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爆雷，后果不堪设想

在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刚刚掀起的年代，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写道：“大自然厌恶衰老。”现代的很多观察人士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过理由却是这位作家未曾预见到的。

现在很多发达国家都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大量工人都到了退休的年纪，特别是在日本和欧洲，在美国也是如此。

我是能够坦然面对衰老的，因为没有人可以逃脱生老病死。但对于这些增长已经见顶的发达经济体来说，人口老龄化会引发一系列连锁问题。一方面，这些国家对新机器的投资已然在减少；另一方面，老龄化又减少了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导致了生产率的进一步下降。而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等支出，又会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导致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用来供养老年人口。总而言之，随着就业岗位不断向国外流出，加上机器人的普遍应用，发达国家正在面临着劳动人口越来越少，而他们需要供养的老龄人口越来越多的问题。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目前我看不到它有任何停止的理由），那么几个世纪以来，社会一代比一代进步的趋势就会停止。因为社会主要劳动力的收入大头都将用于为老年人构筑社会保障，而不是用于消费和养育下一代。年轻一代的消费率和储蓄率的下降，必将给经济增长踩下刹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向是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不过他也最早指出了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弗里德曼就指出一场危机即将到来，而那时我们明明有更多的时间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的税收和社保体系，其本质上就是在用年轻人交的税来供养老年人。虽然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危险是确实存在的，但令人费解的是，我们并未做出任何改变。2012年，《代际冲突》（The Clash of Generations）一书的作者劳伦斯·科特利科夫和斯科特·伯恩斯曾经为美国计算过官方公共债务和包括未融资债务时的真实负债之间的缺口，他们将这一差额称为“财政缺口”。当时他们计算的美国的官方债务为11万亿美元，而真实负债则达到了令人惊掉下巴的211万亿美元。虽然他们敲响了警钟，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却什么都没有做。

在《代际冲突》出版十年后的今天，美国的财政缺口已经达到GDP的14倍。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发现，财政缺口“已经达到了官方债务的22倍。”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巨大的财政缺口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格局的一部分。世界银行（World Bank）曾经警告道：“老龄化在全欧洲范围内都是一个显著现象。”以波兰为例。1956年，半数波兰人口都在26岁以下，非常年轻。时至今日，波兰人的年龄中位数已经接近40岁，并将于2050年达到51岁。另外，波兰人口总数也在老龄化中日趋减少。预计2050年的波兰人口将在3,200万左右，比1995年整整减少600万人。

从统计数据能够看出，在各个发达国家，老龄化都带来了一种危险的失衡。国民收入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保障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而不是流向年轻劳动者。随着适龄劳动者人口的持续下降，和老年群体福利支出的激增，各国的养老财政缺口每年都在急剧恶化。长此以往，年轻人不甘心承受巨大的社会化养老压力，必然会表达不满。你可以看看媒体上，近一段时间，年轻人与老人发生冲突的新闻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非但没有进步，反而一再倒退。根据美国社会保障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数据，1960年，美国退休和残疾工人与在职工人的比例是1:5。但是2009年就已经下跌到1:3，到203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1:2，也就是说，每一位劳动者都要供养两个吃社会保障的人。

美国的情况虽然很糟糕，但相比欧洲还是稍强一些，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填补美国的劳动力供给。虽然美国的生育率远低于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的所谓“自然替代率”，但美国的总人口并未减少。由于来自亚洲、中美洲、拉丁美洲等地的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总人口虽然增长缓慢，但还是在增长的。尽管如此，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加，美国领社保的人群很快将达到7,300万人，几乎比2010年翻了一番。目前，美国即将到期的未融资债务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其规模超过了2021年拜登政府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就业法案》2.5倍。

日本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很低，而且人口预期寿命很高。由于日本和欧洲的综合社会福利计划都有严重的遗留问题，因此日本和欧洲也将在这方面面临最严峻的挑战。这些地区的老龄化问题都比美国严重，而且他们的养老福利总体上也比美国更高。但是上一代人羡慕不已的高福利的社会保障网络，却也让当代和未来几代人背上了堆积如山的债务。

在这场与老龄化赛跑的比赛中，美国紧紧追赶在欧洲和日本身后。当然对这场比赛而言，胜利者是没有任何荣誉可言的。这个问题不仅仅出在联邦政府身上。衡量隐性债务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50个州分别在养老金系统中持有多少资产，以及欠了多少债务。

目前，美国的私营部门养老金计划融资严重不足，纳税人可能还得承担1,850亿美元的债务，而这就算是最好的情况了。

近年来，美国的医保支出甚至已经超过了养老支出。2020年，美国两大医保体系Medicare和Medicaid，加上私人保险公司、医院、诊所、临床服务，以及患者自付费用和处方药支出增长了近10%，达到5.4万亿美元，相当于人均12,530美元，或者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

医疗支出带来的财政压力也是必然会继续增长的。预计到2028年，美国的医疗支出将以每年超5%的速度增长。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0年的一篇论文显示，社保体系已经成了美国随时会被引爆的一颗地雷。大卫·奥特尔和马克·杜甘在《失去劳动力人群社保支出的增长：一场财政危机》（The Growth in the 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Rolls: A Fiscal Crisis Unfolding）一文中指出，美国的社保体系为80%以上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身心残疾者提供了保险，这一数字要比以往高得多。他们认为这主要是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美国通过立法，降低了患有腰痛、关节炎和精神疾病者获得社保福利的门槛；二是残疾人获得了额外的税收优惠，使工人拥有了申领福利的动机；三是职业女性的急剧增加也扩大了受保工人的数量。

因此，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加之现行的“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一个国家的养老金债务必然是巨大的，而且会随着时间呈爆炸式增长，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但现在一些老龄化的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显然，这些隐性债务已经成了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财富中文网）

本文作者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经济学教授，曾经在白宫和美国财政部任职。他还是经济与金融咨询公司RGE Monitor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他也是全球多个国家央行的顾问。

本文节选自努里埃尔·鲁比尼的《超级威胁》（Megathreats）一书。经Little、Brown和Company许可转载。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译者：朴成奎