1983 年 2 月，获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大学的教职，就开始在澳大利亚定居，一直至今。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日 写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
                                                  二 0 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修改并注释于刻来佛寺新红叶山庄

晚年徐礼耕(约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